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3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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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国际借贷，又极少可能在国外购置产业，则贵金属数量之是增是减主要须看贸易是顺差或逆差而定。
故在当时，政府当局关切贸易顺差实在是一箭双雕，而且也只有这个办法。当时当局既不能直接控制利率，又不能直接操纵国内投资之其他引诱，则增加顺差，乃是政府可以增加国外投资之唯一直接办法；同时，若贸易为顺差，则贵金属内流，故又是政府可以减低国内利率、增加国内投资动机之唯一间接办法。
然而这种政策之戌就亦受两种限制，不可忽视。若国内利率降低，投资量增加，以致就业量冲破若干分界线，工资单位上涨，则国内成本增加，对于国际贸易差额开始有不利影响。故增加顺差之努力，以后会物极必反，而归失败。其次，若国内利率下降，比之他处利率为低，以致刺激对外贷款，超过顺差额，则可以引起贵金属外流，于是情况一变，前功尽弃。国家愈大，其国际地位愈重要，则受此两种限制之危险性亦愈大；盖设每年贵金属之产量相当小，则一国有贵金属内流，即他国有贵金属外流，故设重商主义政策推行过度，则不利影响之由来，不仅起于国内之成本上涨、利率下降，亦起于国外之成本下降、利率上涨。
一国之国际贸易，可以因为贵金属太多、工资单位上涨而遭毁灭，则有15 世纪下半叶及16 世纪之西班牙经济史，可供参证。20 世纪内，英国在战前之经验则可以说明：若对外贷款以及在国外购置产业过分方便，则往往使得国内利率不能下降，于是充分就业不能实现。若一国之灵活偏好太强，以致即使贵金属长期大量内流，都不足使利率下降、真实财富增加，故该国常在贫乏状态，此种实例则有印度在。
虽然如此，设有一社会，其工资单位、决定消费倾向之国民特性、以及灵活偏好三者都相当稳定，其货币制度又以贵金属为基础，在货币数量与贵金属数量之间常保持一固定关系，则政府当局为维持繁荣起见，必须密切注意贸易差额。若贸易为顺差，又不太大，则颇有鼓励作用；若为逆差，则可能很快就会产生顽固的经济衰退。
但并不是限制进口愈严，则国际贸易之顺差愈大。早期重商主义者颇重视这点，因此常常反对贸易限制，他们觉得，若把目光放远些，则贸易限制是会不利于顺差的。在19 世纪中叶英国所处之特殊环境中，实行自由贸易恐怕是最足促进当时英国之贸易顺差，就当代经验而论，战后欧洲各国都设法限制贸易，增加顺差，而结果适得其反。
因为这种种理由，所以读者决不可轻易下结论，认为我将主张何种实际政策。贸易限制，除非有特殊理由可以为之辩护，否则一般说来，的确颇可非议。国际分工之利，经典学派虽然过分夸大，但到底是真的，很可观的。
而且，一国由贸易顺差得到的好处往往就是他国蒙受的损失（重商主义者很明了这点），故尤其应当自己克制，避免过火，不要使得一国之贵金属数量超过公平合理的限度；况且假使这种政策推行过火，会引起毫无意义的国际竞争，大家争取顺差，结果大家受损。①最后，实行贸易限制政策也不一定能达到预期效果，因为有私人利益、行政无能、以及事情本身之困难等等原因，结果可能和原意背道而驰。
因此，我的批评之要旨是说我以前师承而且拿来教人的自由放任学说，其理论基础不够充分；我所反对的学说，是说利率与就业量会自动调整到最适度水准，故关切贸易差额乃是浪费时间。倒是我们经济学界同仁犯了冒冒失失之病，把几百年来执政者尽力追求的东西当作是庸人自扰。
在这种错误理论之影响之下，伦敦金融界逐渐设计了一个坏到无以复加的办法来维持均衡：那就是一面严格维持外汇率，一面让银行利率涨落。这样一来，国内利率就无法再和充分就业不悻。因为事实上不能不顾到国际支付差额，于是设计了一个办法来管理；这个办法，不仅不保护国内利率，反而把国内利率牺牲在盲目势力之下。晚近伦敦银行界得了许多教训，我们希望从此以后，英国不再蹈以往复辙：因为要保护其国际支付差额，所以提高利率，引起国内失业。
经典学派理论，在解释单独一个厂商之行为，以及解释雇用一特定量资源所得产物之分配方法方面，自有其贡献，不可抹杀。在这几方面，不利用这套思想方法，简直无法澄清思路。请不要因为我说他们忽略了前人学说中之有价值部分，就以为我否认这点。但政治家所关切者，乃是整个经济体系，如何使该体系中之全部资源达到最适度就业。在这方面，16、17 世纪之经济思想，倒获得了处世智慧之一鳞一爪，而季嘉图之不切实际的抽象思维，反而把此一鳞一爪先遗忘，后抹杀。重商主义者从禁止高利贷，维持国内货币数量，防止工资单位上涨等数方面，竭力设法压低利率；若国内货币数量，因为不可避免的贵金属外流、工资单位上涨等原因，②过形不足，则不惜诉诸货币贬值以恢复之。这种种都表示重商主义者之智慧。
