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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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童年时代的南布朗克斯区;另一辆放在加州帕罗奥多的高档社区。在布朗克斯,研究小组还来不及装好隐藏摄像机,人们就开始拆车了。短短一天之内,汽车遭到了23次破坏性攻击,全在白天,肇事者均为恰好经过的成年人(只有一次例外)。而在帕罗奥多,汽车一直没人动,直到津巴多放弃实验,把车开回校园。此时三位邻居打电话报了警,说附近有辆车被人偷了。如此巨大的差异,显然并不是因为纽约人与加州人在特质上有什么不同,而是因为布朗克斯与帕罗奥多的生活条件有异。异在何处呢?
这正是津巴多在斯坦福监狱实验中想要解答的问题。如今,这个实验在科学史上的地位,和弗洛伊德的沙发、斯金纳(B。F。Skinner)的箱子、斯坦利?米尔格兰姆(Stanley Milgram)的从众实验不分高下,同属奠基之作。只要上过基础心理学课程,你一定听到过菲利普?津巴多的大名。
斯坦福监狱实验的细节,现在已经广为人知了。研究人员在心理学大楼的地下室草草拼凑出来一所监狱,把办公室改建成了牢房。随机选出的学生“囚犯”,被“斯坦福警察局”的警察在家里逮捕,抓进巡逻车带到监狱。“狱方”给他们喷杀虱剂,勒令其裸体站成一排,挨个分发土褐色的囚衣,塞进6×9英尺的狭窄囚房。警卫们领到了警棍、哨子、囚房钥匙和闪亮的墨镜。接下来的几天,这些原本心理健康的美国学生,全都入了戏:不是变成了暴力、专制的警卫,就是变成了士气低落、冷漠的囚犯。按原计划,实验要进行两个星期。津巴多当时的女友(现在是他的夫人,两人结婚已经30多年了),看到囚犯们在深夜如厕时遭到警卫虐打,头蒙黑袋、腿铐脚镣,连忙让津巴多中止实验,以免有人受到严重伤害。到了这时候,津巴多才意识到,自己也陷入了监狱长的角色不能自拔。“我叫停实验,不是因为在监区看到的那些场面,”他在实验的技术报告里解释说,“而是因为我惊恐地意识到,我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变成最残忍的警卫,或是最软弱的囚犯,对自己的无力充满恨意:未得许可,我不能吃、不能睡,甚至不能去上厕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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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当经济学遇上生物学和心理学(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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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津巴多,30年后,他怎样看待这次经历。“斯坦福监狱实验传递的信息是:环境对人行为的影响力,比大多数人想象中要强大得多,可是很少有人意识到这一点,”他说。“像我这样的社会心理学家一直在努力纠正大多数人的观点:恶只不过是个别人的特质——藏在他们的基因里、大脑里或者本质上——世界上有好苹果,也有坏苹果。”但的确是有坏苹果吧?是的,当然有,津巴多承认,但世界上绝大多数的恶,并不是少数坏苹果犯下的,相反,而是普通人在特定的环境下做出的极端行径。津巴多宁愿不对人做先入为主的判断。“怪罪个人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找出什么样的环境有可能激发出他们的恶行。与其说是坏苹果装进了好木桶,为什么不假设是好苹果装进了坏木桶?”
我们如何才能判断好坏苹果与好坏木桶之间的差异呢?“在斯坦福实验展开之前,我们知道参加的学生都是些好苹果,因为我们让他们做了大量测试——性格测试、临床检查、调查他们的背景,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很正常。接着,我们随机指定他们是警卫还是囚犯。这就是说,第一天的时候,他们都是好苹果。可没过几天,警卫们就变成了虐待狂,囚犯们变得情绪不稳。”津巴多的坏木桶腐蚀了好苹果。
阿布格莱布监狱虐囚事件曝光后,津巴多和媒体很快将它与斯坦福囚徒实验联系起来。接受了几次采访之后,一家律师事务所找上了他。这家事务所要为上士伊凡?弗雷德里克(Ivan Frederick)做辩护。上士是部队的宪兵,在阿布格莱布监狱1A和1B层值夜班,而这两层,正好是全伊拉克虐囚事件最严重的地方。津巴多并未否认弗雷德里克虐囚的事实(弗雷德里克对此供认不讳),但他知道,自己想要探究的是促使警卫们折磨、虐待、羞辱囚犯的深层环境原因。按津巴多的说法,弗雷德里克到伊拉克之前,是个地道的爱国青年,“经常去教堂,家门口每天都挂着美国国旗,一听到国歌就热泪盈眶地挺胸起立,信奉民主自由的美国价值观,他参军正是为了捍卫这些价值观。”弗雷德里克被控虐囚后,津巴多安排了一位军方的临床心理医生给他进行了全面的心理评测。评测指出,从各个方面来看,弗雷德里克都再平常不过了。他有着平均水平的智商和个性,“没有虐待狂或病态倾向。”对津巴多来说,这些结果“有力地说明,军队和检方主控人强加给他的‘坏苹果’特质论是没有事实依据的”。
根据自己在斯坦福监狱实验和阿布格莱布监狱的发现,津巴多提出了人、环境和制度的三要素说,以及这三者如何相互作用,驱使好人做恶事。这里我们看到了恶的特质论(人)、恶的环境论(环境),以及津巴多在考察了阿布格莱布监狱事件之后新增的第三项要素——也即人与环境共存的背景(制度)。“看到有关阿布格莱布监狱的报道时,我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创造了这种扬恶的环境,”他回忆说,“制度是更大的木桶:也就是确立此类环境的法律、经济、历史和政治势力。大多数制度都有一层外壳,毫无透明度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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