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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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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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对经济不确定性的容忍度低得惊人。自由市场混乱无常，不可控制，无法预知。我们大多数人难以容忍这种环境，并惯于指望政府等社会制度为社会带来一定的确定性。人们把地震与飓风叫做“不可抗力”（“acts of God”），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我们逐渐依赖“政府力”（“acts of Government”）来进行必要的调整，提供保障——尤其是在我们自己做不到这一切的时候。买不起（或自愿不买）保险抵御不可抗力的人往往寄望于政府机构（如联邦应急管理署）在风险降临时解救自己。
经济学家丹尼尔？克莱因（Daniel Klein）讲述过一个全能政府观影响经济政策的可悲例子——连得过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提出政策建议时也跳不出这个框框。1995年美国经济学会开年会的时候，克莱因问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教育券（school vouchers）将自由市场原则和机制应用到了公立教育上，为什么他却不喜欢。索洛回答说，“并没有什么经济上的理由，所有的经济理由都支持教育券。我不喜欢它，是因为多亏了我们的军队和公立教育制度，我才成了美国人。”克莱因认为，人们拒绝自由市场经济学，是因为“人倾向于把政府看做一种约束力，并为此热爱它”。克莱因称此为“人的浪漫情结”，因为我们共享政府服务、愿意让政府划定“我们圈内人”的界限。“政府创造了有效的永久性公立机构，如道路、供电网、邮政局和学校系统。在此过程中，它确立并强化了包围式共同体验的框架——至少是营造了这种体验的幻觉。”要是有人对政府解决经济或社会问题的方法持怀疑态度，很容易被贴上“圈外人”的标签，当成无因（集体之因）的反抗。
大多数人的经济信仰起于部族式的政治承诺，也即自由主义者应当反对不受限制的自由市场，保守主义者则支持之。这其实是穿了另一套外衣的民间经济学。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认可强有力的经济管制和强有力的政府；只不过，他们对管制到什么程度、管制的对象是谁存在不同看法。自由主义者想要企业受管制，政府驻进董事会；保守主义者则想要支大军队，政府开拔进卧室。此处意指自由主义者提倡政府干涉经济，而保守主义者则倡导以法律意志干涉私人活动。——译者注自由主义者呼吁警惕军队里的财政弊端和预算渎职，可我的朋友兼同事大卫？B？施洛瑟（David B。Schlosser）——他是个商人，也是亚利桑那州的候选议员——却指出，“自由主义者喜欢这么想，只要给政府分派一件‘善意’的任务（比如医疗），就能自动给整个过程注入效力。他们忘了，既然他们先前信不过政府职员能做出什么良好的决策，何以这次就该信得过呢——不都是同一拨人吗？政府官僚会花800美元给军队买扳手，花2 000美元给空军买马桶圈，我们凭什么该把医药放到他们手里？”社会评论员、政治幽默作家P？J？欧拉克（P。J。 O？Rourke）一语双关：“要是你觉得现在医疗保健费太贵，那就等到它自由了再看看价吧！”原文是“free”，也有免费的意思。——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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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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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部族保守主义者也脱不了伪善之嫌，尤其是他们说，政府要少插手经济政策——但政府给大企业的津贴例外。拉尔夫？纳德（Ralph Nader）给此举安了个恰如其分的名号，“企业福利”，在石油行业、大规模农庄，还有国防承包业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你或许可以说，这种津贴对美国有好处，可它们必然会扭曲消费者惯常的决定。一说到对外贸易，保守主义者同样会放弃自由市场原则，转向部族主义，信奉零和意识形态：在海外生产的便宜产品，没有给美国消费者带来好处，反而是损失了美国的就业岗位和制造业。20世纪，美国的历届执政当局——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都扩大了政府规模，调高了所需税金。而且，几乎所有的民众仍然对传统信仰念念不忘：为了让我们的经济健康发展，必须由上而下加以管制。
经济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
然而，拒绝进化论和自由市场经济学，最常见的理由还在于，以为动物和人天性自私，经济就像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笔下的大自然，“腥牙血爪”。《物种的起源》出版后，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以一句“适者生存”，令自然选择名垂千古。这是科学史上最引人误解的一种说法。打那以后，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就高举它的大旗，并将之错误地应用到人种理论、国家政治和经济教条当中。连达尔文的斗犬，托马斯？亨利？赫胥黎，也在一系列文章中强化了这种他所谓的生命“角斗”观，形容自然界里“只有最强、最快、最狡猾者，才能在战斗中活到第二天”。
