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立志书籍-第21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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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场在过去150年的发展使其变得可能。
当然，为了使财富能力在“深度”、“广度”和“长度”三个维度上都发挥得好，又取决
于一国的制度，包括产权保护体系、契约执行体系以及保障市场交易安全的其他制度。虽然
一国在这些维度上的水平可以通过模仿在短期内上升很多（这即为“后发优势”），但要想长
久在这三个维度上都建立优势，有利于市场发展和深化的制度资本不可或缺。各国在这三个
维度上的差别是其制度质量的最终反映，也是决定国富国穷的核心维度。
亲临中国和世界在近半个世纪的快速增长，我们今天真的很幸运。比这更幸运的是，我
们有着比前人更好、更系统的机会认清财富的逻辑。在19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今天熟悉的
科学技术（“深度”）、全球化（“广度”）和证券制度（“长度”）要么还刚起步，要么还远不成
熟，所以，那时的研究者还根本无法想象、更无法看到这三个维度上的深层发展会给人类社
会带来何种奇迹，他们更不可能充分理解资本化以及资本全球化的终极影响。而我们比他们
幸运，因为我们能亲身体验财富的逻辑。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1）
虽然电视剧《大国崛起》的制片人和导演都没有这么说，但实际上横穿近代大国的主旋
律应该是资本全球化与制度同质化的力量。资本全球化促进制度同质化，后者反过来又促进
前者的深化，一个个大国崛起的故事是资本全球化奇迹的具体表现，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功也
是这种奇迹的继续，是过去500年资本全球化进程带给中国的礼物。
就以施正荣及其创建的无锡尚德为例，施正荣的财富故事正在激励新一代创业者，由此
引发的创业精神也在推动新一轮经济增长。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年才成立，但到2006年收
入已近6亿美元。这些数字背后包含着什么历史？其意义又在哪里呢？
我们常说18世纪乾隆盛世是近代中国的鼎盛时期，到处歌舞升平。如果把无锡尚德跟盛
世时期的乾隆朝廷相比，谁的收入更多呢？以1766年为例，那年朝廷的财政收入是4 937
万两银子，如果按照今天1公斤银子为3 600元的价格算，相当于今天的11。4亿美元，比尚
德2006年的销售收入多，但低于它2007年的收入。也就是说，当年一个盛世朝廷的岁入还
顶不上一个只有6岁的民营公司—无锡尚德！乾隆皇帝一年可以花的钱并不比如今施正荣的
尚德要多，更何况施正荣自己还有29亿美元的财富。所以，虽然乾隆是盛世皇帝，但他的财
富以及能控制的开支却不如今天一个施正荣！
如果把施正荣跟1838年或者1848年时的道光皇帝相比，施正荣的处境就更好了，因为
1838年的朝廷财政收入是4 127万两银子，到1848年下降到3 794万两银子，都比乾隆时
期低，更低于尚德2007年的收入。
在今天的中国，像尚德这种规模或更大的公司有数千个，甚至上万个，物质生活状况超
过乾隆皇帝、道光皇帝的个人也不少。所以，如果跟过去比较，不只是中国的经济规模、增
长速度史无前例，不只是中行、工行上市融资规模破世界纪录，而且还会看到众多个人的生
活条件和财富水平要比100多年前的皇帝更优越。
到底是什么给中国带来了这么多奇迹？为什么2001年才38岁的施正荣仅仅花了6年时
间就成为拥有29亿美元的富豪？这个世界能创造如此奇迹，原因当然很多，在这里我们至少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讲。
第一大原因自然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按照中国政法大学丛日云教授的话说，过去二十几
年的改革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给老百姓应有的自由谋生空间。—这些年的经济成就表明，
这么简单的一点制度改革便能释放出如此多的经济动力，稍微放开一点私有产权就能带来如
此大的激励！施正荣为自己创业，效果就是不一样！
中国的开放不可或缺，没有开放，无锡尚德的太阳能设备就无法出口，就不能出口到德
国、日本和西班牙。但是，单单是中国一相情愿地开放还不够，在中国海军、空军实力都非
常有限的情况下，为了让载满尚德太阳能设备的出口货船在公海里、目的地社会中畅通无阻，
不被海盗抢劫，不被当地暴民无理乱杀，世界秩序还必须是以规则为基础的，而不是野蛮暴
力当道。想当年西班牙、荷兰以及后来的英国人从事跨国贸易的时候，他们在各地面对的是
异质文化、异质制度、异质社会，其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没有保障，他们只好求助于原始的
野蛮暴力，以此来保障自身的安全。那时的跨国贸易成本有多高就可想而知了。等中国1978
年开放时，世界秩序经过近500年的构建和演变已不再以野蛮暴力为基础，不仅原来没有法
律或者法治的国家已基本在建立法治体系，而且各国的法律、政治制度已经相当的同质化，
大致都基于英美法系或西欧大陆法系。特别是在商法、公司法和证券类法律方面，20世纪80
年代至90年代各国基本都在仿照美国的相关法律。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趋势是如此之强，以至
