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谁妨碍了我们致富-第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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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却要消耗较多的社会财富来实现同样的目的。
住房、医疗、教育
美国联邦政府在1965年设立了住房和城市发展部，该部有2万名雇员，每年开支100
亿美元以上，此外还有州和地方政府在住房方面花钱。这些钱用来为低收入的家庭建造住
房，向中等收入的家庭提供公共住房，以及为租赁私人住房提供房租补贴。
然而住房补贴的计划同样受到官僚主义的损害。由于住房是公家出钱造的，首先是建造
的质量缺乏严格的监督，牟取高额利润的建筑商得到了好处，而应该得到帮助的人受到损
失，因为政府花在这方面的总预算是一个不变的量。其次，公家出钱造的房子往往缺乏良好
的保养，不像私房出租给房客，双方对房屋的维修状态都负有责任。房主不会允许房客元端
地破坏房屋，房客也不会同意房主该维修的地方不维修。公家的房子情况就不同，虽然也有
许多规定防止房屋的过早损坏，但这些规定可能被遵守也可能不被遵守。事实上许多公共住
房工程完工之后不到几年就损坏得不能住人，有门路的人相继搬出去，留下来的空房子成了
贫民窟，甚至变成吸毒和犯罪的场所，于是房子更加破损得像“发生过巷战的地方”。
与住房计划有联系的是城市复兴计划，它规定政府出钱征用需要重建的地段，然后多半
以人为的低价供私人开发者利用。显然，得到好处的首先是得到低价地皮的房地产经营者。
而那些需要重建的拆迁地段往往是黑人和低收入人们的聚居处。结果是城市复兴计划拆掉的
是黑人住房，重建起来的房屋是供中上等收入的白人居住，也就是加剧了社会上的不公平现
象。这与复兴计划的初衷恰好背道而驰。这里的毛病也是出在政府的权力机构介入了经济事
务。如果这些有待重建的地段确有复兴的客观条件，启会有房地产经营者以合理的地价和拆
迁补偿来从事开发，如果能达成开发协议。说明各个有关方面对协议都是满意的。现在的办
法固然也使各方满意，但那是借助于国库的支出，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最终倒霉的是一般
老百姓。还有一些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与政府部门有密切联系的大学、教会和公共机构，靠
着这种城市复兴计划，来改善自己周围的环境。这种靠着权势来取得利益的做法，增加了
“计划”所产生的流弊。
医疗照顾是美国花钱很多而群众意见又很大的又一个方面。过去，政府也出钱资助一些
医疗保健事业，例如环境卫生、传染病防治、现役和退伍军人的医疗照顾，当初这笔钱的数
字不大，到1960年还不到50亿美元，只占国民收入总额的1％。1965年开始实施了医疗照
顾和补助方案，开支迅速增大，1977年己达680亿美元，占国民收入的4．5％。全国的医
疗总开支中，经政府的手花出去的钱从1960年只占25％上升到1977年42％。在此期间，
固然医疗设施也得到改善并在增加，但费用增加得更快，其结果是医疗的价格上涨了许多。
这里起作用的是由于有关机构的官僚主义使浪费增大和医务界的行业垄断，限制了竞争。这
样，就把价格抬了上去。
医疗照顾的实质是政府用从纳税人那里征来的税款代病人支付医疗费，因而政府成了医
院的主顾。几千年来的行医过程从来是病人作为医生的主顾，因此医生必须对病人负责。现
在政府成了医生的主顾，医生就变为对政府负责，病人的痛苦就较少地受到关心。医生首先
是要满足政府的各种规定，当然，这些规定的宗旨也在于保护病人，使病人满意。但是，病
人是否感到满意只有病人自己最清楚，政府中主管医疗的人决不会像病人那样清楚。可是决
定医院经费、医生工资、工作环境的最终是政府官员，是官员们按规定标准检查医疗工作得
到的印象如何，病人至多只有间接的发言权。
医疗社会化是从英国学得来的。英国从1965年到1973年的人年间医院工作人员总数增
加了28％，行政辅助人员增加了51％，而床位的平均使用率下降了11％，这并非是由于病
人减少了，其实英国在这一期间的每时每刻平均有60万人在等待病床。英国政府为了平衡
有限的预算和病人巨大需求之间的矛盾，采取了压低医生待遇的办法，结果造成了1983年
英国医务人员的大罢工。同时，有办法的医生纷纷逃离英国，每年移居国外的医生相当于英
国医学院校毕业生人数的1/3。这就使得医疗服务的供需矛盾火上加油。事情总要找到它的
解决办法，那就是近年来私人诊所、私人健康保险、私人疗养院迅速增加。
可是在美国，事情还不是那么容易地能得到解决。私人医生要开业，必须得到政府颁发
的开业许可证，颁发许可证的工作通常由州政府委托给主要由知名医生组成的专门机构负
责，由州的立法机关提出批准许可证的具体条件。确实，名医由于具有专门知识，他们最有
