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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

黑板上的经济学-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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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过程既可以是变好的向上发展,又可以是变坏的向下发展,关键在于最初的变化是好还是坏。黑人问题严重正在于“白人的偏见和歧视使得黑人的生活、教育、习俗及道德等水平低下。相对应的,黑人生活、教育、习俗及道德水平的低下又使白人更加歧视黑人”。改变这种状况就必须有“一些原因使白人的歧视或偏见减少,这可能会引起黑人生活水平上升;黑人生活水平上升又会减少白人偏见。”(原书英文版,第75~76页)做到这一点就要根据美国正义、自由和机会平等的信条,给黑人以平等的地位。缪尔达尔这一观点对以后黑人民权运动的发展,20世纪60年代肯尼迪政府废除法律上对黑人的歧视和以后约翰逊政府“向贫穷开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黑人问题的研究中,缪尔达尔强调了经济变动中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因素相互之间的依赖性。他认为,不能局限于经济分析,而要注意跨学科的整体性研究方法。早在20世纪初,美国制度学派经济学家凡勃伦就主张用这种整体性方法来研究制度演进。现在缪尔达尔也从一个纯理论家变为制度学派经济学家,成为和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思齐名的新制度学派经济学家。但他们不同于强调产权和经济增长“路径依赖”的科斯、诺斯等新制度经济学家的观点。前者对资本主义社会和主流经济学持批判态度,称为激进经济学,是经济学中的左翼,后者仍属于新古典经济学这个主流,是经济学中的右翼。
  1957年,缪尔达尔受20世纪基金会委托,对南亚和东南亚11个国家的贫穷与发展问题进行了长达10年的调查活动。当时他的夫人任瑞典驻印度大使(他夫人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给这种调查提供了方便。这次调查结果是三大卷的巨著《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问题的研究》(中国出过此书同名的一卷缩写本)。如果说《美国的两难处境》是研究美国国内的弱势群体黑人,那么,《亚洲的戏剧》研究的则是世界范围内的弱势群体——发展中国家。因此,缪尔达尔又运用了循环积累因果原理。
  缪尔达尔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特点是贫穷和落后。贫穷是收入和生活水平低,落后是生产率低下。“生活水平的低下大部分是由低下的生产率和收入水平所引起的,低生活水平又产生了劳动的低效率。”(中文版缩写本第307页)他提出,发展的目标,即“现代化理想”,是理性、计划化、生产率提高、社会和经济平等、制度和社会风尚改善、民族团结、国家独立、政治民主等。为此,发展中国家要进行社会制度改革(尤其是法治与教育制度和土地改革),优先发展农业,并实行保护贸易。
  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像缪尔达尔、加尔布雷思这些激进经济学家的观点影响越来越小。但缪尔达尔对弱势群体所进行的分析以及他所运用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仍然是有意义的。缪尔达尔毕竟是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大师。今天当弱势群体问题又一次被全社会关注时,读一读缪尔达尔的书,了解他对弱势群体的分析是有意义的。
  维护学术自由的斗士
  舒尔茨的老年标准像一点看不出当年为维护学术自由而离开衣阿华的豪气  经济学家是屈从于利益集团,甚至拿利益集团的津贴,为他们摇旗呐喊,还是维护科学真理,这是一个学者的原则问题。但是,在许多国家和历史上的许多时期,由于生存的需要、强大的压力或一己私利,学者们难以有学术自由。即使在美国这样以个人自由为最高原则,又有终身教职保护的国度里,要真正维持学术自由也不容易。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W。Schulta; 1902~2000)就曾遇到这样的事。
  舒尔茨原来在衣阿华州立学院任教,在农业经济学领域声名显赫,并担任该校经济学与社会学系主任达10年之久。但1943年他遇到一件令他无法忍受的事。事情的起因是该系编辑了一套“战时农场及食品政策”丛书,其中有一本由本系年轻教授奥斯瓦尔德·布朗利所写的《在战时食品供给中加入乳制品》。作者认为,人造黄油是从植物油中提取出来的,在营养与美味方面比黄油更好,应当适当增加人造黄油的消费。但人造黄油的消费因联邦与州的限制性立法而受到伤害。政府利用税收等手段禁止或限制生产人造黄油的做法应当废止。
  当年舒尔茨为了维护学术自由而离开了照片上的衣阿华大学(当时称为依阿华州立学院)衣阿华是牛奶产区,牧场主们感到这项建议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就对政府和学校施加压力,依阿华州农业署也支持牧场主。这场争论持续了几个月。院长考虑到学校的利益和迫于压力,命令收回这本书,并以与牛奶业合作的态度进行修改。舒尔茨对学校这种向利益集团让步不坚持学术自由的做法极为愤怒。他给院长写了一封信批评学校的这一做法及其他行为,宣布辞职,并公开发表了《衣阿华州立学院与社会科学研究》,谴责学校违背了学术自由的原则。舒尔茨毅然离开这个他经营多年的地方并且带动了一批有为的人离开。这个美国当年“最活跃、最有成就、最有影响的社会科学研究团体”就此瓦解了。他的辞职声明至今仍被视为维护学术自由的典范。
