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109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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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有时会同我们开一个玩笑，乔装打扮而来。机遇、友情、成功、团圆……它们都酷似幸福，但它们并不等同于幸福。幸福会借了它们的衣裙，袅袅婷婷而来，走得近了，揭去帏幔，才发觉它有钢铁般的内核。幸福有时会很短暂，不像苦难似的笼罩天空。如果把人生的苦难和幸福分置天平两端，苦难体积庞大，幸福可能只是一块小小的矿石。但指针一定要向幸福这一侧倾斜，因为它有生命的黄金。
幸福有梯形的切面，它可以扩大也可以缩小，就看你是否珍惜。
我们要提高对于幸福的警惕，当它到来的时刻，激情地享受每一分钟。据科学家研究，有意注意的结果比无意要好得多。
当春天来临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说，这是春天啦！心里就会泛起茸茸的绿意。
幸福的时候，我们要对自己说，请记住这一刻！幸福就会长久地伴随我们。
那我们岂不是拥有了更多的幸福！
所以，丰收的季节，先不要去想可能的灾年，我们还有漫长的冬季来得及考虑这件事。我们要和朋友们跳舞唱歌，渲染喜悦。既然种子已经回报了汗水，我们就有权沉浸幸福。不要管以后的风霜雨雪，让我们先把麦子磨成面粉，烘一个香喷喷的面包。
所以，当我们从天涯海角相聚在一起的时候，请不要踌躇片刻后的别离。在今后漫长的岁月里，有无数孤寂的夜晚可以独自品尝愁绪。现在的每一分钟，都让它像纯净的酒精，燃烧成幸福的淡蓝色火焰，不留一丝渣滓。让我们一起举杯，说：我们幸福。
所以，当我们守候在年迈的父母膝下时，哪怕他们鬓发苍苍，哪怕他们垂垂老矣，你都要有勇气对自己说：我很幸福。因为天地无常，总有一天你会失去他们，会无限追悔此刻的时光。
幸福并不与财富地位声望婚姻同步，这只是你心灵的感觉。
所以，当我们一无所有的时候，我们也能够说：我很幸福。因为我们还有健康的身体。当我们不再享有健康的时候，那些最勇敢的人可以依然微笑着说：我很幸福。因为我还有一颗健康的心。甚至当我们连心也不再存在的时候，那些人类最优秀的分子仍旧可以对宇宙大声说：我很幸福。因为我曾经生活过。
常常提醒自己注意幸福，就像在寒冷的日子里经常看看太阳，心就不知不觉暖洋洋亮光光。
Number：5155
Title：地球花园
作者：陈斐雯
出处《读者》：总第163期
Provenance：台港文学选刊
Date：
Nation：
Translator：
为了让你相信
我们真的可以拥有
一座地球花园
请原谅
我不许你摘花
难道你不能
想象自己是一朵花
是一朵花而能够
夜夜在月光的哄抱中
睡去，小梦柔浅
这不是很好么
你在露水的长吻里醒来
迎风梳妆的时候
仍呵欠连连
我偶尔路过，弯腰问候
难道不能
为了这样美丽的问候而
不许你摘花
如果我们流浪在世界各处
但事实上却只是
在一座花园里云游
那不是很好
我们路过每一朵花的家
弯腰向它们请安的时候
自己也含笑成一朵花
为了加速实现
我们地球花园
我已经摔破了九十九只花瓶
并与整条街的花贩反目成仇
而你竟满怀着花走了
颓坐在你芬芳溅溢的背影里
我含泪地说了再说
不许摘花……
Number：5156
Title：蒋介石在台湾的最后日子
作者：赵展鹏吴晓武
出处《读者》：总第163期
Provenance：视野
Date：1994。
