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囊全集-第5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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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参阅过贺公之子仲轼先生所辑的《冬官纪事》，里头提到裁抑木商，清算窑税等事，贺公在处理时往往坚持己见，一点都不怕得罪主事者，难怪他会引起权贵之人的侧目。像这种有用的人才，如果一定要迫使他无法施展所长，才能为官场所容，这样对国家来说又有什么好处呢？唉！世事真是令人可叹。
徽州有木材商人王天俊等十人，怀挟着巨额资金，依托权门势要，向官府求得札付，官府上行下的文书，，准向王某等购买木材十六万根，贺盛瑞思忖一旦如他们所求，姑且不论他们将暗中夹带私人木材营私，光是这十六万根木材，即已有三万二千余根被他们在帐上动了手脚，使国家平白损失五、六万两的税收，他正要想办法阻止王某等胡作非为，但皇上却已发出特旨准其所求。一时之间，奸商们都得意扬扬，贺盛瑞却将他们召集起来，晓谕道：“你们要的札付我自然必须奉旨发出，但是我要在札付中列载些什么事项，你们能限制得了吗？”于是，贺盛瑞在札付中严格规定了以下诸事：
一，不得抵免关税，因为官府依照市价向他们购买木材，也是一种交易行为，自然应当像普通货物一样缴税。
二，载运木材的船只不得冲撞官舫民船，如有违犯，须按照行情予以赔偿。
三，不得骚扰州县地方政府，要他们派民夫拉纤。
四，不许未经检查即行通关。
五，官府不预支经费，俟木材运到张家湾，有关部门派官员逐根丈量木材尺寸大小，合乎规格的才给钱。
各个商人见到札付的内容，大惊失色道：“这样的话，札付不过是一纸无用的文书，要来做什么？”于是没有一个人肯领取札付，大家相率前去向东厂索回贿赂的赃款。
明朝工部衙门又设屯田司，其主管官员兼管通济局、广积局两个单位，每个局又设抽分大使（官名，负责征收租税）一员，攒典（基层吏役）一员，巡军十五员，官俸军粮每年约耗费一百三十余石。但这两个单位每年征收上缴工部的税款只有七、八十两银子，少的时候只有五、六十两，还不及维持这两个单位所需的费用。贺盛瑞想拟案裁掉这两个单位，但被工部左侍郎沈敬宇阻止。
贺盛瑞私下追查，发现两个单位初设之时，每年都可缴给工部一千两银子，又其所辖窑场，光是从京师到通州、昌平、良、涿等地方，每年取自砖瓦的税款几达一百亿文钱之谱，但后来工部招商买办砖瓦，广积局的这项收入便断绝了。
贺盛瑞又继续深入追查，发现仅仅是木商王某一案，漏税额便高达一百零九两银子，其他会有什么弊端，大概就可想像得到了。
后来清查窑税时，宦官王明从中作梗，贺盛瑞揣想，宦官不可制，但商贩可制，于是命人在通衢大道上张贴告示，警告军民人等，凡敢有买卖王明的砖瓦者，一律按漏税论罪，若有官府或军中私下卖放者，准许知情之人检举，即以漏税的数额充作奖赏。
措施执行之后，王明所经营的三十余座窑场，有一个多月片瓦不售，情形十分凄惨，遂不得不向贺盛瑞低头哀求，自动报缴税款。
这件事传出之后，朝廷中的要员纷纷自动缴税，三个月下来，税收竟达二十余万两银子，一年下来所收到的税，除了支用勋族贵戚的祭葬费用，剩下来的钱连局里头的府库都堆放不下，于是通令所辖各单位整修房舍，前后五个月的各项开支均由该局包办。
