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震品李白 作者:康震-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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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进入长安是在天宝元年（公元742年），这一年李白四十二岁，玄宗五十七岁，高力士侍奉玄宗已经十一年左右，李林甫担任宰相已经八年，开元盛世已经持续了三十年，二十四岁的杨玉环才开始以太真道士的身份入住兴庆宫，杨国忠还在遥远的四川处于穷困潦倒之中，三十九岁的安禄山刚刚担任平卢节度使，羽翼尚未丰满。
我们可以逐一分析，试着寻找这几个人与李白的利害关系，看看他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李白的政治命运。理清了这些，我们就能比较客观地分析李白失败的原因，从而客观地评价他在长安的政治生活。
高力士、杨玉环陷害过李白吗（1）
我们先来看高力士。高力士本名冯元一，是玄宗最宠信的宦官，也是唐代著名的宦官之一。他幼年入宫，由一个名叫高延福的宦官收为养子，所以改名高力士。由于曾帮助唐玄宗平定韦皇后和太平公主之乱，深得唐玄宗的宠信。在唐玄宗统治期间，他的地位达到顶点。在皇宫里，高力士拥有特殊的地位，就连李林甫和杨国忠也都争相讨好高力士。蔑视权贵、桀骜不驯的李白与高力士之间有什么特殊的交往吗？民间盛传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究竟是真是假？力士会不会因为给李白脱靴而怀恨在心，向玄宗进李白的谗言呢？
关于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最早的出处来自于唐人杂史笔记《国史补》（李肇撰）和《酉阳杂俎》（段成式撰）。故事是这样的：“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遂为脱之。”李白在宫中受到玄宗的接见，神气高朗，气宇轩昂，玄宗被他的神采所震慑，竟然忘记自己贵为帝王之尊，允许李白脱下自己的靴子，意思是让李白随意一点儿，不必那么拘束。李白于是将脚伸给高力士说：帮我脱掉靴子！高力士一时手足失措，居然就给他把靴子脱掉了。
人们常常以这个故事作为李白傲视权贵，又受到玄宗格外宠爱的例子，殊不知在这段故事的末尾，李白离去后，玄宗对高力士说，李白这个人“固穷相”，意思是说，这个人成不了大器，一副小人得志的样子。高力士为李白脱靴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许多人信以为真，历代的戏曲小说中都有这个故事，成为表现李白在权贵面前傲岸不屈的典型例证。
然而，我们只要认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则故事大有问题。从故事的源头上来讲，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很值得怀疑。高力士到底是个什么人呢？高力士是当时唐玄宗最信任的“老奴”，对玄宗尽心尽力。“老奴”这个称谓毫无贬义，而是种特殊的亲近称谓。唐玄宗有一句话说：“力士当上，我寝则稳。”只要有高力士在宫中值班，我就可以睡大觉。以唐玄宗的英明神武，讲出这一番话来，充分说明他对高力士信任的程度。高力士对玄宗自然也是尽心尽力。《旧唐书·高力士传》记载：“景龙中，玄宗在藩，力士倾心奉之，接以恩顾。”正是由于高力士对玄宗的忠心耿耿以及平定太平公主政变的业绩，才使他得到了玄宗的信任，从而与玄宗关系密切，并拥有了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一定的政治权力：“每四方进奏文表，必先呈力士，然后进御，小事便决之。”（《旧唐书·高力士传》）
