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美国-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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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考克看到北美殖民地的民意，更加变本加厉地藐视和违反这些法律。他一边继续大肆走私以逃避关税、组织市民公然抗税，一边通知自己在伦敦的商业夥伴，只要印花税不撤销，他就不再支付欠款。伦敦的商人们拿不到欠款，弄到了快要破产的地步，只得加入抗议印花税的行列，要求英国政府取消这些税法。
汉考克并不仅仅是一个大财主，而且是波士顿议会的召集人。殖民地居民通过民选议会，首先控制了财政，因为钱是殖民地人交的税款。各殖民地相继建立一项原则，不经民选的代表同意，不得课税，也不得随意动用征来的税款，总督虽然是国王委派的，可是他和他手下官员的薪水并不是伦敦发的，而是从殖民地的税款里出的。动用税款和是否按时发放官员薪水的权利在议会手里，如果和议员作对，就只能拿到一便士。总督们和殖民地官员只能对伦敦的训令装聋作哑，不敢和议会对抗。
波士顿是马塞诸塞以至新英格兰地区的中心，因此汉考克不仅是全北美最富的人，更主要的是，经过上一代的经营，他还是新英格兰地区最有政治势力的人之一。他利用波士顿议会，和总督对抗。在抗税的过程中，他不断扩大自己的政治影响，1766年入选马塞诸塞法庭，1768年入选马塞诸塞议会。其后连续两年，议会都推荐他入上院，但都被总督否决了，就是因为他的反英倾向。
由于殖民地抵制英货，让英国商人很不好受，他们全力游说议会。1766年议会让步，废止了印花税法，修正了食糖法。各殖民地兴高采烈，商人们停止了反对进口的活动，贸易也恢复常态，似乎一切都过去了。但是英国的问题没有解决，关于税负的问题还得想别的办法。1767年，英国又制订了一些政策，把过去的纠纷又重新挑动起来。英国财政大臣查尔斯·汤森奉命制定一项新的财政计划，打算通过增加对美洲贸易的征税来减少英国人在税务上的负担，包括加强了海关管理，对从英国运往殖民地的纸张、玻璃、铅条和茶叶征税，其目的还在于增加财政收入，并从中拿钱供养殖民地的总督、法官、税务人员和驻在殖民地的英国军队。他提议的另外一个法案授权殖民地的法庭签发空白拘票。这样一来，就使殖民地人所痛恨的搜查令具有了合法权威。
当新条例在波士顿执行时，引起了暴乱，居民们围攻和殴打海关人员。为此，英国派遣了两团军队来保护海关和税收人员。
1768年英国军队到达波士顿，刚刚安顿好了，就根据总督的命令执行公务。这项公务并不是去抓殴打税官的暴民，而是逮捕走私犯。一队英军来到汉考克的豪宅，以他所拥有的“自由号”疯狂走私的罪名将这位美国首富关进了监狱。总督手里有足够的证据，相信完全能够把这个走私和抗税集团的幕后老板绳之以法。
几个月以后，汉考克大摇大摆走出了监狱，对他的各项指控因为证据不足而被取消，只是没收了“自由号”。
总督托马斯·赫特奇森为此气得在官邸里跺脚，铁证如山，走私和抗税是汉考克策划和指使的，可是就是不能定他的罪，只能判决几名他的马仔。怨只怨官方的律师无能，在法庭上辩论不过对方的律师。
汉考克有的是钱，当然能雇来北美最好的律师。让赫特奇森干跺脚而无可奈何的是，替汉考克辩论的这位律师根本就没有收钱，是志愿为汉考克辩护的，他和汉考克的关系不是金钱可以买得到的。虽然律师没有不爱钱的，但是只要和汉考克有关，官方出多少钱也不能请到他。
