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不确定的世界-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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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卡罗莱纳海兰兹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但是贫穷、偏僻。镇上的人把我父亲称为“犹太佬”和“犹太先生”。对我母亲来说，生活的变化更大，她觉得好像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到了另一个世界。很快她就带着我和我1942年出生的妹妹珍妮搬回了曼哈顿。我父亲每过几个星期坐火车回去探一次家。采矿工作几乎挣不着钱，战后我祖父以非常低的价格卖掉了云母矿。
9岁时，我们家从曼哈顿搬到了迈阿密滩。我父亲觉得佛罗里达的生活更安静、更惬意，他也想住得离他父亲近一些。在我们搬家后，父亲继续接办一些律师业务，他建了一个购物中心，还研究股票和投资、打高尔夫球。我母亲也打高尔夫球，家里的墙上挂满了她获得的当地俱乐部颁发的奖品。
我模模糊糊地记得当时对转学有一种恐惧，不想搬家。在北海滩小学，我的新老师柯林斯小姐把我作为新来的男孩介绍给同学们。她对全班说，“罗比·鲁宾在纽约时上私立学校，他从来没有学过手写体，”“所以我们大家都要友好地待他。”我猜想，由于这个建议，在我到新学校的第一天就被选为我所在的四年级班的班长。我竭力辩解说我一点也不知道如何当班长，但他们根本不听。尽管这听起来可能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但我想你们可以把我当班长的那天和48年后我当财政部长这件事联系起来。我本来不是当班长的料，但任命以一种快乐的方式落到了我头上。尽管我根本就不是班里的领袖，但我在学校期间一直断断续续地担任着班长的职务，其中包括担任毕业班班长，这对后来我进入哈佛大学以及以后的发展都有帮助。
对于像我这样的孩子来说，迈阿密滩是一个可以非常轻松愉快地成长的地方。我每天早上骑自行车走一英里到学校。我一度有一个早上送《迈阿密滩太阳报》的线路。我阅读《英勇男孩》推理小说，收听《孤独巡警》、《化身》和《密探》等广播文学。我在保罗公园定期参加篮球和棒球比赛。到现在，我还能说出1954年布鲁克林道奇队的首发阵容：罗伊·坎帕纳拉、吉尔·霍奇斯、杰基·罗宾森、彼·韦·里斯、卡尔·弗里洛、杜克·施耐德、小吉列姆、丹·霍克以及可能当投手的选手丹·纽克姆、普里彻·罗或卡尔·厄斯金。
我们犹太会堂的拉比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人，他的名字叫利昂·克罗内斯，当我还是个初中生的时候，他想让我和我的一些同学学习犹太思想。利昂·克罗内斯拉比告诉我们，在常规意义上他不信上帝。他并不是想用他这样的观点使我们吃惊，而是想让我们开展伦理和哲学辩论。那些讨论使我第一次接触“人道主义”这一概念。但我从与克罗内斯拉比的谈话中所认识到的并不只是具体的思想观点，而是一种存疑和探索智慧的感觉，这种素质在以后成为我思想的核心。
人们很少会想到，迈阿密滩属于种族歧视严重的南部的一部分。但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我妹妹珍妮和我在白人学校上学，而且我们学校专门划分出“有色人种” 饮水区和“白人”饮水区。珍妮通过到“有色人种”饮水区喝水和乘公共汽车坐到后排座位表示对种族隔离制度的抗议。我不记得和我一块长大的人有种族歧视言行，也没有明确意识到到处弥漫的、给如此多的人造成伤害的严重不公正。
我的父母喜欢交际，在迈阿密滩的朋友圈很大。他们享受着当时那里那种正常的社交生活，打高尔夫球、打牌、在罗内酒店的帐篷俱乐部里度过时光。但他们夫妇两人都是喜欢思考的人，对政治和外面的世界感兴趣。我们房子里总是有许多书。
当时和现在一样，我是一个非常热切的读者，而且五花八门的书都读。即使是我在高盛公司和华盛顿最忙的时候，阅读也都是我每天生活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历史、传记、奇妙的旅行或风土人情以及我们当地书店任何能够引起我遐想的书籍，都在我的阅读范围内。例如，不久前，我买了亚当·尼克尔森写的介绍《詹姆士时期版圣经》历史的书，这本书生动地反映了一个时代并描述了许多人虔诚的信仰。我还买了西蒙·温切斯特写的一本关于《牛津英语词典》的诞生的书。我经常同时读两本或三本书，并且经常回头重读很多书的部分章节。例如，当我在1993年前往华盛顿进入克林顿政府工作时，我随身带了自己10年前曾经读过的两本非常有名的关于非洲的书：一本是阿兰·穆尔黑德的《白色尼罗河和蓝色尼罗河》；另一本是伊尔维希·埃德曼文笔生动的短文集《一个哲学家的节日》，这是我在少年时期最早读的一本书。埃德曼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哲学教授，我父亲20年代曾经在那所大学读书。
