贼巢-第6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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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没有使米尔肯有丝毫退却。虽然他对诋毁此书计划的效果不满意，但他仍然要封杀此书。利曼给德莱克赛尔的首席律师托马斯·柯宁打电话，说这本书对米尔肯“极其不利”，如果出版，米尔肯就不能得到公正审判。“采取措施阻止它出版。”利曼命令道，“要么通过与该书的出版商联系解决，要么通过法庭解决。”柯宁对这个要求很吃惊，他知道，预先制止出版物的出版只有在极其罕见和紧迫的情况下才允许。利曼对此当然也是知道的。
柯宁所在的卡希尔、戈登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和《第一修正案》律师弗洛伊德·亚伯拉姆斯和柯宁一起劝告利曼，说他们绝对不可能说服法官强迫阻止该书出版。利曼似乎大为光火，威胁说要向约瑟夫举告卡希尔、戈登律师事务所，说它“不支持米尔肯和德莱克赛尔”。但是，柯宁等人坚持自己的立场。“如果我们想这样做，就应该做到。”利曼说，并再次辩称米尔肯的愿望应该首先满足。
柯宁劝告约瑟夫说，他认为这种诉讼会有害于德莱克赛尔。约瑟夫同意他的看法。约瑟夫认为，这个诉讼的主意非常荒谬，这是利曼把米尔肯的利益置于德莱克赛尔利益之上的又一个例子。他认为，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尽管利曼这样说和这样做，米尔肯及其律师却不愿自己去进行这种诉讼。利曼在这方面是精明透顶的。 诋毁和封杀此书的努力几乎没有效果，《掠食者的集会》如期出版。书评者困惑了，他们毕竟不是事实核查员。米尔肯的“真相小组”所宣称的“真相”大多都不能令人信服。诋毁和封杀此书的做法等于为该书做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版前宣传，包括在《华尔街日报》头版发表的一篇文章。
爱德华·贝内特·威廉斯曾对检察官们说，他难以活着看到米尔肯案的结束。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知道自己可能在与癌症做最后的搏斗。罗伯特·利特知道威廉斯病得很重。有一次，他和威廉斯正在为去证交会进行一个会谈做准备，威廉斯对他说：“最好由你来讲。”利特吃了一惊，这种场合总是威廉斯讲的。那天到来时，威廉斯在证交会大楼的走廊里几乎走不动了。
１９８８年初，威廉斯让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著名合伙人文森特·富勒参与米尔肯的案子。但是，富勒与米尔肯似乎总是难以建立起和谐融洽的关系。米尔肯敬重威廉斯，觉得没有人能够替代他。威廉斯一开始有病，利曼、弗鲁曼鲍姆和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的其他律师马上就排挤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同行。威廉斯思想对米尔肯的影响消失了。
陪米尔肯参加国会听证会时，威廉斯的身体有点恢复，但他的脸色仍然苍白而憔悴。这是威廉斯最后一次代表米尔肯公开露面，四个月后他去世了，那天是８月１３日。米尔肯飞往华盛顿参加威廉斯的葬礼。他亲手盖上威廉斯的遗容，为他哀悼。
１９８８年８月的第一个星期，布鲁斯·贝尔德和同事们邀请莉萨·琼斯和她的新律师布赖恩·奥尼尔到检察官办事处，让他们听录音带。随着录放机的转动，琼斯和她的律师第一次听到她与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黑尔谈论安排非法交易的对话。琼斯的脸变得煞白。
