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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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研究中心的成立，模型与支援系统也不断增加，原有的布鲁金斯模型专案也就自然而然告一段落。它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取而代之的是不断扩大的商业化模型建构系统以及一些新的学术活动。
〉〉〉与时俱进的电脑应用
到了60年代，电脑总算能够有效地运用于计量经济学上；电脑最初只用在科学、工程及大规模的资料处理（如人口普查）上。以往在考列斯委员会的期间，所有我们曾构思的计量经济学的复杂计算问题，至此都迎刃而解。我和我的学生以及IBM电脑公司的研究员，花了相当多的时间研究与最大可能性（Maximum Likelihood）相关的非线性问题及其他的统计预估方法，也同时大幅改进了源自布鲁金斯模型研究过程中的模拟技巧。我们有两项创新的发展，使得计量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更向前跨了一步：其一是以国民所得会计的标准格式来呈现资料，以便于计量经济分析者的了解；其二是使用分时（Time Sharing）的方法。资料资源公司针对资料库以及分时系统的改善，就便利使用者操作上固然成就斐然，但早在该公司成立之前，华顿学院的工作团队就已经有了分时设施。电脑的真正发展是在60年代，而在接下来的十年开花结果，为全世界广大的研究人员及学者普遍使用。
电脑的标准用途是在资料管理、统计推论、应用（主要是模拟）以及以易于理解的表格与图形来呈现研究结果等，但除此之外，早在50年代末期，许多艰深的研究技巧即已开始发展。这些技巧根据推测模拟（Stochastic Simulations），涉及了适当抽取的随机误差（Random Errors）对动态模型之解的干扰。开这方面研究先河的，其一是阿德尔曼（Irma Adelman）对克莱因…戈德伯格模型动态特性研究；另一是源自瓦格纳（Harvey Wagner）为建构蒙地卡罗实验（Monte Carlo Experiments）而测量计量经济学的统计方法。
华顿学院的团队并不是头一个使用这些方法的人，但我们却在使用过程中，对自己模型体系具有的周期性与统计推论上的各种特性，有更深入的了解。原先对布鲁金斯模型所做的某些大规模的推测模拟，提升了以电脑为基础的实验技巧，我们也从中引用了相当丰富的资讯。经过多方的努力，我们得以了解大规模模型的各类反应特性——如乘数、对参数改变的敏感度以及系统的长期趋势等。华顿团队全面透过电脑来从事大型模型的操作运算，可以对一些重大事件——如尼克松总统的新经济政策、石油禁运以及伊朗君主政府被推翻——做出迅速而有参考价值的反应。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5）
〉〉〉与他国的合作
我在宾夕法尼亚这一段不算短的时间里头，除了致力于华顿模型的建构及其在各种经济预测与总体经济分析的应用之外，也策划执行了一些相关活动。就在抵达宾夕法尼亚不久，我即和森岛道雄（Michio Morishima）及市村真一（Shinichi Ichimura）两位日本教授共同参与一项新的计划，这两位教授是我在英国及美国分别结识的。我们三个人共同创办了一本新的学术期刊，名为《国际经济评论》（International Economic Review）。该刊的基本目标有二：一是促成当代（英美）经济学在日本的发展，二是分解《计量经济期刊》的负担，消化它大量积压的未刊论文。回顾这项努力，我认为，虽然当代经济学在日本的发展属必须的趋势，但我们在协助其转型上还是有所贡献。不过在野解《计量经济期刊》的压力上，充其量只收到短暂的效果，由于论文数量呈现爆炸与新期刊不断创立，我们也参与了许多其他的新期刊。但无论如何，《国际经济评论》在持续二十五年之后，目前仍然在日本大阪大学与宾夕法尼亚大学两校的合作下继续发行，并且可以自给自足。创办之初的那几年，便宜的日本印刷、精美的纸张以及来自关西经济联合会（Kansai Economic Federation）的赞助，都有助该刊的出版。虽然上述的各项有利因素已不复存在，但是该刊仍然体质健全地生存着。
由于此刊的创办以及其他的人际关系，使我有机会在1960年初访问日本，以后也陆续去了多次。因为这些机缘，我和新开场一（Yoichi Shinkai）共同设计了一套日本经济模型，并参与了大阪大学的经济模型专案。虽然日后各种日本模型不断推陈出新，使这些早期模型显得过时，但经过这些对日本的研究，再加上早期在英国从事计量经济模型研究的经验，使我的兴趣走向了国际模型的建构。
〉〉〉为发展中国家建立经济模型
1966年，杜邦公司（Du Pout）的研究员邀请我为该公司直接投资的三个开发中国家建立经济模型。为此，我挑选了一些宾夕法尼亚大学经济系的学生组成研究团队，建立了阿根廷、巴西及墨西哥三国的模型。根据双方协助，杜邦公司有权运用这些模型，但包括数据资料与方程式的系统，则是属于公共的智慧财产。负责墨西哥研究的学者戴里欧（Abel Beltran Del Rio）在1969年夏天和我一起造访蒙特瑞（Monterrey），在那里获得许多民间企业承诺，支援我们将墨西哥模型加以改良，并用于经济的预测以及经济政策与情境发展的分析。我们在华顿计量经济研究组内，组成了墨西哥计量经济模型研究小组。从1969年仅有蒙特瑞及墨西哥市少数民间部门的支持者开始，该组织已经扩充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系统，拥有一百五十个赞助单位——包括美国企业、墨西哥政府相关单位、国际组织等。我认为这项成功最有意义的地方，是在于我们以费城为据点所发展的各项技术，可以完全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这些技术涵盖了模型建构、电脑运用、模型结果的呈现以及对民间与政府部门决策的贡献等。这实在是可圈可点的个案，而类似的努力也陆续在世界其他国家收到成效。
