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板上的经济学-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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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
　　按说有需求就会有供给，为什么国内会缺乏这种高素质保姆的供给，使这些需求者寄希望于“菲佣”呢？能当保姆的人的确不少，无论是进城务工的农民，还是下岗待业的工人，都有不少人可以也愿意当保姆。可惜这些人远远达不到“菲佣”的素质。“菲佣”以其大学文化，对家务的精通和敬业而闻名。尽管是同样称保姆市场，但不同保姆素质差别之大，使她们并不是一个市场。低档保姆的供给是过剩的，而高档保姆市场的供给是严重不足的，或者说几乎就没有。
　　高素质保姆市场的供求失衡也反映了劳动就业市场的特点：空位与失业并存。空位是有活没人干，失业是有人没活干。其根源在于劳动市场的技术结构，即找工作的人没有就业所需要的技术。劳动市场的这种结构特点决定了失业的严重性和就业的困难。这种特点反映在保姆市场上就是有人想花高价雇“菲佣”这样的保姆得不到，而许多想当保姆的人找不到工作。这才有找保姆比找老婆还难的感慨，以及对“菲佣”的渴望。
　　其实在各国劳动市场上都出现过这种结构性失业，解决的办法就是通过教育和培训，使失业者成为市场所需要的人才。拿高素质保姆市场来说，成为“菲佣”那样的保姆并不需要什么天才，只要进行适当的培养和教育，任何人都能成为“菲佣”。就目前而言，我们的希望不在于引进“菲佣”，而在于培养自己的国产“菲佣”。而且，无论从语言、生活习惯、还是文化传统来看，中国自己培养的“菲佣”要比越洋而来的“菲佣”更有市场。人们现在钟情“菲佣”无非是因为还没有这样的高素质保姆而已。
　　培养国产“菲佣”既是学校的事，也是社会和企业的事。一些高等学校生源不景气，毕业生找工作困难，其关键在于培养出来的人和所学专业与市场有差距。如果能看到高素质保姆这块市场，设立家政服务这类专业，从市场需求出发，培养这类人才，不是一种双赢的做法吗？如果高中毕业的青年看到未来几千元月薪的前景，他们会愿意上这种专业，也愿意努力学习。这就是社会激励机制的作用。可惜我们的一些学校不重视这块市场，也没有这样的专业。这还是受传统观念的约束，缺乏市场意识。这种高级保姆的培训不仅要靠学校，也可以由社会团体（如妇联）或企业操办。只要有条件，经过一定的审批就可以进入这个行业。发挥多种积极性还是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
　　要使这种培养成功，还要走市场化之路，交费上学。自己交钱上学才知道珍惜学习机会，也才能学到真本领。这样有真本领的人才能受到市场的欢迎。当然，对于那些家庭困难的，完全可以用贷款的方法。他们应享受和大学生一样的贷款权。
　　我想，如果我们能看到这个市场机遇，大力发展高素质保姆的教育与培养，那时，我们的高级保姆不仅可以满足国内需求，还可以走向世界。也许到那时，在东南亚颇有名气的“菲佣”这个词就要被“华佣”代替了。学会应对随机冲击
　　“9·11”事件发生后，广州的朋友告诉我他们损失惨重。今年美伊战争爆发后，我在泉州又听到了类似的诉苦。企业家感叹；世界变化无常，生意太难做了。
　　其实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风险世界。发生这种意想不到的变动（经济学中称为随机冲击）是极为正常的。世界不可能像我们希望的那样一切都有序地进行。成功企业家的能力正在于能灵活地应对各种随机冲击，减少损失，甚至利用这些机会。如果一切都像计算机那样按预先设计好的程序进行，还要企业家做什么？
　　从长期来看，随机冲击对整体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决定经济长期趋势的还是制度、资源、技术这些因素。随机冲击不能改变这些因素，也难以改变经济运行的人间正道。而且，任何一个经济在较长时间内都有能力对这些随机冲击做出调整。但随机冲击在短期内对某些企业的影响是严重的，甚至是致命的。“9·11”之后美国和加拿大等国的航空业至今没有恢复元气，美伊战争使从事中东贸易的企业喘不过气来，最近的“非典”流行对许多国家的旅游业、交通业造成巨大的冲击，这些都说明，无论从一国还是一个企业来看，都必须重视随机冲击。
　　当然，随机冲击也并不一定全是坏事；或者说对一些人是坏事，对另一些人还有利益。所以，应对随机事件不仅仅是消极防范，还包括利用这些冲击。能不能利用这种冲击就在于企业本身的应变能力。这次在广东发现“非典”之后，市场上醋的价格上升，江苏镇江香醋企业抓住了这一时机，24小时生产、发货，经营取得成功。相反，醋的家乡山西几乎没有任何反应。不仅失去一次机会，而且还被江苏企业兼并。山西人昔日的晋商风采已经一去不复返，醋业经营尚且困难，危机重重，哪有能力利用这个时机呢？机会只青睐有准备者。
