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20年商业模式设计路线图-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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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1年达到峰值13。8亿，此后掉头向下，至2100年只有5。6亿人。我们当中的大数人，后半生都将经历人口数量急剧减少的过程。这一次，不是因为战乱，而是因为人们不愿生育。其结果意味着创造财富的机会大量减少。这一景象将从2028年开始！然而此前，情况却恰恰相反，涌现出大量激增的年轻人，迈入劳动人口大军。随之而来的，可能是就业、金融及能源危机；也可能是城市化所带来的巨大发展机遇。因此我们选择在未来20年做什么，将影响此后的生意和生活，无论你在哪个行业都不例外。
人是可能选择未来的。
生存还是毁灭，是莎士比亚笔下哈姆雷特对生命的基本选择。没着这一思路，发展还是变难，或许是人类经济活动的基本选择。
不幸的是，我们最近从繁复的经济数据当中捕捉到一些灾难的迹象。当我们将这些迹象加以重组之后，我们确信，一场足以对未来中国经济构成重大影响的大灾害正在迫近，并很有可能在2028年成为现实。
与此同时，我们也捕捉到许多发展，甚至是大发展的迹象，只是这些迹象并有会自然而然地形成正果。
而乐观地看，如果中国经济能够在2028年前赢得大发展，不仅可以避免此前出现灾难，也足以极大地增强此后应对各种灾难的能力。
对于一个企业来说，了解这一背景，了解人口结构巨变将如何对社会财富产生巨大影响，你所设计的商业模式将更加富有远见，更有价值。本文将分析人口影响财富增长的四大定律，以及我们将如何选择未来。
与人口有关的四个财富定律
是人的劳动创造了财富。
回顾自公元0年至今近2010年的世界财富增长历程，包括最近190年来财富的空前大增长，可以发现，人口数量越多、劳动效率越高，财富增长就越快；另一方面，财富越多，人们的生育水平却越来越低，又导致财富增长的停滞，甚至是负增长。
我们将其归结为与人口有关的四个“财富定律”。
其中财富定律师一和定律二，似乎是颇为清晰的；定律三和定律四，则是本文的贡献。
财富定律一：财富增长与人口数量成正比。如果劳动效率不变，人口增长就是财富增长的基本动因。
财富定律二：财富增长与劳动效率成正比。劳动效率越高，财富增长越快；而且提高劳动效率对财富增长的作用，可以大大超过人口增长的作用。
我们回顾历史，来看这两个定律。
公元0元—1000年，“人口增长”与“GDP增长”近乎一致，它对财富增长的影响十分明显。
据安格斯·麦迪森《世界经济千年史》书中数据，公元0…1000年，世界总人口由2。3亿人增长到2。7亿人，累计增幅近16％；而世界GDP也由1025亿1990年国际元增长到1168亿1990年国际元（“1990年国际元”，以下简称“国际元”），累计增幅近14％，基本一致。
1000年…1820年，“人口增长”对财富增长依旧影响巨大，不过更多表现为“劳动人口的增长”。
另一个对财富增长影响重大的因素“提高劳动效率”，在这一时期开始有所体现，但对财富增长的贡献不超过15％。
这一时期“世界总人口”由2。7亿增长到10。4亿人，累计增幅288％；而“世界GDP”增长到6944亿国际元，累计增幅近455％。财富增长领先人口增长近0。6倍。
为什么财富增长会有所领先呢？这是因为人均寿命从上一个千年的24岁增加到26岁，相应地“15岁以上劳动人口”由1000年不足1亿，增长到1820年的4。4亿，累计增幅400％。是劳动人口增长推动了财富增长。
1820年至今190年，劳动人口增长对财富增长的作用减弱，其贡献的财富增长约占财富增长合计的14％，其余86％，则来自于“劳动效率”的快速提高。
这一时期限世界总人口增长到65。2亿人，累计增长5倍。考虑到世界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处长到近68岁，相应劳动人口由4。4亿增至42。2亿，累计增幅9。6倍。
依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到2006年世界GDP已增长到67万亿当年国际元，与1820年的6944亿1990年国际元相比，累计增幅高达95倍。扣除1990…2006年国际大致存在35％左右的贬值因素后，按可比价格计算中心的累计实际增幅应接近70倍。
世界劳动人口增加了9。6倍，而世界GDP增长近70倍。据管理大师彼得·德鲁克说，20世纪，制造行业的体力劳动者的生产率增长了50倍，这是管理学最重要的，也是独一无二的贡献。
这无疑是财富定律二得以成立的重要依据。即提高劳动效率对财富增长的作用，可以大大超过人口增长的作用。
在宏观经济理论中，也就这两个财富定律达成共识：GDP可以随就业人口增加而增长，也可以随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增长，甚至在低就业情况下因超前提高劳动生产率而继续增长（即所谓“低就业增长”）。
财富定律三：财富增长与总人口抚养成反比。创造的财富越多，总人口抚养比就越低。就是说，财富越多，人们就越有愿意生育。这是财富增长对人类经济活动的消极影响。