到我上迈阿密滩中学时，我开始喜欢上了钓鱼。我的朋友鲍比·拜伦鲍姆过去常常在小溪和运河中钓鱼，现在这些地方附近大都建起了旅店和大型公寓楼。在我们长大了一些后，我们带着鱼竿到处去钓鱼。我们还经常开车到佛罗里达凯斯去钓鱼。凯斯那时与现在不一样——我们可以站在那些老桥上钓到鲷，有时还能抓到更奇异的鱼。我妈妈不喜欢我把鱼拿回家，但有时我们钓得太多，就把鱼卖给当地熏制鱼肉的店铺，挣些零花钱。
80年代晚期，钓鱼成为我生活中更重要的一部分，当我第一次访问大巴哈马岛的迪普韦尔基时，发现人们用假蝇钓鱼。从那以后，我对用假蝇钓鱼一直情有独钟——它给了我一种完全投入的忘我的感觉。我可以花上8个小时在巴哈马群岛的浅滩追踪海鲢，或者在河里或小溪中钓鲑鳟鱼，而时间就不知不觉过去了。我全神贯注于风、水、用什么样的飞虫做诱饵以及在哪儿下钓。不管我原来一直考虑的外界的事是什么，这时它们都迅速从我脑海消失了。
再回过头说佛罗里达，我们用老式的卷线鱼竿钓鱼。周末，鲍比和我经常租一艘10…15马力小摩托艇在戈尔夫斯崔姆钓魣和鲯鳅。我们也会到佛罗里达大沼泽地去钓鲷或海鳟鱼。有一次，我们把摩托艇开得太远而且后来油也用完了。结果我们没能去原来打算去的汽车旅馆过夜，而是在船上熬了一夜，与蚊子搏斗，并寻思我们怎样才能回到文明世界。第二天，租给我们船的人派出了一支搜索队找到了我们。很幸运，在我们获救后，没有人打电话告诉我父母。
第一部 第13节
如果说实话，每一个成功者都会承认机遇的巨大作用。在我上哈佛大学的问题上机遇的确起了重要作用。我的学习成绩不错，但并不是极其突出，而且我毕业于一所普通的公立中学。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但我一直觉得，是一个偶然的事件造成了不同。我父亲和我碰到了一位律师，他们两人是在哈佛大学合唱俱乐部的一场音乐会上认识的。我父亲的这位朋友把我介绍给了他的朋友——哈佛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这位主任当时出差路过迈阿密。
1956年秋，在我进入哈佛大学后，我感到极其压抑。我所在的班上的一半同学都曾在专门为“常青藤联盟”输送人才苗子的预备学校进行过强化训练。另一半同学中很多人都毕业于名牌高中。而我虽然在高中学过四年法语，却在进入哈佛后没能够通过免修这门课的初级课程考试。在数学方面，我甚至没有资格学习初级大学课程，因为我没有学过微积分，所以我还得补修数学。
在入学教育的第一天，新生在学校礼堂开会。负责新生的院长想让我们不要过分紧张，说我们年级将只有2％的学生最后毕不了业。我环视了一下四周，想到其他所有人都很幸运，因为将来只有我来填补这2％。我最先认识的同学之一是来自斯塔滕岛的学生，我看见他正在看课程目录。但他没有看课程，他看的是列在课程目录后面的奖励单，想看看他能够获得哪些。我当时想，这是多么奇怪的一种生活方式！我也正在看同样的课程目录，想选一些我可能会通过的课程。
我在哈佛上一年级时最突出的感觉是焦虑。为了寻求安慰，我阅读了我父亲送给我的一本励志书《生活方式》。这本书实际是一位名叫威廉·奥斯勒的医学教授在1913年给耶鲁大学学生做的演说。奥斯勒想要说明的是，应付失败恐惧症的最好方法是以一种“严格划分时间段”的方式生活。有时候，你应当爬上“山顶”进行自我反省。但平时你每天应当摒弃杂念，全神贯注于手头的任务。我尝试着按照这个建议做，努力不去想我能否在哈佛完成学业的问题。
让所有人特别是我自己感到吃惊的是，第一年我的学习成绩是如此优秀——以至于我的学习指导老师要我去参加一个会。他问我是否感觉还可以。
我问他：“为什么我不应该感觉好？”
他反应道：“你的成绩非常优秀，而所有人本来都以为你不会学得很好。你确实没有用功过度吗？”
即使上完一年级后，我对在哈佛上学仍然还有一种紧张感。在我的第二学年开始时，教授英国文学课的老师想了解有哪些书同学们都没有读过，以便布置给大家读。他要求读过 狄更斯、乔治·埃利奥特、达克雷等人的英国古典文学作品的人举手。随着他列出这些作者越来越模糊的作品，毕业于格鲁顿、安德沃等学校的同学举起了手。我的手一直放在腿上。我不仅没有读过这些书；其中大部分书我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
对于那些毕业于预备学校的大多数人来说，哈佛只是他们增长自己学识的继续。而对我来说，一切都是崭新的，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我不得不重新思考所有的事。二年级时，我选了拉菲尔·迪默斯教授开的时间为一学年的简明哲学课。迪默斯教授是位很有才华的希腊人，一头白发，非常高超地让学生学习和思考基本问题。他的风格就是朴实无华。迪默斯往往走上报告厅讲台，把一个废纸篓翻过来放在一张课桌上作为他的讲稿架。他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和斯宾诺莎等哲学家视为伟大的思想家，以无比崇敬的态度谈到这些人。对我来说，要想了解这些作者的思想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后来，在我们为期一年的课程中，迪默斯教授布置了一些作者的著作，他们的思想不是非常晦涩难懂，更容易理解一些，但我们很快意识到他们逻辑中存在的缺陷，后来我们重新回到亚里士多德和康德，重新欣赏他们的智慧。
