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关村到中国社会:中国的新革命-第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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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凌志军
第一部分
第1节:前言(1)
001前言
《时代》杂志的封面故事在大多数情形下都是撩人的。
它在2007年1月22日的一期上,用了一幅血红色的图片来展示中国:一个巨大的五星升起在万里长城之上,金光闪闪,在风起云涌的大千世界投下万道霞光。光芒中跳出一行字来:〃中国:一个新王朝的出现〃。(China:Dawn of a New Dynasty)。两位作者,《时代》杂志执行主编助理迈克尔•;艾里奥特(Michael Elliott)和《时代》北京分社社长西蒙•;艾里特(Simon elegant),为这期封面写出的故事长达11页,按照他们的描述,在这个刚刚开始的世纪里,美国的力量会走下坡路,而中国的力量将上扬。中国正将它的经济影响转变为强大的政治威力。因此,〃说21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一点也不夸张〃。
这是好几年来世界范围持续不断的〃中国话题〃的最新表述。在这个世纪的最初几年里,全世界的人都在涌向中国。他们面对这个急剧变化的国家,每天都在问:中国的崛起会成为事实吗?它是一个和平过程吗?它会成为国际化浪潮的一部分吗?它会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吗?这个拥有强大经济实力和不同政治制度的国家会同西方发生冲突吗?
〃你也要告诉我们一个中国崛起的故事吗?〃在北京城中心一个写字楼的午餐厅里,玛萨•;艾梅霞(Martha Avery)这样问我。她是个美国人,一个作家和翻译家,也是我过去的一本书的英文版译者。她对世界富有责任感,对中国充满好奇。但是也像全世界一样,她只能站在很远的地方打量这个国家,所以才会有此一问:〃你能否告诉我们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我正在努力。〃我回答,〃但我必须用我自己的方式。〃虽然我将着眼于整个国家的大历史,但是在描述这个历史进程的时候,我的重点仍将是具体而微的人物和故事,我将由内部而不是由外部来观察。这一回我选择的样本是中关村。
就历史来说,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的一个缩影。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中国打碎了精神枷锁,战胜了饥饿,又让自己成为全世界最庞大的〃制造车间〃。在21世纪的第一个10年,它急切地渴望拿下新技术的高地,把〃中国制造〃变成〃中国创造〃。这是新一代人的梦想,激励着整个国家再接再厉,进而成为一个世界范围的话题。它拓展了中国和西方大国的合作,也增加着彼此间的疑虑。而中关村之所以值得注意,就因为它是这条道路上的先行者。它的迄今为止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能够改变世界,是因为它改变了自己。
我从1998年开始接触中关村,但是存心把它写出,是过去两年的事。在这之前,我用了大约18个月跟踪微软亚洲研究院,又用6个月调查联想集团。这两个机构都在中关村,相距不到两公里。一个是典型的美国公司,一个是典型的中国公司。那时我希望从公司内部来观察时代的融汇演进,而把大部分中关村的故事抛诸身后。直到2005年的某一天,我忽然有了一些新的想法。当时我来到双清路上,在清华创业园A座302房看到一个场面,有如新世界的混沌初开。这间屋子装着38家公司,每家公司只不过占有其中一个方格,由一张简易电脑台和一把转椅组成,和大公司里那种员工座位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在通常镶嵌员工姓名的那些地方,贴着公司名称,一律由普通道林纸打印而成,凌乱一片,让我想起满天繁星。电脑台后面坐着的那些人,个个年轻。他们是老板,也是会计,还是自己公司唯一的员工。只要花500块钱,就能在这里坐一个月,而他们在这里的时间通常不会超过半年。很多人失败了,但总会有人成长起来,扩大队伍,搬到楼上。那里有单间办公室,沿着走廊排列,是为他们这些人准备的。室内空间略大,可以摆下四五张桌,门外挂着一块公司招牌。站在走廊里,可以看到两排公司匾牌分列左右,笔直地伸到尽头。12个月、也许18个月之后,这些公司中的大部分也会垮台,但必定有几家继续成长,它们将搬到更大的写字楼去,占据整整一层。我对公司的创业景象并不生疏,可眼前这一切竟是闻所未闻。像微软和联想,它们都是拥有数万员工的庞大公司,但是说老实话,它们都没有〃A座302房〃那样让我感到震撼。我看到智慧、激情、勇气,看到压力和不确定性,看到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看到死亡和新生。
第2节:前言(2)
