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第3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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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佳的策略。况且，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让你碰到了熊彼特学说中的创新或达尔文理论中的突破，使曲线又回到报酬率递增的阶段。　
　　在莫扎特与布拉姆斯之间，我偏好莫扎特。我很感谢斯拉法遗留给我们贵重的金块，但如果他也能同时惠赐一些珍珠宝石必然更好。每当忆及他动人但忧伤的眼神，不禁会想套句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话——如果他出生时有一瓶香槟，应该会成为比较快乐的人。凯恩斯一生未曾遭遇写作的困境。晚年时有人问他，如能重来一次，他会做一些什么不同的事，他的答复是：“我会喝更多的香槟。”　
　　〉〉〉不绝的灵思　
　　稍早我曾招认，我这辈子都是待遇偏高而工作量偏低，即使是我的好友，也可能同意前者，但对后者有些朋友可能会抗议：“算了吧，你整天都工作，周末和假日也不例外。如果传闻属实，你连半夜做梦时也经常不忘工作呢！”的确如此，只是对我而言，从事经济分析是游戏而非工作。对自己讨厌的工作避之惟恐不及，我在这点上可说是恶名昭彰。行政事务我是全力规避，而且因为表现不称职，久之也就少接到这方面的任务分派。像罗伯逊（Dennis　Roberson）一样，我总是最后才洗叉子，因为万一原子弹不久之后就爆炸，不是根本没必要洗了吗？　
　　如果必须填一份复杂的问卷，我可能会因而提出一项交易理论或人口遗传学的新模型，反正只要能尽量拖延那件讨厌的事就好了。　
　　描写画家、音乐家、诗人或科学家的小说，经常忽略了他们平日工作时间内在做些什么。其实再想想，有关商业大亨的虚构小说，也同样没有精确描述这些企业家在做什么。　
　　因此，对听众谈到经济学家时，我应该具体地描绘他们在科学方面的酝酿工作。我是怎样开始注意到问题的？突破点在什么时候？发展的步骤为何？事后回顾，这项研究对知识的领域有何贡献？　
　　该从哪里开始呢？我有一本用来记载研究思考的大记事本，以1983年的那本为例，1月1日的那一栏，我可能顺手记下了如何设计一个线性规划系统的数字实例，足以推翻经济学的夏特里耶原理（Le　Chatelier　Principle）的原型。这项研究一直尚未发表，其源头可追溯到一项早在1949年的研究——或甚至早到1937年，当时我还是威尔森门下的学生。然后在1月2日和3日，还可以找到这个问题的记录，可能还有对相关问题的演绎。　
　　在1983年之中，类似这样的记录可能超过五十项。然而刚好记载于这本床头笔记本中的事项，也并非我该年所有研究的完整描述，甚至连这些研究的抽样代表也称不上。因此，我要找一个较充裕的时间，才能详细说明某些著名研究成果是如何酝酿成形的。等不及的读者可参阅我1982年的文章，题目是《阮赛最适可行租税与最适公共用事业价格之历史》（A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Ramsey's　Optimal　Feasible　Taxation　and　Optimal　Public　Utility　Pricess）。　
　　〉〉〉追求成功的动力　
　　在结束之前，我想提一下科学家的动机与报酬。科学家和亚当·斯密的生意人一样贪得无厌与竞争激烈，然而他们所追逐的不是物质享受，甚至不是金钱本身，也不是一般人所指的权力。学者求的是名。他们所求的名，诚如我1961年在美国经济学会会长致辞中所说，乃是在同行—他们敬重也希望赢得对方敬重的同行之间的名誉。社会学者默顿（Robert　K．Merton）曾在《科学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一书中，探讨我所称的这个“龌龊的小秘密”。　
