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第3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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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崭露头角　
　　现在谈谈我1944年那篇文章的审稿人赫维兹（Leonid　Hurwicz），他是一位相当被看好的年轻经济学者，后来我们曾在伊利诺斯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共事，也成为好友。该篇论文发表时，我还相当年轻，由此成为受到各方肯定的经济学者，同时意外地在1949年膺选为计量经济学会的会员。该篇论文的主旨在于阐明，除了在工资绝对的僵固性这个可疑的假设之下，凯恩斯体系一般的确能依循古典理论的路线而恢复充分就业的均衡。不过，在某些特殊的情况下，这样的机制会全面瓦解，或许当年经济大恐慌发生时就是如此。这些特殊状况不应该被视为常规，而只是一种例外情况。因此，主要的稳定工具应该是货币政策，而非财政政策。这就是该论文的主要精神。　
　　我在巴德学院的教职生涯，因为被征召进入陆军服役而告终。其实，我更早就该接受应召入伍，只是因为在珍珠港事件前，我的小孩刚出生——小孩在当时可说是价值不凡！然而，就在我行将入伍之际，征兵委员会又通知我，他们能够找到一些还没为人父的男子入伍，所以又把我放过了。不久之后，战争即告结束，我则接到重返新社会研究学院的聘书。　
　　我在该校有双重职务：一是担任世界事务研究所（Institute　of　World　Affairs）的研究员，另一则是在新社会学院教授数理经济学。我在研究所的研究专案，是和内舍（Hans　Neisser）合作，设计世界经济的大型（以当时的观点来看）计量经济模型，以显示各国之间经济上的关联。当时，最强的计算工具还只是电子计算机而已；因此，这项专案研究可以说是颇具野心。不过，至少我们成功地形成了一个构架，日后被许多类似专案当做指引或观念的来源。　
　　在这段期间，我也开始对储蓄的研究极为关注，而这方面的研究也成为我一生研究的中心主题。为什么我会对这个问题如此关切呢？因为当时有储蓄过多这个观念，而在凯恩斯的一些著作里可以找到根源。假如储蓄过多，后果可能会是严重的衰退。凯恩斯的追随者主张，储蓄是由所得决定，而且当所得增加时，储蓄占所得的比例也跟着上升，也就是说，假如你愈有钱，你的所得中用来储蓄的部分也跟着增加。由于大家普遍预期战后所得会上扬，那么按照上述说法，储蓄比率将会愈来愈高，因此我们便不免要怀疑，未来是否有足够的投资机会能够来吸纳这些储蓄。　
　　我并不相信储蓄率将会一直持续增长，认为这不过是当时一种流行的想法，于是我开始着手这方面的研究，试着证实储蓄率有一种周期性的特征，而不是呈上升的趋势。我的研究发现，储蓄受到特定期间个人绝对所得的影响较轻微，反而是个人所得相对于其惯性水准（Accustomed　Level）的比率，对储蓄的影响较为重大。在同一时间，哈佛大学的杜森贝利（James　Duesenberry）恰好也在探讨同样的想法。我们所建立的理论，现在称为杜森贝利…莫迪利阿尼假说。　
　　〉〉〉向哈佛说不　
　　几乎就在同一个时间，我突然接到来自哈佛的邀请。当时，哈佛的经济学系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如果以排名来看，第一是哈佛，然后是从缺、从缺、从缺，然后才排得上哥伦比亚及芝加哥大学。因此，哈佛的邀请，是我绝对无法忽视的，我也在略带好奇的心情下去了那里。我在哈佛的那天真是特殊，碰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受到系主任的接见，当时我还不晓得他素以冷淡对待外国学者而著名。他是受到学校教务单位的指令，要请我前来哈佛任教，他依令照办，但在面谈时却说：“听着，莫迪利阿尼，我们有像杜森贝利、亚历山大（Sidney　Alexander）、古德温（Richard　Goodwin）等等的教授——你永远不可能赶得上他们。所以，假如你够聪明的话，就不会接受这项职务。你为什么不回新社会研究学院去，在那口小池塘当条大鱼。你可别想来这个池塘当大鱼。”当时我对是否接受哈佛的教职仍在犹豫，因为哈佛给我的薪水还比原来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于是说：“也好，我想你的观点不错。我不来了。”和系主任面谈之后，我和好几位哈佛的教授会面。我也和熊彼特及哈伯勒共进午餐，他们问我：“面谈进行得如何？”我就把经过的情形告诉他们。他们的回答是：“噢，你这个笨蛋，你不用管伯班克（Burbak）教授怎么说。你应该接受这项职位的。”不过，当时我已下定决心，如果是由那样的人来领导经济系的话，我根本就不想来哈佛。所以，我又回到新社会研究学院。　