Nation：
Translator：
1949年初，国民党在中国各大战区节节败退，军事和经济处于全面崩溃之势。作为国民党军队最高统帅的蒋介石，眼看大势已去，于当年1月21日宣告“引退”；7月再度出山，任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主席。在反共内战彻底失败后，于12月10日乘飞机由成都去台湾。从此，这位左右了中国政局达22年之久的军政领袖彻底失去了对大陆的控制，并由此一去不复返。
蒋介石的一天
蒋介石到台湾后，一直住在台北的士林官邸。以士林官邸为中心，包括阳明山和蒋介石之子蒋经国居住的大直“七海官邸”在内的蒋家家族官邸，是集军政指挥和安全保障系统为一体的要塞地点，部署有最忠诚且精锐的卫戍部队和一个快速反应的宪兵营。
在普通地图上，人们无法查知这些山林的准确位置，但这里的确是蒋介石及其家庭生活的中心。在地下及周围的山体内，挖掘有数条地下隧道和掩体工事，因而在安全上可称得上是铜墙铁壁，坚不可摧。而豪华的士林官邸建筑群更是使得它与青山绿水融为一体，给人以气势宏伟、雅静闲适之感。由于其神秘的地理位置，蒋介石在这里的生活情况对外界来说，便成为一个秘密。
当东方天际尚未泛出鱼肚白之时，蒋介石便已悄悄起床。朦朦胧胧中，他打着一支钢笔粗细的手电筒，蹑手蹑足地摸索着走进盥洗室洗脸。他这样做，是为了不惊醒还在睡梦中的夫人宋美龄。
盥洗完毕，蒋介石便要习惯地喝上两杯白开水，其中一杯是五六十度左右的温开水，另一杯则是近100度滚烫的开水。他所喜欢的便是对二者进行相互调节，但冷开水他是绝对不饮的。然后，蒋介石便开始了他一天中固定的约20分钟的柔体体操和唱圣诗活动。在唱圣诗时，他在唱到“天父”或“圣哉、圣哉”时，便会自动地脱帽向东方行礼。接下来便回书房静坐祈祷。他先是用毛毯把自己的膝盖盖好，然后开始按摩双眼，并用特制的眼药水点眼；闭上眼静静地坐上约摸40分钟后，便开始记日记和看当日的早报。
蒋介石通常习惯白天活动，不爱熬夜，所有的日程安排都在白天进行。尤其是早晨的精神状况最佳。这样，他在上午便已清晰地做完了他应该做的事。
在早上9时左右，蒋介石便开始进早餐。早餐的食品非常精制但较简单，通常是一些点心之类。他还对特制的腌盐笋和芝麻酱抱有浓厚的兴趣。这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们是家乡的菜。此外，他还非常喜欢喝鸡汤，这几乎成为士林总统官邸饮食的基本特色。
中餐和晚餐一般定在五道菜左右，菜色是二荤三素，或是三荤二素，兼顾了风味和营养。蒋介石吃东西从不挑拣，厨房做啥他吃啥，但他始终对西餐的兴趣不高，这是他与其夫人又一个截然不同之处。
病魔缠身
1969年7月，是一个炎热而躁动的月份。对蒋介石来说，这个月可称得上是极不安分和不幸的一个月。
与往年一样，蒋介石夫妇到了这个时候就从士林官邸搬到阳明山官邸避暑。为确保安全，通往阳明山官邸的仰德大道沿途布满了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谈起这条大道，还是由台北市政府和阳明山管理局专门拨款兴建的，它除了山势陡峭而无法改变之外，其路况可称得上是台北市郊最高级的一条公路了。但尽管这样，人们始料不及的车祸还是发生了。
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蒋介石的车队从士林方向快速经过仰德大道岭山附近的弯道时；前导车司机发现前面有一部要下山的公路局班车停靠在前面的站牌下上下客。因为是转弯，前导车没有看清这部公路班车的后方有没有来车。