这种生命观本来不见得会成为主流。1902年，俄国无政府主义者、社会评论员克鲁鲍特金（Pyotr Kropotkin）出版了《互助论》（Mutual Aid）一书，反驳斯宾塞和赫胥黎的观点。他质问斯宾塞：“倘若我们问大自然，‘谁是适者：是那些彼此不断战争的人，还是那些互相扶持的人？’我们立刻能看出，毫无疑问，学会互助习惯的动物才是适者。它们的存活几率更大，因此也获得了智商和身体组织的最大发展。”克鲁鲍特金多次涉足西伯利亚蛮荒地区，他发现动物本性上其实高度社会化、协作化，他认为，这种生存适应性，在进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在动物世界，我们看到绝大多数物种都是群居生活的，它们发现联合是生存斗争的最好武器：当然，从广义达尔文主义上看，这里的‘斗争’并不完全是存在的手段，而是对抗一切不利于该物种的自然条件。”人类社会也是一样，不管是“原始人”、“野蛮人”、中世纪城镇，甚至当代社会，都不乏互助的证据。“互相保护就是这样确立起来的，因为只有保护长者，才能积累经验，得到更高的智力发展，进一步培养社交习性，从而维系、繁衍物种，继续向前进化。反过来说，不合群的物种，注定会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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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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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鲍特金或许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但他对人类本性的看法却并非异想天开。他承认，“不同物种当中都存在许多战争和灭绝行为”，可他指出，“个体的自我意识”诚然是人类本性里的另一“趋向”，“与此同时，还有同等程度、甚至更多的互相扶持、互相帮助和互相保护……社交与互斗，都是自然的法则”。
这有点儿像是要在自私与无私、竞争与协作、贪婪与慷慨、互斗与互助之间找到平衡。可这种观点完全被斯宾塞、赫胥黎的观点比了下去，可能跟两者的发源地有些关系：英国的经济竞争更激烈，俄国的经济更讲究平等主义。由于亚当？斯密是苏格兰人，人们一早就把他跟自私/竞争的人生观挂上了钩，各方评论家惯例低估（甚至根本不知道）他早期有关道德情操的著作。在这些作品里，他指出人同样具有群居性，有同情心和协作精神。
生命错综复杂，好像是设计出来的，所以照我们民间科学直觉的推断，一定有个聪明的设计师。同理，经济错综复杂，好像是设计出来的，所以我们自然倾向认为它需要聪明的设计师。这样一来，我们以为政府就是经济制度聪明的设计师。
然而，生命和经济并不是自上而下有意设计出来的；而是自下而上天然形成的，脱胎于较简单的系统。应急理论和复杂理论（皆认为复杂系统源自简单系统）中都可找到这种解释的身影。生命与经济，跟语言、文字、法律、文明和文化一样，都是天然出现的，是系统自我组织的突现特征，无需聪明工程师设计的蓝图帮助。这种现象并不需要神或政府来解释。相反，自然选择和看不见的手恰好说明，奋力求生、追求自身利益的个别生物和人，如何产生了复杂生态系统和经济的突现特征。我们稍后即将看到，生态和经济都是复杂适应系统：在这种系统中，个别粒子、部分或主体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处理信息，学习，使行为适应变化的环境。
生态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通过进化，解决如下问题：在大型生物群落里，诸多互不相干的生物如何以相对和谐的方式共存。经济是一种复杂适应系统，通过进化，解决如下问题：大城市里诸多互不相干的陌生人如何以相对和谐的方式共存。查尔斯？达尔文和亚当？斯密，分别以独特的方法尝试解决各自的问题，却在偶然之间一起发现了一条精确的解决途径（事后我们才知道，这条解决途径，其实是一种高屋建瓴的大范围现象）：复杂从简单中脱胎而出。其关键在于，我们的个别本性与进化系统的本性如何相互作用，如何影响我们自身和复杂适应系统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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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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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章 津巴多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2004年4月29日，星期四，美国人自“9？11”事件后再度遭到震惊——巴格达城外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里传来的虐囚消息，暴露了我们在伊拉克战争里不为人知的阴暗面。穿着士兵服和T恤的美国女兵用狗项圈拉着伊拉克囚徒穿过走廊。一群裸体男人，羞辱地垂着头，两名美国大兵站在一旁，露出自以为是的胜利微笑……还竖起大拇指！一群裸体男人，难堪地挤在一间房里，头上罩着布袋，双手无力地掩着羞处。两个伊拉克男人在模拟口交场面。壮硕的士兵牵着两条比利时牧羊犬，正作势要放狗去咬惊恐的囚徒。此外还有新型的电刑场面：一个戴着头巾的男人站在箱子上，双臂伸开，电线绕过他的脖子，顺着他的手消失在画面之外。
我们都知道有些人残酷成性、作恶多端——是我们要反抗的“坏人”。可剪着精干短发、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玩橄榄球、上教堂、爱父母、高大健康的年轻美国人居然是“坏人”？怎么可能呢？到底是谁在料理一切？难道美国不是一个发达的民主社会吗——事事讲法律、保护公民自由和平等人权？
