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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2章

胡雪岩全传(三本合集)-第22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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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全不敢当,不过既然是朋友,理当相助。支应所的款子是公款,我不便私下借给你,如今只有一个办法,你的公费每月二百两,你写五张‘领结’来,我把你的五个月公费先发给你。”

    “好!请问领结如何写法?”

    本来“印结”之结,当作承认事情已经结束来解释,辞句上不大好听,没有人去理会,只是袁世凯心里有病,将张謇所开的印结式样,拿回去一看,上面写的大意是,领到某月份公费银二百两,当面点清,成色分两,均未短缺,嗣后倘有短缺,决不致提出任何补偿的要求。倒象防他会耍赖似地,心里已经不大舒服,再翻一翻一部他当作作官秘诀来用的《六部成语》、其中“吏部”有一条常用的叫做“甘结”,注解是:“凡官府断案既定,或将财物令事主领回者,均命本人作一‘情甘遵命’之据,上画花押,谓之甘结。”

    顿时大为光火,原来所谓印结是这么一种做低服小的表示,不过画花押改为铃印而已,他觉得支应所欺人太甚了。

    再一想到,这回的保案中,张謇不过是以县丞保用为七品的知县,自己是同知,所谓“五品黄堂”,凭什么要向支应所具印结?

    当时大发了一顿牢骚,但不具印结,领不到银子,只好忍气吞声照办。

    可是张謇虽然听说他背后大骂“何物支应所”,觉得小人得志的那副脸嘴,令人齿冷,但还是很帮他的忙。

    “慰亭,”他问,“你这银子是要在京里用?”

    “是的。”

    “那么你要寄给谁呢?”

    “我的一个总角之交。”袁世凯答说:“姓徐,大概已经是新科举人了。”

    张謇懂他的意思,他这姓徐的朋友应北闹乡试,如今已经发榜,可能榜上有名,不过远在异国,未得京师消息,所以用了“大概”二字。

    “好!”张謇说道:“我当然不能发你现银,用银票呢,又怕寄递中途失落了,也很麻烦。我有一个办法,不知道你愿意不愿意。”

    “喔,请张先生说。”

    又是“张先生”!听惯了他口口声声叫“老师”,现在第二回听见这个称呼,实在有些刺耳。不过张謇还是很耐心地说:“本军的饷银,都是由天津‘北洋公所’发的,我现在给你一张领据,你寄给你的朋友,由他直接到北洋公所去领,岂不方便。”

    “好,好!费心张先生了。”

    “你贵友的大名是哪两个字?”张謇又说:“领据上指明由某人去领,比较保险。”

    袁世凯觉得这话也不错,点点头说:“叫徐世昌。五世其昌的世昌。”

    “哪里人?”

    “这也要写在领据上?”

    “不是这意思。我要写明他的身分,赴北闹当然不是监生,就是生员,生员就要写明哪一县的生员,所以我问他是哪里人。”

    “他是生员。”袁世凯说:“他原来浙江宁波人,乾隆年间迁居天津,他高祖是河南南阳知县,殁在任上,葬在河南汲县,他家以后就一直寄居在那里,所以他又算浙江人,也算直隶人,或者河南人。”

    “这样说,他还是天津的生员,如果是汲县进的学,就得在河南乡试。”

    张謇开了领据。指明由“原天津生员徐世昌”具领,等这张领据寄到徐世昌手里,他已经是新科举人了。

    徐世昌是与他的胞弟徐世光一起下科场的。三场考毕,在等候发榜的那一个月之中,功名心热,得失之念梗在胸中,有些食不甘味、寝不安枕。常常往来的一个好朋友,便劝他去求一支签。

    他这个朋友叫柯绍忞,字凤笙,山东胶州人。告诉徐世昌说:“琉璃厂的吕祖词,那里的签,最灵验不过,有求必应,有应必中。你何妨去求一求看。”

    徐世昌欣然乐从,到了琉琉厂吕祖祠,看香火比它西面的火神庙还盛,信心便又添了几分。当下虔诚祷祝,抽了一支签出来,上面写的一首诗是:“八九玄功已有基,频添火候莫差池,待看十二重楼透,便是丹成鹤到时。”

    “这好象工夫还不到。”徐世昌说:“ 今科恐怕无望。”

    “不然。”柯绍忞说:“照我看,这是指春闱而言,第二句‘频添火候莫差池’,是说你秋闱得意以后,要加紧用功,多写写‘大卷子’,明年会试中式、殿试得鼎甲,那岂非‘十二重楼透’出?”

