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中国犹太"生财之道:可怕的温州人-第5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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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嘉单干，洞头吃贷款。”制约经济发展的有自然因素，“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仅0。41亩。同时，作为战略缓冲地带，国家对温州的投入极少，30年6个亿，总额仅为同等城市平均数的1/7。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温州有10万人被迫到外地谋生、乞讨、补鞋、弹棉花，在上海车站码头帮人站队、倒卖车船票，而更多的则推销温州家庭作坊生产的小商品。这10万人被人讥为“十万细菌”。
这个深藏在浙江南部山区的城市，就在全国其他多数地方还吵吵嚷嚷地探索怎样“不得罪”社会主义、又很资本主义地开始市场经济的时候，已经悄悄地神秘地积累起财富来了。
连省委书记的眼睛都骗过了
每小时，温州人生产皮鞋12万双。
每天，温州有100万副太阳镜销往世界各地。
每年，5亿～6亿只打火机走下装配线，70％出口。温州的生产厂家打个喷嚏，全球打火机市场就得感冒。
每10个地球人中就有1人穿上温州人制造的真皮皮鞋。
每10元国内服装的产值中，就有1元是温州服装创造的。
2001年，75亿支笔从温州人的手下产出……
难以想象，这些曾在20世纪80年代看来是小打小闹的、仿冒的、低价的、靠数量取胜的不起眼的产品，而今已成为全国乃至世界各地都占有龙头地位的产品，从低端产品走到中高端，这一变化仅仅用了十来年时间。
这是世界上任何地方都不可想象的。
温州的经济模式主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以家庭工业和联户为支柱，以专业市场为依托，以购销员为骨干，具有鲜明的区域特色。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总结为“小商品，大市场”。《南方周末》一次著名调查的结论是：从1993年开始，温州模式北渐，在浙江地方经济中唱起了主角。浙江全境选择了温州模式的改革路径。“浙江的活力之源是温州，而浙江，看起来越来越像一个温州化了的浙江。”《杭州日报》的一位资深记者对我们讲：“什么是浙江经验？浙江经验就是温州经验。”
有这样一个小故事：浙江省委书记张德江率领浙江代表团参加乌鲁木齐贸易洽谈会。空闲时间张书记想买一些新疆特色小礼物，东挑西选之后定下一把做工精细的新疆刀。但回去之后慢慢欣赏，却意外地发现，刀上刻有一行小字——“温州制造”。
如今的温州提出创建国际性轻工业城，建造十大“国”字号工业园区的口号。在从有形专业市场转向无形营销市场的今天，鞋、服装、制笔、纽扣、拉链、眼镜、锁、打火机、塑编、剃须刀、印刷包装，已形成温州人积累财富的十大小商品种类。在这些行业中，拥有７个中国驰名商标和18个全国免检产品。
作为国内轻工产品的重要生产和出口基地，温州已先后被国家有关部门授予“中国鞋都”、“中国电器之都”、“中国金属外壳打火机生产基地”、“中国剃须刀生产基地”等称号。
连五粮液厂的订单都是小意思
在“农民城”温州龙港镇，偏处一隅的批发市场“中国礼品城”外表普通，但实际上，这里是中国最大的企业宣传礼品批发中心。“光是青岛海尔每年3亿元的礼品采购，就至少有6千万元来到了这里。”“天一礼品”的一位缪姓经理满脸堆笑，他说，“连四川的五粮液也是这里的采购大户，一年几百万的订单只是小意思。”笔、雨伞、打火机……温州和周边省份制造的各类礼品，印上各种企业的名称后，就这样出现在我们的周围。温州企业有“航母”，但更多的是“小舢板”。
温州人乐意自称“配角经济”。
小商品，大配角，大市场。
温州苍南县的一批印刷包装企业专门为全国的白酒企业等制作酒类包装，一年的销售额达到30多亿元。纽扣更为典型。温州的服装其实较少用本地产的纽扣，这些产品主要销往外地。按照各类纽扣的平均值算，每一麻袋纽扣的总数约为50万粒，利润仅为数千元，一粒纽扣获利最薄的以毫计。难以想象的是，这些不起眼的纽扣在2004年上半年就创造了5个多亿的产值。
金字塔经营模式
从温州市中心驱车沿温台高速公路而上，半小时左右即可见到路边一片气派的现代化厂房。这是全国最大的低压电器企业正泰电器集团的厂房。
塑壳断路器公司只是正泰繁忙的生产环节中的一个。从四川长江电机厂被高薪挖来的李俐担任这里的副总经理。接受采访时，身后的流水线正以年销售额3亿元的速度运转。沿着参观的路线，我们注意到一块展板，上面写着当月供货量前5名和后5名协作厂的名单。后5名意味着被淘汰的危险。优胜劣汰，是“温州制造”成功的秘诀之一。
