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亿消费者-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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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替他的是一直都担任香港公务员的曾荫权。曾荫权承诺说他的政府将关注普通老百姓。
　　今天的香港是唯一一个“辉煌只在曾经”的中国城市，但对于百万富翁来说，这里依然是全世界最好的居住地点。低税收、一流的住房和娱乐、大量警察维护社会治安、飞往世界各地的航线、便宜的家庭雇工、以及老练的财务经理人都是本地的特色。但是香港再也不是建立在华业务总部的合适地点。相比香港同胞们，大陆的中国人总体上受到更好的教育，说着更流利的英文。的确，香港政府和它的精英们似乎是为了要证明中国的一句老话：富不过三代。
　　举国为家
　　彭定康身陷困境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民主提案，还因为历史的沉重。在收回香港这个问题上，中国是非常情绪化和民族主义的——也包括两年后从葡萄牙收回的澳门。收回这两个地区的主权将终结自19世纪中期以来西方列强用武力割据称之为贸易港口的外国人领地，打开中国的贸易商业大门而给中国造成的深深屈辱。
　　彭定康犯的另一个不韪就是把自己放到了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之间。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即便是那些数个世纪以前就移居到美洲、欧洲、香港、新加坡或任何其它地方的中国人的后代，他们依然背负着对祖国的责任。海外华人算不上是内部人，也未必得到信任，但是他们始终被认为是整个部族的一部分。在汉语中，“国家”　一词，包含了两个汉字，一个是“国”，一个是“家”。
　　海外华人对中国经济和商业发展中的开端起到了重要作用。香港、台湾的工厂主和经理们带来了制造专长和现代化的管理，为中国在过去20多年中成为全球制造工厂奠定基础。香港的地产开发商建立了第一批五星级酒店和现代化住房，吸引外国公司前来，他们的做法同时也成为本地开发商很快模仿并加以改善的范本。在跨国公司工作的华裔经理人也往往有助于建立庞大而又盈利的在华业务，同时指导并培训了新一代的本地中国经理人。这是好的一面。
　　然而，海外华人对于一种腐朽的中国商业文化的抬头也负有主要责任，这种文化至少和20　世纪30年代一样腐败，当时正是这种文化最终导致了共产党的上台。很多首批来到中国的香港商人，或者开设自己的公司，或者作为跨国企业的老总，对于中国完全没有直觉，因为他们都是在英国殖民政府下长大的。很多人把恬不知耻的行贿当作主要业务工具来使用。在90年代中期，我在山东省遇见过一位香港的鱼竿制造商，他的业务模式就是如此。他会去一个小城镇，向当地官员行贿，允许他在政府的保护伞下建立一个鱼竿制造工厂。每年，他都以召开董事会的名义，屡次请这些官员出国，安排免费的购物和旅游。
　　他说：“我教他们学会享受和花钱。但是大概3年之后，他们就开始要干涉业务，为自己牟取利润。”这也是他收拾行李转向下一个城镇的时候。
　　台湾人也往往一样的腐败，但是通常更加隐秘，那是因为他们在一个同样腐败的中国政府之下长大，对中国有着更好的直觉。最没希望的就是新加坡人，他们生长在一个保姆国家，来到中国，也就意味着完全没有学习能力。很多人就是无法掌握这个缺乏秩序和规则的环境。他们并非过度腐败，只是没有能力去应对中国的混乱和庸俗。来自美国或欧洲的华人也往往处在同样的境地。
