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立志书籍-第2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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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机制对财富的作用不只是负面的，良性的制度机制可以最大限度地激励财富创造。
我们可以简单看看私有产权的保护机制。如果产权得不到保护，住在帝国大厦里的公司
就没有动力去多雇人、去开发更多产品来扩大业务；如果这些公司不能扩展业务增加赢利，
那么一方面它们无法给现有的员工加薪，使员工们的消费需求下降；另一方面这些公司愿付
给帝国大厦的办公室租金也会下降，使帝国大厦未来的现金流减少，结果是帝国大厦的价值
下跌。于是，帝国大厦管理公司给员工的工资也只能减少，甚至裁员。当然，如果因产权得
不到保护使整个经济陷入这种恶性循环，其结局只能是整个国家的财富都逐步下跌。
产权保护不只是指“属于张三的有形物，别人不可以剥夺”，也指“属于张三的未来现金
流权利，别人不可剥夺”，这种现金流权利可以是有形的（比如只要张三拥有帝国大厦的产权，
那么该大厦产生的现金流就属于张三的），也可以是无形的。例如，几年前《远东经济评论》
报道过一个发生在北京三里屯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中，一位来自河南农村的妇女（我们
不妨称她为张大姐）看到，住在三里屯的外国人很多，但却没有一个专为他们服务、适应他
们生活与饮食习惯的杂货店。于是，张大姐租下一间屋子，开张一家专为外国居民服务的杂
货店。她的服务质量赢得了众多常客，生意越做越大，张大姐也慢慢开始雇佣多个员工、装
修店铺。可是，正当张大姐的生意越来越火，她店铺的未来现金流也日益上涨（因此其杂货
店的无形资产价值也日益上涨）的时候，行政部门却以她没有这样那样的许可证为由令张大
姐关店。农村出身的张大姐无可奈何，她觉得有了这几年办店的机会就让她很满足了，不知
道她还有对相应部门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当然，即使她知道能进行行政诉讼，她也不一定
会相信法院能保护其无形的财产权与创业权。就这样，张大姐未来的现金流权利被毁灭，她
多年建立的品牌、服务名声等无形资产被毁了。被关掉一段时期后，张大姐又在三里屯另觅
他处重新开店，想法找回过去的常客。可是，两三年后当她的店铺重新开始赢利时，她又被
命令关门。就这样，张大姐的杂货店平均两三年就被关一次，然后又再换个地方。经历头两
次后，张大姐领悟到一个简单的道理：反正不久又要被关，她只好选择不怎么装修、不花钱
扩张、不雇佣太多员工。当产权得不到保证时，张大姐的致富道路只能受限，不敢扩张业务，
赚了钱自己也不敢消费。
又例如，2002年5月中旬，《经济日报》报道称，整顿加油站行动已经取得了阶段性成
果：全国原有加油站10万多座，经过清理整顿，取缔了近3万座加油站的经营资格。这一故
事的背景大约是这样：2001年6月之前，正式的政府文件中从来没有禁止民间投资进入加油
站行业。因此，各地方政府出于地方税收的考虑，对于民间加油站的兴建多持鼓励态度，于
是，几万个价值数百万的民间加油站在各地出现。可是，好景不长，2001年6月5日，国家
经贸委、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严格控制新建加油站问题的通知》，
明确规定：“自本通知下发之日起，各地区新批准建设的加油站统一由中石油集团、中石化集
团负责建设。其他企业、单位和个人不得新建加油站。”后又于2002年2月发布整治通知，
要求各省经贸、建设和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在征求两大石油集团公司所属企业意见和已有
工作的基础上，于2002年6月30日前明确本地区高速公路、国道、省道、县乡道路加油站
的设置间距和城区加油站的设置半径，全面完成规划的审定工作，保证新建加油站布局合理；
并责令不符合规划要求的加油站在2003年12月31日前予以搬迁或关闭。— 1998年，由社
会资本兴建的独立加油站市场份额曾经达到了创纪录的约80％。然而在两大石油集团公司的
收购战打响之后，政策导向却急转直下，从默认式的放开变为行政性的彻底关闭。曾经在市
场中占绝对多数的独立加油站份额在2001年迅速回落到了48％。在一系列文件发布之前的
全国十几万个加油站中，一夜间只有一半左右成为合法的，而其他的则必须搬迁或关闭，让
这些未来现金流折现值很高的加油站一夜间价值降到几乎为零。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3）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3
像张大姐和加油站这样的故事很多，类似的行政性关闭命令往往以“保证质量”、防止“恶
性竞争”、维护“市场秩序”为由。但是，谁来保证具体行政命令真的与这些原则相符呢？谁