　　在接下来的一年内，我获得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研究奖学金。这是一项极高的荣誉，奖学金额度也相当高，好像一年有3000美元左右——在当时来说是一笔相当大的金额，足够养活我的一家人。因此，我就接受了这项奖学金，申请留职停薪，前往芝加哥。恰好就在同一时间，伊利诺斯大学商学院院长波温（Howard　Bowen）找我加入该校一项名为“预期与景气波动”的专题研究。此一专案的薪水极佳，而该校也是各方人才荟萃的名校，于是我就接受了伊利诺斯的邀请。当初回绝哈佛的教职，还真可以说是塞翁失马。比起同时进哈佛的人来说，我在伊利诺斯的发展及领的薪水，都远远的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我借着这次机会接触了美国中西部，这对像我这样出生在欧洲的人来说，是非常珍贵的经验。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4）　　　
　　这项预期与景气波动专题的主要目的，是要解释预期在企业规划上的角色，藉此来验证：预期是否可独立视为导致经济体系不稳定的来源？在这项专案计划进行的过程中，我学到了一些基本的观念与想法，对我日后在经济学上的贡献，的确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以下且让我做摘要性地说明。　
　　〉〉〉预期因素与厂商规划　
　　第一个观念是，厂商在生产规划（Production　Scheduling）上的主导理念，通常是克服销售的季节性波动，让生产能均衡进行。以比较平均的速率生产，将会比起伏大的生产方式来得节省。因为不论增雇员工或解雇员工，还是让他们无事可做或支付加班费，成本都要比平均化的生产高。生产量并非取决于当期的销货状况，而是人们对当前景气循环的预期。稍后我将会提到，为何这个观点和其他方面有所关联。　
　　其次，以这样的观点来观察生产规划时，对于什么样的预期才值得纳入厂商的生产规划体系以及什么样的资讯是决策过程中所必要的这等等问题，会得到一些助益。其中很有趣的一点是，几乎每一家厂商在规划生产计划时，惟一用到的信息，是属于与当季有关的信息；至于更广泛的范围，也就是当季之后会发生的状况如何，则厂商根本毫不关心。因此，所谓不相干预期（Irrelevant　Expectations）的观念，也就是和目前或当期行为不相关的预期，是由这项专案计划产生的另一个有趣的观念。　
　　第三个有趣的观念，是针对实际的企业预测所做的研究而发展出来的，那就是，未能针对季节性因素做出调整，可能是企业预测发生重大失误的原因之一。然而许多企业主管似乎不能了解季节性调整的真义，只在非常不准确的四季变化的技巧上打转。　
　　除了参加这项专题研究之外，我在伊利诺斯时，也有另一项相当重要的机缘。在那里，我碰到一位聪明而亲切的研究所一年级学生布蓝伯格（Richard　Brumberg），他后来也成为我们全家的好友。当时，库里哈拉（Kenneth　Kurihara）请我为一本名为《后凯恩斯经济学》（Post－Keynesian　Economics）的书写一篇文章，于是我就请布蓝伯格共同执笔，但一直未能决定主题。后来我们两人前往明尼苏达大学参加一次以储蓄为主的大型研讨会，结果会议发表的论文令我们都感到失望。就在驾车返回伊利诺斯大学的路上，我们构思出一个看起来颇具改革性的想法：所谓储蓄的生命周期理论（Life　Cycle　Theory　of　Saving）。　
　　在伊利诺斯期间，我受邀成为考列斯委员会的研究员，这是一个设在芝加哥的经济研究组织，和计量经济学会有关联。由于这层关系，让我有机会和另外一群相当杰出的经济学界人士相识，包括：库普曼、马尔夏克、阿罗、克莱斯特（Carl　Christ）、查诺夫（Herman　Charnoff）以及西蒙。　
　　〉〉〉政治介入校园　
　　后来麦卡锡主义介入伊利诺斯大学，目标在迫使波温院长以及由其聘请的教授离开，我在该校的生涯也告一段落。波温的确吸收了一批优秀但非本州土生土长的人士，有些来自东岸，有些来自西岸，而且都是凯恩斯主义者——这些人必须卷铺盖走人，主要是因为这个新团体打击了学校的旧势力，让他们觉得风光不再而自惭形秽。这些旧势力因此主导了一场非常著名的斗争，而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名为葛朗奇（Red　Grange），我想在座有些人应该听过这个名字。当时我对这个人可以说是一无所悉；不过一位家喻户晓的美式足球员也叫葛朗奇（绰号为超速魔鬼）。葛朗奇领导对波温的全面斗争，终于使波温递出辞呈，而原先和他一起来的人也大都跟进。我则因为要负责完成上述专题，所以多待了一年；但在此期间，我也开始四处寻找工作机会。后来，卡内基理工学院（Carnegie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也就是现在的卡内基…美隆（Carnegie－Mellon）大学给我聘书，我很明智地接受了邀请，在那里待了宝贵的八年光阴，从1952年到1960年。　
