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犹太"生财之道:可怕的温州人-第1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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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自”精神


　　温州手工业南宋时期即堪称全国翘楚。商品经济初期，温州家家户户有家庭作坊，8小时里你是科长、处长、局长，业余在家则搞来料加工赚外快。我们在风景区楠溪江古村落，看到很多老人妇女小孩在游客好奇的目光中从容做着手工活，有的串着彩灯，有的盘着松紧带。温州就是以小商品打开全国乃至世界大市场的。






　　大名鼎鼎的北京浙江村，最早的开拓者便是温州的裁缝师傅。


　　1983年，在包头做服装生意的卢必泽听堂兄说北京的服装生意好做，他带着家人落脚在京郊的南苑乡海户屯村。卢必泽的裁缝手艺在家乡是出了名的，他在北京搞服装加工，7个裁缝老乡紧跟其后，和卢必泽一起成了浙江村的创始人。卢必泽做的衣服款式新颖，生意越来越好。与此同时，同乡一批接一批来到，没几年就聚集了好几万温州人。如今，10万温州人办了成千上万的服装加工厂，把北京南苑大红门变成了中国北方最大的服装批发中心。有媒体2001年报道，浙江村一年经营额达20亿，并创出了奥豹、赛美、京豹等皮衣品牌。


　　一位温州姑娘在大西北的一所大学修鞋，大学生问她：“一个姑娘家坐在大门口不难为情？”


　　“不，我这是劳动。”


　　“将来打算干什么？”


　　“开一家店，自己当老板。”姑娘理直气壮回答。


　　温州的女人们照样是敢闯敢干的。温州街上大大小小的服饰店、点心店、饭摊大多是女人们的事业。她们和男人们一样勤劳吃苦，打拼创业，自己挣钱自己花。在温州众多的“一家两制”家庭中，往往丈夫为“朝八晚五”的上班族，妻子则经商闯天下。大虎打火机厂厂长是周大虎，但周太太才是厂子的创始人。当年周太太下岗，靠5000元搞起了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苦心经营逐渐壮大。周大虎后来干脆辞了公职下海，夫妻俩一起把事业越做越大。


　　温州人的自力精神深刻影响了外地人。


　　康奈集团老总郑秀康的女婿原是公司的部门经理，和老板的女儿谈恋爱后担心别人说他“靠关系”，毅然辞职自立门户，自己创业。结婚时，郑总要给女儿女婿房子、车子，女婿则说要自己挣。


　　邓东华是湖北人，应聘到康奈集团。开始他不认同温州人的观念，觉得他们太看重钱。2002年初，他爸爸打电话要他回去，说家乡法院要招人，可邓东华不想回去了：“我已爱上温州，温州人改变了我，我想在温州发展。”他已有一个温州女朋友，女友家里挺有钱，但他不想靠别人，也计划自己当老板，大干一番。


　　温州人总结自己有“四自精神”：自立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求发展。


　　“龙门能跳，狗洞能钻”


　　在温州，如果哪个小伙子常年待在家里，会被周围人看作窝囊废。


　　温州人自古四海为家，他们在任何地方都能找到生存空间，被形容为逐“金钱水草”而居的游商部落。


　　早在一两个世纪以前，成千上万的温州手工艺人和小商贩就背着黄杨木雕、青田石雕、瓯绣，从故乡出发，跋山涉水，到海外艰难谋生。如今温州人更是遍布世界各地。一位意大利人第一次踏上中国国土时，幽默地对海关人员说：“虽然我是第一次到中国，但我有很多中国朋友，有在欧洲认识的，也有在非洲认识的，他们都是温州人。是不是温州人出国不需要护照？”


　　巴黎第三区原是犹太人聚居区，现在这里温州老板最牛，很多犹太人替温州人打工。温州新南苑宾馆总经理李涛头一次到巴黎，有天早晨散步，碰到一老外用流利的温州方言向他打招呼；李涛愣了半天没反应过来，那是个送货的犹太人。温州方言极难懂，连同属浙江的杭州人都听得一头雾水，何况老外！李涛吃惊地感到温州人在当地的影响。


　　温州人有着强烈的自信心：“不自信还算温州人吗？”


　　原永嘉县上塘镇镇委书记叶康松，年近不惑弃官下海，飞往美国创办了中国第一个农业跨国公司。他不懂英文，口袋里揣着一叠小卡片，正面是汉语，背面是英语。在异国他乡，他逢人就掏出来比划，两年后，他就在美国开办了自己的公司。


　　方德华本来在北京有自己的大众百货公司，1994年商场失意，他退出公司，又离了婚，手中有300万。思考再三，他选择移民加拿大。大学学过的英语早忘得差不多了，下飞机休息片刻，方德华请朋友教他一句话：“我来给你当工人，不要报酬，只学英文。”第二天他走进一间大超市，对主管说出了那句话。方德华被留下来，搬货、清洁、结算数字，什么都干。他特别留心各种生意方面的英语词汇，当他基本上过了语言关能独当一面时，马上辞职。之后，他先后在娱乐公司、意大利餐馆、保险公司、学校工作，一面强化语言训练，一面寻找机会。1996年，他看准时机开了肯德基和必胜客二合一店，生意兴隆。分店相继开张，事业重整旗鼓。2000年方德华成功地成为加拿大一家食品公司和美国一家百货公司在中国的总代理。方德华最佩服李嘉诚：人人都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只有李超人敢说“谋事在人，成事也在人”。






