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普检讨-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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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领导通知宋如华到雅安参加“社教”，正值女儿宋媛媛出生不久、妻子又意外骨折住院的时候。在宋如华暂缓参加“社教”的请求被系领导断然拒绝后，宋如华随即对自己副教授的头衔和在学校的发展前途产生了怀疑。若干年后他回忆说：“尽管我目睹过‘文化大革命’，但并不知道运动中的人是怎样受迫害的，这时我似乎第一次有这样的体验。”
32人小组被安排的具体“社教”地点，是隶属于雅安地区的天全县。天全位于距雅安38公里的周公山脚下，全年降雨日平均有230余天，是四川省贫困县之一。
《托普检讨》 山重水复的雅安“社教”（2）
在社教队到达县城的头天晚上，县委、县政府举行了热烈的招待晚宴，时任县委常务副书记兼政法委书记的杨秉楠负责落实社教队在县城的对口“社教”工作。盛宴过后，一位干部把杨秉楠拉到宋如华的桌前，“来来来，介绍您认识一位教授，这位是宋教授。”看到如此年轻的教授，杨秉楠高兴地举起满满一大杯“泸州老窖”相敬，两人豪爽地一干而尽。
晚宴结束后，一直践行“八不”原则的宋如华已是酩酊大醉，他一不小心滑倒在了路边的沟渠中，冰凉的水哗哗地流着，山城秋天的树叶随风打在脸上，年近三十的宋如华不由自主地哆嗦了一下——他想起读中学时的冬天，为了赶到几十里外的住读学校，每周一大早，不得不赤脚淌过一条小河，结了冰的河水寒冷刺骨，宋如华仿佛仍能感觉到腿骨深处的寒意；想到老父亲和姐姐，想到襁褓中的女儿和腿部骨折的妻子，他忍不住泪水盈眶，作为一名副教授，自己不但不能照顾他们，反而被学校“赶到”了一个偏远山区……
最激发起宋如华屈辱感的，是在长途车上的一次遭遇。
1992年的元旦，在从雅安回成都探亲的车上，一个手持“砖头式”大哥大的暴发户一人占了两个位子，宋如华客气地请他让一下，那人瞟了一下这位戴着眼镜、衣着寒酸的年轻人，露出了满脸的不屑。他极为傲慢的态度，深深刺伤了宋如华的自尊心。
在“社教”期间，宋如华思考了很多问题，对自己副教授的头衔及高校从教的前途，他从怀疑到动摇，从动摇到失望，就在绝望之时，另一条可选择的道路吸引了他的目光——创业！留在天全县创业！一边“社教”，宋如华一边对天全县丰富物产的市场需求进行了调查。3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在结束“社教”前，胸有成竹的宋如华主动向县领导表达了希望留在天全创业的想法——宋如华保证3年内让县财政收入翻两番，甚至可以立军令状；他还表示愿意承包经营一家天全县效益不好的亏损企业，并保证在短期内实现扭亏为盈。
“人才难得！”县委向学校迅速通报了这一情况，但是，校方明确表示了反对。
1992年1月，带着遗憾，宋如华回到了成都。值得一提的是，正是“社教”让宋如华结识了多位后来在其“托普经济帝国”担任要职的伙伴——
杨秉楠：天全县委副书记，后任托普集团副总裁、教育集团负责人；
李智：社教队队长，“社教”期间与宋如华同住一间寝室，后任托普集团副总裁、总裁、上市公司托普软件董事长、集团董事局副主席等职；
陆兆祥：社教队成员，后任托普集团副总裁，上市公司炎黄在线董事长；
周抗：社教队成员，托普最早的3位创始人之一，后离开。
《托普检讨》 “下海”！妻子的渠道
●“下海”！妻子的渠道
