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2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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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家惊叹人心不古，甚至谴责商人的追求利润，咒骂金钱的万恶，恨不得回复到古朴的自然
经济时代。殊不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仍旧可以保持一个很高的道德水平，做到道不拾遗夜不
闭户，尤其重要的是交换活动中的守信和诚实。在这样一个社会中经济纠纷很少，交易成本
极低，资源流向合理，经济效率极高。一些经济发达的富裕国家已经出现了这种变化的开
端，也许由于缺乏必要的理论指导，这一变化进展得似乎并不很顺利。可见不论是发达国家
或是发展中国家都需要研究伦理观演进和经济发展的关系。近年来出现的全球性环境问题，
更使这一问题变得具有紧迫性，因为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不可能是每个国家、企业、个人追
求自利的结果，而只能基于共同的责任感。它类似于市场规则的维护，但又不尽相同，我们
需要更多的知识，包括道德演进的方向，决定道德观念强弱的因素，对于非道德行为的对
策，道德与传统文化及科学发展的相互作用，新道德规范与人权及法律的关系。我想这是向
各国社会科学工作者提出的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新课题。
对”假冒伪劣”的反思
市场运行有其必须遵守的规则。参与市场的各方必须烙守规则，才能从市场中得利。彼
此破坏市场规则的结果是大家都倒霉。市场规则可以形象地比拟为交通规则。大家都遵守交
通规则，人人可以安全通畅。如有一部分人破坏规则，开车走路不问红灯绿灯见缝就钻，结
果必定是堵塞不通。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正是一部分人用损人利己的办法去赚钱，极大地
破坏了市场规则。政府的职责之一就是维持市场规则。当今严厉打击假冒伪劣产品，不但深
受消费者的欢迎，同样受生产者的欢迎。打假活动必须长时间地坚持下去。市场应该是自由
的，但市场规则的遵守则没有任何“自由”可言。只有坚持不可逾越的市场规则，才有可以
自由选择的市场活动。
但是单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假冒伪劣产品的出现有其自身的规律。试对假冒伪劣
产品的品种加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产品尤例外地都是利润极高的一些品种，例如茅台
酒，红塔山香烟，耐克牌旅游鞋。如果这些产品的定价降低，利润减小，假冒伪劣出现的可
能性降低。所以生产者防止自己的产品被假冒而受损，可以有另一种选择，即降低自己的定
价和利润，使假冒者无利可图。从经济学来分析，这种防止假冒伪劣产品的策略更有利于全
社会的经济效率，防止浪费，同时也能减少收入分配的过分悬殊。当然，生产者完全有权作
另外的选择，即限制高质量产品的产量，保持其很高的垄断价格，从而得到超额利润。不过
从全社会的利益来看，我们不鼓励这后一种策略。
在目前人民购买力迅速提高的市场环境中，新产品不断涌现。当新产品上市时，如何定
价是一门大学问。这些产品只要设计好，工艺精良，受消费者欢迎，确实可以定很高的价，
生产和经销的人都可以发一笔财。但因为利润太高，不但有假冒伪劣的危险，也有正常渠道
竞争者进入的可能，而这种竞争一般而言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只要不侵犯专利权）。所以奉
劝新产品生产和经营的请君，从长远利益出发，降低利润水平，不但有利于消费者，同样有
利于生产者自己。
1993年10月14日
要帮助穷人！为什么？怎样帮？
政治家们喜欢谈论经济增长，但很少有人关心谁的经济是最应增长的。经济的增长，既
可以通过每年生产出来的商品和劳务的不断变化来衡量，也可以通过所有人收入的变化来衡
量，因为人们只有用他们的收人才有权获得所生产出来的商品。
在一个平等的社会里，高度的经济增长也就意味着个人收入的高度增长。但由于收入分
配的不均等，高度经济增长不一定表示个人收入也同时增长。在某一种收入分配方案里，某
些人的收入也许比另一些的增长快得多，更有某些人的个人收入也许根本没有增长。
在商品自由交换的市场经济里，个人收入的水平和增长速度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个人生
产能力和他们所能拥有财产的生产能力不同造成的。认为一个人生产能力越强，他的工资就
应越高；这种观点就叫作效率观（或交换观）（productivity ethic or mutative
justice）。一个人生产能力的高低；首先取决于他人力资本的存量（human capital stock）；
这或许可以从他受教育的年限来确定。它还取决于其他方面的因素，如身体素质、心理素质
和技能。有些不一定是本人能拥有或创造的。从这一点上说，效率观并不是一条无可争议的
