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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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工理论于这两个领域同样得出了创造性的进展。杨与王建国（Monash大学博士）及
Wills 建立了一个数学模型，此模型的概念是在一个给定的法律制度下，社会中的竞争会平
衡于合作可靠性与分工之间的冲突：即合作越可靠，风险越小，则分工越发达。所以法律环
境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这个模型又提出了事前交易费用（在决策之前就能预见的，因而进
入谈判之中的）和事后交易费用（在谈判时不能确定的，由于一方取巧而造成的社会效率损
失）的概念。这两种交易费用有一定的替代作用。即考虑周到的谈判（增加事前交易费用）
可减少取巧造成的经济损失。竞争使均衡发生在两种交易费用之和为极小的状态。所以财产
权并不是定义得越明确越好，因为事前交易费用增加太大，虽然明确定义产权可以减少事后
交易费用，总的说来仍是得不偿失。计时工资相对于计件制的发展，公共汽车月票制等等是
使产权界定模糊，降低事前交易费用而使效率提高。一般而言，由法律制度决定的界定产权
的效率提高，会提高分工度，市场规模、贸易依存度及生产力。杨等三人曾用中国农村改革
的经验，验证了这一理论，他们的文章的中译本将刊出于《中国经济论坛1992年论文集》。
企业理论和经济发展理论在以分工为主导线索的思考下得到了统一。企业的成长和经济
的发展是同步发生的，然而在传统的发展经济学中这二者似乎并不相于。刘易斯的剩余劳力
理论，库滋涅茨和钱纳里的结构变化理论是传统发展经济学的主要理论。但从分工理论来
看，分工是企业成长和经济发展的根源。交易效率同时制约着企业成长和分工发展。自由化
政策提高交易效率，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减少交易风险交易费用。二者共同的作用造成了以
企业林立为特征的富裕社会。从杨和勃兰德的理论来观察，人均收入增长、贸易依存度增
长、市场扩大、内生比较利益的增加、专业贸易部门的扩大和其他结构变化都是分工内生演
进的不同侧面。而传统发展经济学中却将人均收入增长看成是结构变化的推动力，而结构变
化又促进了经济发展。
关于企业理论方面，杨小凯的另一个贡献体现在他与黄有光在《经济行为和组织期刊》
即将刊出的一篇题为“企业理论和剩余权力结构”的论文上。他们将Chase与张五常的产权
理论变成数学模型，在模型中证明了仅在劳动分工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企业，而且必定是劳
动力的买卖比起管理技术的买卖交易费用低才会出现企业。企业主花钱买生产劳动，这就出
现了企业组织；而不是一线工人组织起来买企业主的劳动，这成为合作社组织。其原因是企
业主的劳动从数量质量上更难界定，其交易费用更高的缘故。因此企业制度可以把一些交易
效率极低的生产活动纳入分工系统，避免对这些活动的直接定价和买卖。企业主的剩余权就
是他的服务的间接定价。这样看来，企业主的剩余权不是剥削而是其劳动报酬。
分工理论又被用来作宏观经济的研究。杨与勃兰德建立，一个模型，证明货币出现是分
工演进的一个结果，证明在生产资料生产的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没有商品货币高级分工
就不可能实现，证明了纸币用作商品货币大大提高交易效率，促进了分工和生产率，他还证
明了商业循环和失业有积极的生产力意义，因为商业循环是分工的产物，二者互为依存，耐
用品生产和非耐用品生产如果存在分工，则为了避免供应不足就会发生萧条。
杨小凯这些成就，将概括在他与黄有光合著，由著名出版社North－Holland出版的书中。
杨小凯在80年代初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技术经济研究所任一般研究人员（未定
职），1982年末他转去武汉大学任教。19S5年经由邹至庄推荐去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经济
学博士，1989年获得博士学位，受聘于澳大利亚莫纳什大学经济系。三年内接连由讲师提
为高级讲师和教授（Reader）。
伦理观的演进与经济发展
伦理观念渊源流长，它最初的出现远早于交换成为一种制度之前，道德是保持社会稳定
与和谐所必要的行为规则，而人与人的冲突无例外地是与人的自利动机有关，所以道德自古
以来就与抑制自利有关，牺牲自己的利益并有利于他人成为道德的同义语。世界上各个民
族，各种文化对道德的解释，仔细分析起来有相当多的差别，但牺牲自利以帮助他人则是各
种道德观中的共同成分。当今世界各国的法律差别极大，但一个人不论到哪个国度去旅行，
只要遵循本民族的道德规范，一般就不会触犯他国的法律。并不需要对人家的法律作专门的
了解。
在人类社会的早期即已出现的道德观，它以约束个人的自利为特征，对建立以交换为基