尽管高力士有如此大的权力，但他本人从不乱政，而是全心全意地辅政。高力士这个人有三大性格特点：第一，对唐玄宗无条件的绝对忠诚；第二，做事非常谨慎——“力士谨慎无大过”（《册府元龟·内臣部》）；第三，在政治上特别精明。他向玄宗提的建议一般都是出于维护皇权、忠于朝廷的立场。玄宗有什么家事、朝政都愿意听他的意见，极其信任他。因此高力士在朝中地位相当高，唐玄宗也给高力士加官进爵。天宝初年，高力士被封为冠军大将军、右监门卫大将军，进爵渤海郡公，后来又被封为左监门卫大将军，为正三品，权倾朝野。在宫中，玄宗一般不称呼高力士的名字，而是称他为将军，皇太子则称他为二哥，其他王子公主都叫他阿翁，尊他为长辈，驸马则称他为爷。
从这些称谓中我们就可以了解到高力士在宫中的特殊地位，以他这么高的地位，怎么可能为李白脱靴呢？李白固然清高自傲，但是从身份而言，毕竟只是个翰林待诏，他有多大的胆量，敢让高力士这样一个重要人物在皇帝的面前给他脱靴？再说，李白自己非常珍惜这次入长安的机会，他在宫中侍从游宴、奉诏作诗都很谨慎。他既无可能也完全没有必要让高力士这个权贵给自己脱靴，这个行为不仅不会给自己带来任何好处，只会带来很大的麻烦。退一万步讲，即便真有脱靴的事情发生，非但不能说明李白蔑视权贵，行为清高，反而只能说明李白是一个不识大体、不顾大局的人，其实，这种行为本身也并不符合李白的真实性格、个性。在大庭广众之下让高力士为自己脱靴难道就等于傲视权贵吗？从本质上来说，命人脱靴这种轻薄浮躁如同浪子一般的荒诞行为方式与李白浪漫豪迈、旷达清俊的言行方式根本格格不入。从另一方面来说，这样一件看似在权贵们面前扬眉吐气的“光辉”事迹，李白却从未在自己或者与他人交往的诗文中提及，按照李白的个性，如果真有其事，怎会保持沉默呢？
高力士、杨玉环陷害过李白吗（2）
后人为了塑造李白蔑视权贵、傲岸不群的精神姿态，在他身上附会了太多的故事，力士脱靴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例。唐代的著名诗人何其多，可脱靴这个故事偏偏就附会在李白的身上，个中道理也很简单：这样的故事最有可能发生在李白的身上，如果说发生在杜甫、李商隐身上，不可能有人相信，因为这件事情比较符合李白性格的逻辑和风采。但事实上，力士为李白脱靴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只不过是一个民间传说。
说完高力士，再来看杨玉环。
杨玉环是中国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女性，她本是唐玄宗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王妃。公元737年，唐玄宗宠爱的武惠妃病死，高力士为了讨唐玄宗欢心，便向唐玄宗推荐了寿王妃杨玉环。杨玉环精通音律，擅长歌舞，很得唐玄宗的喜爱。公元745年，在玄宗的精心安排下，杨玉环请求进宫做女官，住进南宫，玄宗赐号太真，不久又册封她为“贵妃”。杨玉环入宫后，深得唐玄宗的宠信。杨玉环与高力士都是玄宗身边最亲信的人，也是对玄宗最有影响力的人。因此，许多人将目光锁定在杨玉环身上，认为她也是阻碍李白仕进与政治前途的又一个进谗言者。
说杨玉环向玄宗进谗言，主要是与高力士联系起来的。高力士因为脱靴一事怀恨在心，于是撺掇杨玉环向玄宗进谗言。高力士撺掇杨玉环的借口就在李白的《清平调》三首其二：