历史的车轮终于驶进1992年。
宋如华悉心观察并体会着每一个细节的变化。然而，电子科大校园里的一花一草，仍如往常一样盛开、吐绿，似乎永远都不会有什么改变。“谁来认可我的价值？我未来的路到底该怎么走？什么是成功的人？”宋如华不断给出答案，又不断否定了自己的答案。“社教”完回到校园的他，并没有回应用物理系工作，而是被调到了新成立的“电子科技战略研究所”。
看着报纸、电视上不断涌现的“万元户”和不断“下海”经商的知识分子，“身在曹营，心在汉”的宋如华也开始动起了脑筋，但做什么、怎么做，一直让他拿不定主意。
通过妻子何忆红在成都市成华区卫生局的关系，宋如华批发回来一些啤酒，就摆到学生宿舍门口去卖，有认识他的同学和他打招呼，宋如华顿时面红耳赤、非常难为情，连叫卖都顾不上。一气之下，他把啤酒都搬回家，全部自己“消化”掉了。后来，看到别人赚了钱，他还买过一台榨甘蔗机，榨汁来卖，结果也是没成功。
到底做什么才能有成就感呢？宋如华不断试验并不断积累着经验。
思来想去，宋如华对计算机业还是抱有最大希望。想当初他刚毕业留校任教时，年轻教师中最有钱的，就是那几个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在公司打工兼职，结婚时个个都有彩电、洗衣机等“新家电”，大家都非常羡慕他们……
“一个篱笆三个桩，一个好汉三个帮。”宋如华于是找到了电子科大总务处副处长陈德利——在“社教”期间，陈德利及其家人主动帮忙照看他家里，两家关系非常融洽——听完宋如华计划开办电脑公司的想法后，陈当即表示支持，并愿意尽自己的所能来助宋如华一臂之力。可是宋如华本人的计算机知识比较有限，于是，他又找到了原社教队成员周抗——周是计算机系毕业生，在学校计算机中心工作。三人一拍即合，决心共同创业。
据知情人士透露，1992年后，宋如华其实一直没有正式辞去电子科技大学的工作，所谓“创业”、“下海”或“弃教从商”，实质是“停薪留职”—— 即每年上缴一些钱，保留工资待遇和工作岗位，平时喜欢做生意就去做生意，该干什么就干什么。
创业的第一步，要先注册公司。于是，宋如华又找到了妻子何忆红的同学、在成华区人事局任职的戴礼辉帮忙。1992年3月，营业执照办下来了，新公司名叫“成都市成华区托普电子科技发展公司”，注册资金125万元，其中宋如华、陈德利各出了现金2500元，合计5000元。因当时政策规定，带有票据的货物也可作为资本计入注册资金，宋如华他们就想办法暂时借到了价值12万元的货物及票据。就这样，注册资金基本到位。公司注册性质为集体所有制企业，挂靠在成华区老龄委。
“三个人、5000块钱”的创业故事，以后每每忆苦思甜时，宋如华都要讲起。那么，公司名字为什么叫“托普”呢？原来，这是一个集体智慧的产物。
刚毕业留校时，宋如华经常与住同一层楼的年轻同事们一起“摆龙门阵”，其中有一个人姓任，是个典型的书呆子，大家都开玩笑地叫他“教授”，“教授”翻译成英语是“Professor”，大家就称他为任“P”。后来有人说，如果要办公司，公司的名称干脆就叫“TP”，十个（教授）“P”，但是在高校中只有达到一定年龄后才能当上教授，大家就在“TP”之间加了一个“O（Old）”，即“TOP”——“Ten Old Professor”。如何翻译成汉语呢？
单纯从表面看，“TOP”也是一个英语单词，是“顶峰、顶尖、卓越”的意思。一个学数学的同事建议用“拓普”，而且与一些世界知名的IT企业如惠普、夏普等音近，但是后来发现已经被注册了，于是就改成“托普”。
不能不提的是，没过多久，为“托普”公司注册立下汗马功劳的戴礼辉也加入了宋如华的团队，后任托普集团资深总裁、上市公司托普软件董事长、成都海思凯董事长等。