　　我自己也不例外。林肯的律师合伙人及传记作者亨敦（William　Herndon）曾经观察到，诚实古怪的林肯在内心深处，一直有个小小的野心之钟在滴答作响。在我自己的价值天平上，无论是《新闻周刊》专栏作家的头衔、因眼光独到而投资获利数百万、乃至担任权贵或总统顾问而掌握的权力，如果比之于对科学王国的贡献所能赢得的认可，可说都是轻于鸿毛了。　
　　有次我曾问友人统计学者弗利曼（Harold　Freeman）：“如果魔鬼和你谈一笔交易，以一项精彩的理论交换你的灵魂，你会怎么办？”“我不会答应，”他说，“但如换到是不平等（Inequality）理论，则另当别论。”我喜欢他的回答。我曾证明，再笨的人也不至于笨到平均值六万标准差（Standard　Deviation）以下，这项萨缪尔森不平等理论使我名噪一时。不论后继的学者就此再加发挥，还是在更早的文献中可找到类似的先例，都不足以改变我从中获得的乐趣。因为这就是科学研究，只要能够对当时的科学界能有贡献，就当时而言也就足够了。　
　　我因为早熟而早露头角。在年轻时，我不知不觉地行事匆忙，实在是由于家族中多位男性长辈均未克享天年，使我自认寿数有限，加上家父于我23岁时英年早逝，大家认为我亦难逃此一命运，也带给我极为沉重的阴影。因此当时我的想法是，该做的事就要趁早做。然而，现代科学却带来了改变，遗传可以经由环境加以修正。无论如何，我一直身体健康。一般人在谈到科学家的贡献与他们的成就时，往往低估了健康这项因素的重要性。我有位值得尊敬的友人，终生为恼人的偏头痛所苦，有人会不公平地把他归类为低成就者。我则认为，他算得上是将自己资源明智运用的贤人。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6）　　　
　　关于早年成名，还有一点值得一提，那就是可以使人放轻松。如果能一竿在手，静待鱼儿上钩，为何还要汲汲于争名夺利呢？　
　　〉〉〉为自己工作　
　　我很早就认定，学者是为自尊——也就是学者们自己所一致看重的事物而工作。然而，一旦期盼他人赞美之心稍歇，你就可以自在地为自我肯定而工作。能带来真正满足的工作，才是你会自认满意的工作。也许要达到这种境界，多少要有个信念，那就是一位巧匠所喜爱者，也终会获得其他人的认同。　
　　无论何时，我都力求让自己快乐。有人认为我在热力学的领域里搅和，是想要提升经济学在科学上的正确性，或是要驳斥经济学者不能了解物理学复杂理论的说法。事实上，这种方法学上的尝试，与其说是增加名声，倒不如说是在对名誉课税。那又如何？税是我们为文明所付的代价。这类工作很有趣，而且我认为对人类知识的深度与广度均有益。　
　　就更深的层面而言，一个人并非只为同僚间的美名与赞誉而工作，也不只为个人兴趣或探索之乐而工作。就更深的层面而言，某位生理学家的对手，并非其他著名学府的同行，他的对头是癌症。经济学家说到底也是如此。客观的真理远在彼方，纵然千辛万苦，也要设法了解。如果厌倦学术圈的勾心斗角，或是目睹民主与文明在身旁崩坏，你总是可以退隐下来，致力于追求这客观的真理。复杂的数学不会虚骄掩饰，即使闹牙疼，最佳的止痛剂莫过于把难解的景气循环或复杂的控制理论演练上五回合。　
　　我说这些并不是在开玩笑，有个实例可以为证。已故的内瑟（Voss　Neisser），是对社会研究新学派（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卓有贡献的流亡经济学家。他有次告诉我，在希特勒逐步掌权的黑暗时代，能钻研于解决瓦尔拉竞争性均衡（Wlrasian　petitive　Equilbrium）之解，实在是一种解脱。我十分理解也完全同意。　