一枝红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枉断肠。
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
这首诗写得很美。第一句说牡丹花上落满露水，非常娇艳。第二句说巫山女神纵然多么浪漫、美丽，依然无法与杨玉环相比。第三、四句说杨玉环的美貌也许只有汉宫赵飞燕可与媲美。
传说中，高力士对杨玉环讲，李白将你比做赵飞燕，这是贬低你的人格，是对你人格的侮辱。因为赵飞燕本是阳阿主家的歌舞乐伎，出身微贱，汉成帝微行过阳阿主家时，被她的舞姿吸引，方才召她入宫，后又将她立为皇后。杨玉环听信了高力士的话，在玄宗面前极力诋毁李白，唐玄宗于是不再重用李白云云。
这些说法都站不住脚。第一，赵飞燕是西汉成帝的皇后，擅长歌舞，她受成帝宠信的经历与杨玉环颇有些相似，李白将杨玉环比做赵飞燕非常恰当，毫无贬损之意。假如将杨玉环比做褒姒、西施、貂婵，那当然就很不合适，因为这几个女人都曾有参政甚至乱政的行为记录，而赵飞燕本人从未参政也未乱过政。李白这首诗中使用赵飞燕这个意象的主要作用其实是为了陪衬、衬托杨玉环的美貌，并不具有其他更深入的含义，更不用说政治含义与贬义了。其实，赵飞燕这个名字在唐代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常常以美女的代名词出现，其中也丝毫没有贬损之意。
第二，《清平调》是李白奉玄宗诏命而写，李白的《清平调》撰成之后，玄宗非常喜欢，立刻命李龟年等乐工谱曲演唱。如果李白在诗中隐含如此强烈的讥讽之意，以唐玄宗的博学多闻，擅长诗文，精通音乐，难道还看不出来吗？李白固然清高自傲，平交王侯，但他毫无必要也不至于非得在这个时候讥讽杨玉环，触怒唐玄宗，这对于在长安谋求仕进之途的李白来说有百害而无一利。更何况，杨玉环当时尚未被封为贵妃，只是以太真道士的身份入住宫中，她还没有成为后来煊赫一时的贵妃，杨国忠也没有出任宰相，权倾朝野，所以李白也根本没有抨击讥讽杨玉环的理由。至于有人认为，“云雨巫山枉断肠”一句是讽刺杨玉环曾为寿王李瑁王妃，“枉断肠”特指寿王，就更是无稽之谈了。
从以上对高力士、杨玉环的分析来看，说高力士和杨玉环曾经在唐玄宗跟前进谗言，说李白的坏话，这些说法在史实上是很难成立的。这大都是后世笔记杂史作者杜撰出来的，其目的也许是为了强化李白傲岸不群、蔑视权贵的形象吧。
李林甫阻碍了李白的前程吗（1）
有人认为，唐玄宗后期荒淫骄奢，不理朝政，李林甫则大权独揽，嫉贤妒能，造成朝政腐败，政治黑暗，这对于李白在长安的政治命运有非常不利的影响。
我们先来看看天宝时期的政治环境。这一时期，唐玄宗早就罢免了宰相张九龄，任用李林甫为宰相。许多学者认为，罢免张九龄，任命李林甫，是盛唐王朝开始由盛转衰的一个标志。
李林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擅长音律，但没有多少才学，长于机变、钻营，阴险狡诈，其政治权术登峰造极，不仅一般人为之心惊，即便老奸巨猾者也望而生畏。
根据史料上的记载，李林甫为人有三个主要特点：第一，当面说好话，背后说坏话，口蜜腹剑，陷害忠义大臣：“或阳与之善，啖以甘言而阴陷之。……世谓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资治通鉴》卷215）第二，大权独揽，堵塞言论，不准朝臣发表言论。李林甫的这种作为，破坏了唐太宗以来大臣进谏皇帝、皇帝虚心纳谏的优良政治传统，破坏了君主放手信用大臣、大臣尽心辅佐君主的良好政治格局。第三，嫉贤妒能。李林甫作为宰相，不但不向唐玄宗积极推荐人才，反而还阻碍人才发展：“李林甫为相，凡才望功业出己右及为上所厚、势位将逼己者，必百计去之。”（《资治通鉴》卷215）“上欲广求天下之士，命通一艺以上皆诣京师。……既而至者皆试以诗、赋、论，遂无一人及第者，林甫乃上表贺野无遗贤。”（《资治通鉴》卷215）制科考试，本来是面向朝野广求学有专能贤才的举措，然而由于李林甫的刻意阻碍，一个人都不曾录用，李林甫居然还上疏玄宗表示祝贺，说什么“野无遗贤”——天下人才已经全部搜罗入朝，民间已经没有被遗漏的贤能之士才了，所以录取名额为零。