《托普检讨》 骑三轮车送货的教授（1）
●骑三轮车送货的教授
要技术没技术，要背景没背景，呱呱坠地的托普，举步维艰。
公司办公室临时设在宋如华的家中，他负责“跑”业务，陈德利负责“办公室”工作，周抗负责技术工作。因为心里也没底，宋如华决定从“串串生意”（成都方言：即倒买倒卖）做起——寻找到需要电脑的用户，再从销售电脑的商家手中调货，中间赚一些差价。可是当时账上的5000元钱，买一台电脑主机都不够，只有赊账，先拿货，再付钱。可是别人凭什么相信你呢？宋如华电子科技大学的教授身份，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托普的第一笔生意，是宋如华在自己工作过的应用物理研究所做成的。大家都是熟人，生意很快就谈定了，托普卖给研究所两台386电脑，一台8000多元钱，每台赚了800元钱，两台共计赚得利润1600元。这与当时每月一两百元的工资相比，已经算是一大笔钱。为了多做些生意，宋如华凡是见到认识的人就自我介绍，自己办了一家公司，能不能帮忙介绍些生意。有一次，经原社教队成员陆兆祥介绍，宋如华卖给学校图书馆一台UPS电源。
相较而言，这些都可算是“天上掉馅饼”的买卖。大多数情况下，和许多小公司的境况一样，宋如华是骑着自行车拜访客户，在形形色色的人面前坐冷板凳、吃闭门羹……
初生的托普是渺小脆弱的。有一次，宋如华找了个三轮车夫去城郊外拉货，在一段下坡路上，“三轮车”速度很快，转眼就要看不见了，他心急如焚，拼命追赶，追得他浑身大汗，终于在一座立交桥下面追到了那辆三轮车。虽然是虚惊一场，但如果一车货找不回来，宋如华非常清楚，对托普公司将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托普检讨》 骑三轮车送货的教授（2）
为了节约成本，宋如华率先学会了骑三轮车，像街头的三轮车夫一样，戴草帽顶烈日、穿大衣冒严寒四处送货。骑三轮车是一门技术活儿，对初学者来说，车把又松又活很难掌握，车的重心在中间，既要把握好龙头的方向，又要用力得当，否则很容易原地打转甚至翻车。第一次骑三轮车送货，宋如华把头压得低低的，生怕遇到熟人，偶尔被熟人看到，打个招呼，很快又低下头继续骑车。他在心里不断地给自己打气：蹬一下一毛钱，蹬两下两毛钱，一百下就是十块钱，每蹬一下就又向赚钱的目标前进了一步。
后来，宋如华骑过的三轮车被托普集团档案馆收藏，作为创业精神的象征还被复制了两辆，分别摆放在上海和浙江嘉善的托普集团展示厅。
当然，也有人讥笑宋如华，说堂堂大学教授，斯文扫地，竟沦落到蹬三轮、卖苦力，丢人！宋如华没有理会这些冷言冷语，而是更加激励自己。在办公桌的玻璃下，他压了个小条幅——“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后来又改为“吃得苦中苦，争得强中强”。
为了生存，为了尽快完成资本积累，宋如华想了很多办法，他说——
第一个办法是“借鸡生蛋”。靠公司或个人的信用，利用别人的钱做生意，即做别人的代理。没有钱，没有人，怎么办？创业初期，为了发展，必须采取必要的手段，我称之为“善意的欺骗”，或者叫“友好的欺骗”。这种“欺骗”不对国家、不对别人造成任何伤害。比如请别人来参观，我们从其他公司借来几十台微机，摆在库房里，说是我们的，用完马上还。
