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工的儿子-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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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无常谁能料　　　
　　当尸体一具具被拖出矿坑的时候，在坑口守候多时的家属们才一一死心，准备开始办丧事。由于泡水太久，许多尸首都已经肿胀变形。而在爆炸点附近的尸体，则多半被炸得面目全非，有的断了头，有的少了手脚，还有脸被削掉一半的，非常凄惨。　　　
　　后来的救援行动中，因为二次爆炸，又不幸丧生三位村民，总共有五十二具尸体等待处理。父亲与我，因为和这些罹难者都很熟，所以就义务协助他们的家属辨认与清理尸体。除了把破碎的血肉重新拼成完整的人形，还帮他们把黑漆漆的脸擦拭干净，让家属看清楚，避免不小心弄错人。　　　
　　在进行这些工作的时候，我其实是既难过又害怕的。看到那些平常和我有说有笑、活生生的叔叔伯伯，一个个躺在矿坑口临时搭起来的停尸棚里，死状甚惨，再想到自己曾经和死亡那样接近地擦身而过，我的心中顿时对生命有了一层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体会：“万贯家财三顿饭，千户房屋一张床。”　　　
　　在处理矿坑爆炸的善后事宜中，还有另一段小插曲，我又一次和死亡擦身而过。当时我在矿坑协助家属辨认尸体，有一位老太太要回家。我推着台车带她经过基隆河时，一个不小心，车子差点翻了，眼见坐在车上的老太太就要摔到基隆河下。当时我赶忙跳上前拉住老太太，救到了老太太自己却无法停止地往桥下冲。就这样，我从十几公尺高的基隆河桥上摔了下去。桥下的河床边都是一块块大石头，一般人如果从桥上摔下，头一旦撞到石头恐怕都是凶多吉少。不过我摔到桥下后，幸运地头刚好就卡在两块石头中间。但是从高处摔下强大的撞击力仍让我整个人晕厥过去，我就这样在桥下的岸边昏迷了近两个钟头。直到我恢复意识，才自己跌跌撞撞满身是伤地爬到桥上回家。我想能够大难不死，或许是舍身救老太太这份善心，好心有好报吧。　　　
　　经历过几次生命中的浩劫，幸运地死里逃生，我总试想能够活着就好好地活吧！人的性命就如朝露一般，不知道何时会消失无踪，把握住每一刻，努力实现自我，才是最重要的人生课题；否则如果就这样离开人世，似乎是太可惜了！　　　
　　挣扎王永庆的球僮　　　
　　无论球打到哪里我都可以捡回来，一颗小白球都不浪费　　　
　　在七星矿坑发生这次台湾近五十年以来最大的矿灾以后，阿爸便不再坚持要到煤矿里采煤了，因为坑道都坍塌得差不多了，也留不下什么煤矿让矿工挖。所以我渐渐开始减少下坑的次数，改到台北的学校附近寻找打工的机会。　　　
　　我自从考上台北商专以后，便一直寄住在教授的家里。本来，学校里的教授和学生之间，应该是很少建立这样亲近的关系的，可是因为这位在学校担任人事主任的教授非常同情我的遭遇，也很了解我家里的经济困境，于是就建议我到他家的阁楼上住，不必付房租，只要有空时帮他做做家务事就行了。　　　
　　之前为了挖矿，遇到没课或假日时还常常往家里跑，矿坑发生灾变后，教授见我回家的时间变少，一问之下，才知道矿坑的工作已经没办法为我家带来经济支援，于是好心的教授就开始替我留意打工的机会。　　　
　　生命中的第二个奇遇　　　
　　有一天，会统科主任许留芬教授告诉我，在台北东园街的砍顶，有一个高尔夫球场需要年轻的小伙子当球僮，我二话不说，很高兴地答应了这门差事。当年，这个名为“台北球场”，设址在现今青年公园的高尔夫球场，是军中将官最爱去的休闲场所；大自球场经理，小到捡球的球僮，多半是外省籍人士。所以，对于我这个台湾穷孩子而言，能够有机会进去当球僮，可说是非常难得的机会。　　　
