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普检讨-第2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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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4月，在国家科委火炬办的整体安排下，由中科院软件工程中心副主任钟锡昌教授、中国软件登记中心主任李维高级工程师、电子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副院长刘乃琦教授等人组成的专家组，到托普集团进行了实地考察并评审软件产业基地。
很显然，一个月前动土的软件园目前正在热火朝天的施工阶段，专家组要评审的基地还只是在建工程。考察过程中，一个托普集团随行人员的话给专家们留下深刻印象，“你是什么部门的？”该员工回答：“审计部。”专家们一下子来了兴趣，“民营企业还有审计部？！”待该员工介绍了部门职责后，托普已经从专家们那里赢得了不少的印象分，宋如华向专家们提供的《托普典章》等文件材料，更强化了托普“管理规范、前景远大”的形象。
5月23日，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首批4家国家火炬计划软件产业基地授牌仪式在那里举行——“西部软件园”赫然名列其中。从企业险些“破产”到依靠贷款艰难闯过“鬼门关”再到现在“一不小心”傍上国字号的牌子，宋如华只用了短短一年半的时间。建软件园，要钱；建了软件园，还是要钱。也正是从那时起，宋如华提出了以品牌经营为主，明确“变加法为乘法、乘方”的经营思路——及时调整托普经营思路的背后，宋如华开始积极准备进入资本市场。当年，在和一位朋友谈天时，宋如华面带神秘地告诉朋友：“我现在已找到一条捷径可把托普资产成倍放大！”朋友细问究竟，宋如华说出四个字：“资本运作！”
《托普检讨》 玩的是“苦肉计”
●托普出川：玩的是“苦肉计”
1997年9月15日到12月18日，一场规模巨大、破坏力空前的金融危机风暴席卷世界。在西部软件园的园区内，宋如华“高筑墙，广积粮”，他一抛东软的“小家子气”，开凿出了“世界湖”、“中国湖”与“四川湖”，寓示托普立足四川、面向全国、走向世界。西部软件园是宋如华玩“资本空手道”的第一个工具。从1999年起，宋在各地大搞软件园圈地、圈钱，其中的经验大多来源于此。幸福来得如此突然，犹如一剂“迷魂药”也将他推向了“市场投机”的深渊，将他原本为人师表时积习的一点诚信和书生意气荡涤一空。
“学习东软好榜样”，1998年，托普殊途同归，通过重组“川长征”也同样实现了上市。做生意需要有撑门面的东西，宋如华曾经有过一段切肤之痛。他把这段痛苦的经历叫做“善意的欺骗”，“这种欺骗既不损人，又能利己”。自从有了“西部软件园”，宋如华再也不用为没有“门面”而烦恼了。他说，“软件公司很像皮包公司，除了人没有别的东西，如果你只是半层楼几间屋，你搞软件的信用度就不够，客户觉得你寒酸；你有了园区，那是实力的象征，客户会觉得自己寒酸。”1999年，上市公司托普软件发布了鞍山动工修建托普东北软件园的项目投资计划，股市立即做出反应，托普软件当年进账407万元，并获得了鞍山体育场显示屏、市教育信息化（中小学电脑）接近2个亿的工程单子。
不能不提的是，那一年的托普东北软件园仅仅还在“纸上谈兵”阶段。
1999年11月14日，宋如华参加了“中国科技部软件产业考察团”——国家科技部、科技交流中心、火炬中心、东大软件园、西部软件园、北京中关村软件园、上海浦东软件园、广州软件园等单位代表共13人——先后访问了孟买、德里、班加罗尔等城市。11月27日，宋如华在托普集团内部作了关于印度之行的演讲。
“印度很真实，富和穷都一目了然。”1991年，印度成立了软件技术园，现在印度有12个软件园，为什么印度软件产业搞得好，宋如华认为主要原因是印度政府采取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政策，“土地等问题他不管，只管两个事情，一是通信，一是税收。中国软件产业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很多漏洞，大家都来钻空子。印度管理得就很好，你软件出口就退税，不出口就不退税，大家都平等。现在国内很多公司、地区都在搞软件并出台相应的政策，这就乱了。印度政府只按照市场来判断，政府确实能够推动的才进入，不然就不进入。”
印度之行给了宋如华许多启示，“中国的软件还是软件技术，而印度的软件产业是真正的规模化的工业”、“在印度公司会谈时，他们谈论最多的是客户”、“我们今后的重点是研究用户，我们现在研究用户的人太少太少了”、“印度的软件出口很发达，市场出口要落实。我们要了解软件出口是如何建立的。明年我们国内要设立100个销售点，10个国外销售点。有关部门要在《中国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做广告。我们可以招聘一些有绿卡的人、经常出国的人作国外业务”、“印度的高司都在谈质量，质量不行就什么都不行。明年我们要成立质量委员会，李智总裁亲自抓，要一竿子插到底”……
