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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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凯恩斯主义者的问题在于他们反对储蓄，他说他在哈佛被“洗脑”，用的是我的教材。或许他很认真地读了那本教材，因为托宾和我被认为是凯恩斯主义者，但我们被更多资本、更多需求（的问题）所困扰。所以，我是一个很实际的人。1986年税法条例会有什么样的影响，非凯恩斯主义者的费尔德斯坦可以运用后凯恩斯主义的萨缪尔森的分析框架，所以你可以称我为新新凯恩斯主义者。我也是一个批评的凯恩斯主义者。在生物学上，达尔文的话常常被引用，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马克思常常被引述。我知道这一点，因为我也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我的许多（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的同行认为我疯了，问我何必要去看马克思的书？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中——我不是针对中国谈，而是关于欧洲和美洲——马克思的话像圣经一样被引述。达尔文的被引述与此不同。因为，达尔文所感到困惑的问题，是诸如为什么男人和女人数量上差不多，新生的婴儿中，男的和女的数目大体相等！这些问题在今天也几乎同样地被人们讨论。所以，我所感兴趣的凯恩斯，是凯恩斯给了我一个解决科学问题的工具。我不介意今天我所得的结论与1934年时他说过的一些话不一致，这可以说是用凯恩斯枪来打我的虎，而不是他的虎。
萨缪尔森访谈录（2）
我认为，新古典主义的合理预期学说是有一点有限的用途的。我相信其大部分内容只是一种夸大，没有什么用处。因为（我不想对这个问题很详细地谈），但它是有意义的。它预期古典经济学家们认为将发生的事会在一两年里发生。我认为其中的许多事可能在三十年后发生。比如说，如果创造更多的货币，印更多的钞票，那么，我想这在三十年后，如果其他条件相同的话，必然导致高价格水平，而不是高的生产水平。但三十个月不是三十年，他们若试图这样影响联邦储备政策，将导致错误的结果。事实上，联邦储备局的学术顾问通常由12个主流学派的后凯恩斯主义者，一两个货币主义学派的学者以及一个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学者组成。但这一个新古典主义学派的学者从来不会是同一个人。通常，货币主义者总是同一个派别，主张同样的东西。但新古典主义没有说出什么有用的东西。其领导者，也可能是最优秀的一位，是卢卡斯。他可能某一天会得诺贝尔奖，但他太聪明了，他从来不对联邦储备局应该做什么发表意见，他总是说一些抽象的东西。
记者：各个学派的政策主张，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使用，真的对长期目标有效吗？哪个更好？
萨缪尔森：宏观经济的调控政策始于凯恩斯革命，并随着经济不断地回到高就业而修正。你可以这样地概括：货币政策可以是扩张性的，从而增加支出，或者财政政策也可以通过赤字预算而扩张。这两种政策可以取得同样的后果。但两者结合比分别使用收效更大。有时，我们需要一个政策宽松膨胀而另一个政策紧缩。例如，托宾和我主张松动的货币政策和紧张的财政政策，因为，这可使社会就业增加，促使资源形成资本，并可减少目前的消费。所以，尽管我们都是后凯恩斯主义，我们很反对罗纳德·里根的政策，它给美国带来了永久性的赤字。你看，他使用非常宽松的财政政策，由此导致联邦储备局必须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于是导致高利率，资本形成的障碍也较高。
记者：两种政策结合作用，比如松的货币、紧的财政，同时使用会否互相抵消呢？
萨缪尔森：两者不是互相排斥的。政策的作用只是改变了资本形成和当时消费的微观组成。但是这些政策并不一定会改变通胀的程度或失业水平。这只是资源的转移而已。两种政策看似分离，但我的判断是它们并不是分离的。弗里德曼对历史上的货币政策曾经进行了非常出色的研究工作，建立了货币需求的方程式并证明应引入货币增长的固定规则。政策背离的实质是因为我们采用的这种市场机制。当我们追求高就业率时，非常高的充分就业，那将会有很强的通胀趋势；甚至在我们完全消除失业之前，就可能产生通胀。于是就产生了滞胀这一新的病症，就是在高失业率的同时发生高通胀率。道理上，我们懂得如何对付停滞和通胀。为了对付停滞，我们可以采用扩张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为了对付通胀，我们可以采用紧缩的政策。但对于滞胀的新病，我们遇到了困难，因为为了治愈停滞所采用的政策往往会加剧通胀，所以我们仍没有很好的药方对付这种滞胀病。欧洲，照我的看法，对这问题处理得不太好。他们的失业率很高，达到了两位数的水平。因为他们要控制住通胀。我们美国的情况是取得两者的妥协，两样都有一点，即美国有一个较高的就业率和3％～5％的通胀率。