　　有人问我是否高兴获得诺贝尔奖，我思考一下才答道：“是的，生命中能带来纯粹乐趣的事少之又少，这件事倒真是如此。”这项荣誉是个惊喜，而且来得颇早，但也不致早到甚至连我也会担心。我所尊敬的朋友都为我感到高兴。如果有人有什么相反的意见，恕我迟钝不知。我的家人都喜欢斯德哥尔摩的相关庆祝活动。有些科学界同僚一想起那些把他们由实验室中拉出来的访问及种种恼人的差事，就觉得苦不堪言。我倒是能自得其乐，而且我还发现，只消过了几天出门有司机的日子，很快就会上瘾了。　
　　社会学者研究诺贝尔奖对得奖人有何影响。例如，桂冠得主是否会进入生产低落的时期？他们与人合著的论文是减少还是增加？名字是领衔或殿后居多？别人引用其著述的情况是否增加？他们变更领域的倾向有多大——诸如物理学者搞起脑的问题，或是化学家变成和平问题或最低工资的专家？　
　　对我而言，这是个容器——几乎要——溢出的情况。我心中最后一丝罪恶感业已消失，当我选择离开经济学领域中的主要干道，去探索费雪（R．A。Fisher）的生存价值（Survival　Value）或马克斯韦尔（Clerk　Maxwell）使热力学第二定律失效的魔鬼形象。我仍如鹰隼般紧盯着企业趋势与最新风潮，我仍撰写经济学中许多不同领域的文章，但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再也不觉得有必要站在——我是说设法站在——所有经济学文献的顶端。　
　　行将迈入古稀之龄，我的感觉如何？和音乐家瓦格纳（Wagner）与威尔第（Verdi）同登高寿的歌德曾说，年老与年轻之别，在于年轻人的体力总是呼之即来，随时待命；反之，八旬老翁只有在巅峰状态下，才能有最佳表现。以我个人而言，行年虽已六十九，状况仍如二十五，日子似乎总还是一如既往般美好。然而一如诗句有云“与理之必然”，9月已至，残存的美好时光终将逐渐消逝。　
　　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演讲　
　　演讲日期：1985年3月21日　
　　今天主办单位所指定的主题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不过我敢肯定，在座诸位一定有相当比例对如何才能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类的问题，比对我如何成为经济学者的过程更感兴趣。因此身为实证研究的科学工作者，我决定先从统计的观点，来探究一位经济学者应该怎么做，才能获得诺贝尔奖。　
　　〉〉〉攻奖的三要件　
　　可能大家都知道，经济学奖的颁发是较近期的事，它是瑞典中央银行在1968年为庆祝成立300周年而设立的。到目前为止（1985年），一共有22人获奖，其中并无女性。所以从以往的例子看来，如果你想成为诺贝尔奖的桂冠得主，最重要的一点是身为男性。在这里要指出，至今没有女性获奖，应该不是瑞典诺贝尔委员会有男性沙文主义。我也相信，整个经济学界几乎会无异议地同意，在这段期间内，可能只有一位女性候选人完全符合相关的评鉴标准——她就是英国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不过她已在几年前辞世了。诺贝尔委员会之所以没有授予她桂冠，无关乎性别歧视，而是可能反映了某种偏见的存在。今天在座的经济学者，应该知道我所指的偏见是什么。　
　　至于第二项条件是身为美国公民。22位得奖人中，有12位来自美国，4位来自英国，2位来自瑞典，另外4位分别来自4个其他国家。不过进一步分析，这项推论并不像前面那样明确，因为美国的人口是英国的3倍以上，但获奖的人数却仅是英国的3倍，所以从平均的基础来看，英国的获奖记录更佳。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17）　　　
　　至于第三项条件，至少对我来说是最有趣的统计结果。在12位获奖的美国经济学家中，有9位不是在芝加哥大学受过教育，就是在此教过书。所以，大家赶快到芝加哥大学去。除了这9位美国经济学家，还有一位得奖人哈耶克也曾在芝加哥大学教过十年书。只不过在我的归类里头，他是奥地利人而非美国人。有关经济学奖得主的统计，只能到此为止，这也是我所能给诸位未来可能得奖人的建议。　