对于托普下一步怎么办的问题，宋如华表示，要实现工作的标准化、职业化，这样才能提高托普软件的质量，才能真正创造托普的品牌，托普才真正能创造西部的“神话”。
2000年5月，托普软件以2891元高价增发3380万股A股，共募集资金954亿元。宋如华及托普其他高层一下子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资本眩晕之中。然而正当托普如日中天之时，一盆冷水又冲得宋如华起鸡皮疙瘩，6月，董事局副主席洪涛被抓。
“中国需要法律，中国需要民主，这些投机钻营的家伙玷污了我们神圣的法律和民主！”洪涛之所以被抓，宋如华认为“他们”有3个居心叵测的目的没有实现，“他们居然强制地要求我们交多少多少税，国家有税法，我应该交多少就交多少，1分也不会少。他们居然要求我们把募集到的资金绝大部分用在自贡，这笔钱是广大股东的，投在哪里，有公司法和证券法，应该由全体股东来确定投资方向和投资地点。我们召开了股东大会来变更公司名称，他们居然说政府不同意，不能变更！”很显然，“他们”所指的是“川长征”所在地——自贡的市委、市政府方面。托普软件增发成功后，宋如华悉心体会着难言的痛苦，“我们为他们做出了那么大的贡献，而他们仍然要整我们，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该怎么办？”
对于这一个“怎么办”，宋如华没有像印度之行演讲中一样给出答案，但他的行动已经证明了一切。软件园好比天上掉下的一个林妹妹，虽然四川已把信息产业列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一号工程”，而国家级的西部软件园更是“一号工程”中的重中之重。“洪涛被抓”事件让宋如华加快做出了托普走出四川在全国建设软件园实现“经济帝国”的战略抉择。
宋如华下一步要考虑的就是如何完美抽身出川，最好既能保留托普在四川的“大本营”，保证不得已的时刻能进也能退，又能营造托普是被政府逼出川的“事实”，他苦心思虑。“机会”总是很垂青宋如华。在2000年中国西部论坛“信息产业发展前景”为主题的第五次专题会上，他作为西部IT企业的代表发表了“做一个‘西部硅谷’梦”的演讲。
一反常态，宋如华开门见山就是“我想探讨几个问题，如果错了，我先作个道歉”，他历数四川、成都皆不适合IT企业久居的客观理由——
“我们原来以为成都的土地都很便宜，到很多地方去搞投资，都说我们这里的土地很便宜，我最近在国际上也去买了点土地，我看美国的土地就比成都便宜，那爱尔兰、南非与英国的土地就更便宜得多了。南非的工业用地，一亩市场价才3000元人民币。如果你招收的黑人员工超过50％，还可以降到1000元人民币一亩。除了土地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增加了成本。特别是我们总是解决不了的一些问题。我们托普应该是比较好，因为中央各部委、省市都很重视，所以我们在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很多中小企业，我的一些朋友就苦不堪言。如果真正要吸引这些企业，有没有领导会站出来说，在这个开发区里，我们没有一项费用。”
他还说，“按我们现在的所得税有关规定，你的企业在哪里生产，所得税就全部交到哪里。这样就为区域与区域之间造成了一种壁垒。也就是说四川的公司不能跑到沿海，沿海的政府也不支持企业跑到四川来。甚至就是在成都市里，金牛区的领导就不欢迎或不乐意它的企业到武侯区去发展。这样一种壁垒，我认为是严重阻碍发展的。”
他甚至还建议政府精简机构，质疑四川搞大支柱产业是不是多了等。
“西部论坛”官盖云集，这绝对是一个令人吃惊的发言！它让四川方面除了感到万分尴尬外，也隐约感觉到了把西部软件园“押宝”在托普一个企业身上可能是一个错误。2001年，当国家软件产业基地进行调整时，四川省提出了一个“大产业基地”的虚拟园区概念，希冀将托普“西部软件”的概念扩大化，摆脱对托普的单独依赖。当然这都属于后话了。
“进不了上海，就进不了纽约”，打着托普国际化的旗帜，这是宋如华为出川找的另外一个理由。因资本市场、软件园而不断尝到的甜头，让宋如华所有出人意料的行为充斥了诡异之气。世纪交替之际，他语重心长地提醒下属，要把托普集团这几年来的资本运作经验在华东区消化吸收，发扬光大。其中“在经济萧条的时候要积极进行资本扩展”这一原理非常重要，他说，“经济不景气、产品经营最不顺利的时候，恰恰是资本经营创造价值最大的时候，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个规律，抓住一切机遇。”
《托普检讨》 第一个分园的沉浮（1）
●西部软件园第一个分园的沉浮