这时，突然有一部吉普车从公路班车的后面猛然超车，并在没有减速的情况下直接往下冲来。显然，这辆吉普车并未发现总统的车队也正在高速而来。为避免与吉普车撞个正着，前导车立即实施紧急煞车。可是，就在这一关键性的一秒钟时间里，后面的总统座车却来不及反应，猛力地撞上了前导车的车尾，紧跟在后面的“随一车”幸好没有跟着撞上来，否则，总统座车被前后夹击，后果将不堪设想。
在撞车的一刹那，蒋介石当时手上还握着拐杖，身体猛然往前冲去，整个人撞到前面的玻璃隔板，胸部当场受到严重撞伤，连阴囊都撞肿了，假牙也在撞击的那一瞬间，从口中飞出去。夫人宋美龄此时坐在蒋介石的左侧，在遭到突然撞击时，她的双腿撞上前面的玻璃隔板，立刻发出痛苦的尖叫声。
车祸发生后，现场一片混乱。蒋介石夫妇立刻被送往医院急救。经医生检查，蒋介石的胸口受撞击最为严重，心脏部位明显扩大，这是导致他尔后身体健康受损的致命伤害。
此后，蒋介石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他的心脏毛病越来越严重地表现出来，并出现过心跳突然停止的危险场面。
进入70年代后，蒋介石的病情进一步加剧，他的健康状况明显地从脸上反映出来，脸庞消瘦，双眼眼眶下陷；他的行动也越来越艰难了，尤其是他的右手萎缩得相当厉害，以至于连握笔的力气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听从医生的劝告，在台北的荣民总医院接受长期治疗。
尽管如此，身抱重病的蒋介石还是在这期间勉强地支撑着病体，先后4次对外露面，以消除人们对他的各种猜疑。
1974年11月23日，蒋介石从荣民总医院搬回士林官邸，在家接受治疗。在这里，蒋介石和他的夫人宋美龄度过了他们的最后一个圣诞节。
最后时刻
1975年3月，蒋夫人听从友人建议，并不顾总统医疗小组医官的反对，从美国请来了一位医师为蒋介石诊治。
这位美国医生看了蒋介石的病历和检验报告后，建议立即进行“肺脏穿刺手术”。此举遭到医疗小组主任王师揆的坚决反对。其理由十分简单：蒋介石已年高89岁，照临床经验，是根本不适合做任何大型手术的，因为有太多的变数很难掌握，而且，一旦发生手术并发症，谁也不敢负责。
蒋夫人在听取了双方的陈述报告后，仍主张进行穿刺手术。她说：“专家提出的意见很好，我们为什么不能试试看再说，就这样决定了，我负全权责任！”看来，蒋夫人把最后的赌注压在了这位洋医身上。
这次背穿刺手术可以说十分成功，美国医生从蒋介石的肺脏中抽出大约一碗脓水。
但是，虽然手术圆满成功，但手术的后遗症却接踵而来。在手术的当天晚上，蒋介石一直昏迷不醒，并且体温由原来的37℃上升到41℃，所有医疗小组的成员一时之间被弄得手忙脚乱，气氛极度的紧张。
高烧不退，加上小便大出血，是这次手术留下的严重症状。更让医疗小组日益紧张的，要算蒋介石的心脏停止跳动的频率不但愈来愈高，而且其间隔也愈来愈近。
1975年4月5日上午，蒋经国和往常一样，一大早便到士林官邸来看望病危中的父亲。下午，蒋介石显得情绪烦躁。晚上8时55分，蒋介石吃了一些维他命丸，进入睡眠状态。突然，他的心电图上的心搏曲线变成了一条白色直线。在场的医护人员进行急救，但已回天无力。从此，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地消失了。
Number：5157
Title：“我曾是…是个结巴”
作者：沙叶新
出处《读者》：总第163期
Provenance：沙叶新的鼻子─人生与艺术
