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第3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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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曾尝试对当前其他的政策性议题贡献一己之力。我对通货膨胀的效果下过一番工夫。此一问题基本上有两种看法。其中一派认为通货膨胀是一项大灾难，而另一派则认为通货膨胀其实并没有任何影响。例如，一些学者经常认为货币对经济没有实质效果，因此通货膨胀了也没有任何效果。然而，有大量的研究显示，通货膨胀会产生相当多的效果，其中许多和行为人（包括许多经济学者！）不了解通货膨胀的后果有很大的关联。我曾经用这样的论点，来说明一些令人困惑的现象。为什么在通货膨胀时，股票市场往往会下跌，而不是随通货膨胀而上升？既然股权是实质性资产，股票不是应该上升吗？但是，它通常却会下跌。　
　　〉〉〉解读股价指数　
　　70年代末期，股票市场非常低迷，我写了一篇论文，以通货膨胀所产生的非理性行为来解释低迷的市场。我认为，大众并不了解实际利率与名义利率的差别，所以在计算利润时，利率的部分须考虑通货膨胀的因素而做调整。因此我曾说，假如股票市场能理性地评价，那么指数应当是实际数字的两倍。当时的股价指数大约是800点，我预测假如通货膨胀缓和下来，股票市场将上涨一倍。后来通货膨胀缓和至百分之二三的水准，而股价指数也的确上涨了一倍。问题是后来的指数上升了三倍。事实上，我是基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股份于1929年达到顶点的经验，才做出上述的预测。我特别指出，在股价回归到正常的过程中，必然产生许多资本利得，这些资本利得常被误解为可继续保有的额外利润。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股价就会节节高升到超出基本面所认定的合理水平。我相信，目前的股市也正是处于这种涨过头的状况。如果我们考虑利润的变动和利率的变动，就会发现股票市场真的已经超出理性评价的范围。由于市场可能继续非理性地变动，股价仍可能继续攀升；但是，到了某一点以后，泡沫就注定要破灭了。（就在本演讲后的几个月，也就是1987年10月，美国股市真的崩盘了。）　
　　在我回顾个人的贡献时，我发现有一条一贯的脉络：喜欢与时代主流背道而驰，挑战当时所谓的正统。这些正统说古典学派已经过时，说富人的所得中用来储蓄的比例比穷人来得高，或是说绩优的有价证券利率比股权报酬率低，因此负债融通的成本比较低。　
　　我期望未来能继续扮演挑战正统的角色，但是我不愿对未来的方向做过多的思考。我只愿顺其自然，一遇到有趣的事情，能随时准备妥当而投入其中。　
　　詹姆斯·布坎南（James　M。　Buchanan）的演讲　
　　演讲日期：1987年10月28日　
　　我想把今天的题目扩大为“重生的经济学者：追随先知但未见上帝”（Born…Again　Economist：with　a　Prophet　but　No　God）。这个扩大后标题的两个部分是很传神的描述。今天我受邀来谈的，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样的题目，恐怕不是我能胜任的。因为我并不像某些同僚，是天生的经济学家，而我也不是“演化”成为经济学家的。相反地，我是在“看到光”之后，经历了知识领域的全盘转变。接下来，我将会回顾这样的经历，同时也为谁够资格被称为经济学家的引申性定义与分类，做一番个人的辩证。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29）　　　
　　〉〉〉自己寻找结论　
　　我扩大后的题目的第二部分，其实和第一部分是息息相关的。我引用了40年代芝加哥大学所流行的说法：“上帝并不存在，但奈特是它的先知。”事实上，我是在奈特的影响下而转变的。然而他可说是一心一意地传达这样的信息：无论在科学的学术领域之内或之外，这世上都不存在其信息值得被捧到至高无上的神。每件事、每个人、无论何时何地—一切都可以公开接受批评与挑战。我们有道德上的责任去找到自己的结论，纵然有时必须公开检验奉为知识导师的先知，亦在所不惜。　
　　我之前曾写过一篇自传性的文章，题目是《胜过耕田》（Better　Than　Plowing）。文中指出，我的研究方法与研究主题，乃至对学术生涯、实证分析与规范性立场的态度，受到两个人的重要影响。其中一位是威克塞尔（Knut　Wicksell），他的影响完全在观念上。我曾在诺贝尔奖的受奖演说中，回溯在公共选择（Public　Choice）理论中威克塞尔的奠基与后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其中和我的研究有紧密关联的宪法经济学（Constitutional　Economics）。在比较与对比之下，这次的演讲让我有机会，纵然不是直接的机会，来更完整地探讨另一位深刻影响我的人——奈特。他对我的影响，不只是透过观念，也透过延伸四分之一世纪以上的亲密友谊。　
