黑板上的经济学-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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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写好文章还要从背《古文观止》开始。
高三时作文的重点放在论说文与夹叙夹议文上，作文课是两周写一篇，我为自己定的任务是再多写一篇，即每周写一篇。天天早上用半个小时或一个小时（早自习）背《古文观止》，写作文时反复打腹稿，写好后一次次地改，尤其是在文字上力求通俗、简洁、流畅，郭老师那里学来的写法不管用了。那时高考压力远没有现在这么大，我们几个爱写作的同学在班内还办了一份板报，我还担任学校办的“铁中文艺”主编，大家也在一起互相修改作文。尽管高三时功课不少，又面临高考，但这些事一直到高考前3个月才停止。
张老师和所有老师一样，对我这样好学的弟子很喜欢，经常给我一句句改作文。写得好的地方，他画些圈；写得不好的，他画一条横线；然后写一个“！”或“？”；让我自己想为什么写得不好；如何改。有时一篇作文要改许多次。在张老师的指导下，我觉得自己的写作能力有所提高。在高三语文课结束时，最后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理想”。当时我特别想当记者，于是情文并茂地写了一篇作文，发下来后居然得了90分，据说这是张老师这些年教学中给的最高分，平时我们能在张老师手下得80分就极高兴了。这次我得了90分，张老师又把我这篇作文作为范文，在各班传阅。许多同学在若干年后还称赞我那篇文章好，可惜记者的理想并没有实现。由于对写作文的兴趣日益浓厚，高考时报了文科。
上大学之后，我们还学过一学期写作课。每两周一单元；一次讲范文，一次写作。这时我不用花多大功夫，几乎每次都是“优”。不同的老师教写作课，对我的作文都评分不低。其中一位老师问到我中学语文课的学习情况，我把几个老师教我写作文的情况说了，他感慨地说，你碰到了好老师，以后你会知道，这是一生的幸事。今天我对这句话记忆犹新，而且深深感谢我的中学老师。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每位语文老师对我写作水平的提高都有不可替代的影响。计老师的当头一棒使我重视写作，郭老师的情文并茂在当时写命题作文时有局限性，但今天仍十分重要，谢老师对基本功的强调是我一生写作的基础，张老师则是在此基础上的提高。而且，当年我的这些老师都是真正诲人不倦，不仅是我的作文，我们每个人的作文都改得极为认真，写作有困难者，老师叫去“单兵训练”是常有的事。那时老师除了教我们之外，心无二用。我上高中时还是中国三年困难时期，但生活的困难，甚至吃不饱，丝毫没有影响他们对教学的认真和负责。他们的这种精神至今仍激励着我。如今我也是教师了，但与他们相比，我感到汗颜。
中学作文以命题作文为主，这当然会束缚学生的思维。按我们传统的思维方式，学生所写的并不全是心里话；这些当然都会不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发展。但我总认为，一个人写作的基本功还是要这样训练；写作基础打好了，以后才会有留名青史的大作。这点写作基础是要下大功夫的。
此外，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感到；写好文章的功底是阅读，不读破万卷书是难写出好文章的。尤其在中小学时背一点古诗、古文和经典文章，对写作是极有益的。过去的教育以让小孩子背四书五经为主，并非没有道理。当然；在网络时代，这一套也许吃不开了，但万丈高楼只能平地起；从小读书写作，打下写文章的基础，以后会受益无穷。
愿以此与年轻人共勉。
列车上挨批记——读书经历之二
“文革”中全国都是大批判的战场，十亿人民个个都是批判家。没想到，我由于读一本书居然在列车上受到了批判。
那是1969年寒假，我从东北林场回北京探亲。临行前向同事小马借了一本美国作家德莱塞的书（是《金融家》还是《镀金时代》；记不清了）；准备在火车上看。
当时的火车拥挤不堪，与现在春运期间差不多。我上车后几乎无立足之地；与我同上来的一位解放军军官对我说：“咱们在长春就下，长春站优待军人，我给咱们弄两个座。”长春下车后，他拿我们俩的票到军人窗口办好了下午到北京的车，当然有座。我到长春一个朋友家看望，饭后顺利上了车。
这是一个军人专用车箱，除我以外，全是军人，但每人都有座，舒服得很。与周边军人寒暄几句后，有人在望风景，有人在打盹，我拿出了德莱塞的书看。