著名的电器镇温州柳市占有全国低压电器的一半产量。这里共生着一个庞大的低压电器企业群，正泰电器、德力西等几家大企业位于金字塔的顶端，在这个金字塔的下面是1200个私营或家庭协作厂。媒体评价：“与其说是正泰成就了1200个协作厂，不如说是那1200个协作厂成就了正泰。”正是这1200个企业群在整体上形成专业化分工和大生产的格局，大幅度节约了制造成本及交易成本。这种模式受到国内外经济学家高度评价。
据了解，正泰95％以上的零部件在本地采购，与上游企业形成非常安全稳定的信用关系，流动资金占用量达到最小。近几年，正泰每年以60％增长率高速增长，年产值超60个亿。2002年，正泰董事长南存辉说，放慢点速度，增长30％。
搞垮日本人
温州小商品的全球竞争能力，有一个让温州人得意洋洋的故事。1998年，日本一家世界著名打火机企业组成小型经贸考察团造访温州。目的只想揭开一个谜：中国人凭什么少了一个“零”？
在温州最负盛名的大虎打火机厂，老板周大虎的介绍令他们倒抽一口凉气：同样一个电子点火的小部件，日本公司生产一只成本为人民币1元，周大虎的进价是0。1元，为大虎厂跑龙套的家庭企业生产成本仅0。01元。日本考察团离去时，每一个团员均脸色阴郁，心情沉重。
温州目前约有1300家生产打火机的企业，年产5亿～6亿只打火机，日产100万只左右，产值可达20多个亿。为300多家打火机企业生产配套产品的还有近1000家企业。“三天一小样，七天成批量。天天有新样，家家不一样。”
据估算，总共有近20万人就业于打火机行业。如今的温州打火机已经打败了原来的老师——日本、韩国、台湾，使得80％的老师关门，使得世界原本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国变成最大的进口国，日、韩许多制造商转而变为贸易商，跑到温州去进行委托加工定牌生产。温州的金属打火机占国内市场95％，占世界市场份额70％以上，出口总量占国内80％以上。如果把温州人一年做的打火机排起来，可以绕地球两圈。
头发丝都是空心的
一个地方民营经济的发达，必定和当地政府营造的良性市场氛围有关。“政府一毛不拔，事业兴旺发达。”温州人的戏言，折射出温州市政府一种独特的城市经营观。“农民城”就是政府一毛不拔建起来的。
温州出租车经营权出让价创下了全国之最，一个“顶子”68万元！
市场的力量又一次创造了奇迹。温州市市长钱兴中称：“仅这两年我们搞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搞生态环境，已投资了140多个亿。这么多的钱哪里来？我们有三条：第一是概念性的资源货币化，把无形的东西变成有形的。比如说，出租车的经营权，300多辆，我们就卖了两个多亿；第二是政府性的资源市场化，如土地使用权的有偿出让；第三是非产业化的资源产业化，比如教育、文化。
垃圾处理是非产业化资源产业化的经典案例。过去处理垃圾是政府出钱，要几个亿；而现在是温州老板拿钱去投资、去开发、去建设。靠民间投资来实现和完成的垃圾处理，这在全国是第一个。温州的垃圾处理项目已进入国家的863计划。
温州市伟明环保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项光明，是国内由民营企业投资搞垃圾焚烧发电工程的第一人。据称，其中已并网发电的东庄垃圾发电厂投资9000万元，日处理生活垃圾385吨，每年可发电900万度，预计12年就可收回投资。同时，投资1。8亿元、日处理垃圾600吨的温州临江垃圾发电厂也正在建设之中。项光明还将投资2。5亿元，建第三个垃圾发电厂。
很多地方政府面对城市的各种问题，虽雄心勃勃却束手无策，没钱什么也干不了，包括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温州人却善用“看不见的手”，获得有效资源的最大化，难怪有人说温州人“头发丝都是空心的。”
“温州的政府是值得尊敬的，有钱盖楼但不盖，不跟风、不务虚、不贪功，在很多事情的处理上很冷静，不搞争论。”温州老板对当地政府给予肯定评价。
排名全球第七大工业国的意大利与温州相似
温州之外还有个“温州”，温州的经济其实是放大了的“温州人经济”，是瞄准全球化大市场的流动经济。这是温州经济的精髓所在。
有这样一组数字：2003年温州的工业产值2000多亿元。而在温州之外的160万温州人办了3万多家企业，86％从事商业流通，去年实现销售1600多亿元，其中销售温州商品金额超过900亿元。而在海外，还有50多万温州人。1600亿元相当于什么概念？有人估算，这足够造27座纽约世贸大厦或0。8个三峡工程。
在外的百万温州大军所带来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使温州的资本完成了外迁与内送的膨胀循环，使温州区域经济具有了全球市场触觉。庞大的游商部落，让温州的民营经济站在了新的战略高度上。面向21世纪经济全球化浪潮，温州人处于史无前例的战略最高点。