这次会见后，奥尼尔立即给检察官办事处写了一封信，说这些录音带“恢复”了琼斯的 记忆。根据给她豁免的规定，她现在愿意承认自己参与了这些交易，并与黑尔洽商过有关事项。检察官们对此不感到新奇。令人吃惊的是，琼斯只供认录音带上揭示的问题，除此之外的事情仍然拒绝承认。她以前说过谎，现在显然还在说谎。检察官们公正地把作伪证视为一种危害司法程序的严重罪行。这种信息必须传送出去。尽管琼斯还年轻，尽管她早年谋生艰难，尽管她在德莱克赛尔职位不高，但她的豁免还是被取消了。
与此同时，检察官们加紧对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施加压力。贝尔德提出政府拟以ＲＩＣＯ法案向大陪审团起诉该公司。这项法案将被用来制裁证券公司的人员，这还是第一次。
ＲＩＣＯ法案是政府在该案中所能使用的最严厉的法律武器。这项法案于１９７０年在议会通过，主要是用于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毒品犯罪。该法案规定，任何个人或组织，如果犯有两种或两种以上表现为一定“模式”的互相关联的重罪，可以被控以讹诈。这项法案对违法者量刑很重，包括最多二十年监禁并没收财产和非法所得。ＲＩＣＯ法案有一个对等的民事条例，允许个人原告诉求三倍的赔偿金。
虽然ＲＩＣＯ法案的实施对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可能是毁灭性的，但是，ＲＩＣＯ起诉的威胁对该公司的潜在被告没有多大影响。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是一个外壳，是无数连锁实体之一，它的资产可以很容易地通过合伙关系转移出去，使公司垮掉。詹姆斯·里根仍然与政府对抗。他的律师西奥多·威尔斯抨击政府试图以ＲＩＣＯ法案起诉里根是“恐吓”行为，同时坚持认为他的当事人无罪，并表示坚决与政府抗争到底。他说：“似乎很清楚的是，这是在一个更大的棋盘上下着的一盘棋，而里根先生是这盘棋里的一个小卒子。”
在那一点上，威尔斯说对了。虽然提出ＲＩＣＯ起诉的直接目的是向里根和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施加压力，但其真正用意是针对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如果普林斯顿－纽波特这样的小公司因其非法交易面临ＲＩＣＯ起诉，德莱克赛尔这种进行过更多可疑交易的大公司就更容易受到这种起诉了。
检察官办事处试图与犯罪嫌疑人达成协议的最后努力无果而终。８月４日，该办事处向大陪审团对这些嫌疑人提出起诉，以伪证罪起诉莉萨·琼斯，以讹诈罪起诉里根、扎泽基、普林斯顿－纽波特的其他主要人员以及德莱克赛尔的纽伯格。于是，政府在历经两年半的调查后终于发起了第一次起诉，一场可能的持久战打响了第一枪。
让米尔肯圈内人员感到震惊和可疑的是，８月４日被起诉的被告中没有加里·莫塔斯克。
像纽伯格一样，莫塔斯克在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录音带上也出现了。他强烈抗议检察官办事处把他视为犯罪者，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被录音带录下那天只是临时替纽伯格做那项交易。但是，检察官们认为这种辩解是没有说服力的。确实，就在起诉前一天，莫塔斯克接到通知说，被起诉者中包括他。