正当我看得入迷时；突然有人把书抢走了，我抬头一看；是长得还不错的年轻女列车员。还没等我张嘴，她就厉声问我：“你看的什么封资修书？”我忙介绍，“我看的书是美国共产党员作家德莱塞写的，是批判资本主义腐朽的……”没等我说完，她翻出一张有盛装美女参加舞会的插图；质问我：“有这样黄色的图画；能是好书吗？美国共产党；你是唬我吧？就是美国有共产党；也是修正主义！”我急了；与她辩论；说“毛主席还有美国共产党朋友呢？”这小丫头，别看模样不错，说话挺厉害，有点“东北虎”风范。她马上驳我，“毛主席的美国朋友我知道，是斯诺，不是你的这个什么德莱塞。这本书一定要没收，你要不给，下车我把你和书交给北京站派出所，让专政机关处理你。”她又告我，“前几天也有一个人带了几本封资修的书，我们要没收，他说什么也不交，到站后交给车站派出所一查，原来是个地主狗崽子。阶级本性不改，被专政了。你要向他学？”我看着旁边，希望有个人主持正义帮我说话，但包括给我签车票的军官在内都不吭声。
我一看有点“失道寡助”了，但还不甘心，嘴不敢硬了，就求她，“这是我借别人的书；没收了回去不好交代”。我还让她看了看书上写的名字和我的工作证，证明这一点。她说，“这好办，我们撕一半，你把另一半给他，让他也别看这种封资修的书”。我一想，我看了差不多一半了，让她把前一半拿走算了，还能看完。因此；我准备撕下前半本给她。没想到她比我聪明，早看出我的“狼子野心”是接着看完。她说，“别想美事，一半是从中间横着切一大半”。我一听，碰见这么聪明的姑娘真没治了。她还不饶我，告诉我：“我们还要让你自己愿意交，要是不交，现在马上开批判会，下车后连你交给派出所。”
她正严厉地指责我，列车长过来了，问出了什么事？她把我的“罪行”汇报了，然后要求列车长把乘警叫来处理我。我一听要动用无产阶级专政力量，也有点毛了。列车长年长一些，看来并不想把事闹大，对她说，“算了，他把书交了就算了”。又对我说；“出门带这种书干什么，不是找麻烦吗？”听他的口气还是善意的。我就此顺杆往下爬，同意交书；连半本书也不要了。
一切都结束了，我以为事情就这样完了。晚饭后听“新闻联播”。当广播结束时，那个女批判手又来了。她搞过“三敬三祝”；念完语录之后大声说：“解放军同志们，今天就在我们车厢里，还有人看封资修的书，这说明阶级斗争还是激烈的。这个人看来还年轻；但中封资修的毒不少。今天晚上我们的批判会就以这件事为例，批判刘少奇之流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我一听坏了，把我当批判对象了，这解放军要发动起来，我岂不陷入人民军队的汪洋大海了？岂不有灭顶之灾吗？事已至此，我也没办法，只好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浇的架式，准备迎接“革命洗礼”。
没想到车厢里分外静，没有一个人发言，大家都是呆坐着听她的。她一看批判不起来，又不敢说解放军的不对。只好一遍遍发动群众，她还点附近一些人发言，谁都是摇摇头。她一看没办法，先自己批了一通，然后让我们分小组（对面坐的人是一组）批判。她走到我们这里，告诉大家：“事情发生在你们这里，你们要好好帮助他，他还不是阶级敌人；但事情是严重的，我看，让他先做个深刻检讨；挖挖根源；然后大家帮他分析。”我只说了一句，“我不该看这种书……”。正在这时；列车长出来把她叫回去，说有事。这下又把我救了。这小丫头一走，当然更没人发言，我也不检讨了。过了一会，她没回来，一场批判会就在无言之中结束了。经过这一下折腾，大家连说句话的兴趣都没有，睡觉了。这一夜我也没睡好，真怕那丫头又来什么“幺娥子”（东北话“坏主意”）。第二天起来，快到北京了，我们在她带领下做完“三敬三祝”；不久就下车了。临下车时我向那位解放军道谢，他只说了一句：“这年头；什么地方都要小心。”
事情过去30多年了，当年的那个小丫头现在也该当奶奶了。也许她早忘了这件事，但每当我看到书架上的德莱塞的书时，不免又想起这一场闹剧。小马的书仍然没还上，好在当时他就没把这当回事。
“文革”中购书记——读书经历之三
现在的书刊市场真繁荣，面对许多装帧精美，内容诱人的书，真不知道该买什么。走到书店信手买几册自己中意的书，拿回来慢慢欣赏，真是最大的幸福。每当这时，我又会想起“文革”中买书之难。正如一首歌中唱的“我有钱时没时间去桂林，有时间时又没钱去桂林”；那时买书也是有钱时没书可买，有书了又无钱可买。但越是买书难，买到的书越是珍贵，买书的回忆也格外甜蜜。买《法国革命史》记
从小学到大学，“革命”是我们心中最崇高的词汇。“文革”开始时；我仍对这场革命充满了向往与神秘感，觉得这一定是一场可与法国大革命同样有历史意义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是什么样？其实我们也并不清楚。正在这时；我在海淀新华书店看到一本《法国革命史》。
法国学者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我是久闻其名，但没读过。这本书由北大历史系杨人教授译；商务印书馆出版；精装本；看上去极漂亮，定价不到2元钱。一见此书，我立生爱意，想买下来。可惜拿出钱包来，内中只有不到一元的零票，不够买这本书，只好放回。
