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第2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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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先前某几届政府所试图采取的那种方式——通过公开讲话使市场涨或落——来引导市场。但我倾向于这样的观点：某些管理措施在促使投资者严守纪律方面可能会有一定作用，而且一定能有助于保护金融系统本身。公开内部信息这类要求显然是一个着手点而且一般没有什么争议——至少在原则上。但此类机制类似这样一个古老的谚语：你能把马牵到河边，但你不能强迫它饮水。如果投资者对风险和定价毫不在意，那公开世上所有的信息也无济于事。20世纪90年代末，尽管没有真实收益的各公司完全公开了自己的信息，但国际互联网的股价仍然暴涨。
鉴于公开内部信息这类要求所能达到的成效有限，我认为，就制约市场过度行为以及缓解这些行为可能造成的危害而言，限制举债经营也是必要的。多年来，银行和注册经纪人一直被要求具有一定的（注册）资本，以股票为抵押进行借贷时，所有投资者都得服从最低赢利要求。但其他类型的金融制度（包括投机基金）则没有管理举债经营的制约措施——除最低赢利要求外，即使有，也只是与买空或卖空的各种手段有关。我个人认为，没有必要将投机基金当做一类投资者而施加特别的举债经营规则。我仍然认为这是正确的，尽管随着他们在交易活动中占有越来越大的分量，决策者可能会重新审视这个问题——如果被认为涉及某种系统风险的话。但我坚决认为，这些派生交易手段——很少或完全没有举债经营限制——应该以全面的、更高的最低赢利要求为条件。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没有一场危机的情况下，这不会被付诸实施。
在大多数情况下，更加精细的风险管理在经济上是有用的，但当市场开始变得非常起伏不定时，派生交易可能会对整个体系构成风险。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就在于各种技术因素，它们可能促使派生交易操作者突然需要在基本市场上进行买卖以维持适当的投机势态。随着事实上尚未偿付的派生交易量的大量增多，至少可以想像，这对已经遭遇破坏的市场可能造成巨大影响。证明这种潜在可能性的某种迹象在2003年第三季度出现了，利率的突然抑制改变了抵押证券的投机要求。结果就是实质性地使这一抑制更为严重。类似地，在1987年，某些交易者估算“保险业投资组合”，廉价出售股票指数期货，这对1987年10月19的股市崩盘实质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后来于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发表的一篇演说中，拉里将我对派生交易的担心描述为偏好用木制球拍打网球——而不是人们今天使用的、击球更为有力的石墨和钛制球拍。也许吧，但我仍然希望实质性地减少那种使派生交易成为可能的举债经营。
我关注的另一个事项则是贫困和城市贫民区的困境，并把他们当做重大经济问题，而这不大像是一位财政部长的典型做法。我们首次在财政部设立了一个专门关注这些事务的部门，由极其能干和高度负责、在最高法院担任过书记员的迈克尔·巴尔领导。这类问题通常被表述为有关“是否对穷人提供帮助”的争论。尽管这里涉及重要的道德伦理问题，但你不必以利他主义作为处理贫困问题的理由。减少贫困所造成的社会后果，这符合每个人的利益。贫困可能滋生犯罪、造成医疗保健方面的问题，并以其他各种方式增加社会成本，影响非贫困人士的生活。
但我很快认识到，推进帮助穷人——尤其是城市贫民区的少数种族——的计划是非常困难的。许多人原则上反对“政府为穷人提供帮助”这种主意；即使是那些经过精心设计、旨在鼓励工作而不是领取福利的计划也遭遇强烈反对。但穷人难以被动员起来以推进他们自己的经济利益。各种团体在自己关切的事项遭遇威胁时都能施加巨大的压力：环保主义者、劳工、老龄人、商界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的团体——但穷人这一团体除外。你不能指望会发起一场支持食品券或城市平民区就业计划的写信运动。
第二部 第23节
克林顿政府在该领域的一项重大成就就是大幅度扩大薪金税收信贷，这是根据税法向低收入工作家庭提供的一种支付，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但相对于问题的巨大规模，薪金税收信贷的增加及其他措施——尽管有实质作用——也只是杯水车薪。而我们采取进一步措施的能力是有限的。在我们的头两年里，赤字削减和医疗保健改革是我们最优先考虑的事项。在接下来的6年里，国会为这样一些人所控制：他们最为反对政府卷入这些问题。