这种“善意欺骗”的萌芽，后来成为宋如华在资本运作时自我安慰的理论依据。萌芽发端的事实过程其实很简单：某日经熟人介绍，宋如华骑自行车去拜访一家保险公司的部门主任，结果行到途中，忽然雷电大作，下起了倾盆大雨，为了在约定时间内赶到，宋如华被淋成了落汤鸡。原以为别人会被自己的副教授头衔和做事的诚意所感动，没想到，刚一谈业务合作，主任就严肃地问了4个问题：“你们有没有实力？公司现在有多少人？办公地点在哪里？做过哪些项目？”问得宋如华一阵慌乱，勉强镇定下来，他回答说：“公司有近十名员工（加上一些兼职的学生），办公地址在建设北路二段四号，为学校、研究所做过一些项目（其实是周抗以前在一家公司兼职时做的）。”交谈结束时，主任提出要到公司考察，宋如华嘴上答应了，心里却非常不安，此后不好意思再去登门拜访，生意也没有做成。
要使生意越做越简单，宋如华认为，就必须使托普公司保持有良好的形象和强大的气势。他要求员工：平时衣着要整洁利索，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接听电话的第一句话要说：“您好！”接待客人来访要彬彬有礼，拜访客户要讲礼貌。办公环境即使简陋，也一定要干净整齐，如有条件，办公桌上应摆放一小盆花卉植物等。
就这样在小打小闹的业务中，宋如华渐渐褪去“酸气”，他的商道日趋“成熟”。同时，托普也尝试着利用电子科大教师的小发明，推出一些小产品，比如胶卷分装器、无线遥控开关、报警器等，市场销售比较好的是波形发生器，但销售收入也不过数万元。
《托普检讨》 “7·18”是个“良辰吉日”
●“7·18”是个“良辰吉日”
无论如何，托普帝国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建立。
宋如华决定邀请各界朋友和业务客户，搞一次像样的开业典礼。在典礼前几天偏逢下雨，宋如华披着雨披骑着自行车，把托普开业仪式的请柬逐一送到学校的一些领导、同事的手中。通过戴礼辉，他还邀请了成华区人事局、工商局、审计局等政府部门负责人。
1992年7月18日，典礼如期举行。当主持人李智“开业典礼正式开始”的话音刚落，在楼下得到手势的卢柏明等马上点燃鞭炮，“噼噼啪啪”的响声把会场衬托得热闹非凡。这个默契的配合给客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觉得托普虽刚开业，做事还是很讲章法。
当宋如华以公司总经理的身份讲话时，恰巧连雨的天空乌云散去，阳光照亮了楼房、树木、道路。看着窗外雨后初晴，在讲话的结语中，宋如华说：“我相信，我们的前途会像窗外的阳光一样充满光明！”本是一件“阴晴圆缺”的平凡事，许多年以后，深信宿命的宋如华还是认为“这是天意”，尤其是在托普后来“顺风顺水”的那几年。
比如，1996年12月的托普科学城开业庆典，成都冬季的连绵阴雨退避三舍，拨云见日；1997年建设西部软件园期间，拼命赶工期的施工队对夏日暴雨头疼不已，但是，雨云在接近郫县红光镇的某个位置就止步不前，驱车经过时，竟然是一边大雨倾盆，一边雷打不动，这种有趣的天气现象让宋如华津津乐道；2001年春，位于成都通锦桥的托普集团总部办公楼，固定在外墙上的托普铭牌被狂风吹掉了“普”字，企业名字变成“托集团”。消息很快传到宋如华耳中，在租期未到时，托普部分工作人员即接到搬离此处的指令……
这是托普内部一直流传着的“神秘”故事，宋如华相信它们都有“特殊解码”。
到“7·18”开业典礼时为止，托普已从3人发展到6人。宋如华是公司法人代表、总经理，副总经理是陈德利，总工程师是周抗，除此之外，李智担当了总经理助理，卢柏明、杨大让分别负责业务和开发。 每年的7月18日，以后也就固定成为托普的“生日”。
为了实现快速积累，公司赚到的利润全部用于公司的进一步发展，因为几个人在学校还有任课工资。卢柏明进公司时，由于刚刚毕业，没有生活来源，才给他每个月100多元钱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