础的商品经济起了阻碍作用，因为交换是以自利为前提的。交换最早发生的年代现已无从查
考。在中国，交换逐渐濒繁以至于出现了货币也发生在很早的年代。公元前11世纪西周开
国时已经有金属货币出现，然而在以后的3000年内交换虽然给人们带来利益却并未成为每
个家庭生活必须依赖的方式。相反，衣食住多半仍取诸当地的资源，尤其是土地；只有盐铁
等少数商品必须通过交换才能得到。虽说在明代，甚至远在宋代，在中国的大城市中交换已
经很发达，然而占当时人口90％以上的农民，交换仍是偶一为之的活动。甚至到文革时
代，广大农村的经济自给率仍非常之高，河南产棉区几乎家家户户都有纺织机，穿衣仍是不
求人的。商品经济是非常不发达的。
能给人们带来巨大利益的交换不能发展成为一种制度，其直接的原因是历代帝王都采取
了重农轻商，甚至打击商人的政策。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迁天下豪富12万户于首都咸
阳；汉高祖也“徙齐楚大族昭氏、屈氏、景氏、怀氏、田氏五姓关中”。当时的豪富多半是
大地主和生意人。所谓“七科滴”就是秦始皇征集逃犯、赘婿和商人（包括三代以内曾经过
商的）去攻打南方三郡。汉初规定商人不得穿绸衣、骑马，乘轿。汉武帝时叫杨可去征富商
大贾的财产税，弄得中等以上的商贾大部破产。秦汉以后，打击商人的政策一直未断。且不
说大陆解放以来对资本家出身的人在升学、提级、参军等方面的歧视，也不说文革期间将全
国农村集市一扫而光，就在改革初期长途贩运仍属非法；而今低价购进待价而沽仍被当作投
机倒把。今天从商致富虽不致被强制迁往首都，但致了富的人多半有如履薄冰之感。他们最
安全的策略是趁早收敛起来，兔遭不测。只有外国资本在中国发了财比较能得到政策上的保
护，如果投资环境好他们还有扩大投资的意愿，否则还是把利润汇回国去免生是非。
重农抑商政策的背后是伦理观在起作用。伦理是一种最基本的意识形态，靠了它，人们
作出一种政策是正确还是错误的判断，人们认为是错误的政策，即使政府强制推行，也难于
贯彻和持久。打击商业活动的政策之所以能经历几千年而不衰，自然有其伦理学上的原因。
自古以来中国最具有影响的哲人都认为出于自利追求物质欲望是可鄙的。孔子只是说：“不
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老子则说：“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
不乱。”到了宋代，哲学家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文革时则发展为“狠斗私字一闪
念。”确实，如果人人都无私欲，当然天下太平。然而这里包含着一个基本的矛盾：如果人
人都没有了私欲，还有什么可追求的呢？因私欲膨胀造成了社会的不安定，最终加害于每个
社会成员，使他们最初追求的欲望不能满足，因此欲望才要加以限制。如果把欲望从根本上
取消掉了，还有什么目标要去追求呢？但精神满足归根究底离不开物质满足，为革命牺牲是
一种精神满足，那是因为自己的牺牲能使别人得以物质满足。如果一切的人都无求于物质满
足，精神满足岂不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且人类历史的发展是物质欲望不断被更多更好
地满足的过程。而今继续寄希望于劝人放弃物质欲望来达到社会大治的人，不妨回顾一下历
史的总趋势。
专门利人毫不利己，从动机来看当然是高尚的。然而从效果看，提倡这种行为并不能达
到提高社会道德水平的目的，因为这种行为提供了另一批人白占便宜的机会，从客观上鼓励
了另一批人的道德沦丧。如果全国大多数人都做到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其余少数人正好可以
肆无忌惮地膨胀其私欲。所以损己利人的原则决不可用来作为制度设计的前提，只有当人与
人处于不对称地位时，这种道德原则才有必要，例如富人和穷人，强者和弱者，处于危急情
况下和不处于这种情况的人，这才能使社会福利有效的增加，社会更协调地发展。然而毫不
利己专门利人不能成为普遍适用的制度原则。
交换能产生正和结局，已如前所述，是由于各方发挥相对优势的缘故。谁具有某种产品
的生产优势，这是通过价格竞争来选拔的，不是任何人钦定的。所以公平竞争是一个必要条
件，但这个条件等价于交换双方必须平等和自愿，只是附加要求交换信息的充分流通。交换
双方如果地位不平等，一方可以控制另一方，则交换或许不会发生，因为特权一方不必通过
交换来实现自己的利益目标；或者交换使一方受损，因为他没有退出交换的自由，此时虽然
有交换发生，实际上只是改头换面的剥夺，官商结合就是这种不平等交换的典型例子。在交
换发展过程初期往往有特权阶级的参与，因而破坏了交换的名声，使得大大有益于全社会的
交换被群众抵制。此外，即使是没有特权的一方也常试图用欺骗手段牟利。这些都阻碍了交
换制度的顺利建立。
地位平等和选择自由不仅是交换中人的应有权利，它具有更广泛更多的含义，这就是人
权，当今各国中人权较好地受尊重的国家交换也比较发达，这并非巧合。然而在古代，普遍
认为社会秩序与个人自由是互相冲突的。要保持社会秩序，必须对个人自由加以限制。由谁