但在克林顿当政时期，我们在与贫困做斗争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进步，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美国经济的强劲势头。随着失业（率）降至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最低水平，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美国人数量稳步下降，少数种族的收益也相当可观。在40年里一直呈上升趋势的少女母亲现象最终开始减少。即使在福利改革法案于1996年通过之前，福利补助名册也开始大幅度减少。与其他大城市一样，纽约的无家可归者人数显著减少。克林顿过去常说，强大的经济就是最好的社会计划，尽管他往往要补上一句：这个结论是不充分的。他是正确的。某些人只关注经济，忽视各种经过精心设计的计划的必要性。另一些人则关注各种计划，忽略一种健全经济所具有的至关重要性。（如何）推进新计划并非我们遭遇的惟一难题。一旦我们失去对国会的控制权，（如何）守住那些已经记录在案、卓有成效的计划（如薪金税收信贷）就成为一个重大挑战。在没有一个大型工作人员班子或庞大官僚机构的情况下，通过向正在工作的穷人提供某种补助，薪金税收信贷（计划）大大减少了我们的贫困人数，成效显著，这种补助是一种强大的刺激因素，他鼓励穷人参加全日制工作而不是依靠公共救助度日。在两位参议员——唐·尼克里斯（共和党…俄克拉荷马州）和威廉·罗斯（共和党…特拉华州）——率领下，国会的一群保守分子强调该计划中的欺诈行为，即：没有资格获得该项信贷的那些人正在领取退税，而为了防止对该项计划造成损害，我们不得不以否决1997年与共和党人的税收协议相威胁。欺诈是一个严重问题，已经就此进行了重大改革，而且我们正坚决支持进一步的改革。但薪金税收信贷体现了一个非常好的观念——罗纳德·里根并不是一位社会计划的主要倡导者，但他坚决赞同薪金税收信贷（计划），因为他强调工作。我们坚持，该计划应该被固定下来，不要被削减或废弃。
另一项遭受攻击的计划是社区再投资法案，20世纪70年代通过的这个法案旨在使银行放弃“用红线勾销”——也就是拒绝给少数种族社区发放贷款——的做法。社区再投资法案要求，要获得管理部门的认可，借贷机构必须证明已在自己所在的社区进行了投资。该措施极大提高了城市贫民区获取信贷的可能性和这些地区的信贷量。但1994年中期选举后，我们一直面临各种试图压缩这一计划的举动。一种论点就是，社区再投资法案仅仅是社区和政治团体从借贷机构榨取钱财的一种手段。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社区再投资法案在某些情况下被滥用了，我们依然对就此进行的改革持支持态度。但正如在处理薪金税收信贷方面的问题时那样，我们必须回击华盛顿政治中那种司空见惯的以偏概全伎俩。我们的对手利用一些有关滥用的实际问题，试图破坏反贫困计划的实质内容，而这些计划总体上一直卓有成效且意义重大。令人欣慰的是，我们能够保护社区再投资法案以及薪金税收信贷计划。但我不能确定：如果没有我们的否决威胁，情况会怎样？想到这一点，令人冷静了不少。
福利改革在这个领域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1994年，（克林顿）政府提出了旨在以工作取代福利的立法建议。但共和党人控制国会后就通过了一个苛严得多的议案。在（克林顿）政府内部，情绪高涨。我们中某些人认为，国会在1996年通过的那个议案太过苛刻，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人道及社会问题。另一些人则争辩说，共和党人的这个议案与克林顿所希望的非常接近。一些人认为，克林顿重新当选的前景取决于他（是否）签署该议案。
总统召集一次由白宫顾问班子中和内阁中相关成员参加的会议。首先发言的乔治·斯蒂芬诺普罗夫为这次讨论定下了调子。乔治反对签署这个议案。但他说，这是一个折磨人的困难决定，我相信会议室里的每个人都有同感。否决可能会对1996年的总统选举产生决定性影响，如果是这样，对依靠福利的那些人来说，后果就会更糟。我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参与福利改革，但我同意乔治的见解：总统不应签署这个议案。我强烈认为，某些以福利为生的人不能去工作，这出于他们无法控制的原因——无论是心理的、生理的、或仅仅由于缺乏工作技能和工作习惯。在我看来，该立法似乎没有充分着手考虑任何这类问题。此外，在我看来，这种观念——削减提供给合法移民的食品券和其他救济金——就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更多地加以平衡——不仅要为从事工作提供更强的刺激因素，而且还要在这样几个方面更加努力：为人们参加工作提供准备和培训，并继续为不能工作的那些人提供某种实在的社会保障网。
我一直不清楚：这是否真是一次会议，或者说，总统已经决定要签署这个福利改革议案，只是通过让那些不同意此举的人发表意见来缓解他们的不满。无论怎样，以这种方式引起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关注，这是精明的政府（决策）程序的体现。让大家进入会议室，给所有人一个就某个问题发表意见的机会，人们强烈感到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如此无足轻重，随后就会向新闻界抱怨并泄露消息。好几个次内阁级官员的确因为克林顿决定签署福利改革议案而辞职。但如果总统以其他方式做出决定，可能会造成更严重的内部影响。
