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论衡中国经济与经济学-第4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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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业率假说的人都了解，要接受此一假说，前题是承认瓦尔拉斯一般均衡能正确描述日常经济实况。至于其他的理论基础，也同样的牵强。而从实证的角度来看，有关自然失业率的计量经济估计值，大都只是基于非常薄弱的实证关系；任何一项都可以有好几种不同的解释。以下的例子，或许不能算是很大的挖苦吧：自然失业率的支持者主张，英国目前的失业率在百分之九到十之间，低于自然失业率。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因为通货膨胀正在加速中。为何通货膨胀正在加速中？因为失业率低于自然失业率。
我个人比较赞同的假说是，没有所谓的自然失业率，也就是一个明确界定的数字加上通货膨胀加速或紧缩的特性。当然在任何时间，你都可以想像总需求大幅上升，导致通货膨胀加速的情况。（可能，当然这只是可能，你也可以想像需求水准低落，导致工资与价格日益快速地下降。）但是，那个关键性的水准，是取决于历史、制度、心态以及信念，包括对自然失业率的信念。假如该经济体系存在许多组的均衡，那么也可能有许多的“自然”率。
你可能已经注意到，我在报告自己成为经济学家的演化过程时，所选取的题材是经过挑选的，甚至有点支离破碎。例如，我就完全避开著名的双剑桥论争（Two…Cambridge Controversr）。那是因为这段插曲，在我看来是所谓看到烟就有火的一个活生生“反”例。在这段论争中，只有烟而没有火。如果，我把这部分向各位做报告，可能就会把话题转到心理学上，而这正是它原先想要治疗的病症。你可能也注意到，我似乎无意提到60年代以后的一些发展，只有谈到最近经济研究的方向时，偶尔会做一些点到为止的评论。这也是我刻意如此的。因为对于当前的思潮或论争，很难冷静旁观，但如果对之太过热衷，可能也不是很公允的。
那么我就面临在演讲完毕后，如何有尊严地下台的问题了。因此我愿意在演讲即将结束之际，告诉各位有关我对自己以及当代经济学的一两点看法，特别是在我构思这篇讲稿时所体会到的事情。
〉〉〉经济学并非科学
首先，我有个感觉：把经济学视为“科学”是错误的，它在性质上根本不是如此，这也可以说是我为何会有这种感觉的根源所在。今天的理论物理学家自认——并不全然是自我调侃——他们已经趋近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理。但在经济学里，没有这类理论；如果想建构这类理论，最后很可能会落到什么也不是的下场。假如你认为我这是在嘲讽当代宏观经济学的某些倾向，那你想得没错。
这与我坚信经济学应力求“科学化”的想法完全不冲突。所谓科学化，我指的只是我们应采用逻辑的思考方式并尊重事实。我在后面还会再谈谈“事实”。
有一次我曾听到史翠登（Paul Streeten）提及，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相信世人可分为两种，一种不信。经济理论家（甚至包括一些应用经济学者）似乎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建立系统的人，一种是解决困惑的人。我刚才所说的，似乎较偏袒解决困惑的人。所谓困惑，就是需要加以解释的事情。困惑可能是从理论的探讨过程中产生；有待解决的矛盾现象、等待发现的范例（如最适货物税）、以及各种以“某某事情是否有可能？”的形式出现的问题。困惑也可以从观察中产生：如玉米…猪的循环周期、可分配份额的“固定性”，以及导致欧肯法则（Okun’s law）的一些惯性现象。在我所做的经济成长研究中，和建立系统最接近者，其实一开始时也是为了解决困惑；哈罗德…多马理论中存有内在不稳定因素，但从经济史的观点来看并非如此，如何才能调和两者的歧异？我们当然承认有一些真正的系统建立者，而他们的确有高度的装饰性；但我个人的直觉是，系统太复杂，也牵连太多的非经济因素，因此很难用我们的方法加以建构。
现在我要谈谈事实。用严格的眼光来看，“事实”只是价格与数量的时间数列，剩下来的就属假设检定的工作了。我曾看过许多这样的检定，几乎没有一个具有说服力，主要的原因是它们否定许多其他的可能性时，感觉上力道相当不足。毕竟，对一组时间数列的解释，实在有太多种方式。可以肯定的是，就算同一份期刊，在下期也一定会出现另一篇论文，采用相当不同的函数形式，或修正过的模型。我个人的感觉是，我们要能进步，只有扩大供研究用的事实层面，纳入诸如专家与市场参与者的意见和随意的推论、态度调查、制度面的规则性，甚或我们本身的判断等等。我比较赞同的形象是吸尘器，而不是显微镜。
当然，我绝对不是说常识或者一般“务实的人”的观点总是对的。其实，务实的人所主张的理论常常错误或空洞。我所主张的是，经济学者不能不睁大眼睛观察四周，再判定什么是有道理的，什么只是牵强附会之说。这些判断并非毫无根据，而是可以诉诸于观察与逻辑为其辩护。