　　更值得珍惜的是，在一个凑巧的机缘下，我成为了企业经营之神王永庆先生的球僮，而且一做就做了五年。从他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做人处事的原则和方法。　　　
　　当时，我每天凌晨四点就起来，骑着一部破破烂烂的自行车到球场去替王永庆先生捡球。由于王永庆先生非常节俭，球僮即使弄掉一颗球也会被他骂；而且他老人家习惯在天还没亮、伸手不见五指的清晨打球，所以球场里球僮人数高达五六十个之多。但是，因为大家都没把握能够找到球，所以往往连一个敢背王永庆先生球袋的人都没有。　　　
　　我仗恃着年纪轻、脸皮厚不怕被骂，还有眼睛不错的优点，战战兢兢地当起王永庆的球僮。为了找球，我还特地带着一支手电筒，只要远远看见手电筒的光线，大家就知道王永庆先生和夫人李宝珠在打球了，非常有意思。此外，深恐丢球的我，还发展出一套配合“瞎子打球”的独门技术，叫做“听声辨球”。每当我估计小手电筒的光线可能即将照不到球将要落下的位置，在王永庆先生挥杆时，我便闭起眼睛，静下心来，仔细倾听小白球往哪个方向飞，每一次都可以很顺利把球的位置找出来。　　　
　　我还记得，我刚上工的第一天，第一颗球就跟掉了。可能是太紧张的缘故，换杆的时候还手忙脚乱地换错，真的很臭。多亏王永庆先生他老人家说了一句安慰我的话：“不要急，等一下把球找回来就好了。”我才慢慢恢复正常，乃至后来表现得越来越好。　　　
　　球弟生涯换得人生成长经验　　　
　　据说，王永庆先生是自台北球场开球以来最早打球的球友，而且他比公务员还要勤快，几乎是天天到这里来报到，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只有除夕和大年初一不打球。这份持之以恒的精神，令身为年轻人的我感到十分敬佩。　　　
　　就这样，我替王永庆先生捡了五年的球。在这五年期间，我总共只掉过两颗球，算是非常完美的记录。而在台北球场里，除了王永庆先生，我还看到过何应钦、吴火狮、陈茂榜、林灯先生，还有现在经营金石堂书店、从前以制作YKK拉练闻名的周先生。其中，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何应钦居然是拿着拐杖打球的，真是另类极了。　　　
　　当时，台北球场的高尔夫球场是九个洞，王永庆先生从清晨四点开球，打到七点半，通常会绕两圈打完十八个洞才结束。在二十几年前，王永庆打十八洞的平均记录是九十杆，体力和技巧比起一般的年轻人，可是一点都不逊色。　　　
　　虽然王永庆先生舍不得掉球，但他老人家对小费倒是挺大方的，常常会多付一倍给我。我想，一颗高尔夫球不过值20元，而他每次却宁愿多给我50元，也不愿多掉一颗球，对我非常慷慨。打到第七或第八个洞时，他就问我：小蔡，上课来得及吗？我说：王伯伯，七点半了。王永庆就会停下来，不再打球了。虽然一般人给的小费只有50元，王伯伯却给我100元，我去上课。能念完台北商专，我真是非常感谢他老人家的慈悲与照顾。　　　
　　我在想，王永庆先生舍不得掉一颗球，他坚持的是一贯勤俭的理念，王永庆先生只是执著地实行着一种“不要浪费”的生活原则。在他的价值观里，与其把物质白白浪费掉，不如拿来做更有用的事。　　　
　　当时，虽然王永庆先生很少和我交谈，但他从相处间知道了我的家庭环境非常贫苦；而我做事态度的认真，相信他老人家也察觉出来。我想，这就是他多给我小费的原因吧！只是我们都心照不宣。　　　
　　只要活着就有机会　　　