〃一张桌〃,〃一间房〃,〃一层楼〃,〃一幢楼〃。这个脉络直观地反映了公司的成长过程。然而新一代人的资本关系、技术路线和公司结构,已经和他们的前辈完全不同,节奏也更快。中关村的公司还是成者少,败者多。就像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它们中间有77%在3年内消逝,有90%在5年内消逝,有99%在10年内消逝。但这并不能阻止创业者前赴后继、一代接着一代地走过来。他们已经走了27年,直到今天。先行者为后来者提供了范例,既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所有这些构成了中关村的故事,也成为这个国家历史的一部分。
我意识到,我所看到的中关村的一些事情,为公众所不知,而公开舆论中很多深入人心的东西,又与它的本来面目相去很远。于是我便生出一个念头,想把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很多朋友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中关村有什么高科技?应当说,在对它的种种批评中,这是客气的。我们都知道,还有人坚定地认为,〃中关村就要死亡〃。这个说法比较专业的表述是,它〃已无力领导中国的高科技走向〃;比较浪漫的表述是,它〃只是一次性喷涌的死火山〃。这种舆论自2004年春天以来特别强大,以至引发一场激烈的讨论。赞成者和反对者全都理直气壮,实际进程中则充斥着相互对立的证据。这让我们的故事更加生动,富有冲突、悬念和戏剧性,但同时也增加了我们讨论问题的难度。这些问题有:我们国家为什么出了个中关村?中关村为什么变成今天这样子?它的精神源泉来自何处?究竟是民族主义的伸张,还是西方思想的产物?它的商业体系是如何形成的?它掀起的三次技术浪潮是怎样影响整个国家的?民间资本为什么能够战胜国家资本成为主导力量?它也经历了原始积累的阶段吗?它有原罪吗?有欺骗吗?有无法无天吗?有勾心斗角吗?它的疆域如何拓展?它的法律怎样递进?它究竟是个新技术的圣地,或者只不过是个大集市?它究竟是技术第一,还是市场第一?究竟是科学家更重要,还是企业家更重要?为什么中关村的公司总是长不大?好不容易长大了又为何不能避免盛极而衰的命运?政府应当介入吗?应当干预吗?应当凭借行政权力去支持或者阻止某些力量吗?如果不应当,那么怎样制止它的混乱和无法无天?如果应当,又该以怎样的方式介入?老一代已经过气了吗?〃海归〃将要成为它的主力军吗?当跨国公司纷纷进驻之时,它还是小公司的天堂吗?它还是新技术的发源地吗?它还是国家创新的一面旗帜吗?它将会成为一个世界创新中心吗?也许,它的历史已经中断,将被上海深圳这样的地方取代?
004003就中关村而言,要想把所有问题都解释清楚是一件困难的事。生机勃勃充满变化的新世界总是不容易理解和把握。像中关村这样的地区,不仅中国独有,而且全世界难能有二。它的时间延续至今,跨越我们国家全部改革历程。从官方立场上看,它作为科技园的历史是从1988年开始的,然而在一些民间研究者看来,自从陈春先1980年自行其是地创办了第一家公司,中关村的新革命就已经开始。它的包容性之大,是中国任何一个地方无法比拟的,以至它的人物太多,富人和穷人、博士和文盲,外来人和本地人、高官显贵和三教九流,都能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都有机会在这里谱写精彩篇章。它的事件纷繁复杂:经济问题、政治问题、技术问题、环境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传统问题、意识形态问题、人的本性问题。每个故事的结局都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然而最重要的是,它的故事还在继续,所有人物都是〃进行时〃。世界每天都在变化,谁也不能预见他们面对变化将会如何行动。即使你整天生活在这里,要想说清楚一些事情还嫌所知不足。描述和评论活着的人们非常困难,实在是因为他们距离我们太近的缘故。我常常想,也许叙述一段一千年前的故事会更容易些。
第3节:前言(3)
我知道,如果我美化官方或者成功者,也许会失去公信;如果我迎合民间舆论,也有哗众取宠之嫌。总之,无论唯上还是媚俗,都会离开公正从容的立场,使得人们更加简单化和更夸张地估价某些问题。我并不期望本书的描述能和中关村的正史合拍,那是历史家的事。我本人的职业是记者,对于人物和事件的取舍,更多的是出于记者本能。需要说明的是,我只是描述了中关村的最主要也是最有代表性的行业信息技术产业,而对于其他领域的故事只是一笔带过。我希望让读者了解这里曾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我想对读者说:〃它在创新之路上蹒跚而行的曲折历程,大致上反映了中国崛起的真相。〃这包括它的阳光和阴暗,包括它的英明之举和愚蠢行为,也包括它的混乱和秩序。
