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第2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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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5000点。艾伦那番话惟一持久的影响就是，他的名字将来有可能因此而成为《巴勒特日常语录》的词条。　　
　　第三，我认为，试图通过言辞来影响金融市场，这类举动不仅不会产生作用，而且会损害评论者个人的信誉——因为熟悉情况的人们会了解到，他并无特别的真知灼见，也因为他几乎肯定会屡屡判断错误。由于有损于政策制定者的信誉，这类举动可能会破坏人们的信心并给经济本身造成损害。最后，估价过高的股市的逐步下跌可以被迅速化解。但如果一位官员的言论引起——无论什么原因——股市迅速而实质性地下跌，那则具有经济上的破坏力。　　
第二部　第21节　
　　另一方面，在演说和电视访谈中，我则谈一些似乎是适当且有益的问题，也就是建议投资者充分关注风险和估价并对此表示担忧：人们放松了对这些克制性原则的遵守。在我看来，无论市场状况如何，进行这类劝说似乎是一种合理取向，而且没有那些就市场水平进行评论所产生的不利之处。　　
　　与我们的日本同行极其不同，艾伦和我最大限度地保持克制，不就股市发表评论，而他们则往往认为，决策者应该管理市场。我记得与日本通产相进行的一次双边会晤，期间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股市是否过于强劲。这位日本官员对我说：“为什么你们不使股市降下来呢？”显然，政府行为——包括金融和货币政策——的确能影响股市。但日本（官员）认为，政府可以通过提供引导或——就汇率而言——通过干预来影响市场。我以及大多数美国经济学家和决策者都认为，众多参与者的客观判断引导市场。从长期来看，股市类似于外汇市场，往往是基本经济环境的反映，尽管他们有时也从这个或那个方向偏离一般规律，有时还持续偏离。在任何情况下，在长期以及短期内，市场按自己的规律运行——政府官员施加的影响至多只能产生转瞬即逝的效果。正如我经常对克林顿政府中的其他人所说的，“市场自然涨落”。某些人认为这是一种深刻的见解，而另一些人则视之为最明显不过的自明之理。　　
　　尽管如此，一位财政部长可能很少必须要就股市非同寻常的剧烈变化发表评论。1997年10月27日，道琼斯工业指数下跌554点，这是那时在单日内产生的最大降幅。促成因素就是，亚洲金融危机引发国外股市下跌，这种下跌在美国股市引起普遍担忧，即：这些问题可能会传播到我们这里。另一种心理要素加重了对局势的担忧，这就是：就在10年零一个星期之前，道琼斯指数在历史上遭受了当时最大的跌落，即1987年股市崩盘。人们后来将那一天称为“第二个黑色星期一”。　　
　　现在，1997年的554点、7。2％的跌幅远不如1987年“黑色星期一”508点或22。6％的跌幅。而且，10年前的那场崩盘倾覆了用于整理和清除各种买、卖单据的那些系统。纽约证券交易所因此而无法正常运转。这一次，市场的单据清理和保护系统的运转要好得多。通过所谓的“断路系统”——1987年股市崩盘后投入使用，交易在那个交易日结束前就停止了。然而，在国内外发生大幅度跌落、市场日益波动的背景下，这次股市下跌使我们感到担忧并在当天一直成为了媒体关注的焦点。　　
　　我就是否发表公开讲话而心神不宁。一方面，我不想成为股市的啦啦队员，因为这样做违背理智、不大可能有效，而且对人们的信心具有潜在的反作用。另一方面，美国金融市场上存在着巨大的紧张和不确定性，这似乎需要有某种令人放心的东西出现。拉里·萨默斯、艾伦·格林斯潘、吉恩·斯珀林和我在经过大量讨论后决定，我应该发表某种声明。我们不想影响市场的方向——也不抱这样的希望，但我们的确想着手驱散某种惊恐氛围。我们仅仅希望，任何事情的发生都将以一种平静、有序的方式进行，而不要像1987年所发生的那样。　　
　　格林斯潘当时待在财政部，我们四人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与财政部其他官员一道起草了一个简短的声明。该声明称，我一直与其他官员保持接触，我们一直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我们进行的）这些磋商表明，市场机制（如交易结算系统）正有效地运转着。声明继续指出，“重要的是要记住：美国经济的基础是牢固的，并且在过去几年里一直（如此）。”作为最后一点说明，我们补充道，伴随着低通货膨胀（率）和低失业（率）的经济增长的前景仍然良好。　　
　　这个声明的发布是一个戏剧性的时刻。我走下财政部大楼的阶梯，对着众多电视摄像机镜头宣读我们起草的那个声明。接着，我转身步入楼内，没有理会记者们叫嚷着提出的问题。这被视为一个重大新闻事件，各大电视网打断其正常节目播出，对此进行直播。　　