于哈佛大学的福山教授下结论说是“历史的终结”，既然大家都在采用类似的制度，以后就没
有什么异国历史可言了！制度的同质化使各国的商业贸易与合同规则越来越趋同，使跨国贸
易成本大大降低，使跨国市场加速深化。结果是，不论尚德是在无锡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
它生产的太阳能设备都可卖到世界的任何地方，而且整个交易、运输过程的成本很低，让尚
德的出口市场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因此，制度同质化是尚德奇迹的第二大原因。
第三大原因是在资本全球化带动下的“西技东渐”。换言之，尚德的发起和快速增长靠的
是现代工业制造技术，那么今天中国得以奇迹般增长的工业技术又是从何而来的呢？这就得
追溯到鸦片战争和之后的洋务运动，如果没有鸦片战争后的开放以及资本趋利的本性，到
2001年时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可能也不会高。正是国际资本的趋利动力，把西方自1780年开
始的工业革命成果逐步带入中国，使中国今天才有可能成为工业化国家，使尚德变成世界上
最大的两家太阳能设备制造商之一。我们可能会指责国际资本的趋利本性，但退一步想，如
果没有利益的驱动，谁？？免费把工业技术送来呢？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2）
当然，最后还需要国际资本市场的支持，如果没有创业投资基金、私人股权基金对尚德
上市前的投资，尚德的上市可能不会那么成功，其规模也难以增长得那么快。特别是在纽约
上市之后，尚德的融资渠道被大大拓宽，出口的市场地位、行业地位得到空前的稳固。有了
这些，尚德在2007年的销售才有可能突破12亿美元，超过乾隆朝廷、道光朝廷的财政收入！
所以，是各国制度的同质化、资本的全球化以及中国的改革开放造就了像尚德这样的经济和
财富“奇迹”。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1）
165年前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对外开放，开启了漫长的现代化历程，从洋务运动、走向
共和、到“五四”运动，再到1978年邓小平的“新”改革开放，其间经历了多次中断，但最
终都没能阻止资本全球化对中国的影响，到今天中国已成为全球化的主角之一。“西风东渐”
165年，结果到底如何？虽然在绝大多数人看来这已不是问题，资本全球化和制度同质化显
然已经带给中国翻天覆地的正面变化，但我们还是想通过具体数据或事例，对这种变化进行
量化，以便更清楚地理解过去一个半世纪对中国的影响。
在《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中，我们聚焦在施正荣的无锡尚德公司上，
虽然像这种规模的公司在今天的中国有成千上万个，已越来越普遍，可是，当我们把无锡尚
德2007年的收入跟当年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比较时，发现两者不相上下。由此看出，165
年“改革开放”已使我们创造财富的能力达到历代王朝不敢想象的水平：虽然无锡尚德于2001
年由施正荣个人创办，但2007年的收入已达12亿美元，跟1766年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相当。
也就是说，如果把今天中国的这些公司都加起来，它们的年收入相当于当年盛世朝廷的千万
倍。
在把无锡尚德跟乾隆朝廷的收入作比较时，上次我用的是“银本位”价值标准，也就是
像经济学教科书惯用的那样，用一种实物作为跨时间、跨空间的价值评估基准。实物跟纸币
不同，纸币可能因发行者不讲信用，滥发钞票，使此时的钱跟彼时的钱无法相比。但以实物
作价值基准，除了成色掺假、实物使用价值改变之外，一两足银就是一两足银，不会因时间
而改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历朝习惯以银子为通货，人们对金银的保值功能最信得过。
所以，按照今天的银子价格算，1766年乾隆朝廷的4 937万两财政收入相当于今天的11。4
亿美元，低于无锡尚德2007年的12亿美元收入。基于“银本位”价值标准，今年施正荣控
制的开支比当年乾隆皇帝的要多。
《施正荣为什么比乾隆皇帝更富有？》一文发表后，不少朋友质疑：怎么可以用银价将
当年乾隆的银两收入换算成今天的价值？这样换算后的钱跟今天施正荣公司的收入可比吗？
因为工业化已使银子本身的价值今不如昔，因为今天的生活费用与240年前不同？？
换种标准比较施正荣与乾隆
那么，如果不是以银价算，而是用别的价值基准，1766年乾隆朝廷的4 937万两银子的
财政收入跟2007年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到底谁的价值更高呢？我们先以中国人不能没有
的大米为价值本位，看看谁的收入更“值”。为做到这一点，我们先要按1766年的米价，把
4 937万两银子换成当时等值的大米斤数；然后根据今天的米价，也将12亿美元换成等值的
大米斤数，看哪个值更多的大米。
最近，伦敦经济学院的马德斌教授和他的5位同仁（Robert Allen、Jean…Pascal Bassino、
Maison Franco…Japonaise、Christine Moll…Murata、Jan Luiten van Zanden）做了一个题
为《Wages，Prices，and Living Standards in China，Japan and Europe：1738~1925》的
大型研究项目，比较自1738年后中国、日本与西欧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水平变动情况，其中
