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王道-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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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培训后,詹姆斯开始了4个月的休假,他准备与一位朋友一起环游世界。他们计划先在非洲做一些志愿工作,之后到喜马拉雅山旅行,并游览欧洲。一次偶然在网上的聊天让他们从悉尼飞到了内罗毕,接着坐汽车来到了圣奥迪普孤儿院。几天之内他们便决定取消之后的旅行安排,用准备在欧洲喝酒的钱给孩子们购买更多的床、教科书、厨具和衣物。
9月,詹姆斯必须返回澳大利亚接受培训,但是在离开之前,他与孤儿院的女总监和两名老师见了面,告诉他们他的支持不会结束:他会在接下来的 12个月里想办法出来。在回到家中后不久,他收到了肯尼亚当地一位朋友的邮件:“詹姆斯,4天前这里的负责人把孩子们赶到了街上,换了锁并一走了之。老师们甚至都不能把他们的包带出来。他把所有东西都卖掉了,甚至包括教科书……圣奥迪普孤儿院不复存在了。”
通过电话和邮件,詹姆斯和一位朋友安排了一辆汽车,把大多数孤儿带出了城市,来到了一个叫做茫乌的小村子,距离内罗毕大约有 1小时的车程。他们以60美元一个月的价格租下了一所小房子,并将其命名为法米利亚 •;莫加儿童中心(这个词在斯瓦希里语中是“同一个家庭”的意思)。第二年3月,他向会计公司申请延长了假期,与女朋友海蒂一起回到了肯尼亚,一住就是两个月。他决心找到 名从圣奥迪普孤儿院走失的孩子。后来,他们找到了8名中的6名,并把他们带到了新的孤儿院。詹姆斯不知疲倦地工作,以筹集更多资金和支持。 今天,他可以自豪地说,孤儿院的24名孩子有全职的社会工作者、女总监、总监助理和孤儿院经理来照料他们;他们一日有三餐,上完学后有特别的辅导,有自己的床,有干净的饮用水,还有鞋子。
细细思考这些平凡而卓越的人们的故事,让我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想必所有人都会如此。如果他们对自己将要为世界做些什么的责任如此明确;如果他们有勇气放弃舒适、安全的居所,去承担这样的风险;如果他们准备带自己的家人和孩子一起到这些地方义务奉献,甚至是一生都生活在那里,到地球上最饱受虐待和剥削、最不受关注孩子中间,其他人为什么不能呢?我为什么不能呢?
是不是因为我们都太厌恶风险?是不是我们对自己在世界上的责任没有了信仰?某种意义上,我们是否应该为自己感到惭愧,因为我们固守于自己熟悉并享受着的相对奢侈的生活中?
正文 第1章 金融世界的喧哗与躁动(7)
也许我们对眼下可享用到的愉悦感到满意和轻松,因此我们决定让自己的良知停留在一辆漂亮的车子、一所独幢的房子以及有异国风情又无需冒险的假期上。也许我们是在做一种浮士德式的交易。如果我们让所有这些念头日渐强盛,我们可以因为感受到各方的冲击而被原谅。我们眼前是埃斯特别墅的冲击:即使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富裕、最成熟的经济体系,到头来仍脆弱得不堪一击。我们身后米兰大教堂的冲击:即使是在混乱和污秽之中,受各种危险动机的驱动,人类可以在神秘的存在中建立起超凡的丰碑。一边是现代性的挑战:所有旧的确定感和支撑体系都让位于一个看似无限混乱、复杂的世界,让我们有一种背离感;一边是个人选择的挑战:如果你很勇敢,你可以用自己的双手去帮助穷人和被遗忘的人们。而在我们耳旁轻声响起的是这样一个问题:我们渺小的生命和劳动到底能否产生任何意义?
我们为什么做我们在做的
如果我去聆听,这个问题不绝于耳,然而又找不到令人满意的答案。如果一个答案是简单可靠的,那么它便不是我们要找的答案,因为这样的一个回答到头来必然是没有说服力的。不过可能会有一个回答,一个我相信最终会有深刻意义的回答。
但是,在我讲述它之前,我们对一些东西的接受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没有对某些基本事实的赞成,那么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回应。它们是令人困惑的现实,但是如果没有它们,本书后面的部分也就没有了任何意义。把它们称做是三个“模糊之辞”(ambiguity)吧,我相信,只有接受它们并与它们共存,才能找到真正的平和。
第一个模糊之辞在于不完美的本质之中。它是这样的:我们是理想主义的存在,受到创造思想和物体、做极为纯洁和美丽的事情的驱使。我们深深地被这些思想、物体和行动所吸引。但是,就在我们让自己成为它们中一部分的那一刻,我们似乎发现它们是 —或者变成了有瑕疵的。似乎我们参与其中的所有东西总是有一种达不到理想境界、不完美的倾向。的确,这种不完美有时会以极为险恶的形式呈现,正如我们日后所看到的。而它的暗示就在那大教堂内部的黑暗里。不完美是我们根深蒂固的一部分,我们也是不完美的一部分。我们永远无法逃脱。
第二个模糊之辞在于人类进步终点的本质中。旧的维多利亚时代认为进步不断向前、不断向上的观点已经让位于一种对我们的去向更加不确定的感觉。结果可能是怎样的?你可以使牛市的理由和熊市的理由都具有同样的说服力。因此关于这一切的结局是怎样,存在着一种模糊。气候变化把它带到了一个备受瞩目的位置,正如 20世纪中叶的核武器竞赛一样(其区别在于气候变化是一根慢慢燃烧的导火索,而核灾难的幽灵对此则有一种独特的即时性)。随着我们周围生活的改善,卫生保健、教育以及娱乐的标准都在稳定进步,但有一点我们必须明白:对我们的子孙来说,世界可能会更糟。是否可以有那么一天,工作都做完了,人类在一个可持续发展的星球上实现了一种稳定、舒适、和平、共享的存在,每个人都能与自己以及他人和平相处?我们将实现这样一幅图景,还是说有着另外一个不同的终点:水深火热,疾病流行,以及无法遇上的规模空前的冲突?