    徐世昌听这一解,大为高兴。再看诗后的“断曰”:“光前裕后,昌大其门庭”,益发满心欢悦了。

    到得登榜那天,由半夜等到天亮,由天亮等到日中,捷报来了,不过徐世昌却格外难堪,原来他的胞弟徐世光中了第九十五名举人。

    当下开发了喜封,在会馆中乱过一阵,等静下来不由得凄然下泪。

    “大哥,我看你的闹墨比我强。”徐世光安慰他说:“一定是五经魁,报来还早呢!”

    原来乡试发榜,弥封卷子拆一名,写一名,从前一天半夜,一直要写到第二天晚上。向例写榜从第六名开始,前五名称为“五经魁”,留到最后揭晓,那时已是第二天晚上,到拆五经魁的卷子时,阑中仆役杂工,人手一支红蜡烛,光耀如白昼,称为“闹榜”。其时黄昏未到,所以徐世光说是“报来还早呢”。

    “报!”外面又热闹了,徐世昌侧耳静听,报的是:“贵府徐大少爷郎世昌,高中壬午科顺天乡试第一百四十五名举人。”

    这是真的吗?当然是真的,泥金报条上所写的,还怕会眼花看错,报字“ 连三元”来讨赏,赏了二十两还不肯,说是:“大少爷、二少爷,双喜临门,起码得赏个一百两银子。”这总不是假的吧!

    争多论少,终于以四十两银子打发了“连三元”。不过这是“头报”,接下来还有“二报”、“三报”,少不得还要破费几两银子。这一夜会馆中很热闹,徐氏兄弟棠棣联辉,他们所住的那个院子,更是贺客接踵不断,直

    到午夜过后,才得清静下来。虽然人已经非常困倦了,但徐世昌的精神亢奋;一点睡意都没有。

    “二弟,好灵啊!”徐世昌突然跳起来,大声嚷着,倒把徐世光吓一大跳。

    “大哥,什么东西好灵?”

    “ 嗐,二弟,你不能用‘东西’这种字眼,我是说吕祖的签好灵。你看,”

    徐世昌指着签词:“ ‘光前裕后’,不明明道破,你的名次在前吗?”

    “呃!”徐肚光也觉得有点道理,“真的,吕祖已经明示,我要沾大哥的光。”

    “不过,二弟,你也别太得意,你将来的成就不及我。”

    他以兄长的身分,用这样的口吻说话,徐世光自然只有保持沉默。

    “怎么,”徐世昌说:“你不相信?”

    “不是我不相信。我将来的成就不及大哥,也是可想而知的,不过刚刚是在谈吕祖的签,大哥一走在签上有所领悟,而没有说出一个究竟来,我就不便置喙了。”

    “当然!当然是签上透露的玄机,你看:”昌大其门庭‘,不就是我徐世昌才能荣宗耀祖吗?“

    徐世光无话可答,只有连声应说是。

    “只有大哥才能昌大咱们徐家的门庭。”

    “二弟,”徐世昌神情肃穆地说:“明天到吕祖祠去磕个头,一则谢谢他老人家的指点,再则今后的行止,也要请他老人家指点。”

    徐世光听兄长的话,第二天又一起到吕祖祠祝告求签。这回是各求一支,叩问行止,徐世光求得的签,意思是不如回家读书,明年春天会试再来,徐世昌的那一支是:“出门何所图,胜如家里坐,虽无上天梯,一步高一步。”

    “二弟,你回去,我不能回去。”徐世昌说:“签上说得很明白,出门胜似在家。我在京用功为妙。”