有一个美国人并不对此感到吃惊。事实上，早在35年以前，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大楼的地下室里，社会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Philip Zimbardo）就见识过了这种情况。当时他做了一次实验，研究环境力量是否能将好人变成坏人。那天晚上，他看到阿布格莱布的照片时——尤其是头蒙布袋的裸男模拟性交的那张，忍不住回想起了1971年8月的第二个星期。他随机指派一群大学生志愿者充当模拟监狱环境下的“警卫”和“犯人”。按照预先计划，实验本来要持续两个星期。可到了第六天，津巴多就被迫中止了它，因为那些聪明、健康、受过良好教育、讲究道德的年轻人要么变成了残忍兽性的警卫，要么变成了情绪受损的犯人。难道我们在30年来对恶的社会心理研究中什么也没学到吗？津巴多禁不住这样想。看到军方领导、政客和社会评论员轮番上阵，在惊骇中畏畏缩缩，说这些只是少数坏苹果的所作所为，他惊觉自己应该做点什么。过去的研究和当前的事件，均体现了他所谓的“魔鬼效应”：也即环境的变化，令得平凡的好人做出了极端邪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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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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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巴多认为，我们不该把恶归咎到少数坏苹果身上，而应该更审慎地考察发现装坏苹果的木桶存在什么样的问题。进化令得人人都具备作恶的能力，可只在极少数的环境下人才会作恶。在经济生活中，倘若安然的“贪婪是善”伦理是惯例而非特例，市场资本主义早就崩溃了。恰恰相反，谷歌及其“不作恶”的企业信条才是惯例。
市场要讲究道德，必须存在两个条件：（1）靠个人关系强化的内部信任；（2）靠社会制度强化的外部规则。在本书的最后两章，我们将看到信任如何通过直接的个人接触建立和巩固，又如何通过社会制度加以强化和维系。本章我们主要介绍制度性刹车失效时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恶的特质论认为，恶是负面的人性所致。恶的环境论则认为，恶是堕落环境的产物。宗教（原罪）、医学（内科病）、精神病学（精神疾病）和法律（个人责任）普遍采用恶的特质论；社会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等则更倾向于恶的环境论，因为他们敏锐地察觉到环境对人类行为的塑造力量。两种理论其实都不算错，且相互发挥作用。从特质上来说，我们具备行恶与行善的能力，具体的行为表达则取决于环境以及我们是否选择那么做。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在其经典作品《古拉格群岛》（The Gulag Archipelago）一书中尖锐地指出，作恶的能力隐藏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要是坏事全是阴险的恶人干出来的，那只需要把他们从人群中分离开来消灭掉就好了。可善恶之线贯穿着所有人的心。有谁愿意消灭自己的一半心呢？我们善与恶的双重本性源自进化过程：人类是社会性灵长动物，对内亲善，对外排斥。为了个体的生存，我们必须和群体内的伙伴友好相处，这带来了同情、合作与利他等道德情操的进化——也即亲社会倾向，或善的特质。但进化压力不光创造出人类对群体内成员的归属感，还创造出了对群体外陌生人的仇恨与排斥，这导致了暴力、竞争和自私等邪恶情操的计划——也即反社会倾向，或恶的特质。
1990年，社会心理学家查尔斯？裴度（Charles Perdue）用实验证明，我们自然地倾向于把世界分为“我们”和“他们”。研究人员告诉受试者，他们参加的是语言能力测试，要学习一些毫无意义的音节，如xeh、yof、laj或者wuh。一组受试者看到的无意义音节是与“我们”（us、we或ours）一类的圈内词汇配对的。另一组受试者的无意义音节是与“他们”（them、they或theirs）一类的圈外词汇配对的。此外还有一个对照组的无意义音节与中性名词（他、她的或你的）配对。接着，请受试者评价这些无意义音节带给自己的愉悦感或不愉悦感。值得注意的是（当然，值不值得注意，取决于你对人性的看法），无意义音节与圈内词汇配对的受试者，评出的愉悦度明显高于圈外词汇组和中性词汇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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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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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既善且恶。大多数人在大多数环境下都是善良的、道德的，会做正确的事；但在某些特殊环境下，藏在我们内心黑暗面的行恶的能力也会冒出来。
斯坦福监狱实验
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我还在读研究生的时候，菲利普？津巴多就是个传奇人物了，而且打那以后他的声望有增无减。他出生于纽约的南布朗克斯区，父母是没什么文化的西西里人。津巴多亲眼目睹了人置身法律有名无实、猜忌无处不在的环境时会怎么做。他早年在斯坦福大学当教授，设计过一次实验，观察两辆报废汽车：一辆放在他度过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