汉考克有恃无恐，很大原因就是因为这个人。
4，波士顿惨案是商人门阀制造的流血事件
成功地为汉考克辩护的律师就是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汉考克和亚当斯的的交情非同一般。在汉考克被叔叔领养之前，他和亚当斯是邻居，双方的父亲都是牧师，因此小汉考克和小亚当斯是非常好的朋友。亚当斯长大以后也进入了哈佛学院，和汉考克继续了童年的友谊。从哈佛毕业以后，亚当斯对自己的前途没有什么明确的打算，父亲希望继承父业成为牧师，对此他兴趣缺缺，在学校教了几天书后，决定学习法律。这个职业选择非常正确，到了为汉考克辩护时，亚当斯已经成为马塞诸塞最忙碌的著名律师了，而且和汉考克在抗税上是战友。1765年，他率先反对印花税法，向殖民地总督和上院上书，认为印花税法是无效的。1770年6月入选马塞诸塞法院。
通过约翰·亚当斯，汉考克结识了另外一位亚当斯，塞缪尔·亚当斯，两位亚当斯是堂兄弟，按西方家谱学的说法，两个人是Second Cousin，也就是曾祖父是一个人，属于很亲的血缘关系。汉考克和塞缪尔·亚当斯一见如故，成为反抗帝国政府的金牌组合。
龙生九子，九子不同，塞缪尔·亚当斯和约翰·亚当斯这对堂兄弟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马塞诸塞殖民地的富有家庭通常把孩子先送进波士顿的拉丁学校受教育，然后进入哈佛学院学习，毕业后最有理想的成为牧师，其次成为律师。塞缪尔和约翰也一样这样接受教育。从哈佛毕业后，塞缪尔的母亲希望他献身主的事业，而他父亲则希望他学习法律，而他自己则不知道想干什么，最后听从父亲的另外一个建议，继承家业，经商。
到了1764年，塞缪尔在成就上不仅不能和比他年轻13岁的堂弟约翰相比，而且已经成为波士顿的世家子弟的反面教材了。作为经商的开始，塞缪尔的父亲安排他到家族的朋友卡斯廷的财务公司工作。以塞缪尔的家世和教育程度，他应该干得很出色，没想到没过多久，卡斯廷就请他走人，理由是：“我是在培训商人，不是政治家”。
被卡斯廷开除后，塞缪尔的父亲给了他一千英镑，让他自己做生意。他把其中的一半贷给一个缺钱的朋友，结果血本无归，另外一半很快花完了。父亲只能让他到家里的酒厂工作。在政治方面，他还算不错，1746年当选为波士顿的政府职员。1748年，他和朋友开始出版一个政治性的周刊，宣扬辉格党的主张。
塞缪尔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三分之一的房产，并负责管理家里的酒厂，结果经营得一塌糊涂，甚至被债主抄家。1760年他宣布破产，改行做本地的收税官。可是这个任期八年的职位不到一年就结束了，因为塞缪尔的账面上出现8000英镑的亏空，并不是他贪污公款，而是因为他从来不记帐，钱不知道哪里去了。到了此时，过了半辈子的塞缪尔在所有人的眼里是一个一事无成的人。
1764年，食糖法公布后，42岁的塞缪尔终于知道他应该干什么了：反抗英国。他和汉考克成为波士顿抗税的领袖人物。作为领袖不仅要有激情，还要有理论，塞缪尔是殖民地对抗英国议会的理论家。他在食糖法的序文里发现了一个暗示，就是殖民地人“纳税而无代表权”，这句话成了火种，成为殖民地人反抗英国的主要武器。马萨诸塞议会邀请各殖民地派遣代表出席纽约会议，讨论印花税法所构成的威胁。组织这次会议的马塞诸塞总督预期这次会议将支持英国议会，没想到辩论以后，会议通过了一组决议案，认为除由各殖民地议会自行决定者以外，从来不曾有、亦不可能有任何合法的课税。并认为印花税法具有破坏殖民地人民的权利与自由的明显倾向。