资格来判定同行中谁具有开业的能力。但由于市场上无情的竞争力量，这些知名医生有意无
意地限制开业医生的人数。以保持原来医生的垄断地位。当然，摈弃市场竞争是以牺牲病人
的利益为代价的。现在美国医治费用出奇地高与医生的劳动报酬高出一般水平是直接有关的。
尤其糟糕的是这些参与发放开业许可证的知名医生的公正性受到了怀疑。因为能够开业
的主要条件之一是“受过正式训练”，而在这些知名学者所在学校和研究单位读过书和做过
事的显然应属于“受到正式训练”之列。于是资格审查委员会究竟是在为了病人的利益而工
作，还是在为了本人所在单位，最终也是为了本人的利益而工作便受到了怀疑。这种资格审
查的失当，必然妨碍许多有才能的医生获得开业资格，这方面有确实的统计资料作证。这
样，不适当的医生开业许可证审批制度不但限制了医生人数量、抬高了医疗费用，而且在某
种程度上降低了医疗质量。
从事于崇高目的的职业，而且具有高级专业知识的医生，一旦脱离了市场的监督，也难
免染上官僚主义的习气，这说明了官僚主义并非是政府官员们所专有的。这种类似于行会的
行动方式决不限于美国的医疗系统。事实上，不论是木工、汽车修理工，水管工等，在中等
以上的城市里都有他们的同业工会。一个局外人尽管他具有高超的手艺，丰富的经验，甚至
还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他也很难获准挤人这个行业里去。确实，工会对于这种具有竞争能
力的对手格外地保持警惕。但这一切的结果都使消费者受到损失——用较高的劳务价格购买
了并非是最好的服务。这种工会的超市场力量的介人也在出卖劳力的人群中造成巨大的矛
盾。对于那些不幸的人来说，市场既然不能为他们提供公平的机会，剩下的出路就是诉诸法
律，甚至诉诸暴力。这一点解释了何以近年来法律诉讼和暴力事件中与工会有关的占了很大
的比例。同时谋私利、讲关系。开后门，裙带风也在腐蚀这些组织本身。先进昂贵的医疗新
发明，急剧抬高了保险开支。由于医疗费由保险公司支付，新奇的医疗方法不论多贵也有人
要用它，于是降低了社会效益，有些更能满足人民需要的消费被压制。
与医疗问题十分相似的是教育。美国建国初期一直到本世纪30年代，除有各州先后通
过了强迫入学法令之外，政府对教育插手较少。学校大多是私人办的，不论大、中、小学多
半如此。但以后逐渐展开了所谓“改革运动”，这个运动固然有其成功的一面，主要是提供
了更广泛的入学机会，特别是在高等教育方面，但付出的代价很高，近年又出现了教育质量
的问题，使得家长们对此十分担心。
现在美国的学校仍旧是公办私办同时并存。但由于国家用税收支持教育，公办学校大量
增加。在1928年，高等学校中公立学校的人数比私立学校的少，到1978年上公立学校的人
数增加了3倍。该年政府直接拨款的高等学校的经费己超过了公立加私立高等学校总经费的
一半。在初等和中等教育方面，除了政府拨款办学之外，还有大笔经费用于教育管理，结果
使得学校的控制权更多地落到了职业教育家手里，尤其在大城市里，由于政府直接管教育，
学校权力日益集中，官僚主义的问题也日益严重。
教育中出现的问题，从实质上看，也是纳了税的公民不能直接对学校进行监督，而要通
过政府设置的学监来行使此项权利。做父母的无法干预孩子受什么样的教育，不能通过缴学
费来为孩子挑选学校。教师们虽然很知道如何因材施教可使教育活动效果最好，可是他们不
得不应付学监们的挑剔。而教育和行政管理人员对公立学校运动的支持，大部分出于自私自
利的动机。他们期望，因为是由政府而不是由学生家长直接交学费，他们将得到更牢靠的职
业，更有保障的薪金收入以及对教育更大的控制权，因为学监们接管了教育的权力，家长的
控制权被剥削，学校的职责也因而改变了。学校的基本任务本应是教会学生读、算，写，并
通过文化的培养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观念，但现在学校还被用来“促进社会流动性，加强种
族结合”等一些与教育无关的目标。70年代中引起全国大争论的用校车接送学生的规定
（为了消除种族隔离，要求黑白学生混校，规定用校车将孩子送到较远的学校去上学）就是
一个例子。这些趋势不能不影响到教育质量。
出路何在
30年代大萧条引起的政府干预经济的做法，使得市场机制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法
则受到严重的削弱，由此而引起的经济生活中的官僚主义问题日益受到公众的注意。但是直
到1980年弗里德曼的《自由选择》一书出版的前后，采取的主要办法还是用更详细更具体
的规定来纠正以前那些一刀切的官僚主义的规定，这种办法实质上是用官僚主义来克服官僚
主义，结果是机构越来越官僚化，互相抵消力量的无用工作越来越多，有许多统计数字证
明，投入增加更多，产出增加得较少，总的情况是效率在降低。
以弗里德曼为首的一批自由派的经济学家特别强调了恢复市场机制的重要性，不但出版
了一些书，而且还拍成了电视片，对社会舆论产生了相当的影响。近年来出现了放松管制
（deregulation）的势头；例如对石油价格的政府限制已经取消；对飞机运费的管制已被废除，