Ⅲ也许有人会说，早期之从事经济思想者，只是偶然获得了些处世智慧，并不太了解背后的理论基础。因此我们须把他们的理由，以及他们的建议，都作一番简短检讨。这件事情现在容易办到， 因为现在有海克雪尔① 他对于重商主义者之看法，都归纳在原理第1 版第51 页脚注中：“在英德二 国，对于中古时代之论列货币与国宫之关系者，曾经作了很多研究，大体说来、我们最 好说，他们因为对于货币之功用缺乏清楚了解，所以思想不清；倒不是因为故作假定，认为要增加国富，只能从增加该国贵金属之数量着手，所以误人歧途。”
② 《民族与图书周刊》（The Nation and the Athenaeum），1923 年11 月24 日。
（Heckscher）教授之大着《重商主义》，把两个世纪之经济思想提纲挚领写了出来，供经济学上一般读者之参考。以下所引，主要皆录自该书。①（1）重商主义者从来没有以为利率会自动调整，达到适宜水准；反之，他们反复申述，利率太高乃是抑制财富扩张之主要障碍；他们甚而至于知道，利率乃定于灵活偏好以及货币数量。他们所关切者，乃是一方面减低灵活偏好，一方面增加货币数量；其中有几人还明白说出，他们之所以要设法增加货币数量，乃是因为要减低利率。海克雪尔教授把重商主义者这一方面学说，总结如下：
在某种限度以内，重商主义者敏锐之士在这方面所采立场，和在其他方面一样，非常明朗。在他们看来，货币是用现在术语一个生产原秦，与土地处于同等地位；他们有时把货币看作是“人为的”财富，以别于“天然的”财富。利息乃是租用货币之代价，性质一如地租。在此时期内，重商主义者探讨决定利率高低之客观理由者日众，他们总认为货币数量决定利率。这方面材料很多，此处只选几个典型例子，说明这个观念如何根深蒂固，历时甚久，还颠扑不破。
在17 世纪20 年代之早期，关于货币政策以及东印度贸易引起了一场论战，但论战两方面之领袖对于这一点，意见完全一致。杰拉德·梅林斯（Gerard Malynes）说：“货币充沛可以减少高利贷”，又举出详细理由，维护这句话（《商法》 ＇LexMercatoria＇以及《维持自由贸易》＇MaintenanceofFreeＴrade＇，1622）。其劲敌爱德华·弥赛尔顿（EdWardMissel－den）也说，“医治高利贷之法，也许是让货币充塞” （ 《自由贸易或使贸易兴旺之道》＇Free ＴradeortheMeanstomakeＴradeFlourish＇，同年）。半世纪以后，重要作家之中有蔡尔特（Child）其人者，乃东印度公司之万能领袖，又最善为该公司辩护。他竭力要求由国家制定最高利率；他又讨论（1668），假使荷兰人把钱从英国提出去，则对于法定最高利率将发生什么影响。他觉得要对付这个威胁，最好用债券作为通货，随便转让，因为如此一来，则“至少有一半我国所用现款，将因此而得弥补”。还有一个作家叫配第（petty），是超然于党派之争的，他也和别人同样，认为利率之所以由1 分降至6 厘，乃是因为货币数量增加（《政治算术》＇PoliticalArithmetic＇，1676），他觉得若一国铸市太多，则放款取利乃是适当补救办法（《货币略论》
＇Quantulumcunque Concerning Money＇，1682）。
这种想法，当然不限于英国，几年之后（1701，1706），法国商人和政治家都不满意子当时利率之高，都矮罪于货币稀少；他们想从增加货币流通量，设法减低利率。①洛克（Locke）大概是第一人，把货币数量与利率之关系用抽象语句表达① 根据同样理由，如果工资单位不固定，用减低工资来应付经济衰退，实在也是损人利己之法。
① 至少从梭伦（Solon）时代以来（假使有统计资料，还可以上溯许多世纪），经验告诉我们，在长时期内，工资单位一直有上涨趋势，只有当经济社会在腐败或解体时才会下降；其实这个不待经验，由人性中就可推测而知了。故除了社会进步，人口增加这个原因以外，货币数量还必须逐渐增加。
出来。这见于他和配第之论争之中。①配第主张由法律来限定一最高利率，他加反对，认为其不切实际，一如规定最高地租然；他说：“货币会从利息方面，每年产生所得；在这方面，货币之自然价值（利率），乃定于当时在一国流通之货币总量，以及该国之贸易总值”。①洛克解释，货币有两种价值：
（1）使用价值，其大小由利率定之，在这方面，货币之性质与土地相同，不过一种所得称为地祖，另一种所得称为利息而已；（2）交换价值，在这方面，货币之性质与商品相同，故货币之交换价值，乃决定于货币之多寡，以及商品之多寡；与利率无关。故洛克是两种货币数量说之鼻祖，第一，他认为利率乃决定于货币数量（顾及流通速度）以及贸易总值（total value of trade）之比；第二，他认为货币之交换价值，乃决定于货币数量以及市场上商品总量（total volume of goods）之比。但他一只脚伸在重商主义世界，一只脚伸在经典学派世界，②对于两种比例之关系，弄不清楚；而且他完全忽略了，灵活偏好状态亦有变动可能。