对经济学这门“忧郁的科学”（Dismal Science），我该谈得够多了。一位朋友曾经送给我一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系的T恤，上面的图案是一架直升飞机洒下的钱（货币理论者爱用的象征）正掉在一座岛上（经济学者最爱用的象征），并题上“还不及你想像中忧郁的一半”。我就在此打住。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40）
罗纳德·科斯（Ronald H。 Coase）的演讲
演讲日期：1994年4月12日
受伯烈特教授的邀请在这一系列讲座发表演说之后，我拜读了先前各篇演讲的内容，才发现讲演题目是“我成为经济学者的演化之路”。这不禁让我进一步地思考，我的思想在哪些方面可以算是演化而来的。在某些人的观念中，演化是指由较为简单及粗糙的状态，往较为复杂与精致的方向移动，这种转变是由某一思考过程带动，并逐渐改善分析的能力。
威林（Lars Werin）在诺贝尔颁奖典礼上，代表瑞典皇家科学院介绍我时，提到我在1937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名为《厂商的本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在该文中我以个人的想法来解释为什么会有厂商的存在。之后他又提到，我“在（我的）理论建构上，逐渐添加砖块，而终于在60年代的初期，树立起解答所有问题的基本原理”，也就是能解答经济体系中制度性结构的所有问题的原理。我个人相信，他的介绍中所谈到的最后成果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如果因他的介绍而认为我是从一个比较简单的理论开始，然后逐步有计划地添加砖块，一直累积到建立制度性结构理论所需的资料俱已齐备才告罢手，那么实在是误解了我个人思想发展的过程。
〉〉〉未曾预设目标
其实，我也直到最近这几年，才有一个清楚的目标。我一直都是在到达之后，才了解自己到了哪里。在每个阶段中，我个人思想的形成，都不是按照事前的宏图伟略而来的。不过到了最后，我发现自己所搜集的砖块拼凑起来，虽然谈不上是完整的理论，但如威林所称，是一种完整理论的基础。
个人认为，自己思想的发展，似乎接近生物界的演化，由各种偶发事件而带来了改变。至于这些改变是如何发生的，将是本场讲演的主题。我想这样的内容安排，可以呼应伯烈特教授主办这一系列讲座的主要用意，让大家了解“原创性的观念由酝酿到终于为同行所接受的过程。”但是，即使说我的思想是由偶发事件所促成的，我对这些事件的反应，却无疑地受到了时代精神的影响。伍尔夫（Virginia Woolf）曾说：“1910年12月左右，人类的性格有了改变”，从而导致“宗教、行为、政治与文学上的变化。”假如，这个日期的确标示了人类的转折点，那么个人在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上会和前辈学者不尽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座的诸位也许已经猜到了，我正是出生于1910年12月。更精确地说，是12月19日下午3点25分，地点是伦敦近郊的威尔斯登（Willsden）。我是家中的独子，家父在邮局担任电报员，家母婚前也在同一地方任职。虽然双亲都在十二岁之后即辍学，但却极有教养，只是他们对学术工作一无所悉，同时也不感兴趣。我个人的志趣一直都是在学术研究方面；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对学者的生涯感到懵懂，也无人指导阅读，因此无从分辨严谨的学者与浮夸的术士。尽管如此，我有两件事由双亲处获益良多。其一是，他们虽不能和我共享志趣，但一直支持我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此外，家母教导我要诚实与真诚。奈特曾说：“科学的基本原则—真实或客观—本质上就是道德的原则。”全心尊奉母亲的教诲，相信对我的工作意义重大。我一贯的目标是要理解经济体系的运作，要掌握真理，而非一味地支持特定的立场。在批评别人的时候，我总是试着了解他们的立场，以避免产生误解。对于不劳而获的成果，个人一向没有兴趣。
年幼之时，我因腿疾必须穿上铁鞋行走，因此我上的是残疾学校。学校的主管单位同时也管理另一所供心智障碍者就读的学校，因此我怀疑两所学校间有些课程是相通的。我对在学校的所学不复记忆，只记得一阵子学过编篮子，可惜这门有用的技能我却学艺不精。
〉〉〉阴错阳差选读商科
本地的小孩通常在十一岁时参加中学的入学考试，但可能是因为我就读于残疾学校的缘故，所以错过了考试。在双亲的争取下，我得以在十二岁那年参加考试，并获得基尔本中学（Kilburn Grammar School）的奖学金。学校的师资优秀，我也在正规课程上接受了扎实的教育。1927年，我通过了大学先期入学考试，其中历史与化学两科成绩优异。我又在中学待了两年，为伦敦大学的中级考试做好准备。这段期间的课程，相当于大学一年级所修习的科目，所以我必须决定主修的科系。当时，我的第一志愿是历史，但是后来我发觉要取得这方面的学位，必需通晓拉丁文；由于我上中学晚了一年，同年纪的同学已念了一年的拉丁文，所以我被分到科学组。因此，我只好转到另一个表现优秀的科目，主修化学。不过我发现自己不喜欢数学，而这又是所有科学学位的基础，所以我只有再度变更主修的科目为商业，这是当时基尔本中学剩下的惟一选择。