从拉丁美洲的经济开始，我开始有机会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建构经济模型。远东国家有许多模型，非洲及中东也有一些。资料的缺乏一直是难题所在，不过目前已经逐渐克服，几乎全球发展中国家都已建立了模型。我们一些最优秀的学者曾加入联合国所属的各个团队，协助新兴国家解决经济发展的各项问题。60年代中叶，我与联合国所属单位签订顾问合约，协助建立不发达国家的经济模型，以估算其经济成长所需要的资本。
为发展中国家从事模型建构的同时，我也同时开始为社会主义或中央计划经济国家从事相同的努力。发展中国家的模型设计，必须能表现这些地区的特质，不宜仅依据新古典与凯恩斯的综合理论，完全复制工业化民主国家（即经济合作暨开发组织（OECD）所属的国家）的模型。发展中国家的模型要展开独特的供给面特质，还有特殊的对外贸易、所有分配与人口状况。至于替中央计划型经济建构模型，面对管制的市场以及计划目标，一直是我长久向往的挑战。1970年夏季，我在维也纳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ies）举办的演讲中和在美国认识的捷克经济学者讨论这些问题。同年夏天，我也在苏联及匈牙利与人讨论这项议题。
最后，在1973年时，我和学校研究苏联的同仁合作，为苏联建构模型——U。S。S。R SOVMODI与由此衍生后面好几代的模型。在各种讨论与正式说明的场合，我向苏联经济学家介绍这个模型，而我相信，目前我们对苏联的经济结构与体制已更为了解。在接下来的十多年，来自东欧、苏联与中国的访问学者络绎于途，他们的造访，使我们对西方市场经济与东方计划经济两者的基本差异，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推动建立国际模型
在分别为各种不同的形态的经济体——OECD国家、一些不发达国家以及中央计划经济国家——建构模型之后，下一步要做的就是建构国际经济体系的模型。1967年在一次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的经济稳定与成长小组举办的会议上，我曾建议透过一项合作方案来应对逐渐增加的国际性经济问题，而类似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布鲁金斯模型方案，是可供参考的设计。如果我们以各国的代表取代原先的各个部门代表，就可以为世界经济主要研究单位整合出一套一惯性的系统。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一开始是希望由OECD来进行这样的工作。1967年，我们在伦敦召开了一个会议，主题颇为冲动——“景气循环已经过时了吗？”还好，我们确认景气循环持续存在，但对开始建构模型以利国际经济问题的研究，尚未能成功地达成共识。不过，这次的会议却让我们建立了一些持久的关系，对未来的发展相当有助益。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6）
1968年夏天，我正在斯坦福大学授课程，在福特基金会提供的小额赞助下，我与希克曼（Betr Hickman）、戈登（Aaron Gordon）在斯坦福共组了一个团队，成员是OECD国家中建构国际经济模型的专家。我们决定推动一项新的专案研究计划，将国际经济的传动机制（Transmission Mechanism）建立模型。初期获得国际货币基金（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支持，由龙博格（Rudolf Rhomberg）积极参与，而国家科学基金会给予支持。
这是不折不扣的团队工作。许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模型建构专家以及国际经济学者齐聚一堂，在初步会议上交换意见，他们了解这是值得研究的专案，但并不确切知道究竟该如何进行。透过积极的团体讨论与个别分析，我们终于决定了一些方法与目标。经过这样的互动与努力，我们孕育出名为LINK的专案，即“国家经济模型的国际连结”（The International Linkage of National Economic Models）。在往后十五年以上的时间里，该项计划仍在持续运作，并寻求突破。
我们很早就发现，发展中国家将会在世界经济体系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尽管国际货币基金主要的兴趣是对OECD国家进行相关的经济分析，然而联合国方面对上述专案的支持者，则持续敦促我们要关注发展中国家。LINK专案开始时涵盖十三个OECD国家、四个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以及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或地区，之后持续扩大为包括七十二个国家或地区——涵盖所有OECD国家、大部分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这项模型建构工程的协调整合工作，其繁杂的程度可说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目前正在费城从事把每一个片段结合起来的工作。但每一个别部分仍然可以单独存在。