　　从1940年开始，我就称自己为“经济学者”，我的兵役记录上就是这么登记的。这是因为1940年6月从中田纳西州立师范学院（Middle　Tennessee　State　Teachers　College）毕业后，我获得了田纳西大学（University　of　Tennessee）1940～1941学年的经济学研究所奖学金，并在1941年取得硕士学位。我上了一些标有“经济学”名称的课程，成绩也相当好。然而，如果按照我自己所偏好的定义，我在那一年几乎没有学到任何的经济学。我检讨了罗斯福新制度的工作与构架；我也了解中央银行的理论与政策；我还学习有关租税及预算程序的一些知识；另又修了一些初级统计学，特别是在统计实务方面。不管是这些课程，还是先前在大学的课程，我都不曾从中对市场组织的原理有适当的接触。我对非中央控制型市场运作（Decentralized　Market　Process）的协调特性一无所知，这样的无知使我在面对准马克思主义者（Quasi…Marxist）对经济史以及经济现实的论点与解释时，几乎毫无招架之力；但却也让我在后来面对问题时，能保持开放的观念。　
　　研究所那年追随怀特（Charles　P．White）的经验，让我学习去体会一位研究者的投入精神，他所开的研究方法论可以说是知性的高峰。怀特灌输我研究过程的道德标准。和他相处的经验，不管是在研究生还是研究助理的阶段，确实带给我一些战后经济学训练中经常所欠缺的部分；我认为战后养成的经济学者，经常是技术能力超过行为规范。　
　　依照研究主题，或按字面意义，再加上学习了一些专业，我在研究所毕业时，的确算是“经济学者”了，但我对于整个经济的运作程序，仍缺乏一贯的看法。如果以我现在的角度来看，任何人想自称为经济学者，对这方面的了解是不可或缺的条件。我经常在想，这种无知是否只是我个人特有的情况，抑或其他立志成为专业经济学者的人，也同样地对未来所要从事的工作不具备最粗浅的概念。　
　　〉〉〉进入芝加哥大学　
　　1946年我进入芝加哥大学冬季班就读。我选择芝加哥大学时，对经济系的师资阵容并不很清楚。我可以说是完全受到大学时代政治学老师辛姆斯（C．C．Sims）的影响，他在30年代末获得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辛姆斯对芝加哥大学智识酝酿与人文荟萃的情景娓娓道来，令我印象深刻。他近乎诗意的说法深得我心，于是我这一辈子首次开始认真的学习。现在回想起来，这真是最好的选择。辛姆斯相当精准地传达了芝加哥大学校园中的知性的蓬勃盛况，此种盛况至今未曾稍减，举世无一处可与之比拟。　
　　在第一季的课程中，我修了奈特、休兹及李兰德（Simeon　Leland）等教授的课。我是第二次世界大战退伍人员中首批返回校园的研究生。不论芝加哥或其他学校的研究所，到处都充斥这类的学生。　
　　就在短短几个星期后，可能在1946年2月中旬左右，我对整个经济体系如何运作的理解，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改变。我第一次能够用市场经济秩序的原理来思考问题。由于对竞争性结构模型运作有了认识，让我在对实地观察的经济问题提出建设性批评时，有了可以参考的标准。我第一次称得上是一位经济学者了。　
　　我把这样的转变直接归功于奈特的教导。不过在他的教导中，提出的问题可能超过解答的问题。奈特并不是很有系统的老师，而且在对经济学究竟如何，他自己的解释一直相当含糊。他从未能摆脱配置——极大化的典范（Allocating…Maximizing　Paradigm），这种典范会分散我们对协调典范（Coordination　Paradigm）的注意力，而长期以来我一直认为后者才是经济学的中心所在。但是，奈特的经济学却将这些部分相互冲突的观点做了巧妙的混合。对我而言，由于强调组织面，已足以将配置派的论点降至次要的地位。就这一点来看，我先前提到自己的无知，毋宁是一种幸运。假如我在进芝加哥之前，就已接受过所谓“更好”的经济学训练，那么我几乎不可能体会到协调原则的重要性，并将之提升为我整个学术研究生涯中的中心思想。我可能会像许多同僚一样（除了极少数曾经在早期接触过奥地利学派的学者），基本上一直是属于配置论者。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0）　　　
　　〉〉〉两种典范　
　　配置－极大化与Catallactic协调两种不同的典范之间，在制度的规范性评价（Normative　Evaluation）上，有微妙但重要的差异。特别是有关市场秩序的评价，可能主要就取决于在一个人的观点中，到底这两种有部分冲突的典范，何者居于主导的地位。对配置论者来说，假如市场能运作，自然就具有效率。他们对市场进行的检验，乃是和逻辑中所定义的抽象理想状态做比较。对协调论者来说，市场会协调整合每一位追求自利的个人的个别行为，而毋需政治详说的指导。他们对市场的检验，主要是和另一种制度—即政治决策—来做比较。　