甚至邮政事业也出现了私人承办的机会。这一趋势不但在美国出现，而且波及到加拿大、意
大利等国。一些垄断性的行业如铁路，原来受到的各种定价限制也在放宽，几年来实施的初
步效果是好的。但在一些有政治敏感性的领域里，例如核电，审批的手续还没有简化。
按弗里德曼的主张；他本不是想取消累进所得税；而是希望把这种纠正贫富悬殊的税制当
作唯一的，或至少是主要的公平措施，因而其他各种辅助措施就可取消，让市场机制去发挥
作用。对于收入低于某一水平的家庭，政府征收负所得税，实际上是给予货币补贴。用货币
补贴来取代各式各样的实物优惠，既可保证公平，又有经济效益。他们还主张充分开展保险
业务，以此来弥补个人遭受的风险和不测。在这样的组织原则下，社会上也还会有不幸的
人，此时私人慈善事业会得到发展。根据历史资料，美国在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初，政府对经
济事务的干涉很少，经济得到顺利发展，那时也是美国慈善事业大发展的年代。只是后来政
府承揽了大部分的社会保险和救济，私人慈善事业的职能转移给了政府，它的进一步发展也
就没有必要了。
自由派还必须回答一个问题，政府对经济不干预，会不会重演30年代的大倒闭大萧条
（那次危机的损失相当于一次世界大战的损失广弗里德曼仔细研究了30年代危机的产生，
扩大和结束的过程，他的基本看法是危机并非必然发生，这是人群中产生的对金融界不信任
的气氛传染扩散的结果。在危机中倒闭的一家最大的商业银行——美国银行，完全是因为储
户不信任引起的挤兑风潮，同时联邦储备系统（主管全美货币金融）义没有及时作出有力反
应而垮台的。美国银行倒闭之后对它的资产作了折价处理，最后每美元存款偿付了92．5美
分。这证明它是一家殷实的分行，也证明储户对银行不信任引起的挤兑是一种盲目的行动，
如果储户不盲目行动，7．5％的损失原也不至于发生。群众中确实存在着一种一窝蜂盲目行
动的心理基础，因此政府的职能一方面是监督金融企业（以及一切企业）的合法经营，一方
面是当群众中出现盲目的一窝蜂行为时，应对金融界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以稳定从银行到一
切经济往来中的信任感。这样，严重的经济危机就不会重演。政府除管好政治、外交，国
防、立法和司法，以及少数特殊经济问题（主要是垄断和所谓外部效应externalities）之外；
其余的问题应留给市场去解决。甚至在少数特殊的经济问题的处理上，政府也要充分估计到
干预本身也有它自己的外部效应，只有确实了解到干预的利大于弊时，干预才是必要的。依
他们看，这就是解决官僚主义问题的根本方针。
环境问题和它的经济及非经济对策
环境问题
从生物学观点看，人类历史已远超过100万年，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也有6000年。但是
在最近的一二百年，尤其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变化，那就是
物质生活的巨大改进，资源利用的效率极大地提高，以及方便和丰富生活的新发明层出不
穷。今天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汽车。电影、电视，电子钟表、电子计数器，化纤衣服，塑料
用品、荧光灯等都不到100年的历史，它们在世界范围内的大量应用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
后的事。发生在短短几十年内改变生活如此显著的事情，过去在1000年内也不曾发生过。
如此看来，我们真是人类种族绵延中特别幸福的一代人。
展望未来。我们的后代是否能继续享受不断增进的物质文明，却是完全没有把握的事。
中学生都知道，随着太阳内核燃料的耗尽，地球最终变为连空气都会凝结为液体的冰球。理
工科的大学生也知道，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整个宇宙是终将归于“死寂”——没有任何运
动的物体，而且全部物质都处于同一个温度水平上。但大多数人未必知道，当前人类生存面
临的威胁远比这些遥远的最终结果紧迫得多。从历史看，人类曾经出现并得到发展的区域或
种族文明计有28个，但由于社会本身的内部矛盾和冲突，其中至少有18个文明已经死亡和
消灭。如果不是人类理智占了上风，也许我们早已焚化在核战争的蘑茹云之下；如果人类不
懂得控制自己的繁殖，总有一天会陷入马尔萨斯曾经预言过的悲惨境地。现在又认识到我们
面临着环境污染和资源枯竭的现实问题。这些例子无非说明，人类社会像一只在波涛汹涌的
海中航行的小船，我们必须时刻保持警惕，提防各种可能的危险。
近百年来的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表面上看来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