我从不认为福利问题对克林顿的重新当选至关重要，但我理解该问题更为重要的象征意义以及其中涉及的政治关切。在我看来，重要的是经济问题。我国继续保持经济上的强劲势头，这显然是赋予克林顿总统以第二个任期的有力理由。相比之下，我认为鲍勃·多尔似乎不具有候选人应有的广阔视野。我记得在某个星期天看到“本周与戴维·布伦克里交谈”节目对多尔的采访，我当时碰巧是一位嘉宾。约翰·科柯兰问他为什么竞选以及他希望为美国人民做些什么。多尔的回答集中于政治和民意测验而不是他希望带领这个国家所要达到的目标。
在克林顿的第二届任期开始时，我必须就去留问题做出决定，如果离去，可能会成为卡内基公司董事长，这是一个涉及众多问题领域的基金会：从教育和市民参与到国际安全和发展问题。总统希望一起讨论这个（去留）问题，并在某晚10：30左右打电话到杰弗逊寓所找我，请我过去一趟。我当时正准备上床睡觉，但还是愉快地服从总统的要求。由于分配给我的秘密特工处人员已经睡觉了，我下楼后朝对面的白宫走去。我向最近的一扇门走去，门房里那位身穿制服的秘密特工处警官问我是否需要他的帮助。我说，“我是来见总统的”，并提到我是财政部长。
这个警卫向我投来怀疑的目光并把我打发去另一扇门，那里的警卫认出了我并让我进去了。接着我上楼来到总统官邸的第二层，克林顿和我在那里就我的未来进行了一次长谈，期间穿插着对政治的随意讨论、我们对其他一些人的看法以及一些使我们两人都兴趣盎然的政策问题。
在凌晨2点以后的某个时间，我最终说道：“总统先生，我得回家了。明天我还要起床并从事工作呢。”
克林顿说：“好的。谢谢你过来。”
第二部 第24节
但有一个问题。我离家时没有把钱夹带上。
“你能借我五美元付出租车费吗？”我问道，“明天我会还你的。”
克林顿说：“这个，我没有带钱。也许希拉里有一点。”但她已经睡了，而克林顿不想叫醒她。
我建议从秘密特工处人员那里借钱。于是我俩向他们请求（借钱），但他们立即主动提议开车送我回家。如果留下来，我有可能得到另一个职位。利昂·帕内塔将回加州，总统需要一位新的办公厅主任来管理白宫。利昂试图使我相信，我应该接替他的位置。在华尔街工作的时候，我在很多年里一直认为，担当总统的办公厅主任——使你处于美国政府的核心并使你实际上参与所有事务——将会是美国最具吸引力的工作。虽然这已经具有了某种现实可能性——超乎我最大胆的想像，我知道自己不会抓住这个机会。
从抽象意义上看，这个职位仍在很大程度上具有其吸引力，但我认为，无论对我或是对总统来说，我担当办公厅主任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当你是白宫办公厅主任时，你可能会有效倡导自己的见解，但你终究是总统的私人助理并深深卷入他所有的政治中。我读过一些有关前几届政府如何运转的书籍，通过他们以及通过在白宫的亲身工作体验，我了解到，办公厅从抽象意义上看，这个职位仍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主任的工作之一就是要在凌晨1点接听电话——内容则可能是总统临时随便想到的任何事情，还要处理总统就自己不喜欢的报刊文章所提出的抱怨。正如厄斯金·鲍勒斯曾对我说过的，你也许是“主任”，但你仍然属于“助手”。我不能想像自己听凭某人调遣，即使此人是一位像克林顿那样为我所喜欢和尊敬的总统。而且，在经历了4年的那种往返于华盛顿和纽约之间的生活后，我不想要一个一周七天、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工作。最后，这个职位所涉及的政治渗入程度比我所希望的要高。在财政部，我能够更集中关注一些自己有深刻体会的政策问题。
于是我把自己排除在被选范围之外。但这留下这样一个问题：谁该成为克林顿的白宫办公厅主任呢？帕内塔的副手厄斯金·鲍勒斯已经辞职回到北卡罗来纳州从事自己的金融事业，他给我打来电话，试图说服我接受这个职位。我们经历了某种阿方斯…加斯顿程序：厄斯金认为我该接受他；而我则认为厄斯金应该这样做。他不想回到华盛顿。但厄斯金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由于倾向于他回来，他觉得要么必须找到总统中意的其他人选，要么自己接受这个工作。厄斯金略带勉强地同意成为克林顿的第三位办公厅主任。但我也付出了代价：厄斯金想让在财政部担任我的办公室主任的西尔维亚·马修斯成为他在白宫的副手。
与此同时，我知道拉里·萨默斯也在考虑离开。有人给他提供了一个高级学术职位，他也是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主要候选人。这促使我认真考虑辞职一事。财政部是由拉里、西尔维亚和我管理的一支队伍。西尔维亚实际上是我们的行动总长；拉里为我们的行动提供了大量知识上的指导并发挥了重要的管理作用。两位都是超级明星，具有应对华盛顿这个十分危险的环境所必需的政治智慧，而且，并非不重要的是，我们相互之间有一种令人惬意和愉快的关系。也许我能够建立起一个同样有效的新班子，也许不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