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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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98年8月，我们已为控制亚洲金融危机而奋斗了近一年。但是，一国的问题似乎刚得到控制，压力又在其他地方爆发出来。这场危机最终的也是最富戏剧性的阶段是1998年8月开始的，当时俄罗斯政府无力偿还其外债，引发了我们一直担心、1997年12月韩国曾濒临其边缘的事件。全世界的市场，包括美国市场在内都严重不安，世界都感受到了真正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的威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规模贷款是危机反应的关键部分。但只有在有足够的政策改革配套时，才能提供这些贷款。陷入危机的各国最终都实施了改革，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能继续注入，尽管印度尼西亚的改革实拖了一段时间才进行。但在俄罗斯的问题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法同意贷款。
1998年春天，我们对俄罗斯的担心越来越大。那里不断发展的混乱体现出了从前大多数危机的各种因素。卢布的汇率是与美元挂钩的。俄政府财政有巨大的缺口，是通过大量发行被称为GKOs的以卢布标价的短期债券来弥补的。由于受到高收益率承诺和看旺心态的吸引，外国投资者积极购买这些债券。尽管后苏联时代的经济显然有巨大的问题，但投资者们认为紧急情况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介入并提供帮助。按照当时市场流行的说法，俄罗斯“太核大国，是不能崩溃的”。
但随着心理预期使俄罗斯股票市场的价格水平在一年内增长了3倍，俄罗斯政府发现自己处于极大的困难中。俄罗斯债券的收益率急剧攀升，1998年5月已达60％。俄罗斯继续发新债还旧债来使GKOs展期、或偿付其他俄罗斯债券的能力受到置疑，当时GKOs每周有10亿美元到期应付。而该国的政治体系却似乎完全麻木，缺乏采取有助于恢复信心的必要步骤——如收税、削减政府开支和让卢布浮动——的决心或愿望。对我们来说，俄罗斯提出了一个现在已熟悉的新版本的问题：拿一个没有准备好充分参与拯救他自己的行动的国家怎么办？如果该国恰恰是一个不稳定的、几千枚核弹头仍对着你的前超级大国又怎么办？
从1993年以来拉里和戴维·利普顿就深深卷入了对俄罗斯的援助。他们对经济的期望也随着叶利钦政府中改革派政客的来来去去而忽涨忽落。1998年春天，随着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恶化，这种残存的乐观与A·丘拜斯紧密相关，作为副总理，他处理了一系列的大规模私有化行动。丘拜斯不仅能说流利的英语，而且知道西方金融官员许多晦涩的行话。1998年5月他访问了华盛顿，推动新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大规模支持方案。拉里和戴维觉得丘拜斯是个诚实的人，想在一个腐败的环境中努力做那些正确的事。而在与他会面后我的真正感受只有一点，那就是他是个精明的掮客，有着很重的俄罗斯式的骄傲。
我对俄罗斯的看法要比戴维和拉里、还有总统的看法悲观得多。比尔·克林顿和他的朋友鲍里斯·叶利钦定期通话，也非常关心能以所有可能的方式来为俄罗斯提供帮助。我完全了解帮助俄罗斯的重要性，但同时也认为这个国家经济政策糟糕，问题众多。我对这个话题的了解并不很多，但我的看法受到了在进入政府前的几次经历的影响。1992年，我和朱迪到莫斯科旅游。而那次旅行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普遍的腐败和经济混乱。我还记得几个与我的朋友罗伯特·斯特劳斯有关的故事，他当时是美国驻俄大使。其中一个故事我一直牢记在心，说的是一个俄罗斯高级官员就正常交易的继续进行向美国商人索要高额贿赂。鲍勃通过悄悄会面解决了这一问题，在会面时他威胁要把这种敲诈行为公之于众。
我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7月宣布的对俄罗斯230亿美元的援助计划，但非常怀疑成功的可能性。拉里和戴维赞同我的看法，认为这个计划失败的可能性比成功的大。但不论是从经济还是安全立场来看，俄罗斯的不稳定对美国来说风险都极大，因此，尽管成功的机会相对很小，继续执行该计划仍是合理的。我也接受国务院首席俄罗斯问题专家斯特罗布·塔尔博特经常强调的一个观点，他认为使俄罗斯公众进一步疏离是很危险的，即使成功的可能性很小，仅向俄罗斯提供帮助的努力本身在争取公众方面也是很有价值的。支持改革者也很重要，因为不这样做就可能加强反动政治势力的力量，并危及俄罗斯变革的前景，鉴于其核武器储备，这一点尤其令人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主要不是在于他是否会使用这些武器，而在于俄罗斯是否会把核材料卖给伊朗及其他国家以及俄罗斯科学家是否会把他们的专业技能卖给美国的敌对国。）那时，鲍里斯·叶利钦急需帮助，而克林顿政府所有的重点就是找到一种办法来给予肯定性的回应。为可能性很小的成功冒失败可能性很大的风险也是值得的。像以往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一样，款项不是一次性全部支付的，保留了以后万一政策出轨时停止支付的选择。