何谓抚养比？它大致反映了平均1个劳动力（无论就业与否）可抚养的人口数量，是指“0—14岁和65岁以上被抚养人口合计”对“15—64岁劳动人口”的比率。
公元0年至今，财富大幅增长，抚养比却不断下降。
在第一个千年（公元0—1000年），抚养比接近2倍；到1000…1820年，虽然世界GDP累计增幅从上一个千年的14％，提高到4。6倍，抚养比却下降到1。6倍；1820年至今近190年间，世界GDP增幅高达70倍，抚养比却大幅下降到0。55倍。
纵向比较，可见财富越多的时代，抚养比越低；而对各国模向比较，会看到越富有的国家，抚养比越低。
据世界银行2006年数据，最富有的7大工业国，平均抚养比仅为50％，其中美国49％，德国50％，日本52％。
而在最贫困国家，抚养比则远高于这一水平，其中尼日利亚89％，老挝79％；作为比较贫困国家之一的巴基斯坦，抚养比高达71％，柬埔寨为67％。
财富增长为什么会导致抚养比下降？合乎逻辑也合乎事此外事实的解释是，抚养成本会伴随财富增长而上涨，并且其上涨幅度是大于财富的增长幅度。
如今婴儿食用的国产奶粉，每500克动辄四五十元，较30年前相比至少上涨了15倍。而国内职工平均货币工资的同期实际升幅不足6倍。此外，30年前几乎无需支付费用便可以将幼童送入幼儿园，如今人们费甚至高过大学。这也是中国在GDP大幅增长后，总人口抚养比反而由1982年的63％大幅降至2007年38％的一个原因（当然还有一个原因是计划生育）。
财富定律四：财富增长因人口减少过程中抚养比上升而停滞，甚至出现持续的负增长。
其内涵较为复杂。总人口数量持续减少，形成财富下降，而且减少的主要是劳动人口，进一步削弱，甚至抵消“提高劳动效率”对财富增长的促进作用。
出生率下降0…14岁人口减少，被快速增长的65岁以上人口超过，导致刚十足的“老年人口抚养支出”增加，又进一步促使出生率降低，以缓解劳动人口的抚养支出压力，最终加剧财富零增长，甚至负增长。
这有可能在中国成为现实吗？答案是：有可能，大概在2028年前后。
为什么是2028年？劳动人口降带明显加快
社科学院部委员田雪原编制的“2000—2100年中国人口预测结果”包含高、中高、中、中低、低5个方案。
其对于中国总人口峰值及其出现时间的预测，高、中高方案分别为16亿人（2100年）、15亿人（2040年，至2100年13。5亿人）；中、中低方案分别为14。7亿人（2029年，至2100年为10。2亿人）、14。4亿人（2027年，至2100年为8。7亿人）；低方案为13。8亿人（2021年，此后的下降速度颇为惊人，至2100年仅为5。6亿人）。
从初步验证的情况来看，至2007年，上述5个方案的预测值分别为13。39亿、13。37亿、13。32亿、13。29亿人，而实际值仅为13。21亿人。
为什么我们会选低方案呢？随财富增长出现的抚养比下降，将是中国人口峰值较低并且发生时间提前的主要原因。此后，由于人口抚养比将向抚养支出较高且刚性十足的65岁以上人口倾斜，进一步导致出生率长期处在压迫之下，因此总人口数量将持续大幅减少。
所以将“低方案”作为依据，应当是正确的选择。
为表述方便，以下0…14岁人口称未成年人口，15…64岁人口称劳动人口，65岁以上称老龄人口。
依据“低方案”预测结果，到2017年，中国劳动人口将达到9。99亿人的峰值。此后将出现为期10年的缓慢下降，年均减少劳动人口170万人。
从2028年开始，劳动人口的下降速度明显加快，至2038年11年中，年均减少激增到1143万夫，累计减少劳动人口1。26亿人，累计降幅为12。8％。
此后10年，也就是2039…2048年，虽然劳动人口年均下降数量缩小到986万人，但累计降幅却达到11。5％。
以后情况更加糟糕，至2060年之前的12年间，劳动人口累计降幅为19％；至2085年之前的15年间，降幅则达到惊人的35％；至2100年之前的15年间，虽然降幅相对回落至21％，但劳动人口数量的终值仅为3。16亿人。
历史的拐点，就在2028年。
然而，既然从2018年开始劳动人口便进入一个长达82年以上的漫长递减周期，为什么拐点不在2018年呢？
原因来自三个方面：
一是这一时期劳动人口结构质量获得改善。随着劳动人口中年轻人的比重不断提升，他们受教育程度高、可随劳动强度大、劳动报酬较低，不仅弥补了劳动总人口下降对财富增长的负面影响，还将使得2018年以后的劳动效率以及财富增长进入一个更加理想的时期。
二是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将大大提高劳动效率。农业人口比例的持续下降，注定会成为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关键动力。以2006年国内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68％推算，到2018年可降至53％，到2028年可降至30％。
三是这一时期劳动人口的“抚养支出压力”不会明显增加。一是因为，2018年抚养比仍处在39％的绝对低水平，且此后10年累计升‘幅也只有2。2％；二是因为老龄人口数量尚未超过未成年人口，毕竟他们领取退休金、享受社会保障，在全社会抚养支出中要大得多。