第三个模糊之辞在于希望的本质中。我相信这是它们之中最重要的一个,也是关于我们的存在最模糊的地方。我们知道邪恶遍布世界,但我们相信更美好的情况是可能的 —我们不断希望,却常常事与愿违。在极大程度上,正如诗人(以及神父)杰拉尔德 •;曼利 •;霍普金斯
(GerardManleyHopkins)痛苦的话语,我们“不选择毁灭”(notchoosenottobe)。即使是在人类历史最黑暗的时代或者是在我们自己的生命中,希望会永存的可能性似乎总是反复出现(尽管在当时它可能是没有根据的)。
正文 第1章 金融世界的喧哗与躁动(8)
我们可能完全不知道有什么理由让我们相信它。为什么我们会在糟糕的情形之中相信它呢?而且我不是在说天真的希望。在罪恶之中我们可能会找到的希望不是一种物质上的希望(认为生活会更好,进步必然发生),它是一种与我们所知的罪恶同样陌生的希望,只在我们经历中的某些部分出现。它能否成为“何必呢”这一问题的有意义的回答?
结束抑或开始
春季。东科克( EastCoker),萨默塞特( Somerset)。一个不到 2000人的村庄,艾略特《四个四重奏》(Four Quartets)中的第二篇(也许也是最伟大的一篇)。艾略特的骨灰撒在了这里,圣迈克教堂,这个村子的教堂。他的祖先就是从这个村子在 1660年移民到了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
这是一个画一般的英国村庄。教堂是 12世纪的。唯一的住宅科克公寓,是一座15世纪的庄园大宅,现在被分成了几处住房。蜜色的石头在白天晒着太阳,而后在黄昏时放射出温暖的光辉。感觉就像是一个被装在琥珀中的英格兰—尽管实际上只是在扩张中的繁忙小城约维尔(Yeovil)。
教堂里一块简单的匾额祭奠着艾略特的骨灰,上面写着艾略特自选的墓志铭,是《东科克》(East Coker)开头和结尾的话:
在我的开始中是我的结束。
在我的结束中是我的开始。
“开始”和“结束”这两个词是艾略特伟大的诗篇所思考的。对艾略特而言,“开始”并不仅仅是物质或地理上的起源 —尽管这二者也是开始,而且还非常重要。“开始”是我们确信无疑的开始的地方。而“结束”并不仅仅是故事结束的地方,而是旅程的目的,是我们踏上旅程的原因,是我们在旅程中的发现。
因此艾略特所思考的谜,是“结束”如何总是被植入到了“开始”之中。孩子降生的那一刻便注定了未来的一次死亡。然而,他在诗中探讨的,并不仅仅是物质结束是物质开始所固有的。在另外一个意义上,要过上一种完整的人的生活,我们必须接受我们的结束就在我们的开始中,我们会在我们的目的中找到我们的根。很多时候,我们的生活似乎只是于偶然之中做发现的练习,几乎没有什么主线串联于这些练习之中。作为人,我们很大一部分的追求是去探讨我们可以接受什么作为我们最深刻意义上的“家”,因为这是我们将要发现真正的精神目的的地方。
分隔是人类的一个恶习。将生活分到不同的领域,有着不同的终点,受控于不同的规则。我们都想呈现出多个版本的自己 —面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脸(甚至在不同情绪、不同时刻面对自己时也是如此)。“世上还没有一种方法,可以从一个人的脸上探察他的居心。 ”—但我们对自己内心的了解也是不完美的。从邪恶者到微不足道者,我们被引诱着分隔开来。从可以背诵歌德的《浮士德》中大段文章的营地司令官,到办公室政客和成了家的男人,到我们之中的任何曾经扮出另一副面孔、对伴侣不忠、得过且过、不惜一切代价追逐任何东西、出卖我们的灵魂的人:我们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分隔的罪。
分隔是一种对模糊的逃避;它让我们能够将规则(我们在不同领域中的生活所需遵守的规则)简单化,因此避开了 —如果我们不小心的话—道德和精神的问题。分隔的趋势中最明显、最平常的表现是把我们的职业生活看做是一个中立的领域,在其中价值、道德以及智慧的问
①出自莎士比亚戏剧《麦克白》第一幕第四场。—译者注
题无需出现。但我们还有许多其他分隔生活的方式。工作、家庭、朋友、社会 —这些是不同的生活领域(尽管它们常常存在部分重合),在这些领域中,我们都有各自的行事规则。生命的这些不同领域也同自身的内在领域有着重合(尽管没有一个是完全重合的):这个内在的自我应当根据什么来判断自己前行的方向?甚至当它偏离航向时它能否知道?分隔让我们把这样的问题关在了门外。