1765年塞缪尔被选入马塞诸塞议会，次年汉考克也被选入议会，于是殖民地议会也被他们所控制，成了他们反对英国的工具。
总督赫特奇森对此不能不采取行动，武的不成就来文的。汉考克动不了，就针对塞缪尔。对付塞缪尔这种人可以从经济上入手，经过查帐，发现塞缪尔负责的波士顿税收账目上缺了1700英镑，塞缪尔被控贪污公款。这笔钱是补贴家用，还是用于搞运动了，塞缪尔支支吾吾地说不出来，地方法庭的法官是反抗英国的同情者，判塞缪尔无罪。总督将案件送到马塞诸塞最高法院，终于判塞缪尔应当赔偿其中大部分。汉考克借他一笔钱，只补上其中一部分就没有下文了。法官不愿意依法判处塞缪尔，是因为自己的薪水的发放权掌握在殖民地议会手里，现在议会掌握在汉考克和塞缪尔手中，虽然明摆着贪污公款，也只能大事化小。
在亚当斯和汉考克的组织下，波士顿的抗税运动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法律几乎荡然无存，居民经常围攻和殴打海关人员，总督感到无法控制，只能要求帝国派兵，于是两团英军前来维持秩序。
那时候英国的传统，很有些好男不当兵的味道。军官是靠钱买来的，士兵是充军的犯人。部队调防时携家带口，普通士兵的薪水根本无法养家，因此士兵的家属和士兵们都要在驻地打工挣钱养家。这些人能干的活都是很低档的苦力，于是英军一到，波士顿的苦力市场首当其冲，受到严重冲击，苦力的价格直线下降，无产阶级受到严重波及。对于塞缪尔和汉考克来说，这是他们最希望见到的，因为他们不缺钱和理论，缺的是搞暴力的人手。
18月后的，1770年3月5日晚上8点，英军的一名上尉在港口被把门的少年截住，因为他没交摆渡费。上尉有急事，没有多纠缠，甩手就走。收票的少年追到军营，被门口的卫兵拦住。卫兵对少年的说法不相信：“英国绅士怎么可能不交费那？”少年很刻薄地回敬：“英国军队里有绅士吗？”两人争吵之间，未免动起手脚，卫兵一枪托砸倒少年，继续站岗去了。过了一会，少年叫来几位同伴，开始用雪球向卫兵投掷。
等普雷斯顿上尉带人闻讯赶来时，局势已经完全失控。愤怒的波士顿人不顾英军的劝阻，场面非常紧张。在火爆的气氛中，一名英国士兵擅自率先开枪，最后五名市民被打死，六位受伤。更为愤怒的市民不肯散去，直到总督赫特奇森赶到，保证按谋杀罪审判普雷斯顿上尉和他的手下，民众才渐渐散开。
此时，由汉考克资助、塞缪尔负责出版的报纸在波士顿的大街小巷四处散发，把这件事称为“波士顿惨案”。
几个小时就出版了，不是因为抢新闻，而是因为由一件小小的口角变成血案，是汉考克和塞缪尔的功劳。
向英军扔雪球的人中有一位后来成为大陆军的将领，他就是华盛顿的亲信诺克斯。诺克斯到现场是被人鼓动去的，事后不仅说不清楚是谁开的枪，连英军为什么开枪都不清楚。在后来对开枪的英军官兵进行审判时，有一位叫保罗·瑞维尔的证人把现场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一口指证是英军故意开枪，谁开了几枪说得十分准确。
这个人在美国历史上非常有名，因为有一首诗名字叫“保罗·瑞维尔飞驰”，是说1775年4月18日，因为他的通风报信，使英军收缴民兵武器的阴谋破产，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瑞维尔之所以去通风报信，是受一位叫约瑟夫·沃伦的派遣，而且也不是去给民兵报信，是去找隐藏在乡下的汉考克和塞缪尔，通知他们不要被英军抓到。约瑟夫·沃伦是波士顿的共济会长老，瑞维尔是他的下属，沃伦在共济会的上司则是汉考克。
