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第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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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它可以检讨自己的境况和低效率的情形。举美国报业为例。它是最有效率的机构之一。它们可以通过公开内情而得到自律。再谈谈联邦机构。坦白地说，他们有官僚主义的地方，但还算有效率，虽然不能说非常有效率。有些部门干得不错，例如统计局，他们能提供高质量的文件，他们有改革精神，总想不断改进自己的工作，总是提出新的建议。所以，说政府部门有许多这样或那样的缺陷是正确的，但也不完全正确。在美国，这种说法的正确成分就更少了。所以，在我看来是没有简单答案的。私营部门效率问题也是如此。　　　
　　大师经济学纵横谈之二（1）　　　
　　记者：中国社科院一名老资格的经济学家及一名年轻的经济学家，一位是前副院长刘国光，一位是樊纲，他们恰好有同一个问题，目前就您的研究领域而言，最前沿的问题是什么？　
　　马克维茨：我将从我的专业角度去回答问题，我的专业是金融经济学。在这个领域里的一个有趣的新发展是投资的全球化和多样化。这都是合理的和预料之中的事情。有两个理由，第一，有许多的新兴国家提供了增长的机会，它们变得更成熟了。第二个理由是，全球的多样化投资可以使得公司在某个国家衰落时，可以在别的国家获得增长。全球性的投资组合导致全球性的多样化。就21世纪的金融经济学而言，公司将会搜集更详尽的数据资料，而有关数据资料的准确性法律将会得到执行。一俟数据被储入数据库，经济学家就有机会去加以分析。当然，我说的数据库是指电脑化了的数据库。两年半以前，我有一半的工作是在普鲁大学，有一半是在外面提供咨询，主要是为代沃证券公司提供咨询。我曾是这个公司的一个研究小组的主任。我们进行了许多的数学和金融方面的研究。我已从普鲁大学退休了。但是我还在部分地为代沃证券公司工作。现时，我们的研究工作发现了一些有趣的问题，这似是相当技术性的。我可以举一些例子，这或许会对你有用。具体来说，当人们在寻找投资机会的时候，他们就会以某种方式去使用过去的数据去了解：假如你以这种方式去投资，你可能面临什么样的结果呢？然后你就抽选出更佳的方案做未来投资的指导。这导致一个问题的出现。这就是，你将如何去预测你在将来会做得如何呢？如果你只想试一种办法，那么评估将来的最佳方式就是使用以往数据的平均值。如果你想试用多种方法，然后选出最好的方法，那么你就要从事一种我们称之为“数据掘矿”（Data　Mining）的活动。按这种方式，假如你要评估将来，你就要尝试不同的投资政策，然后选出以往最有成效的那种。最有成效的也可能是纯出偶然。为防止这种可能性，你就要去做一些统计学上的修正以帮助“数据掘矿”的开展。这就是一些中国研究人员在代沃证券公司也在从事的工作。他们在统计学上搞出了“数据掘矿修正”（Data　Mining　Correction）。我对此十分感兴趣。　
　　记者：它是怎么一回事呢？　
　　马克维茨：它是一种“预期回报”（Expected　Return），它与统计学有关。如果你只采用某一政策，其最佳“预期回报率”是过去数据的平均值；但是如果你尝试多种政策，然后挑出过去曾经表现最佳的。要搞清“过去的最佳方案”与“将来的最佳方案”是否一致时，你就得使用“数据掘矿”的方法。简单而言就是这么回事了。　
　　记者：中国国务院的一位经济学家林毅夫认为，中国经济学家相对优势是自己的国家正进行着巨大的变迁，如集中精力就地“掘矿”，就可能做出经济学的世界性贡献。想听听您的高见？　
　　马克维茨：中国具备了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动机、能力及效率，但与此同时，中国却缺少了平等、财富等因素的支持。因此，对体制的改造无疑是个十分有趣的巨大挑战。如果经济学家们能够对此提出解决的办法，则是对本领域做出贡献了。　
　　记者：人们对市场经济制度的看法似乎是越来越近似了，您说这是由于哪些原因？　
　　马克维茨：我认为有二至三个侧面可以解释这个问题。首先，它涉及到经济效率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家解释道：价格应由市场来定，以便知道你应储蓄多少，你应购买多少便宜的东西，以及你应预备多少用于昂贵的东西上，等等。但是当政府要进行价格干预时，这便成了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如果政府干预另外的事情，诸如反对污染，反对欺诈，还说得过去。但是干预价格就等于把政府拉入旋涡中，其效果相当于：“你要虚拟这样东西是不贵的，而另一样东西是贵的。”价格干预不是绝对不可以执行，而是在出现“短缺”或资源分配不合理的情况下才这样做。我深感美国的医疗制度如果引进政府的价格干预，将会是引发更大的“灾难”。美国目前的医疗制度的痼疾是政府的“人才干预”，他们控制每年可以成为医生的人数，不许海外的医生在美国从医。医生的短缺自然造成人为的医疗价格的上升；另一方面，政府的“公费医疗计划”又不断地注入资金到该计划的体制中，面对医生的短缺，从而导致医疗价格的上升。我要说明的是当政府试图干预价格时，他们不过是自找麻烦。第二个原因涉及到主观能动性的问题。当每一个人都拥有一样东西的时候，他们其实什么也没有拥有。如果每个人都拥有一片麦地，我的生活依赖这麦地，我就会对这块麦地负起责任来。所以市场的效率体现在价格制度和个人的能动性的调动上面。　