　　但今天一切都在改变。来自香港、台湾和新加坡的年轻人涌入中国，因为他们看到的是一片遍地机遇的土地。这些人的谦卑和他们前辈的傲慢一样显著。他们通常从最低层做起，通过努力工作在公司获得升迁，或者开办自己的企业。新加坡人做得转变最大。当意识到其商业经理人无法适应中国的粗陋和混乱后，新加坡转而专注于从中国引进最优秀的人才，并把这些人才与政府风险投资基金打包在一起，在本土建立尖端的研究机构和新兴产业。
　　满意却不安
　　2005年中期我住在北京的公寓里，我总是吃惊商业在中国已经变得如此正常，无论是从国际做法还是传统的中国式套路来看均是如此。中国的经济重生中混杂着即是开端也是转折的方方面面。
　　我15年前到北京的时候，冬天来临的信号是街头巷尾成堆码放的大白菜。大白菜是整个冬天唯一的蔬菜。人们把它囤积在楼梯间里、窗台上和寒冷的水泥地房间的床底下。整个冬天都吃大白菜，随着日子去掉外面越来越腐烂的叶子，找中间可食用的那部分。今天遍布北京街道的是百货商店、手机专卖店、足疗馆、星巴克咖啡厅，以及穿着时髦的行人，他们在过马路的时候必须全速冲刺。数以百万计的私家车拥有者在平日受到太多的政治和父母控制的压制，此时已经把油门踏板和方向盘当作发泄内心冲劲和创造力的工具。
　　我住在城东一幢新建但是风格不伦不类的公寓楼里。我的中国邻居们或者是企业家，或者是跨国公司的高管。他们经常是买一套住，再买一套出租。周末的时候，我们都会聚集在住所附近十几家盗版DVD商店里，这里有所有的好莱坞电影和知名美剧，配有中文字幕，每张光盘不过一美元。我们的楼房和中国主要城市里面的所有住宅一样，有宽带上互联网，色情网站应有尽有，但是未经过滤的新闻和政治站点则通常都被屏蔽。冬天的时候，我的邻居们会收起他们的冒牌Callaway高尔夫球杆，包裹上冒牌North　Face大衣，拎起冒牌Prada皮包，穿上冒牌耐克，坐在中国制造的别克和奥迪车里呼啸而去，与朋友会面在最好的意大利餐馆、泰国餐馆、日本餐馆、印度餐馆、加州风味餐馆或法国餐馆，要么就是寻找一些安逸的小吃，选择一家中国小餐馆，来一盘热腾腾的海蛤蜊、鸡爪子或辣炒猪大肠。
　　几十年来平均每年9％的增长使中国在物质财富上有了彻底的转变。这是一个无所不有和一无所有共存的社会，众多的农村、落后城区依然有大量的穷人，而全中国大大小小的城市亦到处可见巨富的证据。绝大部分人过得都比以前好了。政府公共事业很薄弱，但是快速增长的经济和这个国家坚固的家庭纽带到目前为止仍在提供安全保障。我曾去过中国西部的落后村庄，大部分人都拥有电视和其它便利设施，因为他们的子女进入城市在工厂或建筑工地上工作，每年都会把大部分收入寄回老家。
　　一个刚刚还是贫穷却有着安全感的国家变得捉摸不定，缺乏安全感。没有什么值得信赖，除了赚钱。个人反省在中国文化中并不占重要地位。人们在生活中学到的第一课是纪律，而非快乐。在传统中国哲学中，情绪对身体有害。怒伤肝，喜伤脾，忧伤肺。家长教育孩子不要哭泣。成人则应该克制、克制、再克制。但是中国的长处和正当的减压阀是人们有着惊人的幽默感。当我还是一名记者的时候，我曾走访不同的城市，有时候我会出去闲逛，与外来农民工一起喝啤酒。他们通常都十几个住在一间破旧的板房里，每天工作12个小时，建起座座豪华大厦。但是他们并不向我抱怨生活的不公，相反，他们会和我讲笑话，相互取笑。外国人在中国学到的第一个汉语之一是“吃苦”，中国人为他们能够忍受艰苦而感到莫大的自豪。今天依然有很多人在忍受艰苦，因为在过去25年间快速增长的经济让中国人对未来充满乐观，生活将更加美好。
　　气氛热烈
　　一些在华的外国商人深深地融入到了中国的商业环境中。外国公司在中国不再是新鲜事，而已经成为中国商业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然而外国人在中国社会的眼里依然是属于外来者。几年前我碰到一个来自我的家乡明尼苏达州Duluth市的年轻人，他从一次婚礼中学到了这点。90年代中期，Mark是中国沿海城市福建泉州一所学校的英语教师。有一天一名学生邀请Mark参加他哥哥的婚礼，婚礼将在福建内陆的一个山区农村举行，离泉州大约有8个小时的车程。
