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鬼经济学-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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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你是否愿意竭尽全力来保证白人的出生率?”
“是的。”
然后肯尼迪立刻被告知交纳10美元作为加入骑士团的费用,另外每个月还要交纳1美元作为应付骑士团的开销。按照规定,他还必须购买一套带帽子的长袍,并把它染成黑色。
网上进行约会的人会怎样撒谎?(3)
作为一名骑士团,肯尼迪非常担心自己迟早会被派去从事一些暴力活动。可他很快发现三K党的一个核心事实,相信这也是所有恐怖组织的一个共同特点:大多数的恐吓都只停留在口头上。
以三K党最典型的暴力活动——凌迟处死为例。下面是塔克斯基机构(Tuskegee Institute)编写的一份报告,在这份报告当中,编写者以10年为单位,对美国境内黑人遭受凌迟的次数进行了详尽的统计。
请记住,这些数字所代表的不仅是由三K党执行的凌迟数量,而且还代表了整个国家有报道的凌迟数量。这组统计数据至少说明了三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第一,随着时间的推移,凌迟处死事件的数量呈现出明显下降的趋势。第二,凌迟处死事件跟三K党的规模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我们发现,在1900年…1909年之间,也就是三K党处于休眠状态期间,美国凌迟处死的事件反而更多,而到了20世纪20年代,当三K党拥有数百万名会员的时候,这个国家凌迟处死的数量反而下降了,这说明三K党成员执行凌迟处死的数量远比人们想象的要少。第三,鉴于美国有着庞大的黑人群体,所以黑人遭受凌迟处死的数量实在是微乎其微。当然,凌迟处死的事情越少越好。可到了世纪之交的时候,凌迟处死已经很少发生了。我们不妨将20世纪20年代发生的281例凌迟处死案例跟美国同期死于营养不良、肺结核、腹泻病等病症的黑人婴儿的数量进行比较。在1920年的时候,在每100名黑人婴儿当中,大约有13人会死亡,或者说每年大约有2万名黑人婴儿死亡,而相比之下,在这10年当中,这个国家每年死于凌迟处死的黑人数量只有28人。到了1940年的时候,每年死亡的黑人婴儿数量大约为1万名。
年份 被凌迟处死的黑人人数被
1890—1899 1111
1900—1909 791
1910—1919 569
1920—1929 281
1930—1939 119
1940—1949 31
1950—1959 6
1960—1969 3
那么这些数据说明了什么问题呢?凌迟处死的情况几乎绝迹,到底意味着什么呢?为什么当三K党蓬勃发展的时候,美国凌迟处死的案例反而急剧下降呢?
最为有说服力的解释莫过于,所有早期的凌迟处死行为都发挥了作用。白人种族主义分子,无论是否属于三K党,都通过自己的行动和口号宣传向黑人传递了一种强烈的恐吓情绪。如果一名黑人胆敢违反那些约定俗成的行为规范,无论他是在背后议论一位白人司机,还是胆敢试图投票,他都知道自己一定会受到惩罚,甚至可能是死。
因此到了20世纪40年代中期,当斯戴森加入三K党的时候,该组织实际上已经不需要进行那么多暴力活动了。由于长久以来一直接受“二等公民”的身份,所以白人实际上已经不再需要通过惩罚的方式来强行压制黑人了。一两例凌迟处死的案例就可以在人们心中制造一种顺从心理,因为人们总是对那些比较恐怖的行为作出比较强烈的反应。而且真正有效的恐吓手段往往是随机的暴力行为,这也正是恐怖活动之所以如此有效的主要原因。
但如果三K党在20世纪40年代很少采取暴力活动,那它主要都做了哪些事情呢?斯戴森?肯尼迪所加入的三K党实际上可以被看成是一个兄弟会,其中大多数人都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未来也没有太多希望,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发泄的窗口,以及一个偶尔在外过夜的理由。而三K党的半宗教组织形式,宣誓效忠等众多属于顶级秘密的活动又使得这个组织变得更加有吸引力。
肯尼迪还发现,三K党实际上是一个隐蔽的赚钱机器——至少那些处于该组织顶端的领导者从中获利甚丰。三K党的领导者们有很多收入来源:他们有成千上万名交纳会费的会员;那些聘请三K党来恐吓工会或向三K党交纳保护费的企业主也是一个巨大的收入来源;还有三K党大游行也会带来不少捐款;即便是偶然为之的月光行动(作者在这里指三K党偶尔进行的抢劫活动。——译者注)也能给他们带来不错的收入。此外还有一些类似于“死者福利协会”的机构也可以成为营利机器,该类机构通常会向三K党成员出售保险,而且只接受现金支付或者巨龙(三K党内部高级官员。——译者注)本人签字生效的私人支票。