2028年：1962…1975年婴儿潮步入老龄
从2027年上溯到65年前，也就是1962年。这一年，三年自然灾害结束，中国爆发了世界上最为可观的“婴儿潮”。当年新生儿2492万人，比上年激增1。1倍。
婴儿潮持续14年。1962…1975年新生婴儿合计3。7亿，年均2615人，分别是1961年和1976年的2。2倍和1。4倍。
65年后的2028年，这些婴儿步入老年，这年老龄人口的增加值（1272万人）相当于此前6年增加值合计；劳动人口减少值（1080万人）相当于此前11年减少值合计。
2028年，抚养比也将由上年的40。31％，在幅提升到41。54％，升幅为1。23个百分点，彻底扭转了此前9年抚养比在39…40％之间波协的格局，由此进入持续上升的长周期，直到2085年达到峰值78％。
2028年后的这些变化，无疑会加大“财富定律一”的负面效应，并削弱“财富定律二”的正面效应。
同期世界人口却不断增加。据美国人口咨询局预测，到2050年，世界总人口将激增至92。4亿人，较2006年的65。2亿人累计预期增幅为42％。而同期中国人口数量预测减少9％，劳动人口数量预期减少22％。
因此，由“财富定律四”所提示的灾难，未来100年更可能出现在中国，以至于可被视为“中国的灾难”。
为什么我们强列主张务必深入研究2028年前后中国可能出现的重大经济危机或灾难，原因就在于此。与人口结构演变中的危机相比，金融危机算不了什么。
何以陷入“大灾难”
如果中国经济2028年前能遵循“财富定律二”，极大地提高劳动效率，为应对财富增长困局打下基础，那么随之而来，或许仅是灾难，而不是大灾难，甚至不排除在克服灾难的过程中保持增长态势。
假如2017年中国真出现劳动人口峰值，并进入持续下降周期，而那时总人口劳动效率仍未得到足够大幅度的提升，那么，恐怕在2028年前就会降临较大灾难，以至于此后“财富定律四”决定的灾难注定是灾难。
研究表明，2028年前可预见的“较大灾难”，至少出现在四个方面：高失业率、城乡收入差距扩大、金融危机、能源危机。
灾难一：高失业率
1981…1987年中国第二次婴儿潮期间出生的人口，从1995年开始加入劳动人口，导致劳动人口比例在2007年达到73％的高水平。
第二次婴儿潮是非曲直962…1975年第一次婴儿潮的回声。第一次婴儿潮出生的人，此时进入生育期。
尽管自1980年中国衽了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但第二次婴儿潮累计新生婴儿数量仍多达3。8亿，超过第一次婴儿潮的新生婴儿数量（3。7亿）。
如此大量人口从1995年开始加入到劳动人口，导致中国进入了高失业率风险期，并将延续到2012年。顾及到人均受教育周期延长因素，最终可延续到2018年。
直到第一次婴儿潮出生的人口在2028年退出劳动人口之前，中国经济都将暴露在高失业率风险之下。中国劳动人口比例的峰值将出现在2011年（73％）。此后，虽逐年下降，但到2028年依然维持在71％的高水平。
更值得注意的是，第二次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中，85％以上来自农村（当时农业人口占总人口比例为82…76％，加上农业人口出生率普遍较高，因此来自农业人口的比例难以低于85％）。而随着第一产业（农业）提供的就业机会持续下降，将造成巨大的就业压力。
目前给出的2009年新增就业人口目标值，尽管提高到前所未有的1200万，但对比2009年新增劳动人口预测值2072年，还是会新增失业人口872万。
而且当前失业人口越多，随劳动人口数量快速增长，失业压力就越大。
持续高失业率的代价，一是约束了“财富定律一”因劳动人口增长对财富增长的促进作用，形成劳动力严重浪费；二是人均收入、特别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差距持续扩大（绝大多数失业人口来自农村）；三是就业市场竞争加剧，带来低工资效应，令低收入阶层生活贫困化；四是难以提高居民消费，导致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五是出现高犯罪率等社会不安定因素。
这些问题，都是中国经济2028年前必须面对的。
灾难二：城乡收入差距扩大。
城乡收入差距扩大，令占总人口比重绝对多数据的农村居民收入水平较低。这将抑制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增长，削弱其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
过去30年，国内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持续扩大。1978…2007年，由2。57倍扩大到3。33倍。如果剔除农村居民入出打工获得的工资性收入后，相应的城乡收入差距将扩大到5。4倍。
1985年到2007年，国内居民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之所以从51。6％下降到35。3％，确切的答案，就在于城乡收入差距持续扩大。
那么，为什么城乡收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