　　在婚礼那天，当　Mark到达宴会大厅的时候，包括新郎新娘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等在过道上欢迎他。Mark有点晕。当大家簇拥着他进入大厅的时候，屋子里的所有人都起立鼓掌，这让Mark更奇怪了。他被安排在主桌，然后被邀请陪着新人到每一桌上敬酒。宴会结束的时候，Mark醉的不轻，还沉醉在自己难以理解的名人效应之中。走出宴会厅的时候，Mark的学生搂着他的肩膀，在他耳边说道：“谢谢你能来，你真让气氛热烈。”现在Mark明白了：他只不过是一个充满异国情调的装饰物而已。作为在中国生活和工作的外国人，我们必须记住，在很多中国人的眼中，我们在这里只不过是增添一点气氛而已——当然还有一些技术、专业知识以及金钱等等。
　　在看待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宏大的开端和转折、同时思考外国公司和中国传统在这个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我们应该记住清朝时期出现、毛泽东经常引用的一句口号：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第一章：庄严的谈判
　　二百多年的外国统治和欺诈留下了怀疑和不信任的残余。理解这点对在中国做生意至关重要。
　　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而谈判早在1793年就开始了，那一年，乔治·马戛尔尼勋爵①带领一支英国船队抵达中国的北部港口。作为乔治三世国王经验最丰富的外交官之一，马戛尔尼意在为英国商人打开广阔的中国市场。这本来就是一场关于公平的讨论。中国出口丝绸、茶叶、家具和瓷器等产品，却很少甚至从不进口任何东西。金钱流入中国——每年大约有两千万盎司白银——但是从不外流。因此马戛尔尼带来了英国生产的最好的产品，用了大约九十匹马和三千名苦力才将礼物运到皇宫。其中有来福枪，加农炮，堆成山的最好的毛纺品，还有一个配备了驾驶员的热气球。
　　但是马戛尔尼并没有理解中国对世界其它地区深深的冷淡。中国当时是全世界最繁荣、人口最多的国家。虽然皇上已经年老，他的王朝也即将结束，乾隆皇帝在位期间中国的疆土扩大了一倍。当时的中国地图有五大卷并列排在一起，中央是一大片土地，标有“中国”，围绕在周围的是一些小岛，名为“英格兰”、“德意志”、“法兰西”、“美国”、“俄罗斯”和“非洲”等。中国在世界的中心，其他人都是蛮夷，而未开化的程度则由离中国的距离决定。
　　马戛尔尼和代表皇帝的汉人的谈判演变成为一场无穷无尽的舞会。一次又一次的宴会之上，马戛尔尼都要求觐见皇帝，呈上他带来的礼物，并且能够更大程度的进入中国市场。汉人们对他的礼物赞不绝口，并解释说需要时间来安排他与皇帝的会面。双方的日记和信件揭示了大家对在宴会上发生的事情的理解有着令人吃惊的差别。马戛尔尼和他的下属们自诩已经赢得了汉人的信任，准备离开北京。而汉人在给皇帝的报文中则说他们如何在抚平蛮夷的傲慢的同时给他们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他们预计外国人很快就会感到厌倦，扬帆走人。