但他竭力说明，减低利率，对于物价水准并不发生直接影响，“只有当利率之改变，引起货币或商品之进口或出口，以致商品与货币之比例与前不相同时，物价才会受到影响”。换句话说，设利率之降低，引起现金出口或产量增加，则物价将改变。然而（我认为）他从来没有进一步作真正的综合工作。①在重商主义者心目中，很容易分辨利率与资本之边际效率之不同，这一点可从洛克引自“与友人谈高利贷的一封信” （Aletter to a FriendConcerning Usury，1621 年）一段文字窥见之：“高利息使商业解体。利息既高于商业利润，于是富商停业，放款取利；小商人乃破产”。福特雷（Fortrey）在“英国的利益和改良”（England’s Interest and Improvement）一书中也认为减低利率，可以增进国富；而且他强调这点。
重商主义者也没有忽略，假使灵活偏好太强，把内流之贵金属，都囤积起来，则利率受不到好处。也有人＇例如孟（Mun）＇因为要增加国家威力，主张由国家囤积金银；但别人率直反对这种政策：
例如施柔特（Schrotter），他用重商主义者常用的论证，认为假使国家大增窖藏，则流动中之货币将搜括殆尽，其结果不堪设想？ 。他又认为，在寺院中窖藏金银和贵金属出超，二者性质完全相同，而后者他认为是坏得无以复加的东西。戴芬南（Davenant）解释东方国家之所以极度贫困（当时人都相信东方国家所积金银，要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大），是因为金银在国库停留不动。如果由国家来囤积金银，还至多是瑕瑜互见，还常常危险甚大；那么私人囤积金银，自然应当避之惟恐不及了。重商主义者之攻击私人囤积金银者，不计其数，简直没有人独持异议。②① 大体上说来，海克雪尔教授信奉经典学派，对于重商主义学说之同情心要比我小得多。这点对我倒很适合，因为他所选引丈，决不会因为要说明重商主义者之智慧，而有断章取义之嫌。
① 海克雪尔：《重商主义》（Mercantilism），第2 卷，第200、201 页，略有删节。
② 《略论降低利息和提高货币价值的后果》（Some Considerations of the Consequences of the Lowering ofInterest and Raising the Value of Money，1692），但写作时要比出版时早几年。
① 他加了一句：”不仅须看货币数量，亦须看货币之流通速度而定”。
② 再稍微晚一些，休谟（Hume）把一只半脚伸人经典学派世界来了。休谟是经济学家中第一人，着重均衡位置，而轻忽趋向均衡之过渡状态；但他还不失为一重商主义者，他还知道，实际上我们总生存在过渡状（2）重商主义者知道物贱之病，也知道过度竞争可以不利于一国之贸易条件。例如梅林斯说“商法”（1662 年）：“不要因为要增加贸易，所以比别人削价出售，以致害及本国：盖贸易并不因物贱而增，物之所以贱，乃是因为货币稀少，物之需求不大；反之，倒是货币充足，物之需求加大，物价上涨时，贸易倒扩大”。①海克雪尔教授把这一股重商主义思想，总结如下：
在150 年以内，这个观点一再提出，提出这个观点者，都说：
如果一国之货币，较池国稀少，则该国一定“卖价便宜，买价昂贵”？ 。
这种态度，在“公共福利的谈话”（Discourseofthe－monＷeal）一书初版中，即在16 世纪中叶时，已经明显了。海尔斯（Hales）曾经说过：“只要外国人肯买我们的东西，我们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东西价格定得很低，而让他们把他们的东西（其中有我们要向他们购买的）价格提高呢？假使他们出售自己东西时素高价，从我们处买进东西时出低价，那不是他们得利，我们损失吗？不是他们致富，我们变贫吗？我宁可采取现行办法，他们抬价时，我们也抬价。当然有人因此受损，但受损人数要比采取别种办法少”。
几十年以后（1581），该书校订者对此点完全赞同。17 世纪内，这种态度一再出现，并无大改。例如梅林斯相信，这种不幸情况之产生，是因为外国人把英汇定得太低，这是他最担心的事情。？ 。
以后这个观念仍继续出现。在《哲言》（Verbum Sapienti）一书中（1665 年作，1691 年出版），配第相信，“要等到我们有的货币，不论是在绝对方面或相对方面，都超过任何一邻邦所有者时”，我们才能停下来，不再努力增加货币数量。从上引书着手写作以至出版这一时期中，考克（Coke）说过，“只要我们所有金银比邻邦多，则即使减少到现有量之15，我亦不在乎”（1675 年）。①（3）重商主义者又是创始人，认为“怕货”（fearofgoods）以及货币稀少乃失业之原因；2 世纪以后，经典学派斥之为荒谬：
用失业现象作为禁止进口之理由，其最早实例之一，见于1426年意大利之佛罗伦斯。？ 。英国在此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