  无辜的奶牛成为舒尔茨离开衣阿华的导火话经济学人舒尔茨离开依阿华之后来到芝加哥大学,继续研究农业经济学,另有《不稳定经济中的农业》、《农业经济组织》等书。在学术研究中,舒尔茨也表现出不受传统束缚,创立新观点的自由主义风格。这体现在他1964年出版的《改造传统农业》中。
  传统的观点认为农业经济学隶属于农学的范围,研究农业经营中的具体问题。他反对这一传统,认为农业经济学应该是一般理论经济学的一部分。他按这种思路研究农业经济问题,为现代农业经济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0世纪50年代初,他研究发展中国家的农业问题,探讨农业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当时,经济学家主张通过工业化来实现经济发展,认为农业充其量是为工业化提供市场、资金和劳动力,甚至提出了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舒尔茨坚决反对这种观点。他论证了欧洲、日本、墨西哥等国正是通过发展农业而实现了经济发展。这种错误的根源是对传统农业的认识。舒尔茨批评了长期流行且影响深远的两种观点:农业中生产要素配置效率低下和农业中存在隐蔽性失业。他用事实证明了这两种观点的错误。但依靠传统农业是不能发展经济的,舒尔茨用收入流价格理论证明了传统农业落后的原因是资本收益率低(即获得收入流的价格高)。资本收益率低引起储蓄和投资不足,这就无法打破长期停滞的均衡状态。
  舒尔茨著作的中文本问题找到了,出路呢?要使农业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必须把传统农业改造为现代农业。改造传统农业的关键是引进新的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降低农业收入流的价格,提高资本收益率。这就要建立一套能给农民以刺激的市场激励制度,以及其他相关的制度保证(如保护产权);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引起新生产要素创造条件;并且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如教育与在职培训。舒尔茨的这些理论已得到广泛运用,并在发展中国家取得了成效。
  舒尔茨在经济学中的另一个贡献是人力资本理论。尽管舒尔茨不是第一个提出人力资本概念的人,但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系统化和传播,以及把人力资本运用到发展经济学中,都做出了重要贡献。舒尔茨根据他对美国农业生产力和发展中国家农业生产力的多年比较研究,得出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原因的结论。早在50年代末,舒尔茨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把人力资本投资概括为:医疗和保健;在职培训;正规教育;成人业余教育;个人和家庭变换就业机会。他强调人力资本的作用,认为“经济发展主要取决于人的质量,而不是自然资源的丰瘠或资本存量的多少。”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缺的不是自然资源或资本,而是人力资本投资。舒尔茨的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是一般常识了,但退回去50年,在那个重视资本和自然资源的年代,这些观点使人耳目一新,而且,对现实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
  作为一位学者,舒尔茨始终保持与政治的距离,以维护自己的学术自由。但他并不是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生。他同样关心世事,做一个学者能做的事。他早年曾担任美国农业部各种委员会的委员或顾问。后来又担任联合国粮农组织、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美国农业部、商务部、联邦储备委员会和美国国会各种委员会的顾问,也曾参与了美国经济政策和援外政策的制定。在这些委员会,他是顾问,起到专家的咨询作用,但绝不是官员。他在这些地方发表的是他个人的见解,并不为什么利益集团说话,也不为某个官员的讲话做注解。这是学者真正的出世而又入世。也正是这种态度使他能更好地发挥学界领导人和政府顾问的双重作用。
  还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儿子威廉·舒尔茨子承父业也是一位经济学家,在耶鲁大学担任经济增长研究中心主任。他的成就虽然还不及乃父,但也是事业有成。这对父子经济学家也是经济学界的一段佳话。
  另一位发展经济学的先驱
  惟一获得诺奖的黑人经济学家阿瑟·刘易斯  写到舒尔茨就不能不写刘易斯,他们俩在1979年由于“对经济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而共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但他们进入发展经济学的原因与观点完全不同。
  舒尔茨是以对一般农业经济理论和发展中国家农业问题的研究进入发展经济学的,可以说主要是由于学术研究的兴趣而进入这个领域的。刘易斯则是由于对穷人的同情和对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关注而进入发展经济学的。舒尔茨进入发展经济学与他的学术研究相关,而刘易斯进入发展经济学与他的经历相关。
  刘易斯出生于圣卢西亚岛一个黑人家庭。在他七岁时父亲就去世了,由母亲抚养他们兄弟五人,家庭生活之困难可想而知。正是由于童年时的贫穷以及母亲的影响;他对穷人格外同情,又由于他出生在落后贫穷的地区,对发展中国家也格外关注。在英国留学和以后的工作中也由于是黑人而受到过歧视。这些经历使他更具有平民意识,更关注贫困、平等这类问题。在英国他参加了韦伯夫妇主持的费边社,他的第一部著作就是由费边社发行的小册子《西印度群岛的劳工》。费边社由一些主张渐进式社会主义的文人和学者组织。刘易斯参加这个组织反映了他的思想倾向。他这种关注穷人、反对殖民者的思想也反映在他的著作中。