　　第二天，股市夺回了一些损失，而媒体则表达了这样一种普遍观点：我的讲话起到了一种有益的作用。让这样一个人——他被认为在市场和经济事务方面具有一定信誉——平静地、考虑周全地发表讲话，这可能的确对某种不稳定局势下的心理状态起到积极作用，尽管他的讲话与眼下的市场现象无关。避免就市场进行草率地评论，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建立和维持某种信誉，当真正需要时，他就会有用武之地。　　
　　鉴于道琼斯指数在克林顿于1992年当选后显著上升，白宫的政治人士常常希望总统以股市的强劲势头居功。我争辩说，通过指明股市的运转良好来证明自己政策的正确，这对总统们来说永远是一种错误。股市可能因各种原因而发生起伏，并且可能持续夸大或不充分地反映现实。我有时以这样的论点对克林顿的顾问们进行劝说，即：如果克林顿以股市的上扬居功，那他也会因股市的下跌受责。剑能助你生存，也能导致你死亡。　　
　　成为财政部长大大增加了我与美联储的交往。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我始终支持美联储在货币政策上的独立地位，我在财政部继续坚持完全相同的立场。这里的基本逻辑是我们所熟知的：一国中央银行行长具有为反经济周期而采取行动的职责——在经济下滑期间促进增长，而在强劲的增长有可能造成通货膨胀的危险时限制货币供应。后一项任务本质是不受欢迎的。历史上任职美联储主席时间最长的威廉·麦克切斯尼·马丁说过这样的名言：美联储主席就是那个在派对刚要开始时就把潘趣酒碗拿走的家伙。因此，美联储主席应该有一个固定的任期——其任期的确也是固定的，而不是由总统加以任免。这有助于使他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1993年前，总统和财长有时就美联储在利率问题应该做什么发表意见，并且有时还试图以各种方式对美联储主席施加压力。相对而言，比尔·克林顿始终坚持不公开评论美联储政策这一原则。每当白宫有人提出相反的建议时，我就会争论说，由于几个方面的原因，（公开）评论是一个坏主意。首先且最根本的是，美联储有关货币政策的决定应该尽可能不受政治考虑的影响；其次，对美联储独立性的显而易见的尊重可以巩固总统的信誉、经济信心以及对我们金融市场的健全所持有的信心；第三，任何这类想法都可能影响到债券市场，即：美联储主席处于那种可能对美联储行动产生影响的政治压力之下。前往财政部之后，我开始意识到另一个因素：我们建议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如比索危机期间的墨西哥），应该使他们的中央银行行长不受政治压力影响。试图对我们自己的中央银行施加政治压力，这就可能破坏我们给别国提出的那种解救方法（的可信度）。　　
　　无论总统就公开评论美联储一事持有什么样的哲学，他们每一位私下可能都对他抱怨不止。就任何不让经济增长得更快一点的决定而言，人们事后自然可能对他品头论足，尤其是当这样一个决定产生于选举临近时。即使就在原则上和实践中都尊重美联储独立性的克林顿总统而言，幕后讨论有时也变得相当激烈。1994年，白宫中的一些人怀疑——完全错误地：作为一名共和党人，艾伦·格林斯潘可能正出于某种政治偏见而不必要地提升利率。我回应说，在我看来，格林斯潘似乎正在防止经济过热，以延长复苏。这最终会使总统在政治得益——当他参加1996年连任竞选时。　　
　　后来的经济发展证明了格林斯潘在1994年采取的那些行动的正确性。但这类针对政治动机的怀疑——尽管在这件事上没有被证明为具有合理性——但留下令人不安的问题。如果美联储主席不断犯错或办事不力或为政治动机所驱使，人们该怎样办，而且谁该做出这些判断？就格林斯潘而言，我们显然从未陷入必须面对这些难题的境地，但这些问题不是能够轻易回答的。　　
　　在财政部，我与格林斯潘的私人关系也变得更加密切了。财政部和美联储工作人员在众多问题上紧密合作，尽管一定程度上有那种历史上一直存在的机构间竞争。有这样一个传统：财政部长和美联储主席定期会晤，在我之前的劳埃德·本特森保持了这个传统。于是，我现在每周至少与艾伦会晤一次，在我或他的办公室里共进早餐，拉里·萨默斯不久也参加进来。　　
第二部　第22节　
　　我们的讨论涉及众多问题。有时我们着手处理危机问题（如发生在墨西哥和亚洲的危机）。有时我们会就几个不同国际会议——有关财长和央行行长出席的会议——中的一个进行准备，或者考虑预计会在华盛顿出现的某个问题。但在很多时候，我们只是简单地争论和探究有关美国及世界经济的问题。这些会晤兼有某种经济学研究生研讨班和某种政策计划会议的特色，不时还掺杂着一些传闻。我们以各种当前实际问题及决定为背景来理智地看待那些错综复杂的问题。这些讨论很严肃，但也可能非常有趣——如果你分享艾伦就有关收益曲线的那些玩笑所持有的强烈兴趣。　　
　　我们三人不断重复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国经济的强劲势头。到1996年年中，经济扩展的势头已完全形成并且仍在继续增强。相对于普遍的预计，增长率更高，失业率更低，而且没有由于工资和物价不断上升的压力而引发通货膨胀。人们在四处谈论“新经济”这一术语，暗示技术进步改写了大家所熟知的规则和限制。一些投资者似乎正陷入“无止境繁荣时代”这种诱惑中，认为经济周期被驯服了，公司永远不会在赚钱方面遭遇挫折，下一次经济衰退永远不会到来。　　