但是,到最后,如果我们想要探究自我,我们就不能限制我们探索的领域。而且我们必须要探究,如果我们想要发现或重新发现我们的“开始”和“结束”的话。目标是明确的,它是对下面的问题(它们既是多个问题,也是一个统一的问题)的回答:我为什么做我在做的?我们为什么做我们在做的?而且,奖励是什么也是明确的。正如艾略特在《小吉丁》(《四个四重奏》的最后一篇)中的阐述:
我们将不停止探索
而我们一切探索的终点
将是到达我们出发的地方
并且是生平第一遭知道这地方
正文 第2章 全球化将把世界带向何方(1)
第2章全球化将把世界带向何方
我们已经习惯于全球化了。事实上,还没等分析家和历史学家开始分析它、解释它的时候,全球化就已经成为公众头脑中的陈词滥调了。它是新的,还是旧的—也许像人类这个物种一样古老?它是某些世界精英故意设计的掌中玩物,还是一个失去控制的怪物?它是文化的杂交,还是全球的弱智化?它会导致理解和尊重的增进,还是紧张和冲突的加剧?最重要的是,它是不是一种进步,它是否应该或者能够被停止?
世界是平的
新千年在一个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信步迈开了步伐。2005年,一本书迅速抓住了新世纪人们的心理 —《世界是平的:21世纪简史》(The World is Flat)。该书由三度普利策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 •;弗里德曼所著,一上市就迅速成为畅销书。作为国际事务和经济方面的专家,弗里德曼的基本论点是:先进技术的同时爆发及其所带来的全球范围内的知识与资源的结合,意味着我们彼此之间都是潜在的、平等的竞争者。
这本书是新闻业的一部代表作。作为其核心内容,该书列出了10辆改变世界的“推土机”(atteners),其中包括例如 1989年 11月9日柏林墙倒塌这样的大事件, 1995年第一个网页浏览器上市这样的技术创新,以及在整个 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源代码开放、外包、内包以及供应链迅速发展的新趋势。书中同时谈到,国际商业合作方面取得了大量的新进展,而来自中国、印度、俄罗斯、东欧和中亚的30亿新竞争者也在市场上突然涌现(一个真正可联网的全球竞技场又进一步加剧了这两种趋势)。弗里德曼称,这些推土机已经将世界带到了一个“引爆点”上,在这里,变化已经越来越快、不可逆转。
在此基础上,弗里德曼构建了他的论点。他考虑到在“平坦”世界中各个国家的适应和发展能力不同,提出一个观点,即允许世界各地的思想和最佳的实践传播的一个关键要素是,一国文化吸纳国外思想和影响的能力。他说,一国文化的吸纳能力越强,它在平坦世界中的优势就越大。他列举的有高度文化吸纳力的国度是印度、美国、日本和近期的中国。他也提到了一些穆斯林国家,比如土耳其、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但是相比之下,”他说,“其他一些国家,比如阿拉伯社会中的大多数国家,则很难从平坦世界的优势中受益。”弗里德曼的建议是,由于力量在扩散、差异性在流失,因此各个地方的经济人( homoeconomicus)正在变得越来越相像。
不仅仅是更加相像—弗里德曼受到广泛讨论的另一个观点是,各个国家也会变得更加和平。他在他的“防范冲突的戴尔理论”(DellTheoryofConictPrevention)中概括了这一点。其中的“戴尔”是偶然用到的一个词,因为他正在用一台戴尔电脑写作。他知道,倘若没有大量的外包,这台由许多零部件组成的机器不可能以现在这样的价格买到,于是,他想到要去弄清楚它及其包含的诸多零部件都是从哪里来的。他从戴尔总部那里了解到了整条供应链。他逐步发现了这个组合物中的每个单独的构件的来源地 —微处理器来自菲律宾、哥斯达黎加、马来西亚或中国;内存来自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德国或日本,等等。他拼凑出了一幅非凡的图景,其中浮现出的模式是巨大的跨国物流和通信网络。弗里德曼热衷于更新他早先的“防范冲突的金色拱门(麦当劳标志)理论”(GoldenArchesTheoryofConictPrevention),该理论规定,当一个国家达到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即拥有一个足够庞大的中产阶级来支撑麦当劳网络的时候,该国就成为了一个麦当劳国家,并且麦当劳国家中的人们不会再选择去打仗了(他们更喜欢排队等候汉堡)。戴尔理论更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