　　在卡内基…美隆期间，我成为如现在这样成熟的经济学家。这其中发生了什么事呢？卡内基当时是一个令人向往的地方，关键性人物当属西蒙，他不但是一位天才，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同事。围绕在他周围的优秀学者还有如霍尔特（Charles　Holt）、米勒（Merton　Miller）、库珀（William　Cooper），希而特（Richard　Cyert），以及马奇（James　March）——皆是一时俊彦。我们也有一些出色的学生，如穆斯（Jack　Muth）——现已成为当代经济学界的要角之一，为理性预期假说建立了理论基础，俨然被年轻一代经济学者奉为经典。凡此种种，都使学校生气勃勃。　
　　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下，基本上有两类的学术活动值得一提。首先是在商学院的教学上，采取了重大的创新做法。卡内基…美隆可以说首先在企业管理上，引进以数量化及学科化导向方式（Discipline…Oriented　Approach）。这在当时可以说开风气之先，令人振奋。其次，是在这里有许多的研究专案计划。例如，西蒙、霍尔特、穆斯和我就共同执笔一本有关生产计划的书，主要是针对短期决策的问题，如生产多少、雇用多少人员、维持多少存货等。我们在书中发展了一套数学模型，将我早先有关消弥销售的季节性波动因素的想法纳入。这个模型对生产实务曾经造成相当大的影响，也在国内外的生产课程上被广泛地引用。这是团队合作精神的具体表现——每个人在其他成员遇到困境时，都能及时给予新的帮助，让整个计划能够顺利完成。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5）　　　
　　〉〉〉一生的储蓄与财富　
　　另一件在这段时间发生的重要的事件，就是在和布蓝伯格的携手努力下，我完成了储蓄生命周期假说的两项研究，其一是个人行为部分，其二是总体行为部分。这个假说对储蓄形态的解释，基本上和我先前解释厂商的生产形态有异曲同工之处：消费是受终生所得（Lifetime　Earnings）的影响，两者之间存有相对稳定的比例关系。因此，在所得最高的时候，会做大量的储蓄；当所得较低的时候，例如年轻或退休阶段，则会有“负储蓄”。这个观点和弗里德曼的恒常所得假说有相似之处，但弗里德曼的消费与储蓄决策，是假设无限延伸的时间，而我的假说则认为生命是有限的，可以区分为依赖、成熟、退休三个阶段。一个人一生的财富累积状况，就像驼峰的形状。财富在年轻时很少，赚钱之后开始成长累积；到退休之前的中年岁月，财富累积到最高峰；退休之后，则开始降低。财富的累积中，可能会有遗产或赠与，因此我们的模型中也纳入这项因素。根据我们的估计，可能有五分之一的财富是来自遗产与赠与，但剩下的五分之四——介于75％～80％之间——都是属于驼峰的形状。　
　　我与布蓝伯格就驼峰式的财富分配模型有一项重要发现，令我们深感欣慰。那就是把个别的储蓄加总时，即不再着眼于个别家庭，而是整个经济体系时，那么虽然不同国家里的每个人在生命周期中都有相同的行为，但各国的总合财富（总合储蓄）却大相径庭。换言之，有的国家没有任何储蓄，有的国家却数量可观，为什么？试一下驼峰式财富的涵义，你会发现国家总体储蓄的主要决定因素并不是所得——所得不至影响财富与所得的相对比例——而是经济成长。一个国家的成长愈为快速，用以储蓄的所得也会愈高；成长愈慢，那么储蓄也将愈少。假如没有成长，那么总合的储蓄率将为零。这种储蓄的宏观经济涵义以及由此而衍生的一些推论非常重要，因为它对储蓄的过程提供了一个截然不同的观点。　
　　〉〉〉日本人较节俭？　
　　我们常认为，日本人的储蓄多，是因为他们生性节俭；而我们储蓄少，是因为我们较为浪费。假如我的模型是正确的，那么这种说法显然是无稽之谈。我们和日本人一样节省。他们每年有百分之八的成长，而我们只有百分之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通常只储蓄百分之十二的所得，而他们则超过百分之二十。　
　　其实，有许多证据可以支持生命周期假说的观点。生命周期假说并不意味着个人的节俭完全不重要；而是认为个人储蓄率的降低，系受到两个因素的影响：其一是财富在一生中的累积的轨迹形态，其二是经济成长的速度。如果财富累积的轨迹是固定的，那么储蓄将只取决于成长。但不管如何，轨迹的形态仍有其重要的影响，以日本为例，可能因为他们倾向于延后消费，因此他们的“驼峰”比较大。巧合的是，有些证据正可以用来佐证。日本的房价可以说是贵得出奇，而且直到不久之前，日本房贷的融资渠道非常少——抵押贷款并不多见，利率也相当高。所以，大部分日本人在年轻时就势必要做高额的储蓄，以便累积财富，供日后购屋之用，这就意味着，日本人必须在购买房屋以后，才能有较高的消费支出。　
　　在卡内基…美隆期间，我还完成一些其他的研究。首先是1963年有关货币机制论的研究，我把同期间已完成的研究成果纳入，事实上，1944年我发表的论文中即处理过这方面的议题。这项研究代表个人对货币如何在经济体系内运作的明确观点。除此之外，在1957年左右，米勒和我共同发表了两篇文章，提出所谓的“莫迪利亚尼…米勒理论（　Modiglian…Miller　Theorems）”，后来被简称为“莫…米”（Mo…Mi）或“米…莫”（Mi…Mo）理论。　
　　〉〉〉财务结构与市场评价　
　　“莫…米”理论的基本命题是：在完全的资本市场中，一家厂商的财务结构（负债与股东权益比率）对其市场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