就是这样一个奸臣，唐玄宗对他却大加重用，而且一用就是整整十六年，在他之前的数位贤相如姚崇、宋、张说、张九龄等，任期也不过三四年。因此许多人将矛头直接对准唐玄宗，认为他是天宝以后大唐政治腐败的总根源。归结起来，唐玄宗有这样几条荒政误国的表现：一，不理朝政，将行政权力交给李林甫，自称无为而治，其实是大权旁落，客观上导致奸臣当道，朝廷的政治风气越来越坏；二，追求长生不老，寻找方士、道士给自己炼长生不死之药。这其实是唐朝皇帝的通病，好些所谓的明君如唐太宗、唐宪宗就死于这些长生不老药；三，崇拜老子、道教，到处铸造老子真容，一时间朝廷上下、宫廷内外迷信、谶纬活动猖獗；四，骄奢淫逸，专宠杨玉环，生活腐化堕落。
其实，如果我们冷静地思考一下玄宗的这四个特点，就不难发现，这些特点远非唐玄宗所专有，许多封建时代的皇帝在他们统治的后期都有这些特点。
那么，唐玄宗与李林甫这对君臣究竟对天宝政治造成了怎样的危害呢？这样的危害对李白在长安的政治前途到底造成了怎样的影响呢？这里先稍稍宕开一笔，说说唐代皇帝与宰相的关系。
唐玄宗罢免张九龄，任用李林甫这一政治举措，是评判玄宗天宝时期政治风气、政治格局的关键所在。封建社会的政治中枢格局中有许多矛盾，其中皇帝与宰相的矛盾最为关键，也最为核心。这不是具体的人与人之间的矛盾，而是体制之间的矛盾。打个通俗的比方，皇帝好比是国家的董事长、所有者，宰相则是国家的最高执行官、经营者。随着封建官僚政治体制的不断运行、完善、成熟，执行官要求在决策、行政等方面拥有更大的权力，而皇帝出于自身至高无上的特权利益，必须将最重大的权力最大限度地掌握在自己手中。于是皇帝必然要求宰相成为无条件忠实于自己的执行官。
问题在于，宰相一旦成为官僚体制运行中的一个环节，就必须要遵循官僚体制自身的规律来运行。再打个比方，皇帝的舅舅犯了杀人之罪，宰相必须按照法律的相关规定惩罚甚至处死国舅。但是这样做显然不符合皇帝的根本利益，《礼记》中说，“刑不上大夫”，如果惩罚甚至处死国舅，就会有损君王九五之尊的崇高威望，也会触动皇亲外戚的政治利益。总而言之，宰相要按照官僚体制办事，而君主要求维护皇权的利益，这就必然会产生体制之间的矛盾甚至冲突。在封建社会体制中，皇帝的权力是没有边界的，这个绝对权力要求官僚体制无条件服从他的意志。而官僚体制则要求皇帝尽可能在体制框架内行使绝对权力（其实是希望它转变为相对权利），要求宰相自身具有相对独立的意志力，这就是皇帝与宰相之间的矛盾。
李林甫阻碍了李白的前程吗（2）
唐玄宗天宝初年，开元盛世已经持续了三十年时间，国家空前强盛，君权空前强大，君权与君主的意志也空前膨胀。换言之，这个时期的玄宗更需要一批唯命是从的执行者，而不是皇权的监督者。开元时期的宰相如张说、张九龄等人，他们是一批具有很高文艺修养的文辞之士，又是一批具有较高政治品德、政治信念的鸿儒、大儒。张说、张九龄等大臣拥有一整套完整的儒家政治学说与政治理念，这些学说、理念足够回答、解释一个封建王朝应该拥有怎样的国君、宰臣，应该具有怎样的政治格局与政治目标。他们希望国君能够恪守封建理想政治的格局、规划，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不仅为皇家谋利益，更为天下百姓谋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