温州市长钱兴中这样评价温州经济的特点：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并举，本地市场和外地市场并举，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并举。“在全国有多少温州的商贸城和温州街？温州人在全国和世界各地方的商业网对当地经济起到很大的拉动作用。”
有关媒体曾作过很有意思的比较：“排名全球第七大工业国的意大利与温州相似，是中小企业王国，没有重工业，工业品大多是瓷器、鞋帽、服装等日用消费品（但都是名牌），同样是家族特色，同样的特色园区（服装集中在米兰，陶瓷在佛罗伦萨……），与浙江差不多的人口，同样拥有全球的同乡人行销网络。”
哪里有温州人，哪里就有市场
西部最大商业城市成都，可以说是温州游商一块肥沃的栖息地。
据估计，在四川的温州人约15万，在成都的约8万。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温州人就为当地每年创造产值160亿元，成为创造财富最大的外来群体。十余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无疑更加惊人。官方消息称，2002年成都市的GDP可望达到1700亿元，其中70％左右为成都的民营企业所创造，这个70％中间温州商人又占了10％。
温州四川商会副会长贾银寿号称“运输大王”，是从温州到成都、重庆的最大铁路货运商。仅仅从他手中每年运到成都的温州小商品就多达2000个火车皮，运的最多的就是鞋、服装和皮革。
有23个交易区的成都荷花池年成交量达50亿元，是西南最大的小商品市场。其中近一半以上经营户来自江浙地区，尤其是温州，这已成为公开的秘密。
《温州商报》2002年7月份组织了一次“向西，追寻温州的足迹”西部行特别报道活动，主管外向型经济的成都市副市长何绍华称：“温州人是牵市场牛鼻子的人。他们的勇气和魄力，是成都人、四川人所欠缺的。”
记者问：“现在温州人对成都经济的影响如此巨大，不知道您对温州商人这个群体有什么具体评价？”
何绍华答：“一是他们善于发现商机。比如四川省贫困的广元地区，20世纪80年代，就有温州商人在此创业。现在，广元市中心最漂亮的景观是‘温州商城’。要知道，广元位于西安与成都之间，陕西与四川交界之处，是成都与西安之间物资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点。这样的商业地位，西安人没有看到，成都人也没有看到，偏偏让温州人看到了，而且在此做得很漂亮。第二是，温州商人特别能吃苦，他们一路小跑到成都，吃尽千辛万苦，从商业起家，逐步走向工业。第三是，特别能经营。荷花池市场是成都人创办的，但是成都人已基本不在此经营，现在基本上是江浙人、温州人在此支撑市场。温州人的经商理念给了四川商界许多启发。”
还有一个典型数据——全国85％以上的皮鞋市场是温州人开的。
在重庆，历经多年的发展形成了解放碑、朝天门和石桥铺三大商业圈，在此“三圈”的街上走走，你到处可以看到温州的品牌或听到温州话。据介绍，在“三圈”里经营扎根的人有80％来自浙江，一半是温州人。用重庆人的话说，重庆的主要商业圈被温州人“包围”了。由于温州人的出现，重庆中心城市的店价、房产价也大为提高。美特斯·邦威2001年以350万的天价租下一个1000多平方米的店铺，造就了重庆历史上铺面高租金之最。
在上海，温州人每年可以拿出63亿元给楼市。特别醒目的一个数据是，以温州资金为主力的外地人购买了上海楼市高价住宅的53。6％，超过了本地居民。据业内人士称，外地人购房的目的主要不是自己居住，而是用来投资。他们通过大资金进入房地产二级市场，囤积一段时间，抬高房价后再倒手售出。上海媒体惊呼“上海楼市出现了温州现象”。
在北京，仅2002年3月14日、15日两天，温州人买楼就花了3000万。著名的京城“浙江村”几乎垄断了北方的中低档服装市场。
在昆明，5万温州人至少拥有60亿元的投资资产，而这60亿资产可以产生200亿以上的经济效益。
在新疆，做边贸的温州人接近8万，每年撒入新疆50亿元。
在国内各省，温州人和温州市场比比皆是。
温州人的商旅足迹延伸到了国外。50多万温州人分布在意大利、法国、美国、巴拿马等十几个国家，开设了温州人的市场。
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研究员钱江指出，中国前往欧洲的移民主要来自浙江省和福建省，实际上在整个欧洲，中国移民中占最大比重的是浙江人、尤其是温州人。意大利是温州移民在南部欧洲的主要定居地，据说，现在意大利的皮货制造一半以上出自在意大利的温州人之手。而原来犹太人垄断的一些商业领域，不但被温州人渐渐蚕食，而且还让犹太人当了打工仔。
在美国纽约，温州籍华人约有10万。当地报纸以法拉盛商业区作为解剖观察的细胞：“许多老旧的华人杂货店、餐饮店，已换成多家浙江温州人开办的超市。经营者多是打拼的温州青年，开办的超市以生鲜蔬果鱼肉为主，规模与速度胜过许多老牌超市。”媒体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