这意味着他可能面临两项指控，一项依据与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交易，另一项依据与米尔肯和布斯基的交易。检察官们认为，莫塔斯克是米尔肯圈子中最普通的成员之一，这种看法是公正的。其实，莫塔斯克已经在动摇。那年年初一天下午，他来到华盛顿著名辩护律师里德·韦恩加登的办公室，要韦恩加登取代他当时的律师查尔斯·斯蒂尔曼。斯蒂尔曼是莫塔斯克根据米尔肯等人的安排雇用的，他说担心斯蒂尔曼与米尔肯太亲密。韦恩加登设法阻止莫塔斯克这样做，说他知道斯蒂尔曼是一个优秀律师。但是，莫塔斯克执意要换掉斯蒂尔曼，他说：“我要请一个独立的律师。”
韦恩加登接了这个案子。接案后，他很快发现米尔肯的律师团非常傲慢。不久，韦恩加登开始与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谈判，但没有什么进展。吉尤利安尼要莫塔斯克接受两项重罪。但是，谈判具有建设性。在检察官办事处８月４日提出起诉前夕，韦恩加登设法说服办事处把莫塔斯克的名字从被起诉者名单中先去下来。莫塔斯克愿意与政府合作。然后，政府可以评价他的合作情况，再决定是否让他认罪。这和政府与穆拉迪安的律师达成的安排相似。检察官们之所以决定同意这项安排，部分原因是他们信任韦恩加登。
虽然莫塔斯克决不是一个热心的证人，但那年８月，他开始向政府交待情况。他供述了参与对那笔５３０万美元款子进行作假的情况，印证了布斯基关于这笔款子的证词，还讲述了布斯基出事的消息公布后他应召去贝弗利山的情况和与米尔肯会面的情况。此外，莫塔斯克还向检察官们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关于瑟内尔的信息，使政府可以从不情愿招供的瑟内尔那里获取更多的证词。
在韦恩加登的坚决要求下，莫塔斯克决定从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悄悄辞职。他痛苦地抱怨说这样做使他至少失去２００万美元的奖金，但他还是找到约瑟夫，宣布了辞职的决定。他对辞职的理由含糊其词，对与政府达成协议的事只字未提，而是说起对家庭、对妻子的义务。约瑟夫不屑一听。这些话他听着非常耳熟，因为利文和西格尔以前也做过类似的表白。莫塔斯克一离开，约瑟夫就给在卡希尔、戈登律师事务所的柯宁打电话。“莫塔斯克在与政府合作。”约瑟夫说。
吉姆·达尔在他贝弗利山的公寓门前背着旅行包摸出钥匙开门时，听到屋里的电话在响。这是１９８８年９月初的一天，达尔刚从佛罗里达杰克逊维尔附近的海滩度完暑休回来，这个休假地离他的家乡不远。刚休完假的达尔皮肤比往常更呈深褐色，头发也更黄了。休假放松后，他感到自己又恢复了活力。达尔打开房门进屋时，电话还在响，于是他拿起话筒。
电话是他的律师罗伯特·利特（即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打来的。这个电话破坏了达尔的好心情。“我不知道该怎么给你说这事。”利特说，“这里有你一封信，是政府发来的质询书。你成政府的一个调查目标了。我很震惊。”
达尔更震惊。利特和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们曾审查过达尔做的每项交易，得出结论说他不用担心什么。他们一再向达尔保证说，米尔肯是调查目标，不是他。利特和威廉斯很早以前曾提醒他，说政府会试图向他逼供，但他从未想过要面对指控。
前景是可怕的。达尔确实有可担忧之处。每年年底，达尔都按照米尔肯的指示与哥伦比亚储蓄信贷银行的托马斯·斯皮格尔进行股票寄存交易，为该银行制造虚假税金损失，以助其偷税。斯皮格尔是米尔肯的朋友，也是米尔肯最大的忠实客户之一。达尔对这件事没有想很多，在贝弗利山分部内部也没有刻意对这些交易保密。他在办公桌上放着一个分类账本，里面记录着与哥伦比亚储蓄信贷银行所做的各次寄存交易的情况。现在，这个账本记载着长达五年的涉嫌非法的交易，是被控非法活动的书面证据。十之八九，贝弗利山分部的其他人知道他一直在做的这些事情。
自米尔肯调查案开始以来，达尔第一次自忖：他的律师们实际维护谁的利益？他的还是米尔肯的？达尔迄今为止一直在心甘情愿地保护米尔肯，米尔肯会这样对达尔吗？这些问题他都不肯定。
