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全球治理-第3章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随着相互依赖的加深，各种问题之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世界体系越来越像一个“政体”，正式、非正式的进程与制度指导并制约集体行为，治理的问题由此而生。从全球的角度讲，治理问题即全球社会的各种制度与进程如何有效地、合法地编织起来，发挥作用。42强全球主义以不同方式影响各国的政治和治理。反过来，国内政治也以各种方式塑造全球主义的影响。如果说自由放任将会造成长期的不稳定，而相互依赖网络正在穿越民族国家的疆界，那么一个很自然的问题便是：全球主义如何治理？如何管理相互依赖的影响，或者说如何“管理全球化”？
　　基欧汉和奈列举了五种可能的治理形式：（1）在领土疆界内采取单边行动，降低脆弱性；或接受外在标准，增强竞争力；（2）强国或国家集团采取单边行动，以影响领土之外的国家、企业、非政府组织等行为体；（3）区域合作，增强政策的有效性；（4）全球层次的多边合作，建立管理全球化的国际机制；（5）跨国或跨政府合作（包括“公民社会”）。43这些治理尝试都是对全球化的回应，它们实际上涉及三个层次：国家的单边行动；区域合作；全球与跨国合作。其中单边行动往往失败或引起对抗性反应，第一种形式在某些方面还可能导致“去全球化”。第四种模式，即进行全球层次的多边合作以建立全球性国际机制显然是他们所提倡的。第五种形式作为各国合作关系之正式进程的补充也是必要的。
　　国际制度仍然是基欧汉治理理论的核心。他指出，全球化有赖于有效治理，有效治理需要更为广泛的国际制度。要防止全球化的停滞或逆转，就需要发展有助于促进合作、解决冲突的制度安排。自90年代以来，基欧汉通过研究国际法与国际制度之间的关联，探讨了国际制度的合法化问题。44他发现，随着发展中国家和非政府行为体复杂性的增强，通过国际组织这一制度形式进行多边合作的“俱乐部模式”（club　model）——它体现的是富国主导制度设计的“内嵌式自由主义”（embedded　liberalism）——由于“民主赤字”而逐步丧失了合法性，越来越难以维持。反映在全球治理上，规则制定及其解释变得多元化了，因此任何可持续的治理模式都不得不在国际组织和市民社会之间建立制度化的联系渠道，国际机制必须与合法的国内机构相联系。“制度化治理”引致了制度设计问题。因此，如何为一个空前规模和多样性的世界“政体”设计有效而民主的国际制度，以更好地治理局部全球化的世界，是21世纪世界政治的核心议题。45
　　制度至关重要，但制度也有副作用甚至危险性，可能导致剥削与压迫，这就造成“治理困境”（governance　dilemma）。因此基欧汉认为必须从后果、职能和程序三方面来评估何种制度适合于一个局部全球化的世界。制度的后果必须是有助于促进人类的安全、自由、福利和公正。地区或全球制度必须履行五项关键职能：限制大规模暴力的使用；限制分权化行为的消极外部性（因为相互依赖为行为体提供了将其行为成本转嫁给他人的机会）；为协作博弈提供聚焦点；应对体系分裂；为对付最恶劣的滥用形式（特别是暴力、剥夺）提供保障。全球治理体系的三个程序标准则是责任、参与和劝服。在基欧汉的全球治理方案中，制度设计是关键，制度设计的理论基础是自由民主观念，这种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是所谓“进步自由主义”与“恐惧自由主义”观念的结合。此外全球治理的制度设计还需要从政治学众多理论流派中吸取营养，包括从理性选择制度主义中学习关于制度价值和制度创新需求的知识；从博弈论、政治文化研究以及关于观念在政治中的作用的著述中了解信念对于达成均衡解决、建构政治选择的重要意义；从传统政治理论中了解规范信念对于政治实践和制度的重要性；从历史制度主义和政治社会学中了解价值观和规范如何在社会中运作；最后，还必须借助民主理论以说明责任、参与和说服在创设合法的政治制度中的关键作用。46这就是迄今为止基欧汉所勾勒的一个制度主义全球治理蓝图。它显然尚未定型，而且颇具理论开放性。由于全球治理这个议题本身非常复杂，不仅包括许多实证性问题，也涉及许多规范性问题。基欧汉所建立的以理性主义和实证主义为主要方法论特征的新自由制度主义研究纲领也因此面临一次新的调整。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视野的第三次扩展过程中，基欧汉逐步吸收了建构主义等新兴学派的研究成果，将观念等因素纳入制度主义和全球治理的研究框架。这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学术背景。在以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为主角的第三次论战过程中，其他学派对这两个实际上正在趋同的主流学派都提出了批评，其中有两点意见非常中肯：新自由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只注重体系层次，忽视了国内政治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它们都只注重物质层面，忽视了单元之相互作用的非物质层面，如文化、观念、价值、规范、认同等。后一种批评显然主要来自基欧汉称之为“反思主义”的社会学或建构主义研究取向。基欧汉看来已经接受了这两点批评。他后来还指出，分析国内政治与世界政治如何互动，探究观念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实际上是90年代世界政治研究的两大趋势。他还肯定其他自由主义理论（注重国内层面本来就是传统自由主义的强项）和建构主义分别提供了有益的分析路径。47