在这十五年的发展过程中，我们已成功地导入浮动汇率、处理石油价格变动的问题、纳入新的国家特质、引进初级商品、修正难以计数的运算程度，也透过情境分析（Scenario Analysis）解决了许多政策上的问题。至于资本流量分析、各国之间政策的协调以及最适控制（Optimal Control）方式，则是目前研究的重点。
经由上述说明，大家很容易看出在我的计划经济研究与应用中，电脑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但这方面的故事尚未终了。许多有趣的发展正在不断地推陈出新。目前，我主要的研究方向有三：①用微电脑来处理传统的计划经济问题。如此必须大幅缩减系统的规模，以适应桌上型电脑有限的处理能力；但随着技术的发展，这方面的限制正逐步消失中。不过，若干的研究工作，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研究，仍然需要加以精简，使其规模能契合目前这一代微电脑的处理能力。②合作运算，即将传统电脑连线为一个网络，以同步运算；LINK系统就是一个很理想的测试个案。③运用超级电脑（Super puter）来适应规模不断扩大的LINK系统之需，到目前为止，该系统已包括15000条以上的动态非线性方程式。
在各个营利性计量经济研究中心、官方的单位及一些大学的研究中心不断提出改良的版本后，布鲁金斯模型已自动退位，同样地，LINK专案有一天也可能会丧失既有的光芒。美国联邦储备体系有自己的多国模型，而OECD、日本的经济企划厅、欧洲共同市场以及华顿计量经济中心等也是如此。在1968年尚属成败未定的研究方向，如今已是分析世界经济时常会重复运作的工具。
〉〉〉与亚洲国家的交流
我在1970年前往东欧及苏联时，他们刚成立的研究单位正开始着手于计量经济模型的建构。我尽力帮助他们，因此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或华顿计划经济中心都有许多前来受训的学员。这种情况在发展中国家也是一样。至于中国的情况则有点不同。1978年中国与美国关系正常化之后，我在1980年秋接受国家科学院的赞助，率领一组经济学者造访当地，希望建立学术交流。接续此次的访问，我个人又在1980年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合办了一次计量经济的暑期研习会。此后，来自中国的访问学者也来到费城。尽管进展极为有限，但为LINK建构中国模型，并维持运作，总算有了好的开始。我们原已有自己的中国模型，是由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Laurence Lau）所建立的。1984年，我再度造访中国，继续讲授计量经济方法，并鼓励他们加入LINK专案。1982年至1983年，我们在中国台湾地区就建构和LINK相容模型进行了类似的工作。后来，我们陆续在马尼拉（与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及菲律宾发展研究所（Philippine Institute for Development Studies）合作）、曼谷（与联合国亚大经济与社会委员会（U．N．Economic and Social mission for Asia and the Pacific合作）、新德里（与德里大学（Delhi University）合作）等地，和当地的经济学家开会讨论，努力使整个远东地区都有良好的LINK模型。
以上说明了我四十年来在经济学及计量经济学上所做的努力，至于政治面或是通俗性的工作则未提及。事实上，1976年我曾担任卡特总统经济任务小组的召集人。在卡特任内，我对白宫的各项经济事务给予襄助。对宾夕法尼亚州长夏菩（Mition Shapp）及费城市长古德（W．Wilson Goode），我也提供类似的帮忙。这些经验让我学到很多。我稍稍了解如何和媒体打交道，维持公共形象，以及在经济与政治之间取舍。这些经验都非常有趣，我也很高兴有这些机会，但我个人最感自在的仍是在学术界，也就是从事前面所提及的种种研究活动。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7）
至于通俗性的写作方面，我仍继续为《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定期撰写专栏，而在《新闻周刊》（Newsweek）、《商业周刊》（Business Week）以及法国的《新观察者》（Le Nouvel Obsevateur）等，也都有定期撰稿。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曾在1954年原文连图表刊登我的文章，而我目前和《洛杉矶时报》也一直维持这样的关系。但是我对在媒体撰写通俗性文章的感受和我前面提过对政治事务的感受相同：我相信优秀的经济学著作，其价值是任何其他事都无从取代的，而且我还是以学术领域的写作最为自在。
肯尼斯·阿罗（Kenneth J。 Arrow）的演讲
演讲日期：1984年11月5日
剖析自己并不是令人舒坦的事。一方面企图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