来掌握这些主观、模糊原则的分寸呢？—这些故事说明，当对行政权力缺乏实质性司法审查
和可靠立法监督的情况下，中国目前的创业环境艰难（关于这一点，我在《什么妨碍我们创
业？》一文中有更多讨论）。面对产权的未来处境的不确定性，即使张大姐和那些投资兴建成
千上万个加油站的创业者们已经看到了自己事业的成功，他们也不敢感到“很富”、不敢去增
加消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成功创办的资产的价值是非常脆弱的，这些资产的未来太不确定
了。这种不确定性不仅妨碍创业者的积极性，而且迫使每个人把已经挣来的收入尽量积蓄在
银行而不去消费，经济增长链因产权的未来不确定性而被卡住了。
2003年第一季度经济增长高达9。9％，应该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也有许多学者预测未
来3年中国GDP增长会达到9％。如此好的宏观经济形势，在微观上应该表现为企业扩大生产
规模，必然要招聘高素质的大学毕业生，但事实上2003年大学、MBA毕业生找工作比以往哪
一年都难，为什么会这样呢？为什么在微观上没有增加多少新的就业机会呢？
金融创新、财富创造与经济增长
产权保护和其他制度机制的作用是为创业者以及财富拥有者提供正面的激励，为进一步
投资增长提供稳定的预期。但是，仅有合理的产权与法治框架还不够，还必须有足够的金融
证券品种帮助社会大众规避风险、调配不同时期的收入。为什么金融创新对社会财富增长、
扩大本国经济的内在动力这么重要呢？
实际上，中国近几年在住房按揭贷款、汽车贷款这两种简单金融创新上的经历，即可证
明金融创新的威力。我们可注意到两个现象：第一，在2003年4月号《新财富》中国400
首富排行榜中，如果按所创造的财富计算，房地产业创造了最多财富（占23。8％）；第二，在
过去几年全球经济不景气的同时，中国一枝独秀地保持了高增长。这两个现象都不能与住房
按揭贷款这一金融创新无关。从图2–1中看到，1997年底全国住房贷款余额为190亿元，
1998年底为426亿元，1999年底为1 358亿元，到2002年底上升到8 253亿元，约占当年
GDP的8％。汽车贷款较住房贷款起步晚，2002年是汽车贷款真正运作的第一年，2001年底全
国个人汽车贷款余额约为435亿元，但是到2002年底总余额上升到1 150亿元。从表面上看，
按揭贷款显然创造了房地产业的财富，使房地产开发成为近年任何想快速发财的创业者的首
选，也让更多居民尽早购到自己心爱的住房；按揭贷款对房地产业的财富效应也预示着汽车
业正在成为新的快速致富行业。除了这些显而易见的效果之外，金融创新在房地产和汽车行
业中的成功经验给我们带来的更一般性启示是什么呢？这种经验对进一步扩大内需、保持经
济持续增长的政策抉择有何更一般性意义呢？
图2–1 全国住房货款余额
当然，我们会认为，只要银行愿意随意多贷款，自然会促进经济增长、自然让一些人成
为首富。但实际上，个人住房贷款与汽车贷款等这类金融创新所产生的经济增长和财富效果，
其内涵远非这么简单，因为一方面银行的这些个人贷款风险非常低、收益好（至少比给国有
企业贷款更可靠），另一方面从经济效益上讲这种按揭贷款的对象—居民是经济进一步增长的
原动力所在。如果能按照由住房贷款所启动的金融创新路子走下去，中国经济的整体效益与
社会福利会快速提升，而且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启动中国经济的内在动力，才能使中国经济更
多地靠内需而增长。
为进一步了解其中的道理，我们可以看看中国经济的现状和美国过去70年的金融创新历
程。图2–2给出北京市自1978年来的城镇居民储蓄率（人均年储蓄除以人均可支配收入），
1989年的人均储蓄率为4。8％，随后年年上升，到1998年为17。7％，1999年为18。3％。这种
高积蓄率一直成为经济政策决策者的痛点：如何鼓励居民增加消费、扩大内需呢？当老百姓
不肯花钱时，经济只能以出口为增长点。但像过去几年一样，在国际经济处于萧条时，出口
增长就成为问题。以往的做法是：当出口吃紧而国内老百姓又不肯自愿花钱消费时，政府只
好通过发行公债把银行储蓄借过来，代替老百姓花费。于是，过去几年中政府只好增发国债，
然后将借来的钱大量投入高速公路、桥梁和其他基建项目以及学校建设等。
图2–2 北京市城镇居民储蓄率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4）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3
十几年的基建项目的确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打下了坚实基础。但这种靠政府发债并由
政府代替居民做消费决策的模式只能是一种短期的政策行为，因为最终更为有效的消费决策
还是应该由老百姓自己来做，他们更能知道如何消费才能给自己和社会带来最多的福利，而
政府代替老百姓消费必然会产生太多浪费与低效（比如建设太多没有实际意义，但非常昂贵
的标志性建筑）。可是，居民们自己不肯消费、只愿储蓄存钱，那么如果政府也不通过发债来