回来以后朝思暮想的就是这本书，又不好意思找同学借钱，只好作罢。偶尔去书店时；还看它一眼，或拿出来翻一翻。过了不久我们义务献血，说是义务献血，实际上可以吃半个月营养灶，还发20元补贴。那时；这20元可是一大笔财富。拿到这笔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奔书店去买我心仪已久的《法国革命史》。可惜书已经没了，不知谁捷足先登买走了。我懊悔极了，一再央求售货员帮我再找一本。售货员看我那迫切的样子，也很同情。她在书架和下面的书柜找了半天没找到，又到库房去找。过一会她出来告我，库里也没有了。看到我失望的样子，她说，她到其他书店帮我找找，让我过几天再来。不几天后，革命风暴来临，书店几乎只剩下马列和毛主席的书了。我买《法国革命史》的愿望落了空。
也许那时还年轻，对这本书总不能忘怀，似乎没买到是天大的遗憾。到什么地方的书店都不忘找这本书，但始终没找到。这个情结也就没解开，甚至有一次做梦还见到这本书，不过梦一直没变成现实。大概是1974年回北京，终于在一家内部书店看到这本书；不过是平装本上、下两册，1。4元一套。书是买到了；但当初迫切想读它的心情没有了。因为那时经历了“文革”；自以为知道了什么是“革命”。革命的确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场灾难，还看它干什么呢？考回北大当研究生后；才把这本书作为历史看了一遍。书还是一本值得一看的好书。买《鲁迅全集》记
“文革”开始后，我堂弟到北京来串联，白天我们一起出去玩，晚上住在我们宿舍。不久我们一起回到太原。她母亲（我婶婶）一定要给我30元钱，说是堂弟住在我那里，这是他的花费。我推辞不过；就收下了。
当时30元真算一笔钱，我回来后就想用这笔钱买点书。我一直想买一套《鲁迅全集》，当时这套书10卷22元，平时买不起，这次有了这点钱就想买一套。那时，北大书店仍然营业，我常去光顾，与管事的一位老先生有点头之交。我去问他有没有《鲁迅全集》；他说；这书现在不让随便卖了；因为注释是周扬组织人写的；有问题。他又告我；不过开介绍信可以在海淀区书店买出来。
那时学校的机构已被砸烂；介绍信是由各个群众性造反兵团开的。我尽管不是那些兵团的骨干成员，但开张介绍信还不难。于是我找到当时北大井冈山兵团，让他们写一个介绍信。上写“海淀新华书店负责同志：我兵团大批判组急需购一套《鲁迅全集》批判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和周扬等“四条汉子”用，请予支持。”我拿到这封介绍信就到海淀区书店。进门时，突然想到，当时北京造反派组织有“天”“地”两派之分；北大井冈山属于“地”派，如果海淀书店是“天”派掌权，我这介绍信岂不无用了吗？于是，我没敢进办公室，先看看大字报，问问群众，看看掌权的属于哪一派。了解了半天，知道掌权的也是地派，才放心进去。接待我的人是个年轻人，看了信，他问我，“你们图书馆有这类书，借一套不就得了吗？”我马上说，“图书馆让新北大公社（天派）那帮人占了（其实也不是事实），借不出来，只好买一套。”那时，阶级亲体现为帮派亲，既然是一派，他就批了可以买一套，并在介绍信上签了字，告我去办手续、交钱。
到财务室交了钱，拿了取书单，财务室的同志告我要到书库去取书，书库在另一个地方。我只好又去找书库，去时人们已经下班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又去书库，终于拿到了书。用一点小小手段买到了心仪已久的《鲁迅全集》，真是高兴。回来就从第一卷读起。
以后我从北京到东北，又从东北到北京，其间搬了许多次家，不少书都丢了，只有这套书一直保存得很好，至今仍在我书架上。“文革”期间在东北林场我认真读了一遍，也写了点读书笔记，记下一些妙语。对这套已有些发黄的书，我一直很看重，尽管现在有了更好的《鲁迅全集》版本，但我始终没有“喜新厌旧”。这套书毕竟包含了一段历史。
“大串联”中买了一本书
“文革”中；中央号召红卫兵去步行长征；经风雨见世面。当时；学校里打派战乱得很，于是我们班与物理系一个班的十几个人组成“长征队”；从北京向井冈山走去。
从北京到井冈山，步行要走3000多里，一路艰辛自不必说。但我每到一地，只要有可能一定要到书店去逛逛。其实那时的书店没什么书，见书店就想逛逛，无非是一种习惯。
1966年12月中旬，我们走到了湖北省黄冈县，这里曾是苏轼游赤壁之处；又是林彪的故乡；我们多住了几天，看看长江风光，也游游苏轼当过官的故地。有一天我信步走进了书店，突然发现一本苏联卢森贝写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经济学说发展概论》，是三联书店出版的。记得上《资本论》课时，老师说这是一本值得一看的书，何况卢森贝是苏联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权威，我们学经济学说史就用他写的《政治经济学史》。在这年头；在这个小县，居然能见到这本书；我喜出望外，决定买下来。
我让服务员给我拿书，不想服务员先说一句“为人民服务”；我马上明白了；这是“文革”中买东西先要对答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