    徐世光自是听他作主,一个人先回家乡。徐世昌却寻得一个馆地,是兵部尚书张之万家,他们是世交,张之万将他请了去陪他的儿子张瑞荫一起读书,附带办办笔墨,住在张家后院。

    后院很宽敞,徐世昌布置了卧室、书房以外,还有余屋,打算着设一个神龛,供奉吕祖,主意将定未定之际,夜得一梦,梦见吕祖,告诉他说:“你果真有心供奉我的香火,事须秘密,我云游稍倦,需要小憩时,自会降临,把你这里作为一个避嚣的静室,不宜有人打搅。”

    平时做梦,刚醒来时还记得,稍停一停,便忘得精光,只有这个梦,在他第二天起身漱洗时,还清清楚楚地记得。徐世昌认为吕祖托梦,非同小可,不过一定得遵照神灵指示办事、所以一切亲自动手,找一间最隐密的房间,悄悄置了一座神龛,白天门户紧闭,晚上直到院门关紧闩住,方开密室,在神前烧香膜拜,同时置了一副“吕祖神签”,以便疑难不决时,得以请吕祖指点。

    这天接到袁世凯的来信,少不得也要求支签,问一问这件事能不能办?

    签上指示,不但可办,而且要速办,迟则不及。当下便向张瑞荫打听,吏部有没有熟人?

    “什么事?”

    “是一个朋友袁慰亭,有点麻烦。”徐世昌细说了缘由。

    “这是吏部文选司该管。”张瑞荫说:“这种事找司官,不如找书办。”

    “正是,袁慰亭信中关照,也是要找书办,我问有没有熟人,就是说吏部书办之中有没有够交情的?”

    “我们这种人家,怎么会跟胥吏有交情?”张瑞荫说:“等我来问问门上老牛。”

    徐世昌知道失言了,脸一红说:“是,是,我说错了。就拜托你找老牛问一问吧?”

    将老牛找了来一问,他说:“我们熟识一个姓何的,在吏部文选司很吃得开。不过不知道在不在京?”

    “怎么?吏部的书办不在京里会在什么地方呢?”

    “老何原藉山西蒲州,前一阵子我听说他要请假回老家去上坟,不知道走了没有?”

    “你赶快去一趟。”张瑞荫说:“看看何书办在不在?在呢,就跟他说,有这么一件事。”

    这件事的始末,由徐世昌告诉了老牛,请老牛去谈。这是有回扣的事。

    老牛很巴结地,当时便去找何书办接头。

    到晚来回话,“好险!”老牛说道:“只差一步,行李都上车了,明儿一大早就走。”

    “喔,你跟他谈了?”

    “是的。”

    “有办法没有?”

    “他们怎么会没办法?”老牛笑道:“就怕‘盘子,谈不拢。”

    “他开的‘盘口’是多少?”张瑞荫问。

    “何书办说。 这件事一进一出,关系极大,如果袁老爷的中书还不出娘家,不但升同知不必谈,还要追究他何以资历不符,那就不是吏部的事了。”

    “不是吏部的事,”徐世昌问:“是哪一部的事呢?”

    “刑部。”

    “好家伙!”徐世昌大吃一惊,“还要治罪啊!”

    “人家是这么说,咱们也不能全听他的。不过,袁老爷正好有这个短处非求他不可,那就只好听他狮子大开口了。”

    “要多少?”

    “两千。”

    正好差了一半,徐世昌面有难色,将袁世凯的信,递给了张瑞荫看。

    看完信,张瑞荫问道:“老牛,他跟你说了没有,是怎么个办法?”