　　马戛尔尼坚持并最终赢得了一次非正式的觐见皇帝的机会，但这也是在关于礼仪方面进行了激烈的争吵之后才达到的。任何觐见皇帝的人都要实行磕头礼，行礼人必须双膝下跪，以额头碰地三次，而且这样的仪式要重复九次。但是一名体面的英国人不向任何人磕头，仅对上帝才双膝下跪。中国人提出了一个挽回面子的方案。当马戛尔尼进入皇帝的大殿时，在皇帝的身后会悬挂一幅卷帘，卷帘的后面是乔治三世国王的肖像。马戛尔尼可以向看不见的国王肖像磕头。但是马戛尔尼拒绝了。最终他还是被特别允许非正式的觐见了皇帝，但这样做只是为了尽快摆脱这个人以及他讨人厌的随从。
　　会面很友好。马戛尔尼满怀信心的回国了，他相信乾隆将满足英国一些谦卑的要求。而中国人再次以不同的观点看待这件事情。马戛尔尼被送走了，还有一封呈交给乔治国王的信，信中说中国无需英国的任何产品。信中还警告道：“尔国王惟当善体朕意，益励款诚。永矢恭顺，以保义尔有邦，共享太平之福。②”这是开始。最后——中国真正有资格被批准进入全球贸易团体——是在206年以后。
　　译注①：Lord　George　Macartney　（1737…1806）英国17世纪政治家、皇家大臣和外交家。他是苏格兰人奥青雷克·马戛尔尼的后裔。1749年出生于爱尔兰的利桑诺尔。1759年毕业于都柏林的基督教会学院，之后来到伦敦成为一名非基督教的学者（伊斯兰教、印度教），后通过查尔斯·詹母斯福克斯的哥哥使蒂芬福克斯来到荷兰为荷兰国王效劳。1764年被英国皇家任命为驻俄国特使外交官。1769年回到英国。1792年被封为伯爵，后作为英国特使派往中国。1793年率领一支庞大的由64艘帆船军舰组成的团队到达北京，并拜见了乾隆皇帝，提出了一些条件，但没有被接受。当时被乾隆皇帝拒绝的条件如下：1。放宽中英两国之间的贸易限制；2。对在舟山附近岛屿上的英国商人、货仓和停泊的船只不设防；3。在北京设立永久性的使领馆。
　　关于马戛尔尼率使团出访清朝一事的详细记载，可阅读法国人阿兰·佩雷菲斯所著《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碰撞》（王国卿/毛凤支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出版）。为写此书，作者从1980年至1988年六次访华，参观了马戛尔尼使团走过的主要地方，搜集了12万多页原始资料；他打开了故宫的大门，研究了清朝廷有关接待英使的所有文件。同时他还从英国、法国、美国、日本、南非等地阅读了大量未发表的内部档案。应该是比较准确全面的介绍了200多年前一个正走向衰败的旧帝国和一个正走向辉煌的新帝国之间的第一次正式对话。
　　译注②：此处引用乾隆书信的原文（《停滞的帝国》第46章，同注①）。全文如下：
　　奉天承运皇帝敕谕英咭利国王知悉，咨尔国王远在重洋，倾心向化，特遣使恭赍表章，航海来廷，叩祝万寿，并备进方物，用将忱悃。
　　朕披阅表文，词意肫恳，具见尔国王恭顺之诚，深为嘉许。所有赍到表贡之正副使臣，念其奉使远涉，推恩加礼。已令大臣带领瞻觐，赐予筵宴，叠加赏赉，用示怀柔。其已回珠山之管船官役人等六百余名，虽未来京，朕亦优加赏赐，俾得普沾恩惠，一视同仁。　
　　至尔国王表内恳请派一尔国之人住居天朝，照管尔国买卖一节，此则与天朝体制不合，断不可行。向来西洋各国有愿来天朝当差之人，原准其来京，但既来之后，即遵用天朝服色，安置堂内，永远不准复回本国，此系天朝定制，想尔国王亦所知悉。今尔国王欲求派一尔国之人居住京城，既不能若来京当差之西洋人，在京居住不归本国，又不可听其往来，常通信息，实为无益之事。
　　且天朝所管地方至为广远，凡外藩使臣到京，驿馆供给，行止出入，俱有一定体制，从无听其自便之例。今尔国若留人在京，言语不通，服饰殊制，无地可以安置。若必似来京当差之西洋人，令其一律改易服饰，天朝亦不肯强人以所难。设天朝欲差人常驻尔国，亦岂尔国所能遵行？况西洋诸国甚多，非止尔一国。若俱似尔国王恳请派人留京，岂能一一听许？是此事断断难行。岂能因尔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