351、陈懋仁
【原文】
陈懋仁云：泉州库贮败铁甚夥，皆先后所收不堪军器也。余尝监收，目击可用，乃兵丁饰虚，利在掊饷，不论堪否，故毁解还。余议：堪者，官给工料，分发各营，修理兼用；不堪者作器与之，于军器银内，银七器二，照额搭给，解验查盘，一如新造之法。并散雨湿火药，而加硝提之，计省二千余金，即于饷银内扣库，以抵下年征额，节军费以纾民力，计无便此。乃当事者泛视不行，终作朽物，惜哉！
【译文】
明朝人陈懋仁（嘉兴人，字无功）说：
泉州府库贮存很多废铁，都是先后收来报销的兵器，我曾经负责监收，亲眼看见有些还可以使用的，是因为军人为了骗取兵器报销的折钱，故意作假，不论兵器还能不能使用，都故意破坏后缴回来。我建议将这些常可以使用的兵器，由官府付工钱，分发给各军营修理后再用，其他无法再使用的兵器，当作废铁发给他们。在购买军火钱中，七成给银子，三成给旧兵器，依数量搭配，并详细解释试验，完全如新法制造处理，并分给他们被雨水淋湿的火药，加硝提炼，如此估计可节省二千多两银子，就由饷银内扣下缴库，以抵下一年征收的税额，节省军费而纾解人民的负担，没有比这样做更方便了。但执政的人往往视而不见，最后使这些兵器变成无用的废物，真可惜啊！
352、叶梦得
【原文】
叶石林［梦得］在颍昌，岁值水灾，京西尤甚，浮殍自唐、邓入境，不可胜计，令尽发常平所储以赈。遗弃小儿，无由得之。日询左右曰：“民间无子者，何不收畜？”曰：“患既长或来识认。”叶阅法例：凡伤灾遗弃小儿，父母不得复取。［边批：作法者其虑远矣。］遂作空券数千，具载本法，即给内外厢界保伍，凡得儿者，皆使自明所从来，书券给之，官为籍记，凡全活三千八百人。
【译文】
宋朝人叶石林（叶梦得，吴县人）在武昌时，正逢水灾，京师西边一带特别严重，从唐邓等地漂来的浮尸不可胜数。叶石林命令以库存的常平米来救济灾民，但很多被遗弃的小孩却不知该如何处理。
有一天，叶石林问左右的人说：“民间没有孩子的人为什么不收养他们呢？”
左右的人说：“怕养大以后又被亲身父母认领回去。”
叶石林翻阅旧法例：凡是因为灾害而被遗弃的小孩，亲生父母不能再认领回去。于是制作数十份空白的契券，详细说明这条法令，就发给城内外乡里之间的人家，凡是领养到小孩的，都让他们自己说明从哪里得来的，登录在契券后发给他们，并由官府登记在户籍里。如此一来，一共救活了三千八百个失怙的小孩。
353、虞允文
【原文】
先是浙民岁输丁钱绢紬，民生子即弃之，稍长即杀之。虞公允文闻之恻然，访知江渚有荻场利甚溥，而为世家及浮屠所私。公令有司籍其数以闻，请以代输民之身丁钱。符下日，民欢呼鼓舞，始知有父子生聚之乐。
【译文】
宋朝时，先前浙江人民都须缴纳丝绸为丁口税，人民负担不起，往往生了儿子就丢弃，或是还没有长成就杀掉。
虞允文（仁寿人，字彬甫）知道这个情形，十分不忍，后来查访到江边沙洲有荻草地，经济利益很大，皆被豪门世家及僧侣窃据。
虞允文于是命令手下将这些豪门世家和僧侣全数登录下来，并要求这些人代替人民缴壮丁税。命令下达的那一天，人民欢呼鼓舞，浙江一带的百姓至此才能安享父子天伦之乐。
354、韦孝宽 李崇
【原文】
韦孝宽为雍州刺史。先是，路侧一里置一土堠，经雨辄毁。孝宽临州，勒部内当堠处但植槐树，既免修复，又便行旅。宇文泰后见之，叹曰：“岂得一州独尔？”于是令诸州皆计里种树。
魏李崇为兖州刺史，兖旧多劫盗，崇命村置一楼，楼皆悬鼓；盗发之处，乱击之，旁村始闻者，以一击为节，次二，次三，俄顷之间，声布百里，皆发人守险。由是盗无不获。
［袁了凡曰］