　　因此，自80年代后期以来，基欧汉一直在尝试将国内政治纳入其分析框架。他与米尔纳主编的《国际化与国内政治》（1993）一书也可以视为这种努力的产物之一。该书提出的跨国关系…国内政治分析模式虽然主要偏重于探究“国际化”（交易成本潜在变化产生的过程所造成的货物、服务和资本流动）进程对各国国内政治的影响，即主要研究国际化的后果而不是其原因，但正如编者所言，国际化与国内制度是一种互动关系，各国的政治选择和政治战略既是对国际化的反应，反过来也塑造了世界经济的变化。48
　　基欧汉对后一种批评的态度要更为复杂。显然，要说明国际机制是如何产生的，不可避免地要涉及观念的建构作用。建构主义学者认为，基欧汉的功能性机制理论不能充分解释国际机制的变化方式，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首先对国际机制的建构和调节两个层面进行主体间的评估，因为关于机制的本体论有赖于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因素，而这些因素是不能靠实证主义的认识论来解释的。49但基欧汉最初却怀疑没有什么认识论和方法论能够确认共同的理解和主体间性因素。这种看法后来有所改变。由于新自由主义与新现实主义在许多方面的趋同和反思主义的兴起，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之间的基本分野转而主要体现在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之间。基欧汉也逐渐开始接受反思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批评。他承认，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两者也许并无高低之分，我们需要建立某种国家学说，某种有关国家偏好如何形成的理论，人们可能需要综合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的观点。50
　　从80年代末起，基欧汉开始思考观念在世界政治中的作用以及观念与理性主义分析框架的关系问题。《权力与相互依赖》第二版（1989）专门讨论了政治组织的“认知与学习”（perception　and　learning）问题。作者认为，国家利益反映了政治精英对利益的认识。领导人的更替会带来不同的国家利益观念。利益也可以因规范变迁而被重新定义。同样，国家利益还可以通过学习而发生变化。学习就是接受新信息、改变旧观念。51虽然此处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更好地理解系统的政治进程（他们认为这现实主义的结构理论所忽视的），说明“学习”与国际机制变迁之间的关系，且主要借用认知心理学的概念，但显然已触及到建构主义所关注的一些主题。
　　1993年，基欧汉与戈尔茨坦一道主编了《观念与外交政策》（1993）一书，该书明确提出，观念因素同物质因素一样都能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基欧汉与戈尔茨坦将观念区分为世界观、原则化信念和因果信念三种形式，并认为观念以下述方式影响政策：观念所体现出的原则化或因果性的信念为行动者提供了路线图，使其对目标或目的与手段的关系认识更加清晰；在不存在单一均衡（unique　equilibrium）的战略形势下，观念影响战略形势的结果。换句话说，当存在多种选择或存在着多种观念的竞争时，主流观念能够起到协调与整合作用，使各方形成共识和联盟；观念能够嵌入政治制度当中，即观念能够通过被制度化而产生持久影响。因此，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将行为者的偏好和因果信念看作既定不变的，国家利益也因此是不变的，这种认识肯定是错误的。52将观念因素引入分析框架，意味着承认纯粹理性主义分析方法的局限性，但该书的主旨是对观念如何起作用进行实证分析，这显然又是试图纠正反思主义的“反实证主义偏见”。在这个意义上，该书同时对理性主义和反思主义提出了挑战。在2002年出版的《局部全球化世界中的权力与治理》一书中，他更明显地借鉴了建构主义的观点。他指出，“制度既为人类行为所造就又建构人类行为，这既是个体主义的又是制度主义的。”　
　　在谈到自利与理性的概念时，他指出，“一个人的自我利益不能与其主导信念或认同区分开来”。53　
　　因此他认为在研究国际制度时应该将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结合起来。54此外他还强调，研究国际关系必须考虑“历史真实性”（historicity）——对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进行反思的社会进程。这种社会进程可能会改变社会对自身的理解并进而改变对自己所参与的行为的理解。因此，对人类行为的非历史的经济解释无法把握人类集体生活根本的历史和反思本质。55
　　四、新制度主义的价值取向与政治哲学基础