　　王永庆先生一直打高尔夫球打到1974年，我也一直替他背球袋，做他的专用球僮。后来，他认为打高尔夫球浪费时间，决定封杆，改成从事慢跑运动，我才终止与他之间的这一段善缘。曾经劝我不可以因为打工荒废学业，应该要好好努力念书的王永庆，被我昵称为王伯伯。从他以身作则的行为上，我学习到做人真的不可以浪费生命；只要活着，就随时要利用时间，做些有意义的事情。　　　
　　我和王伯伯这段因缘还有后话。后来，王伯伯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联络上我，找我到台塑的办公室去，要请我吃饭。我以为王伯伯要请我到台塑后面的餐厅吃饭，结果那一天中午，秘书拿着两个盒饭出来。我心里想怎么十几年没有见面，请我吃饭却是吃盒饭。王伯伯显得特别亲切，好像很欣慰我能够学业有成的样子。结果吃饭吃了三分之一，王伯伯笑着告诉我，今天是他中餐吃盒饭的52周年纪念日。不仅如此，王伯伯是一位至孝的企业家，一生几乎每晚必到屋顶摘他母亲爱吃的菜，陪王妈妈吃晚餐，是位福慧双修的企业家。我一听心里真的非常惭愧。吃完饭以后，王伯伯便开口问我要不要到他办公室里去工作，我想想便回答说，我觉得自己的工作经验很不足，最好还是在外面闯一闯，磨练一下比较好；对于王伯伯的盛情美意，我只好先心领了。而王伯伯在听完我的话后，很满意地点点头，并表示如果有需要他帮忙的地方可以来找他。最后临别前，他还送了我两句铭言：“做人就是要像这样刻苦勤俭”，“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不可以忘本。”这就是王永庆先生的精神。　　　
　　王伯伯非常节俭，他的许多理念、精神和孝顺都影响着我。那一天我和他聊了三个小时，从办公室出来后，遇到王伯伯的小舅子，他看到我很高兴，要我到他的办公室坐一坐。他问我刚刚和王伯伯聊得如何，我说聊了三个小时，很开心；结果他说他今天被王伯伯骂了半个小时。我听了吃了一惊，为什么他会被王伯伯骂了半个小时呢？　　　
　　结果他告诉我，昨天是王伯伯的生日，他从香港回来带了两条领带送给他，一条1200元，他骗王伯伯一条120元。王伯伯收到礼物过生日时很高兴，结果今天一早他就被叫进王伯伯办公室。王伯伯说南亚做的领带一条才40块，为什么他要从香港买一条120元的领带送他，真是太浪费了！就这样骂他骂了半个小时。王伯伯的小舅子还说，还好跟王伯伯说120元，如果告诉他这一条领带要1200元，那恐怕要骂三个小时都骂不完！　　　
　　这就是王伯伯，他真的非常节俭，非常努力。或许别人会认为，王伯伯要我到台塑工作这么好的机会，我怎么不好好把握呢。但我觉得，王伯伯所给予我最珍贵的东西，并不是大企业中很高的职位，或者是给我什么商业利益，而是他让我学习到一个成功者的风范。王永庆先生的精神，我相信，如果我能向他看齐，那么就算我无法成为像他这么了不起的企业家，但虽不中却亦不远矣。至少有朝一日，我也应该会是一个成功的人才对。　　　
　　挣扎1965包生力面　　　
　　为了筹弟弟的学费，五年的商专生涯，我就以生力面充饥。　　　
　　我在台北商专的日子，因为后来回友蚋老家挖煤矿的时间较少，也比较赚不到什么钱，所以我就拼命打工赚学费，贴补家用。　　　
　　那时，因为已经渐渐脱离乡下的生活形态，不能再靠抓山产、捕鱼或砍柴等方式维生，于是，我开始寻找大城市里的生存之道。　　　
　　首先是住的问题，既然教授愿意免费让我住在他家的小阁楼里，我就不愁没有容身之处了。为了报答教授的收留之恩，我每天一定都很努力地帮他把家里整理得干干净净的，洗衣、拖地、煮饭样样都来；偶尔我也会帮忙批改一些学生作业，尽量不给教授带来麻烦。　　　