达尔一挂掉利特的电话，就给佛罗里达的一位与他关系密切的朋友打过去。他的这位朋友叫史蒂夫·安德鲁斯，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体格健壮，是个律师。安德鲁斯是一个法官的儿子，曾与达尔同是佛罗里达州兄弟联谊会的成员，现在塔拉哈西当执业律师。虽然安德鲁斯其实不是证券业律师，但他了解这个行当。他从纽约州立大学获得税学学位，并在佛罗里达州一个小型证券公司当过负责人。更重要的是，他远离曼哈顿、华盛顿、贝弗利山这个大三角和米尔肯圈子，对问题会旁观者清。达尔感到自己可以信任他。
安德鲁斯需要听的事实只有两个：一、达尔在政府的米尔肯调查案中收到了一封质询书；二、他的律师与米尔肯的律师是同一些人。“给你自己找一个新律师。”安德鲁斯吩咐达尔，“现在就找。”达尔要聘请安德鲁斯当他的律师，安德鲁斯同意了，但坚持要达尔再在纽约聘请一个。
接着，达尔又给利特打电话，讲了这个决定：他要再请一个律师，一个不同时代理米尔肯的律师。利特立即认识到达尔自请律师的潜在重要影响。他坚持说达尔不需要再请律师，他们团结在一起对大家都更有利。这一次，特别是因为现在没有威廉斯为利特的话作保证，达尔不再相信。况且，利特所说的那种策略并没有避免达尔成为被调查目标。
利特采取拖延法，说他要把达尔可以考虑雇用的律师列出一个单子。但是，这个单子并没有马上提供出来，好像是利特希望达尔可能改变主意。于是达尔给卡尔·林德纳打电话寻求帮助，林德纳是他主要的债券客户之一。林德纳向达尔推荐了他自己的律师彼得·菲希贝恩，菲希贝恩是纽约凯、斯科勒律师事务所的律师，该事务所就是正在做弗里曼代理的那个律师事务所。当达尔对利特说他打算聘请菲希贝恩时，利特才把让达尔考虑雇用的律师名单拿出来。毫不奇怪的是，名单上列的都是保罗、威斯律师事务所和威廉斯和康诺利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包括已经在代理唐纳德·恩杰尔和米尔肯客户弗雷德·卡尔的那些律师。达尔与这些律师进行了面谈，谈完后对他们的忠诚却更感到怀疑。最后，他决定聘请菲希贝恩。
菲希贝恩和安德鲁斯立即飞往加利福尼亚贝弗利山与达尔见面。两位律师担心达尔做的寄存交易可能被暴露。他们认为，鉴于哥伦比亚储蓄信贷银行的斯皮格尔与米尔肯关系密切，他很可能也在被调查。他们担心，斯皮格尔会出其不意地攻击达尔，赶在达尔能够与政府达成某种协议之前把他牵连出来，以此作为自己与政府达成认罪求情协议的一部分。达尔不相信斯皮格尔会保护他。
达尔对米尔肯的信心也在严重动摇。当达尔和他的两位新律师最后查看政府的质询书时，惊奇地发现上面并没有问到达尔做的与哥伦比亚储蓄信贷银行的交易。质询书上问的是在达尔的交易记录中出现的一系列与布斯基做的资本交易，这些交易是资金偿付计划（在那笔５３０万美元支付款中达到高潮）的一部分。达尔不记得自己做过这些交易，他认为这很离奇，因为达尔与布斯基做过的交易中只有证券交易，而从来没有资本交易。资本交易是米尔肯自己经手的。
进一步的调查显示，被调查的这些交易的票据上的字迹实际上都不是达尔的。按照这些交易的日期，其中有两次交易在进行时，达尔根本就不在贝弗利山。在交易票据中，有一张在底端写着大写的“Ｍ．Ｍ．”。达尔看到这些票据时，明白是怎么回事了——米尔肯让达尔的交易助理把这些交易录入了达尔的交易记录。达尔得出结论：政府调查找错了人，他能够证明自己没有参与所调查的交易。达尔感到米尔肯肯定会为他作证。
达尔立即找到利特，对他说：“我没有做这些交易，是迈克做的。”达尔期望利特听到他应被免除责任的消息会兴奋。“那些交易没有问题。”利特坚持认为，“没什么可担忧的。”达尔不依，提出要米尔肯写一份证明书，澄清这些交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