　　记者：香港大学的张五常教授认为，经济学的数学化倾向掩盖了对现实思考的无力；四川社科院的刘茂才院长想了解您是如何看待经济学与数学间关系的，不精通数学就做不了经济研究吗？　　　
　　大师经济学纵横谈之二（2）　　　
　　马克维茨：我的专业是倾向数学方向的。但是我并不认为没有数学基础的人就不能对经济学做出贡献。很显然，他们更善于从事经济历史、制度经济学的研究。　
　　记者：中国的经济改革思想主要来自一些实干家，或企业家。当然，中国不时会从诸如世界银行这样的机构那里获得咨询。您认为中国需要西方教育出来的经济学家吗？在许多领域，中国企业家并不能从理论上指导经济改革？　
　　马克维茨：我认为中国的发展主要是实干家推动的，而实干家当然不会有博士学位，他们有的也会使用经济学家，让他们搞资料分析，为资金流动提供意见等等。我并不认为中国需要一大批西方教育出来的经济学博士。　　　
　　大师经济学纵横谈之三（1）　　　
　　记者：　
　　贝克尔教授，根据您的理论，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和增长是至关重要的。什么叫人力资本？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有什么关系？政府、家庭、市场在发展现代人力资本方面应该起什么作用？特别像在中国？　
　　贝克尔：　
　　人力资本包括个人的技能、学识、健康。这些因素与人类紧密联系。我们不能把一个人与他的知识、他的健康和他通过受培训所掌握的技能分割开来，这些就是我们所指的人力资本。人力资本对现代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因为现代世界的进步依赖于技术进步和知识的力量，但不是依赖于人的数量，而是依赖于人的知识水平，依赖高度专业化的人才。人力资本的确就是掌握知识。在当代世界，你必须努力开发人力资本，不掌握大量的知识，没有一个国家会成功。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如果你们只专门从事低质量产品的生产，你们就不可能拥有有知识的人才，就不可能拥有生产知识密集产品的机械，也就不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　
　　记者：　
　　您研究人力资本理论，而马克思资本理论也注意到人力资本。　
　　贝克尔：　
　　马克思并没有注意人力资本理论。你念马克思的书比我念得更多，我念得很少。但是在我念过的马克思的著作里，我认为他几乎没有注意到人力资本理论。我不认为马克思对人力资本理论有什么影响。但亚当·斯密对人力资本做出了重要贡献。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人力资本也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观点，欧文·弗雪也做出了贡献，但马克思没有对人力资本做出贡献。　
　　马克思是一位重要的社会学家，他研究的问题是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那是个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在政治进程中。马克思的财团理论是一种政治经济方法，你可以说马克思提出过不同群体间冲突。我认为马克思仅提出了社会各群体间的冲突问题，不同的群体有不同的利益和不同的政策。不幸的是马克思过分地强调劳资双方间的冲突，而这个冲突只不过是许多社会冲突之一。　
　　记者：　
　　如何运用经济学的方法来探讨人类行为？　
　　贝克尔：　
　　经济学的方法是分析行为的方法之一。它研究的是一种经济、一个社会的运行。它不是一种关于人们的实利主义或者是货币利率的假设，而是一种看待和判断行为的方法。它特别假定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的行为是理性的。在某种意义上，在既定的机会和资源的条件下，人们都试图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当理性的个人都试图这样做的时候，就形成市场，从而使不同家庭、不同企业、政府及其他参与者的资源都按市场价格进行协调。这就是经济学方法，用于分析人类行为的方法。　
　　记者：　
　　过去几年中，年轻的中国经济学家极力向政府推荐整套的经济改革政策方案。但据中国社科院的一位名叫张宇燕的博士说，您与已故的乔治·斯蒂格勒似乎都认为，存在的就是有效的，自然你们都认为经济学家对政策的制订与实施之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是这样吗？　
　　贝克尔：　