　　接受诺贝尔奖的过程中，最难忘的是12月初在瑞典领奖的那一星期。我的妻子和我的感觉是，在颁诺贝尔奖的过程中，似乎所有的瑞典人都放下手边的工作，全神贯注于诺贝尔奖的颁奖典礼。一场接一场的宴会或相关的活动，令人应接不暇。那个星期整个活动的最高潮是一场晚宴及舞会，每一位获奖人都要向已微醺的观众发表三分钟以内的致词。我想各位可能会想听听我在1976年的这项致词。在此，我将其中开场白与结束的祝福删除，把中间的主文陈述如下：　
　　“我所专攻的学科，晚近才成为科学的一支；而为纪念诺贝尔先生所颁发的经济学奖，则是1968年瑞典中央银行为庆祝成立300周年才开始设立的。我必须承认，这样的背景确实带给我一些利益冲突。因为，各位可能知道，根据我在货币理论方面的研究结果，我认为由电脑取代中央银行的功能反而更好，只需在电脑上设定货币数量能有稳定的成长率即可。不过对我个人以及一小批被精挑细选的经济学家同僚来说，值得庆幸的是，我的研究结论未被采纳——否则今天就没有瑞典中央银行来捐资设立此刻本人有幸荣获的奖项了。也许从这里可以引申出：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如此，但是我想有些经济学者可能是这样的。　
　　获奖的心情虽然愉快，但必须承认，在过去的八个礼拜中，我深刻体会到天下不只没有白吃的午餐，也没有白拿的奖。由于诺贝尔奖是全球瞩目的殊荣，因此一经公布，得奖人就立刻成为各种疑难杂症的专家，吸引全球各杂志、电视台的采访记者及摄影人员蜂拥而至。我被问到的问题可以说是包罗万象，从如何治疗普通的感冒，到肯尼迪总统亲笔签名信函的市价如何。受到这样的关注，固然令人受宠若惊，但也难免导致自满之心。我认为以专业之外的事情干扰诺贝尔奖得主，固然亟需痛下针砭，但我们这些桂冠得主对过度自我膨胀也应有所戒慎恐惧。我就自己的专业领域所开出的解药是，设立更多这类的奖项。不过，想要取代像诺贝尔奖这么成功的产品，恐怕并非易事。也因此，我想我们这些人的自我膨胀，可能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吧！”　
　　〉〉〉幸运的意外　
　　言归正传，当我回想个人以及其他人的生命历程时，不禁深刻感受到纯粹的偶然在我们一生历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我想起了弗洛斯特（Robert　Frost）几行著名的诗句：　
　　“双叉道自黄树林中分出，　
　　遗憾我不能同时走两条路，　
　　我选择人迹较少的一条，　
　　自此面对截然不同的前途。”　
　　在回想我的经验与发展历程时，我发觉自己所走过的道路，是由一连串幸运的意外所决定的。首先，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是，我幸运地出生在美国。我的双亲出生于喀巴索…卢森尼亚（Carpatho…Ruthenia），在他们移民美国时还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后来属于捷克，而现在则是苏联的领土。他们到美国的时候都只有十来岁；后来在这里认识进而结婚。如果他们都留在故乡，即使结了婚也有了同样的小孩，今天的我会是苏联而非美国公民。这当然是纯粹的意外与巧合。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大部分美国人民身上，他们都是第一、二或第三代的移民，大都和我的父母一样，赤手空拳地来到美国。　
　　第二项很重要的机遇，是我在高二的时候碰到的老师。他的专业领域是政治学，但对几何学却极为热爱。他所教授的欧几里得几何学（Euclidean　Geometry），让我此后对数学又敬又爱，产生了兴趣。我永远也不会忘记，他在证明毕氏定理时，引用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