加入三K党几个星期之后,肯尼迪就迫不及待地开始对其发起攻击。当他听说三K党正在计划组织一次旨在铲除工会的大游行的时候,他立即将该信息透露给一位工会的朋友。同时他还把该信息传递给乔治亚的助理大法官。在对三K党总部进行调查之后,肯尼迪给乔治亚州州长写信,列举了一系列取消三K党的理由:长期以来,三K党一直宣称是一家非营利、非政治组织,可肯尼迪提供的证据表明,该组织实际上既是一家营组织,同时又在从事着政治活动。
肯尼迪的努力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三K党根基深厚,而且又受到广泛的支持,所以肯尼迪感觉自己简直是在蚍蜉撼大树。而且即使他能够撼动三K党在亚特兰大的根基,该组织在整个国家其他地方的成千上万个分部(此时的三K党正处于复兴高峰期)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
肯尼迪突然产生了一种巨大的挫折感,可就在这时,他突然想出了一个绝好的主意。有一次,他注意到一群小孩子在玩一种间谍游戏,在这种游戏当中,孩子们彼此之间会通过一些愚蠢的暗号进行沟通。这让他想到了三K党。他想,如果能够把三K党的暗号和其他秘密公布给全国的小孩子的话,那结果将会怎样呢?有什么比“让一个秘密组织的所有秘密都变得可笑”更能摧毁该组织的呢?(巧的是,在《一个国家的诞生》这部电影当中,一位前任联邦士兵正是由于看到两个白人孩子躲在床单里吓唬一群黑人孩子的情景才想到成立三K党的。)
肯尼迪想到了一个公布信息的绝佳渠道:《超人历险记》(Adventures of Superman)广播剧,这是一个面向全国数百万听众的节目,每天大约在晚饭时间播出。他立刻跟该节目的制作人取得了联系,问他是否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关于三K党的内幕消息。制作人立刻表示出了强烈的兴趣。在过去的许多年当中,超人的对手一直都是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日本裕仁天皇,可随着战争的结束,他现在需要新的对手了。
网上进行约会的人会怎样撒谎?(4)
于是肯尼迪开始把自己掌握的信息源源不断地供应给《超人》节目制作组。他告诉他们关于“Ayak”先生以及“Akai”先生的故事,他还从三K党的圣经——在三K党内部被称为“可兰”(Kloran)里截取了一些被经常使用的语句,把它们公布出去。(肯尼迪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白人基督教徒组成的组织会给自己的圣经取一个类似于伊斯兰教最神圣的经典的名字。)他公开了一个三K党分部的基本组织形式:Klaliff(副总裁),Klokard(讲师),Kludd(牧师),Kligrapp(秘书),Klabee(财务官),Kladd(指挥官),Klarogo(内部卫兵),Klexter(外部卫兵),the Klokann(一个5人调查委员会)以及Klavaliers(一支配备精良的武装部队,肯尼迪本人就属于这支部队,该部队的首领被称为“首席踢屁股官”)。他按照从低到高的级别顺序对外公开了所有三K党的组织级别:最高级别是圣巨人和他的12位恐怖之神;接下来是大巨人和他的12位愤怒之神;然后是巨龙和他的9名精灵;最后是帝国巫师和他的15位精灵。而且肯尼迪还告诉节目制作组三K党现在正在使用的暗号、活动安排以及他自己所在的三K党分部——乔治亚州亚特兰大市内森?贝德福德?佛里斯特一号内部流传的一些小道消息。
节目制作组立刻开始创作一档为期4周的节目,来讲述超人是如何在4周时间里彻底扫平三K党的。
第一次节目播出之后,肯尼迪怀着急切的心情参加了三K党的聚会。果然不出所料,大家都感到非常沮丧。巨龙尽量使整个会议保持正常,可会员们的情绪根本无法控制。“前天下班回家的时候,”其中一位成员抱怨道,“我发现我的孩子跟其他孩子们有的在脖子上围着毛巾,头上顶着枕套。那些带毛巾的正在到处追赶那些带枕套的。当我问他们在干什么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自己正在玩一种叫做‘超人大战三K党’的游戏。”这帮孩子知道我们所有的暗号,他们什么都知道。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么荒谬的事!想想看,要是有一天,我的孩子在衣柜里找到我的三K党制服怎么办?