理论，因为不大可能保证一个人生产出来的产品全部再返还给了他本人。尽管如此，效率观
仍是一条指导收入分配的最有用的理论，那些遵循这一理论的国家逐渐走向了繁荣。之所以
这样，是因为这一观点导致了一种制度，即多创造的人多收益，限制了不劳而获、瓜分别人
创造财富的机会，公民都能从其对教育和物力资本的投资上获取不断扩大的收入。人力和物
力资本的投资越大。经济增长越快。因此，经济增长取决于那些有权从事消费。娱乐，教育
和储蓄的人中，有多少比例是选择了教育和储蓄。
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同样有权利作这样的选择的。有些人他们不可能对教育作出任何
投资，更谈不上储蓄，因为他们的生产能力很低，他们的收入仅能勉强维持生活（我们称他
们为穷人）。可见，只有通过那些生活较优裕的人的集体行为才能帮助他们。我们为什么非
得帮助他们？近来的经济增长理论表明，不仅仅是因为人类本身具有的同情心，更因为客观
实际存在的两条经济原因。一是提高这些穷人的生产能力，能够提高较富裕的那些人所拥有
的物质资本的生产能力，因而对富人同样有利；第二它缩小了现行经济发展中的收入分配不
均，从而可以导致一个较好的对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和谐的社会环境。
帮助穷人富起来，政府可以采取下面三种方法：
（1）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
（2）提高富人的生产能力；
（3）向穷人直接投资。
第一种方法可以提高穷人的收入水平，但并不一定提高他们的生产能力。“解决不平等
问题，实质上不可回避的是对健康、教育、技能上的投资，用财富再分配的办法是无法解决
的。”而且，大规模的收入再分配违反了效率观，有可能阻碍富人生产力的提高。因此，一
个良好的社会宁愿从效率观出发，通过个体或政府的力量来促进生产率，也不愿破坏依法制
定的税收和收入再分配原则。
第二种方法也称为滴漏理论，即通过对富人的投资，创造就业机会，增大经济产出，从
而最终带动那些较穷的人，使他们从中获益。政府增大富人的牛产力有多种渠道，比如可以
通过税收、建设良好的基础设施来刺激那些有钱可以投资的人。增加了投资，就有了良好的
有助于经济发展的宏观经济环境。依据滴漏理论的政策是一个有效的办法。但是应提出以下
两个问题值得我们注意，一是人均收入要提高到何种水平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贫穷？二是即使
人均收入的增长与贫穷的减少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然而要消除贫困现象也许需要一
段极长的时间。
第三种方法是直接提高穷人的生产能力。这已经成为许多多边援助机构的信贷政策，它
是消除贫困的最有效的办法。一些发展中国家最近刚刚开始实施的免伙食费就学项目，就是
其中的一例。该项目使学生就学和政府食物补助联系起来，然而，政府针对减少贫穷和提高
生产力所进行的各种项目，其效果还取决于穷人对这些措施如何反应。更进一步说，扶贫项
目开支的大小可能会被政治制度所制约。在中央集权下，政府开支的组成和数量是由一部分
人控制的，而在民主社会里，却是由大多数选民选举出来的代表决定的。大多数选民根据社
会现状投票，这些社会现状包括收入的分配、人均收入的水平，宗教问题以及他们对当选的
政府官员的态度等。因此，经济增长依赖于国家的制度和最初的经济状况。这样的一个依条
件而定（path－dependent）的经济增长也许会限制政府干涉的程度。
一个国家开始的经济状况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改变，这就会限制他以后的发展，例如一
个拥有众多人口、生活水平较低的国家，因为大多数人不存钱、不投资于教育，经济就很难
起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外来资助也许是使这个国家跳出“增长陷阱”的唯一办法。
1994年1月20日
管理条例——对方缺席的契约
——谈转变政府职能
市场经济对解放生产力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其诀窍正如斯密所指出的，它把每个人发
家致富的努力汇集成为全社会经济增长的动力。人们自私的愿望不再成为社会动乱的根源，
反而促进了彼此的幸福。市场经济中权责利的关系建立在契约之上，而不是宗亲关系之上。
每个成年人都有自主地与他人订立契约的权利。为了防止契约侵犯他人的利益，所以要有法
律，这是每个人都要遵守的规则。凡与法律抵触的契约都是无效的。由此可见，法律不同于
契约，它不需要得到当事人的同意，它是维持社会秩序的最基本的原则。
法律对于市场的重要性，经过近年来的实践和宣传，已逐渐为大家所认识。但管理一个
市场光有法律还不够，因为法律只规定了对个人权益的保护，并不能保证市场运作的效率。
为了提高效率还需要制定一系列的管理条例，它使得同一件事可以用较少的人力物力去完
成。由此可见，管理条例虽然也是由政府制定、颁布、执行的，但它完全不同于法律，它实
质上属于契约的性质。它不同于一般契约的，仅仅在于它是由一方单独制定的，并没有征得
另一方的同意，这是因为在技术上不可能逐个去征求当事人的同意，而不是因为像法律那
样，不需要征得当事人的同意。所以管理条例实质上是一方缺席的契约。