然而，70年代石油紧缩改变了大学里经济学家们的看法，能源价格涨了五倍，农业欠收，所以一个激进的经济学家说我们遇到了滞胀。我们无法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公众都反对经济学家，我们自己也反对自己。我们试图采用一些新的方法，但在80年代，没有发生石油紧缩。你是教经济学的，你也教IS … LM曲线？但是，在80年代，旧的分析工具，如IS … LM曲线不再有用，弗里德曼的货币需求公式也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我今天所使用的LM曲线，与我1954年时使用的不同，因为财富的影响现在要大得多。但对于一般的分析，仍然是大致相同的。我分析人们储蓄的量不是基于其货币收入，像我过去曾做的那样，凯恩斯也曾经那样做，现在我的分析是基于财富的收入。莫迪利阿尼也是个后凯恩斯主义者。他这样解释储蓄，当我们年轻时，我们工作，而等我老了，便退休了，所以，我们年轻时就为将来储蓄。你们和他已谈过了，好。所以，我的观点是所有的经济学家、宏观的或微观的，应该保持一种动态的转换，转换其观念或改变其注重点。但在医药上，有的1905年时使用的规则今天可能仍然很好地适用，但经济学上这样的情况要少一些。
克莱因访谈录（1）
记者：
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邱晓华先生想了解，在做经济预测的时候，您是如何看待模型与主观预测（Subjective Forecasting）的？还有模型本身与人的判断的关系是什么？作为这个问题的第二部分是，中国正处在转型阶段，您认为中国的经济预测工作应该注意哪些问题呢？
克莱因：
通常来说人们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很相信模拟预测，不过主观方面的东西也应该做个介绍。它们包括了两方面的东西。第一，对模型加以解释以及模型本身的问题；第二，当出现大规模的外来干扰时，提出解决的办法。这类干扰会有诸如国际金融市场的突变啦，等等。在我的记忆中，最大的突然冲击是1973年的“石油冲击”，它延续到1979年。当事情发生上述的突变时，你就得往模型里加入一些主观的因素去反映行为的一些远大的变化。
随着时间的变化，客观的模拟预测在过去的45～50年间已经发生巨大的变化，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进。假如你看看过去的记录，就可以一目了然地看到改善提高的地方。当然“石油危机”对工业国家的冲击是巨大的。其后我们也把能源作为一个重要的因素结合到我们的模型中去。第二个问题是，我现在所搞的预测是支援性的，就是说帮助对高发生频率信息做时间顺序上的分析。在这个大学里，我们负责为美国政府做每周一次的预测。在这种预测中，我们运用客观的、数学的方式把将会发生的各种情况有机地结合到这个模拟预测中。我们的预测与现实已经非常接近。我们每天都在进行频繁的预测工作，精确性越来越高。这就说明了过去50年所取得的稳步的进展。
记者：
第二个问题是由复旦大学张军博士提出的。他们说，有的经济学家对经济计量学持有强烈的批评态度，那么您对当前的经济计量学的状况有什么看法？有什么问题没有？哪里出了问题？按照您的看法，未来经济计量学的发展会是怎样的？
克莱因：
我尊重持批评态度的人的观点。但是要做好经济计量，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该项工作现在已经变得非常的数据密集型、电脑化密集型，同时也是非常的全球化。
很多的经济学家都不愿意每天地跟踪信息的变化以便做我们这种大型综合工作。他们通常都宁愿在学术的冷门领域里做专题研究，从而可以著书立论，一鸣惊人。
必须了解到，要做类似我们的经济模拟预测，需要一大批精诚团结、共同努力的同僚。我发现人们倾向于在经济学上寻找简单的公式或规律，诸如通胀的规律、货币供应规律以及失业的规律等等。依我看，世界远远复杂于这么几条简单的规律，而这些简单的规律只适合在某些特定的时间里和特定的情形下。况且，这些情况亦是有待进一步研究探讨的。举例说，在过去的几天里，欧洲的利率下降了，美国的利率却上涨了。在这种情形下，一般的规律会是美元变得坚挺，这也是人们所期待的。而事实上呢？美元却呈现出疲软的态势。问题是他们只是预料到德国利率和美国利率以及由此产生的美元汇价的变动的简单互动关系。事实上有些简单的关系背后蕴藏着更为复杂的因素。另外，我还记得当出现“石油危机”的时候，油价猛烈升高。人们就开始说，根据某规律，我们会出现高失业率，高通胀。但这些东西并没有出现，简单的规律并没有起作用。在经济这领域里，人们总是千方百计去寻找简单的规律；然而当这些简单的规律失效的时候，他们又往往变得十分失望。我总是批评他们说，你们没有对问题的复杂程度引起足够的重视。
记者：
下一个问题是由加州大学圣迭亚哥分校丁专鑫博士和林刚博士提出的。他们问：“林克工程”的最新动态是什么？您认为使用更大的、更复杂的模型系统好呢，还是使用较小型的系统好？ ”第二个问题是：您一直在中国进行指导模拟实践，您对中国的经济计量学的研究水平和状况有什么看法？
克莱因：