　　每天早上三四点，我起床盥洗后，就去台北球场当球僮，在陪伴王永庆先生打完高尔夫后，才到学校去上课。晚间，我还另外接了一个工作，那是在某高职夜补校的附设印刷厂里当兼职临时工，工作时间从傍晚五点工作一直到十点半，一个月的收入大约两百元左右。　　　
　　通常，在我忙完以后，回到教授位于东园街的小阁楼里，都已经接近深夜十一点了。但我还不能休息，十一点到十二点间，我要替教授整理房子，一直到十二点过后才是完全属于我的时间。　　　
　　“颜渊”、“颜回”的由来　　　
　　我进入台北商专就读的时候，因为在家里都得工作，所以只能利用下课十分钟的时间看书写功课。又因为实在很穷，中午同学都在吃便当，我不是看书，就是睡午觉，大部分时间都喝水裹腹。因为环境艰苦，我自然显得比一般同学早熟。大家看我这么节俭、用功，个性又相当沉稳，有时候有些纠纷就叫我排解，久了我被班上同学取了“颜渊”、“颜回”的绰号。　　　
　　不要看我每天下课都在看书，好像非常用功，其实我在班上的功课并没有总是拿第一。因为我只有下课时间能够念书，其他时间都在工作，所以我的成绩虽然不错，不过倒也没有非常顶尖。有一次班上一些女生起哄，说颜渊每天都那么用功，一天到晚看书都不合群，哪一天她们一定要带我去看电影。有一次考试过后，班上十一个女孩子真的把我架到东南亚戏院看电影，片子是当时最流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一个人坐在中间，左边六个女生，右边五个。不过电影开演三分钟不到，我就开始低头梦周公去了。因为平常工作、上课实在太累了，在电影院里灯一黑，我自然就想睡觉了。结果整部电影我根本没看到，倒是睡了一场好觉。散场后，那些女同学抱怨，下次再也不会请“颜渊”看电影了，因为我整场都在睡觉，真是浪费钱！现在回想起来实在相当有趣。　　　
　　利用半夜温习功课　　　
　　或许读者们会心生疑问：那，学校的功课怎么办呢？　　　
　　没错，半夜十二点，大家或许已经沉醉在甜美的梦乡之中了，不过，此时我才刚刚要开始念书呢！写作业、交报告、准备考试等等与课业相关的工作，都只能在这段时间进行。虽说专科生不是每天都排着满满的课，我可以稍微利用一下白天的时光；而假使我不小心忘了时间，三点半一到，我就又得开始忙碌的一天，连睡觉都来不及。　　　
　　有时想想，自己当年还真像是超人一个，在这种如链条般环环紧扣的忙碌生活下，居然还能担任班上的班代表，每天早上都准时出席，未曾迟到，真是太神奇了。　　　
　　在我商专二年级那一年，大弟也顺利考上了台北的成功中学。我在高兴之余，安排他一起住进台北的主任家里。只是我连自己的学费都是申请助学贷款分期缴纳才付得出来的，大弟的学费该怎么办呢？　　　
　　幸好，我后来替他找到一份家教的工读机会，总算解决了一点问题。只是从小习惯天塌下来有哥哥挡着的大弟，在台北生活得并不习惯；再加上大弟比较没有金钱的概念，所以常听他有事没事就喊穷，叫身上没钱。我体谅他念得是升学主义挂帅的普通高中，心想他的课业压力确实比我要来得大，因此我常常在自己口袋已经相当拮据时，还东拼西凑出一点钱来，希望供他过得宽裕一些。　　　
　　用生力面换得文凭　　　
　　傻里傻气的大弟，一开始还会好奇地问我：“哥，你怎么会有钱？”后来，因为我骗他钱是我跟别人借的，日后再还就可以了，他也就糊糊涂涂地拿成习惯了。　　　
　　只是，我这样宠大弟，却苦了我自己。那时候，我走过自助餐店时，常常只有猛吞口水的份儿，真的饿到受不了头脑发昏时，我就会走到学校的饮水机旁去喝水，一直喝一直喝，用水把自己灌饱，就不会想吃东西了。　　　
　　天可怜见，我当年最常拿来裹腹疗饥的食物，除了免费的开水，就是一包不到五块钱的生力面。口袋里没钱时，一块生力面饼，我可以剥成两半当成早餐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