但是在我国这个缺乏民主传统，政府常有至高权威的国家里，官员们似乎有一种习惯，
即“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在这种习惯影响下，主管部门颁布的各种管理条例，往往
缺乏和对方商量的精神，而只顾自己的方便，其结果是与制定“管理条例”的初衷相背，不
是提高效率，方便各方，而是叫当事人往返奔走，浪费时间和精力。有的条例成了刁难对方
的借橱，既不能给自己带来方便，还给别人设置障碍，甚至叫人左右为难，无所适从，所以
才有办一个合资企业盖几十个图章的怪事。
所谓“对方缺席的契约”，其核心精神是指一方无权强加于人，相反，它应当是平等协
商的结果。所以在制定条例的当时，便应尽量考虑当事人可能提出来的反建议，并想法达成
各方都能接受的条款。试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中国公民为了出国申请护照，必须有正当理
由。对方邀请可构成正当理由，但邀请信常用外文书写，为了审查方便，当局规定外文邀请
信必须译成中文。同时为了保证译文的真实可靠，必须由被授权的翻译机构来翻译。这一系
列规定看起来是合乎逻辑的。但这里忽略了一个要点，即如何从申请人的方便出发，使事情
能用最短的时间，最低的费用办成功。成千上万的申请人很可能提出一条反建议，即政府雇
请兼懂外文的人才去办理申请护照的审批，这样可以节省往返请人作翻译的时间耗费，将译
文打印成文，以及翻译本身的费用。这笔费用对每个申请人而言，总在50元以上，而如果
由兼懂外文的办事人员办理，所增加的额外费用平均在每一笔申请上大约只不过二三元钱。
这样所节省的社会成本全国每年可达上千万元，这仅仅是几百几千件类似规定中的一个例
子。全国每年因政府颁布的条例不尽合理而造成的直接间接浪费恐怕要占整个国民生产总值
的几个百分点。
和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之所以比较穷，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原因。
做生意，买卖货物，提供服务，都出于双方自愿，实质上是一种契约关系，其特点是任
何一方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方。在现代社会中，有许多商品和服务是由政府独家提
供，由不得客户挑选。处于这种垄断地位，政府即使像宰人个体户那样索取高价，百姓也只
能就范。现代经济理论分析得出结论，即使政府将所赚的超额利润用之于民，对整个国民经
济仍是不利的，因为价格扭曲导致了资源配置失当。如果个别部门将高收费当作单位的福利
来源，则无异于以权谋私，离开贪污仅一步之遥。政府部门以其垄断地位收取额外费用，在
社会上起了不良的示范作用，其危害性更不能用金钱来计量。
政府很大一部分的工作正是制定和执行各种管理条例，将自己置身于一个平等的契约一
方，将极大地改变政府职能，同时也将改变政府在公众中的形象。
1994年2月8日
中国改革的制度观
中国经济改革的16年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了2．3倍（《中国统计年鉴》1993年第31
页），这在中国的几千年历史中或许是独一无二的，在当今世界各发展中国家摆脱穷困迈向
小康的历程中也是一件特别重大的事。那么它对经济学的意义是什么呢？经济学本来就是研
究财富增长规律的，中国经济迅速增长的事实应该为经济学理论提供最根本的事实佐证。今
大我们就为这个问题试图作出一点回答。
微观经济学很好地论证了价格如何引导资源配置，以及竞争形成的均衡价格如何使资源
配置的效率达到帕累托最优。中国的改革确实对这一微观经济学的结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事
实例证。但经济学分析停留在这个层次上显然是不够的，因为从改革的历程来看，更重要的
问题是为什么价格会发生扭曲，纠正价格扭曲的阻碍来自何方，以及依靠什么力量才能推进
价格改革。近年来国内对产权理论的兴趣极高，正是由于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
产权对降低交易费用和提高经济效率的作用逐渐被中国的经济学家们所理解，而且结合
自身的实践加以开拓，极大地丰富了渊源于西方的这门学问。然而产权理论和交易费用理论
是否可以完整地回答中国经济增长的规律，并进一步指出深层次改革的方向？从事制度研究
的经济学家对此持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除了产权理论，还有更深层次的问题需要加以发
掘。
我们将从一个最基本的事实来发掘这个问题，即穷国和富国的劳动者同工不同酬。要回
答富国与穷国同工不同酬的原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从制度经济学家的眼光里可以
简单概括为是经济制度不同造成的。确实，世界上一切穷国都在经济制度上存在严重的缺
陷，所以穷国的青年人都希望移民到富国去，更换一个制度背景，使自己同样的劳动可以获
得较高的报酬。发展经济学致力于研究穷国如何能变富，过去把眼光集中在储蓄。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