“薛季宣令武昌，乡置一楼，盗发，伐鼓举烽，瞬息遍百里，事与李崇合。乱世弭盗之法，莫良于此。独宋向子韶知吴江县，太守孙公杰令每保置一鼓楼，保丁五人，以备巡警，盗发则鸣鼓相闻。子韶执不可，曰：“斗争自此始矣。”是亦一见也。
大抵相机设法，顾其人方略何如。唯明刑、薄赋、裕民为弭盗之本。
【译文】
韦存宽任雍州刺史时，雍州路旁每一里设立一个记里土台，往往一场大雨下来就整个冲毁。韦存宽到任后，命令部下在每个土台处种植槐树。既免修复，又方便行人旅客。
后来宇文泰（后魏·武川人）见了，叹息道：“哪能只有一州这样做呢？”于是各州都详细计算道路的里程，并种树为记。
后魏李崇（顿丘人，字继长）任兖州刺史时，兖州本来有很多盗贼。李崇就下令每村建一座楼，楼上都悬挂着鼓。盗贼出现时则立刻急鼓告警。邻村一听到鼓声，先敲一响，再连敲二响，再连敲三响。顷刻间，鼓声传遍百里，各村都派人防守，于是盗贼没有不很快就被逮捕的。
［袁了凡评语译文］
宋朝薛季宣（字士龙）任武昌县令时，每乡建一座楼，有盗贼出现，就敲鼓并举烽火作信号，瞬间传遍百里，做法和李崇相同。乱世消弭盗贼的方法，没有比这样更有效的了。
只有宋代向子韶（字和卿）任吴江县令时，太守孙公杰命令每一保设置一鼓楼，每保五个壮丁，负责巡逻警戒的任务，有盗贼就敲鼓相告。向子韶认为不可，他说：“这样做会开启各保之间的争斗。”这也是很有道理的看法。
一般说来，相机行事，每人有不同的策略，要依现实的状况而定，很难说哪个一定比较有效。然而，刑罚公允、减轻赋税、使人民富足，这才是消弭强盗的根本之道。
355、范仲淹
【原文】
仲淹知延州。先是，总官领边兵万人，钤辖领五千人，都监领三千人，寇出，则官卑者先出御。仲淹曰：“将不择人，以官为次第，败道也。”乃大阅州兵，得万八千人，分六将领之，将各三千，分部训练，使量贼多寡，更番出御。
［冯述评］
梅少司马客生疏云：“古之诏爵也以功，今之叙功也以爵。”二语极切时弊，夫临阵，则卑者居先；叙功，又卑者居后。是直以性命媚人耳，宜志士之裹足而不出也！分将迭出之议固当，吾谓论功尤当专叙汗马，而毋轻冒帷幄，则豪杰之气平，而功名之士知奋矣！
【译文】
宋朝范仲淹任延州太守时，延州惯例是总官率领边境士兵一万人，提辖率领五千人，都监率领三千人。盗寇一出现，官位低的先率兵出去抵御。
范仲淹说：“将领的委派不从实际的能力去考虑，而以官位的高低为出兵的次序，这是必败的做法。”
于是大规模检阅州兵，共得精兵一万八千人，分派六个将领来率领，每个将领各领三千名士兵，分别训练，衡量贼兵的多寡，再轮流出兵抵御。
［冯评译文］
少司马梅客生的奏章说：“古人依实际的功勋来颁赐爵位，如今则依爵位高低来决定赏赐的轻重。”这两句话真是切中时弊，在作战时阶级低的在前，在论功行赏时又在最后，这等于是拿职位低者的性命来讨好职位高者，难怪有志之士不愿为国效命。范仲淹分派将领轮流出兵的方法固然很恰当，我认为论功行赏奖时更应当奖励有实际战功的人，而不是把功劳归给居于高位不作战的人，这样豪杰之气才能平息，功名之士才知道奋发。
356、徐阶
【原文】
