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十年精华-第5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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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名著，攻读着高中的全部课程，还学了英、日、俄三门外语。

我们共和国的五十年代，充满了求知和建设热潮。晏卿和悦真这一对梦想作新中国的保尔和达雅的年轻人，也在寻觅着自己的岗位。晏卿说：“我已经失去了参加体力劳动的可能，惟有求知，才能不当废物，为新中国做一点贡献。”

悦真说：“我在工作中感到越来越吃力了，现有的初中一年级的知识不够用啊。我要上大学，晏卿，你要帮助我！”

悦真每周数次从大连到四十五公里外的旅顺，让晏卿帮她补习高中课程。晏卿制订了周密的教学计划，悦真一点懒也偷不得，疲于奔命地应付“教师”布置的作业。

一九五五年，悦真不顾家长、亲友和周围舆论的反对，毅然和没有职业的晏卿结了婚。在俭朴的婚礼上，留着光头的晏卿甩掉拐杖，扶着悦真，照了结婚像。他们的爱情的基石，是携手求知的渴望。

第二年，悦真生了个胖小子力普，考期也临近了。在月子里，悦真就捧起了书，奶奶和姑姑连忙劝阻：“这会把眼睛看坏的！”这时，晏卿接过悦真手里的书，一段一段地读课文、讲习题，让悦真耳听心记。孩子满月后，悦真马上去参加高考辅导班。孩子吃奶，是让姑姑从家里抱去，在课间休息时，在学校的偏僻角落里由悦真喂。孩子吸吮着乳汁，母亲汲取着知识，多么动人的求学图啊！”

天从人愿。悦真考取了沈阳医药学院。由于上学，悦真的六十九元工资变成了二十七元助学金，而晏卿没有收入，全家经济颇感拮据。悦真每月给家里邮去十几元，家用不足部分，靠亲友们周济。悦真在学校吃最便宜的饭菜，用最廉价的笔记本。为了节省，她记笔记的字写得极小，而且把笔记本的封里全用上。上学期间，她没添过一件新衣服，也从不花钱游玩。

她拼命节省，是为了要订购两份讲义，一份自己用，一份寄给晏卿。她在学校学习，晏卿在家学习。每年寒暑假，她回家给晏卿批改作业。一九六0年，她毕业了。晏卿也一丝不苟地学完了讲义上的全部课程，只是没能获得文凭。

艰难的起飞

一九六0年底，大连市职工业余大学药学班，吸收晏卿为正式学员。

残废人上学，比常人有更多的困难。课堂在二楼上。从家到这儿要乘电车。难啊，对难履平地的晏卿真叫难！

悦真请人在晏卿的拐杖上多加了两道扶手。用最下面的一格走平地，用中间的一格上楼梯，用最上面的一格上电车。

从此，在固定的时间、固定的路线上，人们可以看到一个背着书包、拄着双拐的残废人，踽踽独行。在电车门口，他用右手抓扶手，左手提双拐，靠臂力作跳跃，常常因失去平衡把身上撞得青一块紫一块。在陡直的楼梯前，他象一位运动员，先歇息片刻攒足劲儿，然后象划船挥动双桨那样舞动双拐，一口气上到顶。他不能歇，也不敢歇。他知道一歇下来，就上不去了。

在上学不久的一个夜晚，大雪覆盖了路面，放学回家的晏卿一时大意，将拐杖插入了有轨电车的轨道，“叭嚓”一声横着摔了出去。幸好，一位好心的过路人发现了，把他送上了电车。回到家，晏卿闭口不提挨摔的事，可是悦真一眼就看出了他脸上的青痕。从第二天开始，悦真就领着力普，后来又抱着肖燕，去接放学的晏卿。日复一日，绵延四年。

一九六四年，晏卿以优等成绩读完了所有的十二门课程，还完成了毕业设计。谁知，由于学校换了领导人，竟不发给他毕业文凭。他们说：“你是残废人，又没有职业，不算正式学员。早就想把你除名，让你读到毕业就够宽大了！”