虽然自贡是宋如华最为“痛恨”的地方——“洪涛被抓”事件之后，宋如华再也没有踏入过自贡半步——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正是自贡最先成就了托普、成就了宋如华，如果没有“川长征”的“成功”重组，托普也没能在资本市场上淘到“第一桶金”，那么后面还有没有那个“长袖善舞”的宋如华，的确应该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
此外，自贡也是托普第一个“复制”软件园的地方。
那里曾经诞生了托普的第一个软件分园——位于自贡市惠东新区的西部软件园川南分园——这是托普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明确以西部软件园“分园”形象出现的园区。1998年，托普曾以“川南分园”为基础提出了在全国建设西部软件园“十大分园”的构想，但是善于“把一件事情推向一个事业”的宋如华最终却把它演变了在全国肆无忌惮的跑马圈地。
1997年12月，自贡沙湾饭店，托普与“川长征”签署收购成都托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协议，完成重组第一步。与此同时，托普还与自贡市政府签订了西部软件园川南分园的征地协议，托普计划投入3000万元~5000万元在这个项目上，为自贡信息产业作贡献。
随后，为了配合“川长征”重组，给自贡人民留下一个“扎根小山城”的好印象，托普开始了川南分园的建设。1998年6月，“分园”已粗具雏形：园区内的山头分阶梯平整完毕，形成了3个不同高度的地基平台，大门口一条宽阔的马路和山下惠东新区新修的宽敞道路连成一体。尤其那道和西部软件园一模一样的“气派”大门，在长达数十米的带翘檐的围墙衬托下，显得富丽堂皇，从山下乍一望上去，甚至会让人怀疑那是不是一座皇家宫殿。
不过一如托普大多数的“形象工程”，川南分园同样也只是一道供人“瞻仰”的风景而已。随着“川长征”的重组结束，托普也就停止了在川南分园的继续投入，继而撤回了所有的工程负责人。“洪涛被抓”事件发生后，托普更是彻底放弃了川南分园。至此，托普在成都以外的第一个“形象工程”、西部软件园的第一个“分园”就这样夭折了。
●“到华东去，那里有的是钱！”
西部软件园第一个分园的结局，丝毫没有影响到宋如华继续“搞大”软件园的步伐。他此时的眼光早已从“贫瘠”的西部，扫描到了“富庶”的江南大地。
“到华东去，那里有的是钱！”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一起涉及数亿、轰动全国的“非法集资大案”就发生在江南，“一个文盲老太太居然能骗到那么多钱，简直不可思议！不过也说明那里的钱确实太多了！”宋如华曾不止一次提到了这个事情，然后总要发一番感慨，得出一个结论，“我们一定要到那里去。”那里，也有宋如华父辈们曾经的梦想。
软件园的牌子、资本市场的钱、高科技的光环，终于也给了他一次折腾江南的机会。宋如华在江南投下的第一枚棋子是在自己的老家——绍兴。
1998年9月，西部软件园，“全国软件产业基地建设经验交流会”。在宋培坤——宋如华“姐夫”——的陪同下，绍兴市科委主任、开发区主任一起赴会。会议间隙，宋如华与两位主任就托普在绍兴建设西部软件园绍兴分园的事宜基本达成意向。
在绍兴投资建园，托普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在鼓励发展高技术产业的政策环境下，经济发达的浙江省在信息产业方面还比较薄弱，特别是缺乏本土的有规模的软件公司，托普软件园的建设恰好能填补这个空白。很快，两位托普高层刘代俊、张蓉露受命赶往绍兴，与开发区就土地价格、优惠政策等问题进行沟通。托普决定先在当地注册公司——浙江托普软件有限责任公司——由该公司承担建设“西部软件园浙江分园”的工作。在绍兴工作的宋培坤负责在当地投资项目的联络、协调和落实。
1998年9月24日，托普与绍兴经济开发区经济贸易发展局签订了《关于建设浙江托普软件有限公司项目事宜协议书》和《用地预约合同书》，标志着托普在浙江建设软件园的计划得到初步的落实。10月6日，绍兴计划委员会印发了《关于中国西部软件园浙江分园项目建议书的批复》，随后该项目又被浙江省计划与经济委员会、浙江省重点建设领导小组批准列为“1998年浙江省重点建设项目”。当年12月，软件园正式开工建设。
《托普检讨》 第一个分园的沉浮（2）
1999年12月24日，浙江托普软件园举行开园仪式。绍兴市“四大班子”以及浙江省科委等相关部门官员悉数到场祝贺。次日，在杭州出席1999年度“科技部软件产业基地交流会”的代表也驱车前来参观，他们又是惊叹托普的“速度”，又是赞美软件园的漂亮。无论是建筑风格还是功能设置，浙江托普软件园都“拷贝”了西部软件园，要不是江南特色的小桥流水横穿园区将其一分为三，你甚至真以为到了西部软件园。那么，“西部软件园浙江分园”后来为什么改名为“浙江托普软件园”呢？坊间有人分析，后一个名字至少透露了如下信息：我是“自己人”，这是浙江、是绍兴“自己”的软件园，这也就为托普下一步争取地方政府各方面更大的优惠打下了基础。作为托普在四川以外的区域隆重开园的第一个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