　　这些都体现了艾伦所称的“并非理智的欣喜”，但其中某些真实的迹象表明，的确发生了某种有利于出现更好情况的变化。在失业率如此之低的情况下，美联储主席的本能反应将会是提高利率以防止通货膨胀。但没有通货膨胀上升的迹象。问题在于，与前几十年相比，美国经济是否能够安全地增长得更快——克林顿在我们于1994年举行的各种内部讨论中也曾凭直觉提出过这样的问题。尽管当时没有实实在在的证据，但克林顿的直觉后来被证明是正确的。　　
　　经济发展速度的所谓极限发生了明显变化，这强烈表明，生产率现在又重新加速增长了——由于人们还没有完全搞懂的某些原因，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生产率增长严重放慢。生产率提高使经济出现奇迹，使没有通货膨胀的较快增长成为可能。为什么生产率增长减弱，后来又明显回升？理解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对未来的增长进行估计，也有助于我们为促进生产率增长制定相关政策。　　
　　大多数经济学家最初对生产率（是否已经）提高抱有怀疑态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艾伦指出，他正在探究的那些数据无法一致起来，除非生产率实质上比我们一般所认为的要高。艾伦的长处之一就是广泛关注数据并具有从中得出结论的深刻洞察力。他会在我们的早餐会晤时间出现并问我对最近几车货物——我从未听说过的某种小麦——有何见解。我会回答说：“艾伦，我不知道自己如何没有注意到文件中的那个数字，但我的确没有注意到。”他会围绕那个数字提出一个完整的假设。在我们三人中，首先是格林斯潘经过推测得出结论：预计的通货膨胀没有出现，原因的确在于生产率的增长。这意味着经济发展速度的极限比我们所认为的要高。过了一段时间拉里和我也认可了艾伦的见解。　　
　　我认为，生产率增长回升的一个关键要素是恢复了健全的财政政策。后者有助于刺激使生产率得以增长的那类投资——通过较低的长期利率，增强企业和消费者信心，并且使更多的外国资本流入本国。另一个关键要素则是技术进步，这引申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和日本接触到与我们相同的技术，但却没有经历生产率增长的提高。我认为，这一差别的原因在于第三个要素：美国具有敢于冒险、追求变化的文化和历史特性。该特性有助于解释这样一个现象：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公司，美国公司在新技术领域的投资要多得多。第四个要素与第三个有关，即我们有更具适应性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公司能够更容易地从增强生产率的那类投资中获利以及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获得风险资本。日本和欧洲不那么倾向于变化，更多地为结构上的僵硬条款所困，并且没有那么多风险资本。　　
　　第五个要素也与我们追求变化的文化倾向有关：我们的贸易壁垒相对较低。我最初对市场开放所持有的信念以标准的相对优势论为基础，后者源于19世纪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戴维·里卡德。该理论认为，如果每个国家在自己相对于别国最有效率的那个领域发挥特长并与其他国家进行贸易，那么所有国家都将获利。但艾伦有一次提出一个我此前从未意识到的观点。他说，自由贸易的一个最大好处就是外国制造商对美国内部所形成的竞争压力。为了应对来自于国外的竞争威胁，（美国）公司就得更有效率。贸易促使公司进行重组，并且推动公司为追求生产率的提高而进行投资。相反，日本和欧洲相对不那么开放的市场保护了公司，减少了促使他们变得更为有效的那种推动力。　　
　　但美国生产率增长方面所发生的这些看似实实在在的变化可以证明股价巨额攀升——正在发生——的合理性吗？艾伦、拉里和我再次经过推测得出一个类似的结论：某种真实的东西正在经济领域产生，但市场可能正对那种真实的东西做出过度反应。这正如奥地利流亡者、伟大的经济学家约瑟夫·夏蒙彼得所指出的：有助于产生巨变、提高生产率的几乎每一项发展也会引发金融市场的过度反应。至少在我看来，这种过度反应的倾向根植于人类本性之中。市场是集体行为的表现形式，他们往往在两个极端方向上都没有节制，因为人类的本性倾向于没有节制。　　
　　我们继续进行的某些讨论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如果真有什么可做的，我们这些人——处在现在所在的位置上——能够或应该为减轻这种倾于过度的人类本性做些什么呢？正如前面所论述的，我们都认为，经济政策决策者不应成为市场评论者，或者说，我们不能按日本人以及我国先前某几届政府所试图采取的那种方式——通过公开讲话使市场涨或落——来引导市场。但我倾向于这样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