世庙时，倭蹂东南，抚按亟告急请兵，职方郎谓：“兵发而倭已去，谁任其咎？”尚书惑之。相阶持不可，则以羸卒三千往。阶争之曰：“江南腹心地，捐以共贼久矣。部臣于千里外，何以遥度贼之必去，又度其去而必不来，而阻援兵不发也？夫发兵者，但计当与不当耳，不当发，则毋论精弱皆不发以省费。当发，则必发精者以取胜，而奈何用虚文涂耳目，置此三千羸卒与数万金之费以喂贼耶？”尚书惧，乃发精卒六千，俾偏将军许国、李逢时将焉。国已老，逢时敢深入而疏。骤击倭，胜之；前遇伏，溃。当事者以发兵为阶咎，阶复疏云：“法当责将校战而守令守。今将校一不利辄坐死，而府令偃然自如；及城溃矣，将校复坐死，而守令仅左降。此何以劝惩也？夫能使民者，守令也，今为兵者一，而为民者百，奈何以战守并责将校也！夫守令勤，则粮饷必不乏；守令果，则探哨必不误；守令警，则奸细必不容；守令仁，则乡兵必为用。臣以为重责守令可也。”
［冯述评］
汉法之善，民即兵，守令即将，故郡国自能制寇。唐之府兵，犹有井田之遗法，自张说变为弓广骑，而兵农始分，流为藩镇，有将校而无守令矣。迄宋以来，无事则专责守令，而将校不讲韬钤之术，有事则专责将校，而守令不参帷幄之筹。是战与守两俱虚也，徐文贞此议，深究季世塌冗之弊。
阶又念虏移庭牧宣、大，与虏杂居，士卒不得耕种，米麦每石值至中金三两，而所给月粮仅七镮，米菽且不继。时畿内二麦熟，石止直四镮，可及时收买数十万石。石费五镮，可出居庸，抵宣府，费八镮可，可出紫荆，抵大同。大约合计之，费止金一两，而士卒可饱一月食，其地米麦，当亦渐平。上疏行之。
【译文】
明世宗时倭寇侵犯东南，东南一带的巡抚和按察史一再向朝廷告急，请派援兵。职方郎中（掌天下地图的官）却有异议，说若大军开派出，而倭寇早已逃逸无踪，责任由谁来负？尚书因此犹豫不决。
宰相徐阶坚决要求出兵，朝廷还是只准备调派三千名弱兵前往。徐阶争辩道：“江南原是我国心腹之地，朝廷放由贼兵侵凌蹂躏已经很长一段时日了。我们如何在千里之外的京城凭空揣测贼兵一定会离开，又揣测他们离开以后一定不会再回来，并以这样无根据的臆测来阻止调派援兵。调派援兵一事，要考虑的唯有应不应该的问题。若不应派兵，则不论精兵或弱兵都不派，以节省费用。若应当派兵，就必须调派精兵，以求胜利。怎么能有名无实的做做表面工夫，让这三千名弱兵和数万钱的军费，白白送去喂饱贼兵呢。”
尚书听着害怕起来，于是调派六千名精兵，由偏将军许国、李逢时率领。许国年岁已高，李逢时则敢于深入敌境，却往往疏忽戒备。因此初次接触作战时旗开得胜，却在追击时遇到伏兵而战败。
朝臣都认为派兵剿寇是徐阶的主意，徐阶应负战败的责任。
徐阶又上疏道：“依法，作战是将士的责任，而防御是郡守县令的职守，如今将士若作战不利，往往处以死刑；而郡守、县令却安然无事。然而若城被攻下，被处死刑的又往往是将士，而郡守和县令仅是降职而已。这么不公平的惩罚！怎么能鼓励将士出征呢？真正有权命令人民的只有郡守和县令，如今士兵与人民的比率是一对一百，又怎么能把作战与防守的责任都归于将士呢？郡守和县令若能克尽职守，粮饷必定不缺乏；郡守和县令若行事果敢，委派的间谍必定不会误事；郡守和县令若能保持警觉，敌方间谍必定无法得逞；郡守和县令若对民仁厚，地方的兵卒必能派上用场。此次兵败，微臣认为应该严厉处份郡守和县令。”
［冯评译文］
汉朝的方法很好，是因为人民就是士兵，郡守和县令就是将领，所以郡国能自行抵御贼寇。唐朝的府兵制度，还保存一些井田的精神。从张说把厨兵改为弓广骑之后，兵农才分开，后来遂演变为藩镇割据，有将帅而没有郡守和县令。自从宋朝以来，平时由郡守和县令专权，而将士又不研究用兵之术。一旦战事来临，郡守和县令却把责任完全交到将士身上，而郡守和县令又不参与筹画划，因此，不管是战是守都归于失败。徐阶的这个说法，显示他非常了
解末世衰败纷乱的弊病。
徐阶又顾虑敌虏移族放牧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