尽管迪默斯教授尊崇柏拉图等认为存在着可以证明的确定性的哲学家，但他给我们灌输了一种观点：看法和解释永远是由修正和进一步发展所决定的。他会转向柏拉图或其他哲学家以向我们证明，要证实任何观点在最后或最终意义上是真实的是不可能的。迪默斯鼓励我们不仅要理解分析的逻辑，而且要发现理论的大厦是以何种观点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是依靠假设、猜测还是信仰。
这些观点引起了我的共鸣，我甚至曾考虑过主修哲学。尽管最终没有那样做，但迪默斯的课促使我朝着怀疑论和批判性思维的方向发展。我经常把自己受迪默斯启发所产生的观点概括为，“没有任何事情能够被证明是绝对的”——这一立场受到那一时期更博大的哈佛精神的鼓舞。当时我同学当中的思维模式是不承认教条、质疑权威——而且回顾起来，我会说我从哈佛所获得的最有价值的发展是不根据表面价值确定自己的观点，对我所听到、读到的任何事都以一种探究和怀疑的思维去评价。但迪默斯所播种、哈佛所培育的这种思维并没有简单地导致我怀疑一切。一旦你把自己无法在绝对意义上证明任何事的概念内在化，生活就变成了更多地是关于成功的可能性、选择和交易的事。在一个没有可以被证明为真理的世界上，现存的给概率下定义的惟一方式就是凭借更渊博的知识和理解。
多年后，我在与艾伦·格林斯潘讨论时，他告诉我说，断言“一切都是不确定的”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宣称不确定性本身是确定的。当时我没有与艾伦辩论这一问题，但一个答案他是正确的——对不确定性的基本断言是无法予以证实的。但这正好让我们回到我们的出发点——没有任何事情可以被证明是确定的。
从学术上说，我在哈佛的学习计划是循规蹈矩的。大部分选择法学院的人主修的是政府政治学，我曾大大咧咧地以为我就是这样。我开始时学政府政治学，但后来转到经济学。在当时，人们对经济的关注主要还是概念性的，我发现这尽管学起来难但还是很吸引人；后来，这一领域变得越来越成为严格的计量经济学，而我本来没有适当的途径主修它。
我四年级的优等论文的指导老师是经济学家托马斯·谢林，他以将博异论应用于国际关系并用他解释核威慑理论而闻名。当时，他刚刚从耶鲁大学来到哈佛，而我是他指导的惟一的学生。我在坎布里奇度过了三年级和四年级之间的假期，没有工作，睡在与人合租的一套公寓的客厅里的一个破烂沙发上，提前全力以赴做我的论文。每天在韦德纳图书馆里钻研和写作是我在哈佛为数不多的享受之一。我的论文写的是巴西通货膨胀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我所以对这个课题感兴趣，部分是因为拉丁美洲看起来对企业发展来说，是一个潜在的有前景的地区。我找到了大量的英文数据和分析以检测关于通货膨胀的各种假设。1995年，在我会见巴西财政部长佩德罗·马兰时，他已经完成了他的研究。他说巴西财政部查阅了我在哈佛的论文，我在论文中提出的结论至今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非常准确的。
就社会层面而言，哈佛由各种亚文化组成。我实际上不属于任何一种亚文化，但我喜欢在咖啡店闲待着思考自己的事，那时还没有星巴克，而只是一种带有放荡不羁气氛的地方并且咖啡也不是特别好。我实际上不是经常去咖啡店，而是时常在顺道时到蒙特奥伯恩47俱乐部或其他俱乐部坐一会儿，人们在那里围坐着，一些民歌手和反政府抗议人士常在那里唱歌。我喜欢这种围坐着思考生活问题的气氛。
第一部 第14节
那时候，咖啡店文化中让人眼花缭乱的知识分子思潮是存在主义，在某些程度上我认同存在主义。但我的存在主义观与我所读到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内容没有多大关系。相反，我认为它是一种把一切都看透了的认识。我在哈佛时，形成了一种感觉：一方面，此时此地关系重大；而另一方面，从整个时间和空间上，在某些终极意义上，其重要性则大大下降。今天发生的事与几万年后有什么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内在化的认识使我既集中精力做我正在做的事情，而与此同时保持一种透视感和一种认为我总是能够选择完全不同类型生活的想法。
直到四年级我在哈佛才真正形成某种归属感。事实上，我刚进大学时的焦虑是不现实的。但正由于有这种焦虑感，尽管在某些方面是有害的，但在其他方面则是有益的。担忧，如果没有损害你的话，可以成为有力的驱动器。原来担心我可能毕不了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