一开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贷款中大约不到50亿美元付给了俄罗斯。但在很短时间里，这一点就变得很明显，那就是继续提供额外的资金带来更大成功机会的可能性极小。最明显的信号就是7月末俄罗斯杜马拒绝在增税和其他改革措施方面支持叶利钦和丘拜斯，而这些措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的条件。尽管叶利钦单方面推翻了杜马的决议，但我认为如果没有俄罗斯政府更广泛的承诺，更多的资金也不太可能增加俄罗斯走上正轨的可能性。
第二部 第39节
在那个时候，继续或是停止注入的资金都会带来可能非常具有破坏性的后果，对这些后果必须进行比较权衡。如果俄罗斯的经济恶化导致错误的人选在俄罗斯掌权，而责任又要来承担的话，切断援助的决定在以后看来就会是灾难性的错误。另一方面，面对杜马的挑衅仍继续注入资金，在促进复苏方面又几乎肯定无效，这会损害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世界其他地方努力执行贷款条件时的可信度，给债权人带来极大的道德风险问题。投资者在极高的收益率面前仍购买俄罗斯债券，其预期就是会有拯救。在不附加适当条件的情况下向俄罗斯提供更多的资金可能会造成严重的损害，因为这给了外国投资者和俄罗斯国内的寡头足够的喘息时间，使他们能在崩溃之前撤走资金。所有这些都会导致我们要在新的层面与之打交道的道德风险问题。这一争论的另一个层面是是否要从汇率稳定基金中提取资金。我个人的判断是，权衡这些互相冲突的考虑之后，更好的选择是不再继续执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计划，也不动用汇率稳定基金的资金。
这一插曲涉及的一个问题是，地缘政治领域的人倾向于不完全考虑经济领域的问题，反之亦然。甚至在杜马投票之后，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团队成员仍非常专注于寻找援助俄罗斯的方法。桑迪·伯杰在白宫的情况分析室召集了一次会议，劝说财政部同意提供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许多人都站在他那一边，其中包括国防部长比尔·科恩、麦德琳·奥尔布赖特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亨利·“休”·谢尔顿。他们都主张尽我们所能去帮助俄罗斯人民，并避免万一俄罗斯解体而可能引发的国家安全噩梦。这些官员发表看法之后都转向我，问我的想法。
我说，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对的。我们都想支持俄罗斯的改革力量，避免俄罗斯人民的进一步疏远。但我还是认为，杜马不愿采取行动就意味着更多的资金带来更多帮助的可能性接近于零，尤其是在有组织犯罪和腐败在俄罗斯经济中有极大影响的情况下。然后我转向坐在我后面的国务院俄罗斯问题专家斯蒂夫·塞斯塔诺维奇，问他是否同意。他回答说俄罗斯的某些部分比其他的部分更为腐败——这似乎是一种不情愿的赞同。
我还指出，在这种情况下提供资金会制造巨大的道德风险问题。我曾在市场待过，能感觉到人们在利用这种形势。如果我在从事交易，我会努力确保我的公司从中获利。在财政部期间，我非常清楚市场的敏感，避免与纽约的朋友讨论财政部的事务，这些朋友中有许多仍然在金融市场工作。即使只是问一个问题，一位财政部长也可能暴露心中所想。但财政部和联储官员确实需要理解市场参与者所想，而这就需要认真倾听人们所说，并监督市场所做的事。在有关俄罗斯的争论中，我在华尔街的一位朋友告诉我，投资者认定美国不会让俄罗斯无力偿债。与此同时，戴维·利普顿提到当年早些时候他曾听到投资者认为以80％的收益率购买俄罗斯政府债券的人是在玩“道德风险游戏”。
总体而言，外交政策团队和经济团队在俄罗斯问题上的合作和其他问题一样好。但在这次会议上，要求我们在条件不那么高的情况下继续援助的压力很大。尽管额外的支持极不可能带来任何好处，但仍需要显得愿意帮助，我知道这一主张是有道理的。但我坚定地相信另一面的风险更大——如此坚定，以至于我觉得如果他们想另找一个愿意使用货币稳定基金、愿意努力迫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行动的财政部长，我也无所谓。
但拒绝提供更多的流动性并不意味着放弃鼓励俄罗斯采取那些会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提供更多资金的步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俄罗斯非常努力地劝说俄罗斯人实施必要的改革措施，并在7月末警告俄政府，如果他不采取行动，他可能就要面对被迫陷入无力偿债境地的前景，且随着储备耗尽货币也会贬值。8月10日，戴维·利普顿飞到莫斯科，想让我们这些财政部的人获得所发生的事的直接感受。他还向俄罗斯官员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由于不愿面对迅速恶化的形势，他们的国家面临着非常可怕的后果；而且，除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得到满足，否则不会有更多的资金注入。俄罗斯的储备下降的速度比大多数政客所知道的还要快，如果政府不能采取必要的步骤来进行改革，如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失败，“裂变”速度还会大大加快。但戴维的感觉是，俄政府中似乎没有人明白情况有多么危险，也不太担心储备的损失。政府中的许多人就是反对改革，完全不知道不采取行动的危险性有多大。