回想这一段人生插曲时，我归结自己之所以讨厌数学，系因为只学了数学公式和运算过程，却不了解其中的意义。假如我早一点读到场普生（Silvanus Thompson）的《轻松学习微积分》（Calculus Made Easy）—读书对各项运算的意义有清楚的解说—或是中学的数学课程也采取同样的教法，那么我很可能会继续攻读科学的学位。不过，还好并非如此，否则我大概只能当一位平庸的数学家，绝对成不了第一流的科学家。我开始准备伦敦大学商学士的中级考试（除了基尔本中学并不教的会计学必须通过函授自修）。虽然我对这些商学科目仅具备粗浅的知识，我还是通过了考试。到了1929年18岁时，我前往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商学士的课程。1930年，我通过最终考试的第一部分。至于第二部分的课程，我决定选修产业组，据称是培养工厂经理人的课程，不过大学对自己课程的说辞并不可尽信。我就在对这些都不了解的情况下，做了改变一生命运的重要决定。
部分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演讲（41）
〉〉〉进入伦敦经济学院
普兰特在1930年受聘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商学教授（特别是企业管理方面），之前，曾在南非的开普敦大学（University of Cape Town）担任类似的职务。我选修产业组的那年，普兰特刚接掌这一组。1931年，在产业组课程结束前五个月左右，我参加了普兰特主持的研讨课程，给我带来莫大的启示。他引导我认识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虽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所上过的一些科目和经济学有关，但我从未修过经济学。在普兰特的教诲之下，我了解生产者会相互竞争，结果提供了消费者最需要的产品。他进一步说明，整个经济体系是透过价格体系的运作来协调。当时我信仰社会主义，这些观念对我堪称为新奇。1931年，我通过商学士学位最终考试的第二部分。
由于我是在基尔本中学修习大学一年级的课程，而伦敦经济学院规定必须在该校待上三年才能授予学位，因此我必须决定第三年要修习的科目。之前在第二部分的课程中，个人最感兴趣的是产业法，因此我曾想利用这一年专攻产业法。假如我真的这样做，无疑地将会往律师方面发展。然而，应该是在普兰特的运作下，我获得了伦敦大学1931年至1932年的卡塞尔爵士游学奖学金（Sir Ernest Cassel Traveling Scholarship）。我那一年要在普兰特指导下工作，这段期间也被伦敦经济学院认可为在校修习。以上就是我如何一路走来成为经济学者，而没有成为编篮工人、历史学者、化学家、工厂经理人或律师的经过。冥冥之中一切似有定数安排，非人力所能左右。
修完商学士的课程，我对会计学、统计学以及法律已有一些了解。虽然，我在伦敦经济学院未曾正式选读经济学课程，但我个人对经济学还是有了一点认识。我参与普兰特的研讨课程颇有所获。也和同样选修产业的朋友福勒（Ronald Fowler）一起讨论经济问题。当年的伦敦经济学院规模不大，我认识了一批专攻经济学的同学，彼此相互讨论，特别是维拉·史密斯（Vera Smith，也就是后来的维拉·卢兹Vera Lutz）、勒纳、艾得堡（Victor Edelberg）等人。像我这样未受过正规训练而踏入经济学的世界，事后证明反而占了便宜。由于未经正规的思考训练，让我在处理经济问题的时候，有了更大的自由度。
〉〉〉市场机能与企业管理
我打算用卡塞尔奖学金前往美国，研究产业的垂直与水平整合。普兰特曾在他的课程里讨论产业界种种不同的组织，但是我们却缺乏一套理论来解释为什么会有这些差异存在。我决定去发掘潜藏其中的理论。在我的脑海中，还有两个问题和这项主要研究计划相关。普兰特在课堂上谈到经济体系是靠价格体系来协调运作，同时他也批评政府产业的合理化的计划—特别是协调各种不同运输工具的计划。然而，普兰特在企业管理的课程上又提到，管理是在协调厂商内部生产要素。这两种歧异的观点该如何调和？假如所有必要的协调都已由市场提供。为何还需要管理呢？另外还有一个本质相同的疑惑，那就是苏联在1917年发生革命，但我们对共产体系如何运作却所知有限。这也难怪，因为苏联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到了1928年才施行的。列宁曾说，在共产主义下，整个经济体系将会以类似一个大型工厂的方式来运作。虽然一些西方的经济学者认为这不可能，然而，在西方的世界就有不少大工厂，为什么苏联的经济不能像一个大型工厂来运作呢？
我带着这些疑问来到了美国。我访问了一些大学，但主要是为了我的研究专案而访问企业以及工厂。我和每位我拜会的人士交换意见，阅读有关的产业期刊以及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ederal Trad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