波士顿惨案那天晚上，瑞维尔在场，但他并没有向英军扔雪球，而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他和别的旁观者不一样，并不是去看热闹，而且为了日后出面作证的。那天晚上，还有两位旁观者，是波士顿商业门阀之一帕金森家族的一对亲兄弟，托马斯和詹姆斯，他们俩和瑞维尔不一样，他们是汉考克的心腹，他们在那里不是为了日后作证，而是受命添油加醋去了。英军开枪，也是因为这些别有用心的旁观者使现场的情况越来越火爆和激化，导致士兵失去了控制。英军开枪完全是因为在武力威胁状况下的情绪失控，是汉考克和塞缪尔花了18个月创造的一个机会。
塞缪尔文攻，汉考克武卫。波士顿惨案发生后，汉考克作为市民委员会的代表，和赫特奇森总督、驻波士顿英国军队的主官道瑞马普上校谈判，要求英军撤出波士顿。当听到对方只考虑撤走一个团时，汉考克拍案而起：“全城起码有4000人准备拿起武器。”
赫特奇森和道瑞马普脸色大变，这分明是赤裸裸的造反。两人楞了一下，认定是这位狂妄年轻人的虚张声势，不过为了保险起见，道瑞马普上校同意将红袍军从城里撤到城堡岛上。
第一步计划进行的很顺利，下一步就是对英国官兵的审讯。汉考克和塞缪尔充分利用舆论和人们的反英情绪，准备将这场审讯变成反抗英国暴行的舞台。
普雷斯顿上尉和其他五名士兵被逮捕，殖民地政府保证给他们一个公正的审讯。但是，全波士顿的律师没有一个人肯为英国官兵辩护的，因为在全城反英气氛十分强烈的处境下，为英国人辩护等于在职业上的自杀。
塞缪尔感到非常满意，他的这步计划进行得非常顺利，下一步就等着法庭宣布英国人犯有谋杀罪，用法律的名义来宣告英国官方的罪恶。但是，他没有料到，居然有一个人肯无偿地为被告辩护，而且这个人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5，约翰·亚当斯在波士顿惨案中的精彩表现
这个人居然是约翰·亚当斯，又一次免费为人辩护，上一次是为朋友两肋插刀，这次是为了波士顿的全民公敌。
塞缪尔和汉考克觉得约翰疯了，两个人找到约翰，要问出个究竟，约翰的回答是：一个自由的社会必须有一个公平的审判。
兄弟和朋友因此反目，约翰能言善辩，塞缪尔和汉考克知道说不过他，只能找到波士顿另外一名顶尖律师，在法庭上和约翰较量。
这位律师是亚当斯家族的朋友罗伯特·佩恩。他和汉考克、亚当斯兄弟一样，先进入波士顿拉丁学校，1749年毕业于哈佛学院。毕业后留校教书。后来成为商人，到南方、西班牙和英国等处旅行。在此期间自学法律，于1757年获得律师资格，在现属缅因州的波特兰开业，后来定居在马塞诸塞的陶恩顿，1768年入选马塞诸塞议会。
佩恩是作为波士顿议会所派的公诉律师，他要求立刻进行审判。但这次和以前审判塞缪尔和汉考克不一样，法官虽然薪水的发放掌握在议会手中，但约翰·亚当斯本人就是马塞诸塞殖民地最高法院的法官之一，他成功地说动了自己的同事，把审判延后到当年10月。
半年以后，情绪渐渐冷却下来，温和的声音渐渐占了上风。审讯开始后，约翰·亚当斯在法庭上进行了出色的辩论，最后陪审团认定谋杀罪名不成立，两名直接向人群开枪的士兵也被判轻罪。
汉考克和塞缪尔的全盘计划，因为自己人的固执而功亏一篑。他们算计好了一切，偏偏没有算计约翰·亚当斯闹得这一出。更为不妙的是，经过波士顿这一闹，英国议会看到北美殖民地有动乱的可能，再次作出让步，除茶税外，所有其他税则完全废止了。这个让步的策略非常高明，局势向着对帝国有利的方向发展。经济一天比一天繁荣，大部份殖民地的领袖们也很满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