代替居民消费，经济增长所依赖的需求从哪里来呢？没有新的消费需求，工业生产和服务业
就无法增长，财富就无法增长。
或许，我们可从美国的经历中得到一些启示。众所周知，20世纪之前美国多数人也是以
农为主。到一战结束时，美国虽然已经很富，但并非世界最富、最强大的国家。然而二战之
后美国的财富猛增，使其一跃在世界上最富最强。促使美国成为世界最富最强的国家的因素
很多，这里不可能都一一谈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二战之后美国的内需逐年快速增长，而
且越来越过剩。过去几十年中，这些膨胀的内需是如何产生的呢？
为看清金融创新在其中起的作用，我们不妨把一个居民的财富分成两部分：流动财富（比
如现金、银行存款、股票、金银、房地产）和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其中流动财富是
随时可以变现的，而人力资本则不然，不可随时变现。人力资本的价值通常等于一个居民未
来数年的劳动收入的总折现值。一般讲，年轻人的流动财富少、人力资本很高，而老年人的
情况却正好相反。总之，一个人未来的收入越高，其人力资本则越高。
问题也恰恰在于人力资本不可随时变现这一点，因此当金融证券不够发达时，人们只能
花费流动财富，而不能花费人力资本。年轻的李四刚刚博士毕业，他的人力资本可能非常高，
但流动财富有限，他即使想要大大增加消费也无能为力。他可以在总体上感到很富，但却没
钱花。
住房按揭贷款是一个很自然的金融创新，它可以最直接地帮李四把部分人力资本“变现”、
变活，让他可以提前消费。我们意识到，对多数居民而言，住房可能是一辈子最大、最重要
的消费和投资。比如，若干年前，在北京一套普通的100平方米公寓的价格可能是48万元，
对于一个普通收入的家庭，这可能意味着要节省存钱10年，每月约存4 000元。如果这样，
一家人除了最基本的生活费用外，在十几年里可能无法有太多的其他消费。如果各大中城市
的居民都如此，全国的内需水平可想而知。
但是，如果李四能得到30年的住房按揭贷款，假如年利息是4％，那么他每月只需付2 300
元就能立即买到100平方米的住房，而不是等10年。另一方面，正因为李四每月只要支付2
300元（而不是每月存下4 000元），那么他现在每月可多消费1 700元收入，这显然有利于
内需的增长。因此，住房贷款不仅能改善众多老百姓的生活，让每个人尽早住上自己的房屋，
而且能启动更多的内在经济动力。
美国2002年的人均储蓄率在3％左右（见图2–3），跟北京2002年17。5％的储蓄率相比
（见图2–2），美国人真能“大胆”消费。实际上，美国并非历来如此，二战之前美国的人
均储蓄率也曾停留在20％左右，到七八十年代还在10％以上。这些消费能量在很大程度上是自
1934年开始的一系列金融创新、社保创新与退休金项目的产物。还是以住房贷款为例，自从
有银行以来，住房质押贷款一直都是美国银行的正常业务。但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住房
贷款的期限都很短，不超过5年，因此能给居民带来的好处有限。另外，那时的按揭贷款在
结构安排上也有许多问题，比如，在住房贷款到期之前，借款方每月只需支付利息，等贷款
到期时再把所借的本金一次性还清。这种支付安排一方面使银行承担过多风险（因此银行不
愿意作太多住房贷款），另一方面给借款方带来太多的支付压力：一次要还清48万本钱，从
哪里找这么多现金？因此，一般大众享受不到住房贷款的好处。有意思的是，20世纪20年
代期间美国股市泡沫越涨越大，使很多人买下大房子，房地产价格也越涨越高。1929年10
月到1931年期间，股市泡沫持续破裂，使许多股民血本无归、众多公司相继破产，失业率达
到空前高度（最高时为25％，即每4人中就有1人失业）。这样一来使许多人无法在其住房贷
款到期时归还那笔一次性的本金，这些居民只好选择个人破产、搬出住房，让贷款方银行接
过被质押的房屋。毕竟，这些房产的价格也随股市泡沫的破裂而大跌，迫使大批中小银行和
信贷机构倒闭。因此，当时的住房贷款在证券结构上的弊端加重了那次经济危机、银行危机
的深度。
财富是怎样产生的？（5）
为什么中国人勤劳而不富有 作者：陈志武 2008…10…29 03：13
反过来看，也恰恰是那次经济危机的深度与广度，迫使美国国会在1933~1935年间进行
了一系列意义深远的经济立法，包括重造股市的《证券法》（1933年）和《证券交易法》（1934
年）、重组银行业的《银行法案》（1933年，也称《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建立社会保障
体系的《社会安全法》（1935年），以及重整居民房地产业的《全国住房法》（1934年）。其中，
《全国住房法》的立意在于成立“联邦住房管理局”（简称“联邦房管局”或者FHA），由联
邦房管局专门为低、中等收入的家庭提供住房贷款保险，这种担保产生了两个主要效果：第
一，贷款期限从原来的5年增加到30年；第二，低、中等收入的家庭都可以通过按揭贷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