　　通过追溯基欧汉世界政治思想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其中有一个显著特点：一方面，基欧汉的理论总是随着世界政治形势和理论潮流的变化而不断拓展、演进；另一方面，这些不断拓展的研究议题和理论内容又始终遵循较为统一的分析方法和研究框架，具有内在的逻辑联系。可以认为，基欧汉的新自由制度主义是以温和自由主义政治哲学为价值基础和目标导向，以国际关系的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两大理论体系为主要思想资源，以相互依赖、国际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还包括权力）为核心概念和理论支柱，以各个历史时期人们广泛关注的议题为理论聚焦点，并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借鉴世界政治以及社会科学其他领域的各种新兴学派、新兴理论的观点和方法。
　　严格说来，基欧汉并未“发明”任何全新的关键概念，也没有“开发”任何全新的研究议题。但他却通过界定既有的概念，修正流行的观点，融合现有的理论，深化和推动了对许多重要议题的研究，形成了自己内容丰富、形式严整、风格独特的世界政治思想体系。他将战后兴起的自由制度主义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至此，自由制度主义作为20世纪的一个连续的思想系统已大致走过了四个阶段：40－50年代以戴维？米特兰尼、厄内斯特？哈斯等为代表的功能主义一体化理论；5650－60年代以哈斯、约瑟夫奈等为代表的新功能主义地区一体化理论；5770年代以理查德？库伯、基欧汉和奈等人为代表的相互依赖理论；5880年代以来以基欧汉等人为代表的新自由制度主义。仅从这个方面看，基欧汉的学术贡献也是非常明显的。他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作为一个整体在国际关系理论发展史上的作用和意义更远远超出了制度研究的范围。由于突破了物质权力这一传统理论的硬核，将制度、规范、观念这些社会范畴的非物质性因素引入国际关系理论之中，使其成为重要的理论概念和研究变量，这在客观上有力地推动了当代国际关系研究的理论转向。
　　但由于基欧汉的制度主义理论成分比较复杂，具有折衷调和的特点，难以满足任何一种更为“纯粹”的理论模式的要求，因此不免受到来自多方面的批评。基欧汉的研究纲领试图在现实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建立桥梁甚或调和它们之间的分歧，结果却使双方都不能满意。
　　如果以现实主义为参照系，新自由制度主义的基本内涵可以浓缩为两个要点：一是接受了现实主义的若干核心命题，如国家是主要行为体，无政府妨碍国际合作；二是坚持自由主义的核心观点，认为现实主义夸大了冲突，低估了国际制度对国际合作的促进作用。
　　但现实主义者进行了有力的反驳。他们指出，实际上，现实主义关于国家行为体和无政府状态的观点与新自由主义的理解根本不同。新自由制度主义有几个根本经不起验证的错误假设：（1）假定国家在复杂的利益博弈过程中只有一个目的，即最大限度地获取个体收益。其囚徒困境模式（无论常规博弈还是迭代博弈）使他们坚持一种个体主义收益最大化的假设：一个博弈者做出有条件合作的反应仅仅是出于个体长期收益最大化的考虑；（2）假定国家在界定利益时严格遵循个体主义的逻辑，也即孤立地追求自我利益，不管别的博弈者做些什么，收益如何，忽视了国家的相对位置和实力对比；（3）与上述假设同理，基欧汉对国际合作的分析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国家基本上是原子式的行为体（atomistic　actors），与微观经济学对企业的假设一样，认为国家是理性的利己主义者，只关心自己的收益、即绝对收益，不关心相对收益，似乎其他国家功利方面的得失并不影响自己的得失。59
　　许多现实主义依然怀疑制度是否像基欧汉所说的那般重要。例如格里科认为，即便机制可以推动争取绝对收益的合作，即使一国相信其合作伙伴会遵守承诺，它仍然会追求相对收益最大化，其中的逻辑是：如果一国认为某种拟议中的安排或协议在给各方带来绝对收益的同时，会给伙伴带来更多的相对收益，伙伴因此更倾向于坚持这种安排，即遵守协议，这将使该国更关注自己的相对收益。60因此，国家在特定问题领域究竟最关心什么？是追求绝对收益？还是同样关心合作所带来的收益在机制的参与者之间的分配？仍然是个有待澄清的问题。罗伯特·吉尔平指出，基欧汉对国际制度作用的局限性强调不够。各国对于限制主权行为的不断抵触、国际机制与国际制度活动领域的有限性等问题，意味着新自由制度主义不能单独治理好全球经济。”61米尔斯海默则从另一个角度提出批评，认为基欧汉未能说明制度在减少国家之间战争可能性方面的关键作用，因此未能超越现实主义关于战争与和平的理论。62
　　另一方面，在一些自由主义者看来，基欧汉对权力政治和国家中心主义做出妥协，试图割断自由主义与传统自由派国际主义或“理想主义”的联系以使自由主义适应当代社会的某些现实需要，试图构建一种实证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研究纲领，这不仅消解了自由主义作为一种追求个人解放的政治哲学所具有的批判锋芒，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