　　“龙门能跳，狗洞能钻。”只要有希望，温州人就能不畏艰险逐“金钱水草”而居。人们常常爱把温州人与犹太人相提并论，的确，在经商方面，两者有很多共同的优点：追求财富、勤劳节俭、敢于冒险、自立自强、精明能干。自然资源不足，迫使温州人走出去，乃至漂洋过海，这一点和丧失家园漂泊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也有相似之处。然而，与犹太人相比，温州人的业绩还远远算不上“超尘拔俗”。


　　温州人中还没有诞生洛克菲勒级别的超级富豪和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温州企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传统的家族管理模式又制约了企业的发展。必须承认和正视的是，温州商人在企业层次和影响力方面较之犹太人还存在相当大的落差。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英雄。对“民营经济大本营”的温州来说，活跃于市场生活中的老百姓是真正的英雄。市场经济是个性经济，温州模式正是温州人选择的适合于温州人个性的市场经济体制。因此，经济学家评价，温州的财富源泉和活力来自全民皆商的“草根经济”。


　　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温州人。一个日本专家曾经这样描述他的感受：一个北方老农民穿着破破烂烂的棉袄，虽然肚子都没有填饱，但他还是要缩在墙根晒太阳。温州人永远不会这样，再艰苦的条件，温州人也能找到机会。这正是温州人与众不同之处。


　　不可否认的是，温州人群体给我们提供了探索成功之路的多样性的借鉴样本。他们孜孜不倦地追求着财富，创造着鲜活的生活奇迹，并把他们的创造和梦想带到他们足迹所到的任何地方。


　　温州人，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绝对意味着梦想和财富。


　　好吃的温州人


　　凡是到过温州的外地人，都会说温州海鲜好吃、有味，同时也会说温州人能吃。


　　“吃”最能丰富地体现温州地域文化沉淀中特有的个性。一个“吃”字，可谓是螺蛳壳里做尽大道场，简直成了温州人心态的演义广场。


　　温州人挺想得开，懂得如何去花那辛苦挣来的钱。他们选择的方式是与众不同的。他们不愿去旅游，因为那些白山黑水看在眼里，却不能留在肚里；宁愿叫一帮朋友齐去吃喝，既有人情，又有滋味，很实在，这就是享受。


　　温州的餐饮风格变化很大，每年各个酒店总会翻新花样，变着法子吸引顾客：一会儿粤菜、一会儿沪菜、一会儿鲁菜……但是最终都像一阵风一样过去。温州人爱热闹，不喜欢什么体味孤独。一帮人围在一起吃吃喝喝，有说有笑打发时间。蒸腾的热气衬着众人的欢笑，多闹！干吗一个人去享受孤独、体味孤独。


　　你有事，我帮忙，这种人情关系几乎主宰了温州人的日常生活。


　　温州人结婚时，排扬花费越来越铺张——假如自己比别人差、面子往哪搁。所以温州人讨厌小气的人。温州人交朋友忌讳交小气人，也忌讳人说他小气。


　　如果你一个月连续参加两个朋友的婚宴，发现闹哄哄场面中众多陌生的脸孔又有些模模糊糊的印象，那不奇怪，因为许多人在上一次酒宴中已见过了。


　　曾有一位在温州工作的外地朋友感叹说：“温州人整天被巨大的人情网笼罩着，为它所累，又为它活着。”


　　一个朋友讲了自己的一段经历：他一直在杭州生活，总觉得温州的许多东西与外面先进的、现代化的观念相比滞后了，比如整体素质、文化氛围等诸多问题。但是经历了一次酒店餐饮之后，他的看法有了改变。


　　一次，几个援藏时期的朋友来杭，住在一家饭店。晚上一拨人就在这家饭店就餐。大家兴高采烈地吃着时，突然有一西安朋友说今天的百威啤酒不对味。这位朋友是“酒中人”。于是就让服务员过来，服务员说自己做不了主，但是请主管又磨磨蹭蹭半天才到。啤酒的口味问题本是件极难辨别的事。但这位满口“杭普”口音的主管的处理方式却更令人烦心，一会儿说做不了主，一会儿说考虑考虑，弄得大伙儿食欲骤减，最后仍不了了之。






　　对啤酒发难的朋友感叹说：“要是在温州，这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事。你这样一说，老板马上赶到，首先真诚地说对不起，然后会给你重新上酒，接着还会告诉你以后来肯定会再优惠，大家交个朋友。”


