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美国军国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第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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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支持的一次推翻民族主义政权的政变建立的）被推翻，美国又遭到一次打击。　
　　在20世纪80年代，为了削弱伊朗，美国不断地在背后支持萨达姆反对伊朗的战争。美国给伊拉克政权提供伊朗部队移动的卫星照片，并帮助它制造和使用化学和生物“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战争以伊拉克受挫而结束。它极其需要石油收入来恢复经济和维持军队。但是它的收入基础被科威特的做法破坏了：科威特通过提高供给和实际地从伊拉克油田抽走石油将油价压低了。伊拉克准备给科威特一个教训。在禀承美国意旨的情况下，——美国大使阿普里尔·格拉斯佩表示美国对阿拉伯内部冲突不介入，伊拉克发起了入侵。萨达姆很快发现，他可能因为美国政策转变而遭受打击。　
　　美国曾通过伊拉克对伊朗施加压力。现在全球形势在变化，美国发现自己更强大了。萨达姆鉴于他在对伊朗战争的8年中得到了美国的支持，因此以为入侵科威特还会得到美国支持。但它成为美国1990—1991年组织战争的借口。　
　　然而在1991年初，美国还不能确定它是否能越过联合国决定的框架来实施对伊拉克的全面入侵。而且，它相信，萨达姆政权将随着军事失败而崩溃。那时，美国认为超出联合国授权太冒险。　
　　在接下去的十年中，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外交政策和军事干涉的日益增长的单边主义。1990—1991年的海湾战争在联合国框架下进行。1999年对南斯拉夫战争在联合国框架外、在北约主持下进行。2001年对阿富汗战争由美国单边进行。现在它不顾它的一些北约盟国的公开反对，计划入侵伊拉克并建立一个傀儡政权。　
　　我们已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侵略性不断增强——从遏制到反攻到现在建立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是和约30年前即20世纪70年代初以来的世界资本主义变化和战后经济繁荣的破灭紧密相关的。　
　　社会不平等的增长　
　　这些社会变化的后果可以概括为：国家之间和国家之内不平等的增长。　
　　上星期天在《纽约时报》上，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提到在财富和收入分配上发生的“地壳漂移”。他说，“不理解过去30年中发生的不平等的巨大增加的幅度、原因和结果，特别是不理解收入和财富惊人地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就不可能理解美国正发生什么。致富的过程与过去20年的金融寄生现象的大幅扩展以及对金融经济资源的掠夺紧密相关。人们很容易被公司丑闻的情节如贷款、经理认购股权等弄糊涂，但是事情很简单。所有这些复杂安排都是老练的公司战略对直接掠夺和犯罪活动的伪装。　
　　这种黑社会因素的出现不应被看成是个别情况，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经济自身运行中发生的正在深化的危机的表现。　
　　而且，如果外交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延续，那么掠夺伊拉克石油是美外交目标的中心有什么奇怪呢？或者，像威廉·塞德曼——美国商业电视频道CNBC的评论员和美国四位总统的高级经济顾问最近所说那样，对伊战争“很可能是我能所想象到的最最利好的事情”。　
　　反对帝国主义和战争的斗争必须指向那导致帝国主义和战争的经济、社会秩序——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为此国际工人阶级必须联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