资料的来源是当事人的回忆、政府和公司的档案,以及公开出版物。中关村的色彩斑斓的历史既存在于人们心中,也存在于浩繁的文献中。为此我用8个月的时间在中关村调查。如果加上此前我对联想集团和对微软亚洲研究院的采访,那么我在这里已经花费了32个月。我采访了大约300个人,包括企业经理、科学家、工程师、销售人员、会计、商贩、教师、学生、留学生、农民工、政府领导者。这些采访几乎全是一对一的谈话。他们相当坦率和真诚,给了我那么多的故事和思想。尽管如此,我知道记忆通常夹杂个人情感,而且会因时间的推移而产生偏差,所以还用很多精力查阅原始资料。应当感谢中关村管委会和海淀区的领导者们,他们为我开放了两个政府档案室的全部文件史料。也应当感谢中关村园区志编写小组的那些专业人员,他们把自己掌握的资料毫无保留地让我使用。同时我还要感谢互联网以及日愈成熟的搜索引擎技术,它让我有可能高效率地掌握公开舆论中的有关部分。举个简单的例子,当我用〃百度〃搜索〃中关村+盗版〃的时候,就会显示至少40万个网页。所有这些,都成为我的重要参照。
由于资料浩瀚,泥沙俱下,所以对于事实的选择和驾驭要比收集这些事实更加困难。这需要眼光,也需要一些基本的价值判断,而价值准则却在随着国家的进步不断变化。昨天的天经地义,今天也许就会贻笑大方。我只是尽可能地以忠实于历史原貌的方式组织和叙述这个故事。初稿的长度远远超出预期,后来又经二稿、三稿、四稿、五稿,压缩其中三分之一篇幅,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我不是整段整页地删节,而是逐字逐句地浓缩,为此用掉更多时间,只是希望读者在减少阅读负担的同时不至于丢失有用有趣的情节。
把这么多精力和热情投入这个话题,是我始料未及的。老实说,它影响了我的职业经历。我要学习很多新东西,还要让自己多年的阅历得到伸张,因此承担更多压力,获得新的表达空间。这在我本人也是一个成长经历。它很艰辛,但充满魅力。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独立的写作者。在采访和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来告诉我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如果有人认为我的叙述只不过是以偏概全,有粉饰之嫌,或者过于刻薄,我只能说,依据目前可以获得的资料和开放程度,这是我能做到的最接近于事实的描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仍是有关事实的。本书所有的内容,包括细节、数据、人物对话和心理活动,都有确凿根据,而非我的杜撰。我把极大精力用在事实的校正上,以免发生错误,但我深知本书时间跨度之长,内容如此浩瀚,有些间接得来的材料无法一一核实确认,即使是事件亲历者的叙述也难免发生偏差,所以发生事实方面的错误也许是不能避免的。如果读者发现其中有任何错误,希望能够向我指出,以便我能修正。
作者
2007年1月30日
第二部试验区(1989…1998)
1989年元旦的那天有些凄凉。细雨夹着小雪,淅淅沥沥,弥漫在北方大部分地区。《人民日报》的社论是这样写的:〃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重问题。〃在新年到来之际如此低沉,如此沮丧,以往这种情形十分少见。自从8个月前中南海定下〃改革闯关〃的方针,这个国家的确在变,变得越来越陌生了。原本期待城市经济一举突破,不料掉进恶性循环的泥沼。亿万民众遭遇通货膨胀,不免惊慌。有人抢购粮食,有人挤兑银行。政府改弦更张,拿〃治理整顿〃代替〃闯关〃。有人指天骂地,有人开始怀旧,有人高唱〃跟着感觉走〃,大家不约而同,把讽刺诗编得既犀利又好笑。
第4节:试验区(1)
这时的白颐路上活跃着一个特别的小团体。他们自称〃沙龙〃,没有严密的组织体系,形式散淡,以喝茶闲聊为多,成员都是新公司的领导者,包括〃两通两海〃的领袖们,甚至陈春先也曾介入其中。1989年最初两个月,他们活动频繁,人数渐多。这些〃企业领袖〃采取〃轮流做东〃的方式,不断更换地点和话题。这些人坐在一起吹嘘自己的成功,也倾诉苦恼,互相传递经营之道,也密商如何少缴税款、逃避政府监督。中关村空前绝后的这个〃沙龙〃,如果真的就是这些话题,倒也罢了。问题在于他们还有国家大事要谈,不是分析改革顺逆,就是判断经济沉浮,再不就是政治秘闻。他们把中南海叫〃海里〃,把党中央叫〃上面〃,常常通宵达旦说个不停,不论真假,就像亲眼所见。这也难怪,那是一个思想活跃的年代,带着过去的烙印,而新市场远没有今天这样发达和成熟,没有证券交易所,没有风险投资,没有股票期货,没有楼市,没有源源不断的技术更新和产品换代。那时候人们耻谈利益,而对国家大事抱着一种奇特的热情,就像今天谈论股市沉浮和房价涨跌一样。
四通总经理万润南满有把握地预言,中国的政治大变革就在眼前,而中关村将是其中一个重要角色。这是要给中关村的新革命赋予政治意味。一个做公司的人说出这样的话,也只有在那个年代的中国才会发生。然而事情还没有完呢。科海总经理陈庆振估量〃电子一条街〃上崛起的企业群体,发现众人各自为战,〃重复劳动太多,智力和财力都在内耗〃,进而倡导〃联合〃。他的想法本来只有经济含义,但在当时的局面中,难免被赋予〃组织起来〃的意味。大家于是筹划成立一个〃中关村电子集团〃,还当场确立〃集团宗旨〃:〃用同一个规划做事〃,〃用同一个声音说话〃。说白了,这是要让这些早期叛逆者而今日企业家联合起来,步调一致。
现在回想起来,大家如此激昂高亢,不是过于天真,就是过高估计过去一年获得的支持。要不了多久,这些热衷政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