    “大少爷,你倒想,他肯跟我说吗?我倒是盯着问了好半天,他只即我说了一句话:”事不难办,不过就告诉了你,你也办不到‘。“

    “好吧,跟他讲盘子吧,最多给他一个八数。”张瑞荫又说:“徐老爷的朋友,不是外人。”

    这时是暗示老牛别从中乱戴帽子,“是!既然大少爷交代,我尽力去办就是。”老牛又说:“我得连夜跟何书办去谈,不然,人家天一亮就走人了。”

    连夜折冲,以一千二百两银子成交,先交一半,等办妥了再交一半。徐世昌第二天到天津,去北洋公所将一千两银子须了出来,存在阜康福钱庄,先打了一张六百两的票子,交给张瑞荫。

    张瑞荫办事也很周到,将老牛唤了来说道:“你最好把何书办约出来,

    大家当面锣、对面鼓说明白。怕的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徐老爷对袁老爷也有个交代。“

    “是。”

    老牛便去约好何办书,在一家饭馆见面。部中胥吏的身分甚低,尽管衣着比纨垮子弟还讲究,但见了张瑞荫称“大少爷”,对徐世昌叫“徐老爷”,站着说话,执礼甚恭。

    等把银票递了过去,何书办接到手中,摆在桌上,然后请个安说:“跟大少爷、徐老爷回,事情呢?一举手之劳,不过要经十三道关口,一关过不去就不成。银票我暂时收着,也不会去兑,等事情办妥了再说。”

    “是的,你多费心。”张瑞荫问:“徐老爷应该怎么回复袁老爷?”

    “请徐老爷告诉袁老爷,说当初捐中书的名字不假,只为将门之后,投效戎行,所以改名‘世凯’。只要北洋这么咨复吏部,一准改名,袁老爷的同知就升定了。

    这个诀窍说穿了不稀奇,但如果不是在吏部打通了关节,一改名字就可能会把整个前程断送掉,因为要刁难的话,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折磨个一年半载,及至一关通过,又有另一关,非把钱花够了数,不能领一张俗称为“部照”的任官“文凭”,而在更名未确定以前,不能分发,不能赴任,只有闲等,先就是一大损失。所以考试发榜,吏部铨选,如果姓名弄错,往往情甘委屈,将错就错,象袁世凯这样顺利的假“更名”,实在很少。

    即令如此,公文往返,也得半年工夫。其时局势又已有变化,李鸿章的回任已经走局了。从张树声父子无意间得罪了张佩纶以后,李鸿章发觉张树声对北洋有“久假不归”之势,便利用时机,极力拉拢张佩纶,走李鸿藻的路子,搞出来一个与张树声各回本任的结果,但李鸿章母丧尚不满一年,而朝鲜的内乱已经平定,不必再动用武力,就没有“墨绖从军”而且“夺情”

    的理由,好在洋务上棘手之事甚多,以需要李鸿章与各国公使折冲的借口,将李鸿章留了下来,等待适当的时机再颁回任之谕。

    当李鸿章自合肥老家入京时,在上海住了好些日子,对左宗棠打算驱逐李鸿章势力出两江的情形,印象深刻。同时,对洋务、军务的见解,大相径庭,象中国与法国在越南的纠纷,李鸿章认为“彼欲难展,我饷难支”,应该和平了解,决不可用武。而左宗棠主张支持助越拒法的“黑旗军”刘永福,不但以军火接济云贵总督岑毓英转以援刘,而且正式致书总理衙门,认为“主战主和,不难一言而决”,目前的情势,“不但泰西诸邦多以法为不然,逆料其与中国不协,必致事无结束,悔不可追”,就是法国亦何尝不顾虑,真要与中国开战,危险甚大。不过势成骑虎,不能不虚张声势,如果中国动摇,适中其计。他说他“默察时局,惟主战于正义有合,而于时势攸宜,即中外人情亦无不顺。”

    就因为他一直有这种论调,所以朝廷特派李鸿章前赴广东督办越南事宜。这是一个名义,实际上李鸿章并不必赴广东,在上海、在天津,都可以跟法国公使宝海谈和。但如左宗棠不断鼓吹武力干预,到最后恐终不免要到广东去指挥对法战事,那一来只怕非身败名裂不可。

    当然,总署亦很持重,不会轻信左宗棠的“正义”说,只是李鸿章跟宝海的交涉,因此而愈感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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