晏卿想不通啊：凭什么说我不是正式学员？难道残废人只能白吃饭？难道残废人就不算人？！

悦真也难过啊：晏卿已经读过了两回大学课程，竟得不到一纸文凭。她压下满腔委屈，劝说晏卿：“别生气啦，反正知识学到手了，谁也抢不走！”可劝着劝着，自己竟哭了起来。

学生班长王传生了解晏卿的学识和才华。他利用到北京出差的机会，跑到科学出版社，向一位素不相识的副总编辑，诉说了晏卿的情况。副总编辑被感动了，责成有关同志给晏卿寄来《寄生属性》，请他试译。晏卿按要求摘译了四千字寄给出版社，出版社回信说：“达到出版要求。如有兴趣，请译全书。”可要译全书，是何等的艰难。

隔行如隔山。晏卿和悦真学的是药学，缺少寄生虫专业知识。悦真拿着书到大连医学院两位副教授那里去请教。他们翻阅后，都不赞成晏卿译这本书。他们说，在国内当时只有从医学角度研究寄生虫的，而这本书是从生物学角度进行探讨，是全新的尖端理论，就是专业人员翻译也很吃力，何况是晏卿呢？如果半途而废，不如趁早不译。

怎么办？晏卿哪里肯放弃这个机会，越是尖端他越要干。他让悦真借来了数十本寄生虫学和生物学的专著，从头学起，半年过去了，他用这些知识重新武装了自己，开始着手翻译。

他不能长时间坐着，只能躺在床上，仰面朝天地工作。一只手拿着个硬纸夹，一只手拿笔。他翻译极度认真，对一些难译的英文句子，一定要译出十几种、甚至二十几种中文句子加以比较，然后择优。这样进度很慢，连悦真都嫌他繁琐。可晏卿却说，只有这样才能译得准，才算对出版社和读者负责。他拼得太苦了，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把眼睛都熬坏了，被迫住了两个星期的医院，可出院后，他还是拼命干。书里有大量新奇的专业术语，一般字典上查不到。悦真担负起查词、找资料和向行家请教的任务。她用休息时间跑图书馆和大连医学院，成了那里的常客。她一次带上二十几个生词，能查到二三个就算是大有收获。

就这样，夫妻俩苦苦熬了一年半，翻碎了一本英汉辞典，流下了不知多少汗水。1966年5月10日下午，当晏卿在稿纸上写完最后一行字的时候，全家老小齐声欢呼起来。

晏卿马上写信通知出版社，而出版社的复信却通知他：“由于种种原因，此书不拟出版。”

奉献给孩子的

没过多久，晏卿和悦真就无暇为《寄生属性》而忧伤了，“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直接袭击晏卿了他被打成了“特嫌”。理由是他在搞翻译时，曾与某位被打成“大特务”的学术权威有来往。他被从家里“揪”出来，在街道挨批斗，一斗就是一天。他可怜巴巴地拄着双拐撑在那里，连气带累浑身直哆嗦。

悦真这个“特嫌家属”，在单位也被入了“另册”。晚上回到家，这一对要作保尔和达雅的人相对流泪。他们几乎无事可做了，可心中却燃着追求真理、渴望民族富强的火焰。他们把目光转向了自己的孩子：

“既然不让我们干，就先来培养孩子吧。把求知的火炬交给他们，他们会比我们走得更远。”

学校“停课闹革命”了。晏卿和悦真把正上小学三年级的力普叫到跟前，和他订好，每天由爸爸教他两小时英语，还叮嘱他：“这是秘密，不能让外人知道。”“特嫌”教儿子学外语，让别人知道了，是要遭殃的。刚开始，力普收不住心。然而晏卿严格约束他，整整两年，力普学到了知识，更可贵的的是点醒了他求知的兴趣。初中毕业后，因家中困难，力普被批准留城，当了工人。这时，他深切感受到失学的痛苦，刻苦自学外语。厂里经常没活干，别人聊闲天、睡大觉，力普却抱着英、日、德几种外语书在车间的角落里苦读。家里经济紧张，他每月领了工资都如数交给妈妈。他穿着补丁衣服上班，每天从家里带低劣的饭菜，但毫无自卑感。父亲的话早就印在了他的脑子里：“贫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只有无知的人才是可悲的。”