关于中国的部分，他们主要用到1769年清政府汇辑的《物料价值则例》，这是乾隆时期最大、
最系统的全国物料价格和收入数据库。对于《物料价值则例》中缺少的物价数据，像鸡蛋、
棉布价，这些作者选用了荷兰东印度公司于1745~1754年间对北京、广州的市场调查数据，
这些资料至今还保存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历史档案馆中。下面，我们就以马先生等作者文中的
1750年至1769年间北京的收入和物价数据为准，对乾隆朝廷的财政收入作换算。
在乾隆中期的北京，1 000斤大米的价格是14。18两银子。那么，4 937万两银子的财政
收入相当于34。8亿斤大米。而今天北京的米价1斤1。4元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
于68。1亿斤大米，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谁的收入更多就一目了然了。
如果按肉作价值本位算会如何呢？乾隆中期在北京，27两银子可以买1 000斤肉，4 937
万两银子相当于18。3亿斤肉。今天北京的猪肉价为5元左右，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斤肉。
按照肉的估值基准，乾隆朝廷的收入跟今天无锡尚德的差不多。
由于小麦需要磨碎，机械化的结果使今天的面粉价格比240年前低更多。如果以面粉为
基准，无锡尚德的收入会显得更高。乾隆中期，北京1 000斤面粉要13。74两银子，4 937
万两银子相当于35。9亿斤面粉。今天，北京面粉是1斤1。1元，12亿美元相当于87。3亿斤
面粉，是乾隆朝廷收入的两倍还多。
“数”说“改革开放”165年（2）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0
洋务运动开始引进的工业化对棉布、纺织品的价格影响最大。乾隆中期，北京1 000米
棉布要122。2两银子，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4。1亿米棉布。今天，北京的棉布1米在5元
左右，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相当于19。2亿米棉布，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的5倍！
按什么实物算乾隆朝廷的收入比施正荣的高呢？对乾隆朝廷最有利的价值本位是鸡蛋。
小时候在湖南农村，来贵客了，母亲会以煮鸡蛋招待，这算是高等待遇了，所以，多少收入
能买多少只鸡蛋，是个很真切的价值基准。乾隆中期的北京，9。4两银子可买1 000个鸡蛋，
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亿个鸡蛋，这么多鸡蛋，让我母亲听了一定会晕倒！相比之下，
今天北京的鸡蛋大约是0。4元一个，12亿美元相当于240亿个鸡蛋，差不多是乾隆朝廷收入
的5倍！
在18世纪中叶，北京的豆角大约是1 000斤要10。5两银子，4 937万两银子就相当于
46。9亿斤豆角。按今天豆角2。5元1斤算，12亿美元可以买38。4亿斤。所以，以豆角作价
值本位，乾隆朝廷的收入会显得多一些。
我们当然可以用其他食物或日用品作价值基准，来判断乾隆和施正荣的收入高低，但基
本的结论如下：第一，如果采用银子这种相对中性的价值基准，无锡尚德2007年的收入略高
于乾隆朝廷。第二，如果是以大米、面粉这样的生活必需品换算，由于今天政府对这些价格
严格管制，使粮食类价格相对低于乾隆时期（至少根据银价折算后如此，代价是牺牲了农民
的利益），这就使无锡尚德的收入远高于乾隆朝廷的收入。第三，如果按受到工业革命影响较
大的棉布、制造品作价值本位，今天这些东西远比乾隆时期便宜，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显得更
高了。第四，相反，豆角类的东西受工业化的影响较小，政府对其价格管制也少，这些东西
的市场价格今天反而高于乾隆时期，如果以这些物品作价值本位，无锡尚德的收入就没有乾
隆朝廷的银两收入那么“值”了。
假如用一篮子消费品作价值本位
不过，以食物、日常用品作价值基准也有问题，毕竟人的食物需要有限，就像在我给女
儿讲“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525。2亿个鸡蛋”后，她说“谁发疯要这么多鸡蛋”，反而让她
从此对鸡蛋倒了胃口。所以，另一种做法是用一般人的各种消费需要的组合作价值基准，以
收入相当于一篮子生活必需品组合的倍数，来判断该收入量的生活价值。
按照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调查，18世纪中叶，北京人1年的吃、住、行大约需要7。9两银
子。也就是说，4 937万两银子相当于626万人1年的生活费。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的资料，2006年北京人均消费支出是13 244元，按照这种消费水平，
无锡尚德的12亿美元可以供123万北京人生活1年。所以，根据一篮子消费品的标准，无锡
尚德的收入价值远低于乾隆朝廷的。不过，这13 244元消费支出不只包括食物等生活必需品，
更多的开支是非生存必需的。
所以，这种价值本位的问题也很大，乾隆时期的一篮子消费品中，75％的钱都花在食物上，
这是为了生存、填饱肚子。而今天北京人的消费中，只有30。5％花在吃上面。更何况，今天
许多消费品是240年前没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