来限制？由社会中有权威的人士。所以社会必须分为受治于人者及治人者；劳力者与劳心
者；小人与君子；或者奴隶与贵族。无论东方哲人孔子或西方哲人柏拉图，费尽心智也没有
能设计出一个人人平等而且有秩序的社会。孔子的道德观具有永恒的价值，但他的道德观不
需要人权的支持，换言之，在人与人不平等，一部分人享有特权的社会中，可以用他提倡的
教化来使人人都安居乐业。但是可悲之处也正在此，用忽视一部分人的利益的方法去保证社
会秩序，这个秩序未必能长久维持。中国两千多年中发生的无数次农民起义说明了这一点。
如何安排一个既有人权保障又有社会秩序的人际关系，是向人类社会提出的最严重的挑战。
到目前为止民主和法治认为是最接近于解决这个问题的答案。西方一些国家经过几个世纪的
内部调整，大体上做到了社会权力的平稳接交和公民权利的受尊重。然而利益集团对政治施
加影响，使真理被歪曲，事实被掩盖，丑闻不断发生，更不用说有利于社会进步的长远措施
极难贯彻。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的社会制度不是一个理想的制度。可是出路何在？没有
人知道。幸而人类的智力还没有穷尽，只要人民的智力不被窒息，希望总归是有的。
一个国家的经济要能增长发展，有两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全体成员有干劲，懒洋
洋的人不可能有增长。二是百姓的干劲要用在正确的地方。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干劲是有
的，但用错了地方，最后导致失败。干劲既可出于自利的动机，也可出自建设祖国，或为公
的动机。有人认为为公的动机不可能持久，并举中国、苏联的经验为证。但我认为为公的动
机激发人们苦干，如果苦干的事实能回报给全体百姓，且每个人相信别人也在无偿地为公工
作，则这种动机可以持久。从长期来看中苏等国经济发展受阻的原因，恰是不能保证干劲用
在正确的地方，或者说，为公的动机不能保证上面第二个经济增长的条件一定能满足。这里
要用到微观经济学中极重要的一条理论，即均衡价格系是唯一能引导资源最佳配置的信息系
统，而均衡价格是这样形成的：出于自利的消费者在市场上寻求索价最低的供应者；出于自
利的生产者在市场上寻求出价最高的需求者，在竞争条件下达成的成交价格就是均衡价。没
有出于自利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就无法形成均衡价格。苏联和中国的经验都证明，在计划经济
的初期经济发展是比较成功的，因为当时的价格继承了原有的市场价格，它很接近于均衡价
格。在经济获得最初增长之后，价格必须作出相应调整，以继续引导资源在新情况下的合理
流向。诺贝尔经济学奖金得主（1971）库兹涅茨在研究各国经济增长的实绩后得到的六点结
论之一就是在经济高速增长时必伴有相对价格的剧烈变动。在一切“为公”的经济中，价格
被视为无足轻重，而且常常固定不动。结果计划人员失去了衡量效益的依据，使经济陷入日
益严重的混乱：经济结构扭曲，虽然每年都有巨额投资但长期短缺的产品始终调整不上来，
该进口的产品在出口、积压的产品越产越多。这种缺乏效率的现象并非计划人员的低能，而
是失去了一切计算效益的根据，即一套正确的价格。其根本原因正是大家都为公，不在价格
上计较，无法形成一套均衡价格。
前面论证了从自然经济过渡到商品经济时道德观念必须作相应的调整，要承认人追求自
身的利益是正当的，合乎道德的。这种道德观与传统道德观（德行必须是克制自利）相比，
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历史越悠久，传统文化的根底越深厚，完成这个转折也越困难。而且在
转折中还可能走向另一个极端，即私欲膨胀，把传统道德中应继承和发扬的部分统统反掉
了。自利的行为是正当的，但有其严格的界限，即不能影响别人的自利。这是显而易见的，
几乎用不着任何解释，可是在从传统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大规模地发生欺骗，毁
约，假冒、贪污，这差不多已成为规律。究其原因，正是因为市场经济要求肯定交换中的自
利动机，人们在改造传统伦理观时不分青红皂白，把一切克制自利的观念统统加以否定。这
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要区别市场运行和市场规则。市场运行是由自利的动机所驱动，而市
场规则则不能靠自利的动机去维护。放松市场管制（Deregulate）是指市场运行应该自由，
而市场规则却是丝毫不能放松的。一些经济在改革过程中引进了市场机制，由于没有正确区
别市场运行和市场规则，发生了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令人担忧的倾向。于是一些学者和政
治家惊叹人心不古，甚至谴责商人的追求利润，咒骂金钱的万恶，恨不得回复到古朴的自然
经济时代。殊不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旧可以保持一个很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