  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之作另一位发展经济学的先驱刘易斯与舒尔茨最大的不同还是经济发展理论与政策的分歧。舒尔茨强调农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把改造传统农业,作为经济发展的中心,而且,强调市场机制的作用。舒尔茨反对以工业化为中心,以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战略,而刘易斯正是这种战略的倡导者之一。
  刘易斯在发展经济学中的主要贡献是解释发展中国家问题的两个模型。第一个模型是二元经济模型。第二个模型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决定模型。这两个模型是他在1954年发表的《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提出来的。
  第一个模型说明了经济发展的过程,以及经济发展的途径。刘易斯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是由两个不同的部门——弱小的现代工业和强大的传统农业——组成的。经济的发展就是要扩大现代工业部门,缩小农业部门。在这种二元经济中,由于传统部门存在隐蔽性失业,以及人口的迅速增加和妇女解放,劳动力供给丰富,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不由工人的边际劳动生产力和劳工市场供求关系决定,而由传统部门农民的平均收入决定。只要工业部门的工人工资略高于农民的平均收入,劳动力就会源源不断地由农业进入工业部门。劳动供给是无限的,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积累。资本积累主要来自国内储蓄,国内储蓄的主要来源是利润。因此,储蓄增加是收入分配发生了有利于资本家的变动,利润增加的结果。经济发展是工业发展、利润增加,工业又发展的结果。政府可以通过某种计划来加快这一过程。
  刘易斯的另一本重要著作这个模型显然是把工业发展(即工业化)作为经济发展的。他关于农业部门效率低下,存在隐蔽失业,以及压低农民进城工作工资的观点正是舒尔茨所批评的。50年代初许多发展中国家按这个思路发展经济,结果不仅经济没有得到发展,而且连吃饭问题也没解决。刘易斯在80年代承认,自己的模型忽视了农业发展,现在看来是错误的。这一模型在早期发展经济学中影响极大,以后许多国家放弃了这种发展战略。
  第二个模型解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贸易条件的决定。这一模式假设,发展中国家生产初级产品与食物,发达国家生产工业品与食物,双方以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相交换。各国国内初级产品与工业品的相对价格是由食物决定的。因此,两国的贸易条件是由各自生产食物的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决定的。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低,发达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高,这就决定了贸易条件有利于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从长期来看,如果发展中国家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提高而初级产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结果只能使贸易条件更加恶化。刘易斯在《增长与波动》和《国际经济秩序的演变》等著作中还在此基础上证明了发达国家利用这种贸易条件状况剥削发展中国家,并主张发展中国家摆脱对发达国家的依赖,发展自己独立的民族经济。
  刘易斯的第二个模型反映了他同情发展中国家,反对殖民主义的政治倾向。他关于改善国际经济秩序的主张也有道理。他完全是站在发展中国家的立场上说话的。在实际中,他也担任过一些发展中国家的顾问,出谋划策。但这个模型的争论更大。统计资料证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条件恶化并不是一种趋势,也不是长期存在的,只是一种短期现象。而且,刘易斯对贸易条件决定的解释也过于简单化。事实上决定贸易条件不仅仅是农业部门劳动生产率,还有许多更重要的因素。
  尽管刘易斯的两个模型受到不少批评,尤其是80年代之后。但应该承认,刘易斯最早从事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比舒尔茨起步早),的确做了许多开创性工作。他用到的一些概念包括“二元经济”、“无限供给的劳动”仍被经常引用,也适合某些国家某个历史阶段的实际情况。
  刘易斯关于经济发展的论述并不限于这两个模型。1955年,刘易斯出版了他全面论述经济发展的著作《经济增长理论》。这本书中分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经济与非经济因素,包括资本积累、技术进步、人口增长、社会结构、制度安排、宗教、文化历史传统、政治、心理等等。他早就认识到包括产权在内的制度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这本书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受到学界重视。
  20多年前我读研究生时,硕士论文题目就是“论刘易斯的经济发展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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