巨龙答应一定要找出三K党内部隐藏的叛徒。
“可我们已经受到损失了。”一名三K党成员说道。
“我们神圣的仪式正在被一群孩子在广播剧里玷污!”另一名成员接着说道。
“他们并没有把所有的秘密都公开出来。”巨龙提醒道。
“他们没公开的只是一些不值得公开的东西。”刚才说话的那位成员说道。
巨龙建议他们可以立即更换暗号,把暗号从“红血”改为“叛徒必死。”
这天晚上的会议结束之后,肯尼迪立刻给《超人》节目制作组打电话,告诉他们新的暗号,制作组成员答应会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播出这些新的暗号。在第二个星期的三K党聚会当中,只有几个人到场,整个房间几乎空了;申请加入三K党的人数也将近减少到零。
在肯尼迪想出来的所有主意当中,他的《超人》计划无疑是最聪明,也是最有效的。它所产生的效果正是他想要的:利用三K党的秘密来对付它自己,把那些三K党成员引以为傲的信息优势转变为一种用来进攻三K党的秘密弹药。很快,随着信息被公开,庞大的三K党士气大为降低,整个组织开始出现动摇。虽然三K党并没有因此而土崩瓦解,尤其是在南部。戴维?杜克(David Duck),一位来自路易斯安那的颇有口才的三K党领袖,甚至想办法向美国参议院和其他机构申请将三K党合法化。但是,确实此时的三K党已经风光不再了。在《火焰十字架:三K党在美国》(The Fiery Cross: The Ku Klux Klan in America)一书当中,历史学家维恩?格雷格?维德(Wyn Craig Wade)把斯戴森?肯尼迪称为“阻止战后美国北部三K党复兴的最重要因素。”
这并不是因为肯尼迪多么勇敢,多么果断,或者多么镇定——当然,他确实拥有这些品质。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肯尼迪理解了信息的力量。三K党的权力就好像政治家、房地产经纪人,或股票经纪人的权力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他们所掌握的信息。一旦这些信息落入错误(你也可以认为是适当)的人手上,整个群体的优势就会在瞬间消失。
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时候,定期人寿保险(简称定期寿险)的价格出现了急剧下降。人们一时也摸不着头脑,因为这种下降显然没有任何显而易见的原因。其他类型的保险,包括健康保险、车险以及房产保险的价格都并没有下降。保险公司本身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保险经纪人,或者是那些购买定期寿险的人也没有太大变化。那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答案就是互联网。1996年春天,quotesmith成为首批帮助客户对几十家不同保险公司的定期寿险价格进行对比的公司之一。对于这类网站来说,定期寿险简直是一个完美的产品。与其他类型的保险,包括终生寿险相比,定期寿险的差别通常不会太大:大都是为期30年,保险金为100万美元。所以对于客户来说,在选择保险公司的时候,真正的关键因素就是价格。而在一般客户看来,同时联系多家保险公司,然后进行价格对比的做法无疑过于耗时,可一旦有了quotesmith之后,这个过程突然就变得简单起来。只要登陆这家网站,客户几乎立即就能找到最便宜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要想争得客户,保险公司别无他法,只能降低价格。几乎就在一夜之间,保险客户们每年在购买定期寿险上的花费减少了10亿美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网站通常只列出价格而不从事销售寿险的实际业务。因此它们真正提供的并不是保险。跟斯戴森?肯尼迪相似的是,这些网站实际上只是在传播信息。(要是在肯尼迪打入三K党的时代有互联网的话,他很可能会在开完会之后立即跑回家,把所有的信息都公布在互联网上。)可以肯定,公布三K党的信息和公布保险公司的寿险信息之间肯定会有所不同。三K党内部所传播的都是一些会让人感到恐惧的秘密信息,而保险公司只是让信息尽量分散,从而使客户难以进行横向比较罢了。可无论对于保险公司还是对于三K党来说,信息的散布都在很大程度上稀释了信息持有者的权力。正像最高法院法官路易斯?布兰戴斯(Lousi D。 Brandeis)说过的那样,“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
信息是一个信号灯、一把指挥棒、一根橄榄枝、一道保护线,它的作用完全取决于人们掌握和利用这些信息的方式。比如说二手车交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对于一辆新车来说,它被开到大街上的那天是它生命中最为糟糕的一天,因为一旦被开走,它的价值立刻减少1/4。这听起来有些荒谬,可我们都知道,事实确实如此。通常情况下,一辆售价为2万美元的新车转手的价格不会超过1。5万美元。为什么?因为按照通常的逻辑,人们只有在车子出现问题的时候才会愿意把一辆新车转手。所以即使这辆车本身没有问题,潜在的买家也会以为车有问题。他相信车主本人一定比自己更加了解车的状况,所以车主必须为自己掌握的这种信息优势付出代价。
可如果这车确实有问题呢?在这种情况下,车主通常会等上一年再卖掉汽车。到了那个时候,人们对车子质量的怀疑心理就会减弱;而且到了那个时候,由于有些人会卖掉那些虽然买了一段时间,可质量仍然完好的汽车,这时问题汽车的车主就会滥竽充数,把自己的汽车一起出售,从而卖到超出汽车本身价值的价钱。
信息就是互联网世界的流通货币(1)
交易的一方总是会比另一方拥有一些信息优势,这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用经济学术语来说,这种现象被称为信息不对称。我们知道,资本主义所信奉的一条真理就是:一些人(通常是专家)总是比另外一些人(通常是消费者)知道得更多一些。但到目前为止,各种各样的信息不对称事实上都已经被互联网的发展所削弱。
信息就是互联网世界的流通货币。作为一种媒介形式,互联网可以迅速地把信息从那些拥有它的人手上传递到那些需要它的人手上。一般情况下,就好像在定期寿险中的情况一样,信息的存在形式是非常零散的。(这互联网就像是一块巨大的马蹄形磁铁,它可以盘旋在漫无边际的稻草堆上,将所有的铁针都从稻草堆里吸出来。)就好像斯戴森?肯尼迪做出了一些任何记者、公益人士或检察官都无法做到的事情一样,互联网所做的事情也不是任何消费者权益组织能够做到的:它大大缩小了专家与大众之间的距离。
有些时候,跟专家进行面对面交流反而会加大专家和公众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因为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