　　杭州如此，北京亦如此。北京人在外地人面前表现优越感的方式也很有趣，讲噱头是其中很独特的一例。


　　有一个温州人到北京小餐厅就餐，看着菜谱好奇地点上一道“清龙过江”，等上来了一看原来是清清的腌菜汤中摆着一根葱。他觉得上当，想说点什么，却瞥见服务员脸上挂着一副“烦着呢，别理我”的表情，于是受到启发，就想起了有一年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出的“出售原汁加勒比海海水”的小品故事，随即只好一笑了之。这位顾客现在已是温州一家较出名酒店的老板。他说，饭店经营，温州没有多少优势可言，只有实实在在的服务。做别人不能做的，做别人不想做的，这一点温州人不能丢。


　　他一语道破天机。人们钦羡温州群体有今天的景象，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温州人吃过的苦。


　　温州是个到处荡漾着市井文化与俗乐气息的地方，一种过分沉湎于俗世之乐的地域文化影响着这个地域的人们的气质：缺乏思辨、拒绝心灵里形而上的诉求，有灵气却无大气。


　　有人说，温州人是一群缺点和优点同样鲜明的人，也许真是这样。


　　处处讲人情


　　温州人向来以浓厚的人情味闻名于天下；


　　朋友来了多一双筷；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你有事我帮忙，我有事你也跳进去；那种过河拆桥、只要金钱不要朋友的人，是没有朋友的……


　　浓厚的情谊使温州人赢得了很多的朋友，也打出了一片天下。


　　但是，温州人的“情”会不会太浓了？浓得化不开？


　　在杭州工作多年的温州人都有这样的经验——平时老乡来找，一般就是三件事：一是喝酒；二是子女到杭州读书，希望能关照；三就是遇到麻烦事，需要疏通。


　　对第一件事，温州人是乐而忘返，每一次总喝得面红耳热，酣畅淋漓。对第二件也是乐于从命的，看见朋友的子女就像看见自己家的孩子。对于第三件事情，就时常费踌蹰了：有时候是一些小事，小赌赌被抓起来了，或者是车子违章被扣住了等等，这些事只要有熟人，在杭州的朋友还是照办不误。令人心疼的是有些朋友出了非常大的事，事到临头来委托去疏通，对此，杭州朋友就非常为难了。他们这么多年在外地工作，总希望人们都有法可依，有法必依，不走弯路，不走后门。


　　因此，如果没有熟人，基本上就回绝掉；如果有熟人，也只是淡淡地打个招呼。


　　作为温州人，他们希望自己能有比谁都浓的人情味；作为现代人，他们却希望处处是法则，事事有规范。


　　在温州，情与法的冲突与较量每时都可遇到。


　　不论谁出了事情，只要他稍稍有几个朋友，马上就会有人往有关的部门去跑，托熟人、找关系。在温州办事情，没有人情、没有关系、没有门路绝对不行，工商要有人，税务要有关系，办工厂要走后门，定摊位要找熟人，甚至谁犯了死罪，公安和法官那儿也会有说客——温州人想：有钱能使鬼推磨，有关系能使死人变活人。


　　可毕竟法制在逐步健全，毕竟人们开始有了现代意识，毕竟知道有些事该办有些事不该办了。


　　由此，我们也想起了温州有些干部的落水。


　　在温州当官比在其他地方又好当又不好当。


　　“好当”指的是只要你正直，有“网络”好好用，不要太贪，不要太出风头，不要丢掉朋友，你总能获得长足的发展。“不好当”指的是人情太重了，朋友之间平时整天在一起，你吆我喝，你酒我烟，一旦朋友有事了你却跑得“远远三十六”，那你还有什么脸面在温州混下去？温州有些干部是为了朋友而栽掉的。毕竟，温州是个人情大于原则的地方！


　　在杭州就不大会出现这种事情了。杭州人大多比较谨慎，人际关系相对来说也比较淡薄：非常可能通融的事情可以试着办办，无法通融的事情你就死了心吧。他们法规意识强了一些，可人情味也跑掉了一些。






　　对人类来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事物总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鱼与熊掌总不能兼得。对温州人来说，处处讲人情，不讲原则，温州就会长期处在十足的小农意识氛围里，温州的现代化构建就会被拖后腿，温州人也就无法以现代意识与世界接轨；如果太冷漠，完全丢掉了该有的温情，那温州人又不成其为温州人了。显然，反差极大的温州人将永远面对很多类似的问题，尤其是在大社会向现代化迈进的时候。


　　当然，温州人也在变，因为温州的下一代与现代社会的关系更加密切。一个在杭州的温州文化老板承接了一个温州少年人交托的影视广告片的制作业务。温州少年是这位老板的晚辈，对他早已耳闻目睹，敬佩有加，但对于业务，他却明确地对老板说：“你是我尊敬的长辈，可我们的生意是生意，还是签个约吧。”


　　从这个少年人身上，杭州的温州人至少开始感到了家乡的变化。


　　我不喜欢温州人


　　温州一本叫《温州人》的杂志新近出版，该杂志的记者对“温州人”的形象做了一个调查，结果让人颇为尴尬。大多数被调查者居然说：“我不喜欢温州人。”


　　一位在温州至北京航班上工作的空姐是其中的典型。


　　这位长得非常漂亮的空姐，在温州飞往北京的客机上引起记者的注意。她神态冷漠，懒洋洋地推着车，没有任何热情。当她完成了工作坐在飞机尾舱的位置上时，记者走过去采访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