　　防止随机冲击的负面作用也好，利用这种冲击的时机也好，关键在于企业本身。说得更具体点，在于企业家的素质。
　　不少企业家，尤其是少数民营企业家，文化素质并不高，也不想成为学习型企业家，只知埋头拉车不看路；对国内外大事不闻不问，这就无法预见到未来可能发生的随机冲击。美伊战争并不是突然打起来的，此前已有几个月的准备时期，如果每天关心局势变动，你就会知道这场仗是迟早要打的。这并不像“9·11”那样的突发事件，还是有预兆的。如果一个企业家从事中东贸易，或主要生产向中东出口的产品，你就必须关注中东局势，甚至请专家来为你分析何时开战。这样，当美伊战争真的打起来，你也不必惊慌了。
　　许多企业家消息太不灵通了，以致事到临头不知所措。记得前年欧盟通过了2欧元以下的低档打火机要有安全锁装置才能进口的法令后，温州打火机业一片惊慌。其实这事在欧盟已讨论了很长时间，也不是什么秘密消息，欧洲许多大媒体都报道过。但温州打火机的老板没人去关注这些消息；受到冲击能怨谁呢？
　　市场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时常会有大浪，成功的企业家就应该避开浪头的冲击而利用浪头的推力。打击只对那些无防备的人；机遇只给那些有准备的人，这种准备来自学习。
　　应付冲击的另一种做法是多元化经营，当然对中小企业来说，不可能像大企业那样横跨几个行业，但也可以做到不在一棵树上吊死；哪怕只生产一种产品，也可以努力实现市场销售多元化，出口到更多的地区与国家。世界各地总不会同时打仗，西方不亮还有东方亮呢！
　　应对随机冲击；是一个企业家必须了解的大学问。由现在做起；为时仍不晚。小亏与大便宜“非典”流行期间，有些企业贪图蝇头小利，哄抬药品、消毒用品的价格，不仅被罚款，而且失去了信誉。相反，杭州的胡庆余药店坚持不提价，多生产，尽管赔了点钱，但却获得社会的广泛赞扬。这两种企业，前者占小便宜吃大亏，后者吃了小亏占了大便宜。
　　“文革”中批判“吃小亏占大便宜”，还把这句话的发明权加在刘少奇同志头上。其实无论这句话最早是谁说的，的确是一个平凡的真理。对企业来说，这句话更是正确的经营之道。
　　市场经济中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化。在一个法制社会里，追求利润并不是为了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可以上绞刑架，而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从根本上说，企业只有向社会提供更多、更好、更便宜的物品与劳务，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需求，才能实现利润最大化。利润最大化的正确之处就在于通过市场调节把企业的个体利益与整个社会的利益协调在一起。
　　对于企业来说，实现利润最大化还要正确处理小亏和大便宜的关系。这就是说，利润最大化是长期利润最大化，而不是短期中一时一地的利润最大化。换句话说，企业只有在长期中建立合理的法人治理机制，尤其是激励机制，有正确的经营策略，以及良好的商业道德，才能真正实现利润最大化。这是企业的“大便宜”。那些惟利是图，不讲道德和信誉，甚至趁人之危谋利者，短期内可以有点小便宜，但长期中是要吃大亏的。翻翻一部企业史，有哪个企业是靠蝇头小利、不义之财成功的？
　　许多知名的成功大企业都是吃小亏才占大便宜的。在电视剧《大清药王》中，同仁堂乐老板坚持质量第一；信誉第一。有一次由于红参短缺，作丹参丸时药师用了白参。白参比红参便宜，但疗效也差。乐老板知道后坚决把这批丹参丸烧掉；宁可赔钱也不出售。从短期来看，同仁堂吃了亏，但却树立了品牌和声誉，这才有了百年老店。那些与同仁堂同时代的药店，经常以白参代替红参，当时的确占了点小便宜，但现在还有哪一家仍然存在呢？
　　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现代。海尔集团当年曾经公开砸毁了质量不合格（也许只是有点小毛病）的冰箱。在许多人看来，产品有点小毛病难免，在冰箱热销的当时，同样抢手。何必吃这个亏？但张瑞敏先生坚持高质量，决不占这点小便宜。从短期看，海尔损失了几十万，甚至更多，但从今天看，没有当时吃那点小亏，能有今天的海尔吗？与海尔同时起家的家电企业不少，那些贪图一时小便宜，不注重质量和品牌者，哪一家成功了？
　　企业的生命是品牌和声誉。成功的品牌不仅来自创新和技术，而且来自高尚的商业道德，来自诚信。为了做到这些，在某一时期吃点小亏是正常的，这也是企业必要的成本。只有勇于吃小亏的企业，才有以后的大便宜可占。吃小亏是占大便宜的必要前提。从这种意义上看，吃小亏占大便宜这句话还是颇有点辩证法的。
　　我们的社会正在向市场经济转型。这是一个历史大变革时期。与任何社会一样，这个时期难免有浮躁和迅速致富梦。也正是在这种风气之下，难免有惟利是图的人和企业，为一时的蝇头小利，置大义于不顾。那些在“非典”期间借一时供求失衡的状况哄抬物价、囤积居奇、生产伪劣商品的企业就是这类“奸商”。他们的确占了点小便宜，但我敢断言，他们是短命的，即使他们逃过了政府的检查，最终不仅不会有大便宜，还会有灭顶之灾。中国自古以来讲诚信为本，讲做生意先要做人。这些话是至理名言，也是企业成功之本。