首先谈一下“林克工程”（Project LINK）吧，它开始于25年前。当时，这工程得到了巨大的财政支持，所以它进展得非常迅速。但是今非昔比，它的财政来源日益枯竭。80年代，它的资助主要来源于“科研基金”，这使得它勉渡难关。其后，我从教职上退休下来，而该项目也就转到了联合国那里去了。联合国相对来说是贫穷的，它的机构这么庞大，而资金来源却捉襟见肘。据我知道该项目还在继续进行，但需要财政支援。（笑着说）最好叫联合国减少维和行动，把更多的经费用于经济计量学的研究中。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假如我还像以前一样活跃，还没有退休的话，我就会四处走动，为“林克工程”筹款。这项工程的确需要很多的资助。其他的国际机构，诸如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有OECD也设立了类似“LINK”的模型，但这些模型比“LINK”要简单得多和更容易操作。依我的观点，它们这些模型远远不及“LINK”好，因为它们太过单一化了，没有考虑到每个国家的特殊性。假如我重操旧业，我就会把每个国家的特殊性分别显示出来。当然这样做是十分昂贵的，你需要在全世界范围内设立75～100个研究机构去监察。这样做的话，成本就会升高，但舍此无他途。就“LINK”的准确性而言，我们对我们的预测数据与IMF、世界银行、OECD以及“共同市场”的预测做了比较，结果是大家的准确性都是差不多，也就是说，我们处于中间的位置。尽管如此，我们却更为快捷地获得了一些有深度的分析。比如在1973年的“石油危机”中，我们就预测到了世界性的萧条即将到来，并将在1974年来临。我们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我们从全世界各地收到了报告。对“LINK”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成功。它居然能够把各种报告综合起来，然后做出准确的反应。时至80年代早期，我决定把发展中国家也包括进“LINK”的模型中。我认为今后对“LINK”来说其工作应发展到中国、俄国、波兰、尼日利亚以及印度等国家，在那里设立模拟计划。这些国家是需要这方面的帮助的。同时，帮助他们也使得我们了解到这些国家正在发生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在80年代的初中期，“LINK”侧重东南亚的快速增长模拟预测工作，因它可以从这些地区、国家获得资料，如中国、泰国、菲律宾、香港等都积极参与。这些资料对我们来说是极为有用的。毋容置疑，“LINK”是一个非常有用的系统，但是它太过复杂、昂贵，严重依赖通信系统去接收各地输入的资料。其来源包括了75～100个不同的地点。因此，我很难下这样的结论，就是如果我们能够获得更多的财政支援，我们就可以干得更好。这个问题应由下一代科学家去回答。因为我已经做了开头的那部分工作，而我现在已经退居“二线”了。
克莱因访谈录（2）
记者：但您在继续参与对中国的经济计量学进行指导？
克莱因：是的。自80年代起（那年在北京开了个研讨会），我们白手起家去搞这方面的工作。说起来还应追述到1979年，那年我率一个美国代表团访问了中科院，团员中还有劳（音译）教授，他搞了一个有关中国经济的初级模型。劳教授就这个模型的结构向中科院的同行做了演讲。时至1980年，我们就不断在中科院进行讲学。我们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能够收集到数据，了解中国社会经济结构，还有解决数据管理方面的问题，而且还有助于模型的建立工作。果然不出所料，五年之后，我们就建立了中国的模型。这个模型准确地显示了中国的增长轨迹，还能显示中国的收支问题、通胀程度，以及其他的有关机密的资料。所以与中国合作是卓有成效的。
记者：您是怎样看待中国现在的经济计量模型现状的？
克莱因：中国是几家联合搞的，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信息中心，还有些记不清名字的单位，他们搞的模型相当不错。他们做试验的范围是10～15年的预测，而在国外，人家已搞到30～40年的预测。总的来说，中国应改革它的教育体制，尤其是在经济学方面。要让学生们懂得重视和了解世界经济信息、世界经济联系、世界经济文献，并学会把这些东西“拼凑”起来，从而搞出模型来。依我看，只要在这方面锲而不舍，定能取得成功。另外，现代的经济计量学的新趋势是搞“重点时间序列分析”（Emphasized Time Series Analysis）。依我看，中国还未成熟到可以搞这种东西的时候，因为中国的数据库还不够详尽。要真的搞这样的东西，你就需要有30～40年的每天、每周、每月的数据档案，只有这样你才能搞这种“时间序列分析”。不管怎样，中国的输入／输出信息数据库搞得不错，尤其是考虑到中国还是个发展中国家，她这方面的成绩就尤为值得骄傲。另外，我很强调把每个预算、收入和支出以及社会因素等等信息结合在一起的技术，这种技术是非常重要的。然而中国现时还没有办法搞这样的东西。也许在未来的5～10年时间内，通过国家统计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