　　经济学者所采取的规范性立场，未必与他们所赞同的典范类别有关。许多当代的经济学者一方面是市场秩序的坚强支持者，同时一方面也是赞同极大化的典范。然而，在市场秩序上接受。Catallactic观点的经济学者，几乎无人对这样的秩序加以批评。由此可见，一旦事涉市场的运作与政治运作两者相互比较时，纵然市场有未尽完美之处，也必然会在评价上带来极大的抵消效果。　
　　上面这一段叙述明显偏离了主题，但对了解奈特带给我的改变是如何影响我在芝加哥之后的研究生涯，可以说是相当重要的。我们这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马上进入研究所的人，几乎全是某种类型的社会主义论者。有些人就是我所说的“自由派的社会主义论者”（Libertarian　Socialists），对个人自由赋予极高价值，然而却不懂市场的原理。我们总是把自由主义摆在首位，社会主义放在其次；而对政治选择的想法，则往往相当幼稚。对我们来说，民主主义式民主（Populist　Democracy）的吸引力，似乎优于政府控制的经济。这类年轻的社会主义者，最容易在接触到市场协调的原理后，马上改变他的思想。　
　　对这个原理的了解，将有助于我们专注于政治与政府管理上，长期以来的反建制评价规范，同时也让我们看到新的远景，即经济互助（Economic　Interaction），至少在某一限度内，不至发生用权力来凌驾于其他人之上的状况。按照我们的自由主义标准，政治是注定要失败的。现在按照同样的标准，市场可能——只是可能——不至于产生剥削。　
　　〉〉〉制度面的重要性　
　　尽管奈特还是信服经济化—最大化的论点，但他的经济学里有一项要素，就是强调市场的组织性结构，因此使协调原理提升为中心的课题。一旦我们将注意的焦点放在结构上与程序上，而把资源、财货与劳务等摆在一边时，正统经济学理论中的许多技术性的雕虫小技，也就不值一提了。奈特的研究方法应该是属于制度面的，如果按照这个词汇妥当的意义来看，这一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回顾奈特的研究，和美国早期的制度学派论者（Institutionalists）如艾而斯（Clarence　Ayres）、康孟斯（　John　R．mons）以及韦布仑（Thorstein　Veblen）等人，有部分的交集之处。他虽然对这些人的技术面经济学嗤之以鼻。不过却又和他们一样，对社会与经济互动的结构相当感兴趣。奈特对制度面的探讨，虽仅对于人类欲望的初步研究，但也暴露了正统经济学一些浅陋的假设前提。至于可能是惟一能取代市场机能的政治结构，奈特只是在行文中略微提及，并没有做深入的研究。　
　　公共选择是一个总括性的名词，是指将分析扩充到市场外的另一选择——政治力量。部分经济学者只把市场单纯地视为一种配置机制，无关乎其在降低政治活动的种类与范围上所扮演的政治性角色，因此他们不大可能进行这种扩大分析。在此，我当然可以只陈述我个人的经验，但倘若不是先有奈特有关协调原理的教诲奠定了基础，我很可能根本无从认识魏克塞尔的理论。　
　　“社会选择”（Social　Choice）与“公共选择”这两项相关但又有清楚区别的现代理论，可以有助于说明我的观点。我曾界定公共选择理论的两项中心的要素：一是将政治视为交易的概念，二是所谓的经济人（Homo　Economics）的模型。其中第二项基本上和社会选择理论有共通处，后者是在个人追求效用最大化的价值上建立社会选择的基础。而社会选择理论和公共选择理论重大的差异在第一项上。社会选择理论并没有把政治化为复杂的交易；而在其模型建构中，纳入了一项由来已久的观念，即其中必然存在某些独特因而可察觉的“最佳”结果，政治的因素即有形或无形地纳入此观念中。从阿罗以来的社会选择理论，在这一项要素方面，是直接源自正统经济学的配置典范，此时社会福利函数的极大化，只不过是把标准的效率微积分扩大到整体经济而已。　
　　相反地，Catallactic典范既强调交易而非配置理论，如果扩大到政治面，马上就会关切到政治决策的制度性结构。如果没有奈特做我的良师与楷模，我这位刚出茅庐的年轻经济学者，能否发现威克塞尔的伟大研究成果？我对此极其怀疑。　
　　〉〉〉逐步建立自信　
　　当我回首这段漫长的学术生涯时，总会一再地想起若干清晰可辨的事件与人物，他们曾经协助我建立起信心，让我这位门外汉在置身学术同侪之间时，觉得自己还有发展的潜力。第一件要提到的事，是1938年我在中田纳西师范学院的第二年，我的学科成绩是第一名。我第一次了解到，尽管来自乡村、通车上学、又只是由名不见经传的小型中学毕业，比起来自城市、全天住校、原先教育背景又明显胜过我的同学，我还是有能力和他们竞争。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31）　　　
　　第二件事发生在1941年1月，当时我刚认为期三个月的海军预备军官班受训结束，被分配到美国海军预备部队担任少尉。尽管我是来自较落后的田纳西州，在师范学院及田纳西大学所接受的教育也不见得高明，我再度在将近六百位全国大专毕业生的预备军官班里头，以第六或第七名的优异成绩结训。这位来自田纳西的乡下小子，的确对自己有信心了。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我成功度过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