　　经济学家可以对政治家产生重大的影响。通常，经济学家自身不是政治家，他们属于技术性专家、技术性顾问。在某些行为方面经济学家集许多功能于一身。但是经济学家最能对政治家产生影响的一面，是向政治家们说明不同政策将会导致的不同结果，以及推行这些政策要付出的代价和产生的效益。只有这样，经济政策才会变得更有效率，更富有成果。这是所有地方经济学家都能发挥作用的方面。现在政治家们常提出：对某些政治压力、社会压力方面的问题，让我们听听经济学家的意见吧！这是正确的。你们也是这样做的。经济学家不是形成政策的惟一投入，但他们是非常重要的投入。我想经济学家也是中国形成有效的、好的政策的重要投入。他们在中国经济朝着市场方向迈进过程中的作用是重要的。他们懂得个人理性预期，懂得如何给予个人以适当的鼓励，使中国趋于更加繁荣。经济学家对于制订任何特定政策的作用就是要表明该政策如何运作。我想这就是经济学家的重要作用，制订政策方面的作用。当然经济学家也通过做研究工作，促进知识的进步等。　
　　随着中国经济学家的成长，越来越多的中国经济学家将从事经济发展的前沿研究工作。中国在经济学方面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跟上来了。经济学家也已经赶上来了。更多的经济学家将作为制订政策的顾问来促进中国的发展。这是正确的，这种方向是正确的。这样就会有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其中一大部分经济学家就会像美国的情况那样，投身于定期的研究，一些人将从事政策研究或综合性的研究。　
　　记者：　
　　中国社科院的两位经济学家，一位叫刘国光、一位叫樊纲，他们想了解什么是经济学领域里的前沿研究课题，如何断定一项研究是否属于前沿课题呢？　
　　贝克尔：　
　　这很难断定，也很难说准。人们常问我，下一步应研究哪些课题？我不愿意回答这样的问题。因为我所从事过的研究我认为重要。我总是从事重要的研究。但会时赢时输，你是在下赌注。某些领域显然是非常重要的，比如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家庭、社会利益集团，我所说的“前沿”，意思是指有些人从事的非常接近前沿的任何一个领域。你要我提出三十个恰当的问题，我便可以提出这么多个恰当的问题，让你的人去研究，但我认为不能够指出哪几个问题是皇冠上的明珠。　　　
　　大师经济学纵横谈之三（2）　　　
　　一项课题的另一重要方面是该课题的可行性。可行性意味着做这个课题的人当中有人会提出妙主意。你有好主意来做恰当课题，你就前进了。那么，谁会告诉你怎样才能提出妙主意呢？我想，最佳的办法就是在中国积极地提供一种充满活力的研究环境，以及一种鼓励政策，使有人做经济研究。有些中国人是很能干的，其中有些人是能提出好主意的。有些人在最好的研究机构或大学里取得了好的研究成果。我不能告诉你什么是“前沿”，在试图告诉你什么是“前沿”时，我该稳重些。　
　　记者：您曾做过“利他主义”方面的研究，您怎样才能把利他主义和理性经济行为协调起来呢？　
　　贝克尔：利他主义非常重要。在家庭尤为如此。中国家庭有历史悠久的重要传统。母爱，这是数千年前就已有的概念。父母亲，特别是母亲爱孩子，孩子们通常爱他们的父母亲。我对利他主义的关注始于我对家庭行为的研究。只要你理解利他主义含义，你就容易把利他主义与理性经济行为协调起来。从经济学上的定义来看，利他主义就是关心他人的福利。你可能将利他主义与人们的偏好结合起来，当人们根据理性理论尽最大努力使自己的福利最大化时，他们将考虑分析自己的行为会给孩子们、父母、祖父母或其他亲戚带来什么影响。所以，容易发掘利他主义规律性的东西。虽然利他主义与自私行为部分地源于同一种理论，但两者是有区别的。我们试图为诸如社会保障、公债等许多问题说明利他主义与自私行为的差别。　
　　记者：据说您一听到自己获得诺贝尔奖时，就将诺奖奖金套期保值了。请您讲一讲您是如何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经济学的，好吗？　
　　贝克尔：（笑）我认为我运用了经济学。但没有人每天都进行成本效益的计算，我们怎么能够这样做呢？我做套利交易，我也考虑和判断应储蓄多少适宜。我也考虑来华。作为经济学家，我也考虑利率、投资收益率、应纳税收入、开销问题，也考虑孩子的数目以及对孩子的投资，婚姻等问题。我这些事通常运用理论，但不一定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都这样。经济学理论也不是关于这些细节的，而是作为更广泛的行为模式。我的行为最近才注意运用经济学原理的。我早就应该将它运用于日常生活，我觉得我运用得太迟了一点。幸运的是我的确开始考虑这样做。今年我给一些妇女授课，让她们尽早在日常生活中运用社会学。因为我的生活得益于这样做。总之，我运用了经济学原理，运用了我的生活理论。　
　　记者：您从事这类经济学研究的动机是什么？　
　　贝克尔：我的动机包括两个因素：年轻的时候，我对社会有普遍兴趣，希望了解社会，对数学感兴趣。后来大学本科时代我想到经济学是一种讨论社会利益最好的综合性学科，它运用数学，或更为正式的技巧——逻辑性强的技巧，而不像当时我曾考虑过的社会学、政治学等其他学科。在我的早期生涯，作为大学生，我开始察觉到经济学对社会问题的确还研究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