Date：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我很小就患口吃。我的口吃是吓出来的。我小时调皮，父亲就叫一个像门神一样的山东汉子手执板斧吓我，我一见到他便惊恐万状，口不能言，久而久之，说话就结巴了。口吃最怕人耻笑。越怕口吃越厉害。记得上初中时，寒假去南京成贤街的市图书馆借书，面对图书管理员我就是开不了口，因为“同志”的“同”字怎么也说不出来。憋了老半天，非要重重地一跺脚，才能说出。每次跺脚时，“嘭”的一声巨响，声震四座，总是把管理员吓一跳。管理员对我说：“你要是对我们工作有意见，请好好提，不必采取这种惊人的方式。”上高中之后，因为发表了诗歌和小说，很受同学的尊重，自信心也随之增强，口吃居然也逐渐地不治而愈。到了大学，更是踌躇满志，不但自信甚至自负，口吃更是消逝得无影无踪。
到了“文革”，不行了，今日挨批，明日挨斗，魂飞魂散，一日数惊，不但不再自信，连起码的自尊也没有了。精神的紧张，内心的惊恐，使得我又再次口吃。当时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有三个著名的结巴，一是剧作家王炼，二是化妆师朱士场，三是我。三人的结巴似有分工，朱士场是一句话的开头结巴；我是中间结巴；王炼最妙，是结尾结巴，话都快说完了，他还结巴！比如骂人，他骂起来是这样的“滚你的蛋……蛋……蛋……蛋噢！”其实后边三个“蛋”完全可以省略不说，说到前边第一个“蛋”字便可戛然而止，可他老人家为了语气的完整，为了那最后一个“噢”字，非要结巴三次不可。
“文革”期间，虽日坐愁城，但大伙碰在一起，也会苦中作乐，偷偷说笑。其中也会说到我们三人和别人口吃的笑话，最精彩的有如下两则。一则是说有一青年沪剧演员，说话结巴，唱戏倒一点也不结巴。某日，家中失火，他急忙奔至父亲的单位处，大叫：“爸……爸……爸……爸……爸爸爸爸……”他又急又结，怎么也说不下去。他父亲见他急得满头大汗，便举起手做了个音乐指挥的手势，说：“孩子，你唱！”这青年沪剧演员于是立即唱道“哎格隆咚哟，阿拉屋里天火烧！”终于向父亲报了火警。还有一则说的是我们剧院一个同事的弟弟，也是口吃，他到王炼家去还照相机。别人敲门“笃、笃、笃”，每一记都应是同样的节拍，可这位同事的弟弟敲起门来却是“笃……笃笃……笃笃笃……笃笃……”连敲门也结巴。王炼开门，问：“你找谁……谁……谁呀？”同事的弟弟说：“王……王……”王炼一听，明白了，连忙替他说下句：“……炼。”同事的弟弟点点头。王又炼说：“请……请……”同事的弟弟也连忙帮王炼说下句：“……进！”这下该王炼点头了。于是两个口吃的人一同进屋。同事的弟弟说：“我……我……我哥哥叫我……叫我……来还……还……还照相……照相……照相，”王炼不失时机地接下：“……机。”王炼说：“请……”同事的弟弟说：“……坐。”最后告别时，同事的弟弟说：“再……再……再……”王炼仍然及时地补上：“……见！”这两个结巴子可算是“结”拜兄弟，能“结”二连二，结得天衣无缝。此事也不知是真是假。王炼是个极忠厚的人，听了也只是笑笑，最多再骂上一句：“滚你的蛋……蛋……蛋……蛋噢！”此时王炼显得越发的可爱。
但最好不要拿口吃患者开玩笑，这是把自己的欢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有一点可以使口吃患者引以为荣的是一些伟人也口吃，如战国时期的大哲学家韩非、汉代的御史大夫周昌、三国的镇西将军邓艾等，他们都是了不得的人才，口吃并未妨碍他们建功立业、发挥才干。值得一提的是前总书记胡耀邦也有些口吃。70年代末我在北京西山脚下采访女将军李贞时，她就曾对我说过：“胡耀邦善于鼓动会演讲，就是手势多，动作大，为什么？他有点结巴，手不挥动就说不出话。”这和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