8月17日，俄罗斯宣布要让卢布贬值且无力偿付外国人所持有的债券。无力偿债立刻产生了影响，不仅对俄罗斯人，也对波动性越来越大的全球金融市场。当然，我们一直担心的道德风险问题消失了。许多投资者为自己错误的推断——断定我们会愿意在俄罗斯未满足适当条件的情况下提供支持——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在俄罗斯宣布无力偿债几天之后，我到一个过去属于俄罗斯的地方去休假——阿拉斯加，我盼望着在那儿捕些鱼。我就在一间小屋旁用假蝇钓鱼法钓银大马哈鱼，一位特工就站在几英尺以外的地方，从安克雷奇到此地只需短程飞行。银大马哈鱼比亚特兰大大马哈鱼小得多——他们的重量是8磅到12磅——但他们很厉害。你得跳进河里或在堤岸钓鱼，戴上偏光镜以减少反光，从而发现水底的大马哈鱼，并向你看见的鱼抛出钓线。
就在我垂钓的第一天下午，那位名叫凯文·金博莱特的大个子特工告诉我说，总统秘书贝蒂·卡利打手机找我。他转达了一个口信，即总统想在一小时之内和我谈谈俄罗斯问题。总统正在玛莎葡萄园度假，他对俄罗斯的情况极为忧虑，而我也定期向他汇报。我估计总统想讨论最新的坏消息，即无力偿债导致卢布—美元的交易暂停，俄罗斯银行遭到挤兑。
“凯文，我和你打个五赔一的赌，我钓上了一条鱼。”我说。12：55，我真的钓上来一条很大的银大马哈鱼。我正和他搏斗时，凯文的电话响了。
我对凯文说：“就对总统说我在别的地方，你得去找我。”
“我不能这么做，部长先生，”凯文说，“我是个特工。”他是对的——如果他说找不着我，而实际上可以对着我的耳朵说话，那确实是不太好。于是我说：“好吧，那就问问贝蒂我能不能几分钟后给总统打回去。”他这么做了。我抓住了我的鱼，把它放了，给总统打电话再次讨论俄罗斯问题。
俄罗斯无力偿债导致了一个全球经济处于严重危险中的时期——这是不到一年里的第二次（第一次是韩国濒临无力偿债边缘时）。我非常担心这对我们本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威胁。克林顿总统也很担心。从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之初的1997年起他就非常关注，一直就此与这一地区和其他主要经济体的领导人举行私下的会谈。几个月里，他满足于让财政部来领导我们的公开反应。
但随着形势在1998年恶化，总统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他应该出来说话。他说，领导人在危机时刻应紧密联系公众。拉里和我不同意这个想法。我担心我们没有一个足够强有力的政策信息来让总统传达，而一个没有具体措施的总统讲话对信心只会起反作用。克林顿反驳说，即使没有确定的答案，接触本身也能带来信心——通过表明对问题的经过思考的理解，并进行对可能方法的合乎理性的讨论。在危机的折磨下，其他的世界领导人也开始持类似的看法。他们想举行一次联席会议来强调他们解决危机的决心。我们都同意金融市场的动荡会自我发展，在混乱进一步蔓延之前提供信心是重要的，但问题是如何提供、何时提供。总统非常坚持他自己的看法，数次提出。起初，他接受了我们继续等待的建议——尽管是不情愿的和有些烦躁的。
对美国公众来说，俄罗斯问题最明显的溢出效应是股票市场进入了一个担心不稳定和衰退的时期。8月末的一天，道琼斯指数下跌了357点，到9月初，这一指数比其夏天的最高点下降了20％。我们的忧虑并不仅限于股票市场上所发生的问题。美国经济在这次危机中一直令人吃惊地强劲，但我们都不知道这能持续多久。9月4日，艾伦·格林斯潘在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的一次演讲中表达出了我们的忧虑，他警告说，如果全球经济的其他部分继续疲软下去，美国也不可能继续成为“繁荣的绿洲”。对这位联储主席精心选择的讲话的每一个细微差别都会做出调整的金融市场理解了这一信号：美国的短期利率可能要下调。
联储上一次调整联邦基金利率——即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也是联储直接控制的关键利率——是在1997年3月，在经济增长强劲的背景下将他提高了0。25个百分点以防范通货膨胀。在那以后的18个月里，官方利率保持不变，而政府和公司借贷的市场利率大致上遵循联储的指引。但债券市场的发展现在变得极为令人不安。债券交易商喜欢谈论美国国债与其他各种债券的“利差”，美国国债被认为是最接近于绝对安全的投资，而其他债券则包括评级高和评级低的各类公司债券、高收益的“垃圾”债券和新兴市场债券。当国债与其他债券的利差扩大时，投资者就会要求更高的“风险溢价”，即对不够安全的投资要有更高的回报。1998年秋，投资者开始逃离风险。这现在不仅影响新兴市场的债务，还影响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的国家和公司。结果，各公司从资本市场借贷时支付的利率更高。在那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