　　杭州的胡庆余药店是大商人胡雪岩创办的。这位一代巨商，给这家药店定的调子是“不图赚钱，治病救人”。看来今天的胡庆余还是坚持了胡雪岩先生的传统的。这是他们的成功之道。这样的企业越来越多，中国的市场经济就前途光明了。
　　“非典”时期消费的外部性
　　前一时期有近万名游人到密云水库一带露营、野炊、旅游，被当地政府劝阻。这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消费者应该有多大主权，消费者自由的限度是什么。
　　市场经济中，消费完全是个人行为，应该由消费者个人独立地做出决策。理性消费者以成本…收益分析为依据做出最大化消费选择是消费者不可侵犯的人权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实现资源最优配置的保证。这正是我们所说的消费者自由，也是消费者主权的实现。
　　但是，消费者的自由是不是绝对的呢？消费者是不是拥有无限主权呢？我们的回答又是否定的。这就因为消费尽管完全是个人的事，但具有外部性，或者说外部效应。
　　经济学中所说的外部性是指一项经济活动（生产或消费）对与这项活动无关的第三方的影响。这种外部性既有有利的，也有不利的。例如，消费者去旅游，直接相关的是旅游者（获得正效用）以及旅游部门（获得收入）。但它还要影响与旅游无关的第三方。比如旅游拉动了整个经济，这是正的外部性，即有利的影响，但旅游也引起某种环境污染，这是负的外部性，即不利的影响。
　　市场价格机制协调的是个人的成本与收益，能实现个人的最大化。再以旅游而言，价格机制使旅游者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也使旅游部门收益最大化。当一种经济行为没有外部性时，个人最大化与社会最大化是一致的。这正是市场价格机制使个人与社会利益协调的作用。但在有外部性时，个人与社会利益并不一致。这就是说，当有正的外部性时，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果是社会利益大于个人利益，当有负的外部性时，市场机制调节的结果是社会利益小于个人利益。
　　正因为有外部性的存在，消费者的自由决不是无限的，消费者的主权也不是绝对的。消费行为要受社会法律、制度和道德的制约。比如，消费者没有吃受保护野生动物的权力。因为这种消费行为引起的外部性——非法偷猎和野生动物灭绝——给社会带来不利影响。无限扩大消费者的自由和主权会给社会带来灾难。
　　当存在消费的外部性，尤其是负外部性时，市场机制对制止这种行为是无用的，这就要用非市场手段来消除外部效应。政府的各种法律和制度正是要起到这个作用。在一些特殊时期，例如当前的“非典”时期，消费的外部性更为突出——例如，在消费过程（旅游）中引起“非典”的扩散。因此，在特殊时期还应有特殊的限制。北京市发布公告禁止到怀柔、密云这些水库去旅游，就是为了防止污染北京饮用水源的外部性。这时消费者就没有到这些地方旅游休闲的权力与自由。这种对消费者的限制实际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保护消费者，而对个别消费者的放纵则是对社会不负责。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政府在“非典”期间采取的一些限制决不存在侵犯消费者权力的问题，是对整个社会的负责。消除这种时期消费的负外部性是政府的职责。
　　在消除消费的负外部性时，政府是重要的，但仅有政府还是不够的，每个人都要以一种对社会负责的态度消费，自动消除可能产生的消费的负外部性。例如，自觉地不去这些地方，或者听工作人员的劝阻。从这种意义上说，消除消费的负外部性不仅要政府努力，还要每一个人从自我做起。“非典”是整个社会的灾难，也是每个人面临的灾难，消灭“非典”应该从每个人做起。我们不能上抗“非典”的第一线，但如果可以不使自己的消费行为为“非典”传播提供可能，也就为战胜“非典”做出了努力。
　　消费不仅是个人行为，也是社会行为。如果每个人都认识到这一点，以对社会负责的态度实现自己的消费自由和消费者主权，“非典”就可以更快消灭，社会会更加文明。
　　“非典”期间的市场与政府
　　“非典”期间，口罩等物品极度短缺，于是政府有关部门直接定货或组织生产。哪知计划不如变化快，政府订购的口罩又卖不出去，仅北京床单厂就积压了100万只口罩，企业陷于困境中。
　　与抗“非典”所取得的成就相比，这的确是小事一桩，但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这样的特殊时期还要不要相信市场，政府能否取代市场？
　　应该说，市场经济无论在什么时期，市场调节的作用都是第一位的。从事抗“非典”物质生产的活动仍然是应该由市场调节的经济活动。这就是说，当社会对口罩等物品的需求急剧增加时，不用什么政府指令，企业也会做出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