“四人帮”垮台了，高考恢复了。1977年，力普考上了天津纺织工学院，成为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他在本校学习期间，是院团委委员，还被评为院三好学生和院优秀学生干部。

晏卿和悦真送给长女肖燕的，是弦上的梦。

在她十岁那年，晏卿和悦真请了原来是专业小提琴演奏员的于维敏和于维友兄弟，教肖燕拉提琴。两位教师给肖燕制订了正规的教学计划。

肖燕是个天性活泼的女孩。一开始，她在屋里拉琴，看到小伙伴在外边跳皮筋、踢毽子，心里痒得没法，磨着爸爸要出去玩。晏卿不让，他陪着肖燕在家里拉枯燥的音阶和练习曲。每次老师来上课，晏卿都躺在床上为肖燕作记录，经常累得满头大汗。等老师走了，他拿着笔记，和肖燕一段一段地回味老师讲过的课。

勤奋出天才。经过六年的勤学苦练，肖燕在技巧、表现力和乐感上都大有长进。1976年深秋，中央音乐学院（当时叫五七艺术大学）到大连招生，肖燕只拉了门德尔松E小调和大顿特两支曲子，就被决定录取。她按通知作了体检，满心欢喜地准备上北京了。可谁想，因为父亲是“特嫌”，学院不敢收她。第二年，她又通过了海政文工团的考试，可是到大连一“政审”，又不要她了。

弦上的梦破碎了，肖燕万分悲苦。在父母的劝导下，她含着眼泪放下心爱的提琴，毅然掉头准备高考，她只复习了不到半年时间，1978年便考上了大连医学院。

在学院，她成绩良好，还经常参加学院乐团的活动。前年，她参加了大连市青年业余器乐比赛。她用纯美的音色、磅礴的热情、娴熟的技巧和对乐曲的深刻理解征服了听众。她获得了第一名。大连市电台为她演奏的乐曲录了音，在正式的音乐节目里播送。肖燕终于实现了父母送给她的玫瑰色的梦……

对次女肖华，晏卿和悦真从小给她打下了很好的英语底子。去年她考上了全国重点大学厦门大学的英国语言文学专业，为全家拿下了最后一分。

对民族尽责

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晏卿的“特嫌”冤案彻底平反了。去年，在舆论界的呼吁下，经当时的同学和教师作证明，大连职工业余大学给晏卿开具了学历证明。接着，在大连市委和市政府的关怀下，大连市劳动卫生研究所录用他做翻译工作。这是合乎情理的，他从1958年到现在，已经发表了二百多万字的翻译成果。

悦真也做出了成绩。1979年，她承接了卫生部分配下来的科研项目：摸索空气中1。3二氯丙醇的测定方法，取得成功。去年八月，她调到大连卫生防疫站，评定为主管技师，又承接了卫生部分配的科研项目：摸索粮食中七氯等有机氯的色谱分析法。她与人合作，做了上百次试验，已取得可靠进展。

他们搬进了三间一套的楼房，还添置了电视机、录音机，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但是，他们淳朴的家风没有变，对知识和美德的追求也没有停止。今年暑假，他们阖家团聚了，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胡悦真真诚地说：“我们的事情很平凡。我和晏卿只是想对我们民族尽到自己的责任。我希望我的孩子，还有象他们一样的青年们，都能想到自己对民族负有的责任，为祖国富强干出一番事业来！”

Number：2614

Title：张候拉植树记

作者：陆拂为任复兴

出处《读者》：总第29期

Provenance：了望

Date：1983。10

Nation：中国

Translator：

山西保德县，有个新畦村。1966年，出了件稀罕事：六十六岁的张候拉老汉，跟成亲四十多年的老伴闹分居，离家出走，上山当“野人”去了。

分居的起因，似乎是为了钱。老伴张改子从闺女家住了一阵回来，发现收藏在烟布袋里的八十块银洋不见了。于是，老俩口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

张改子十五岁那年，就让候拉子用一头牛换来当婆姨，如今已经是絮絮叨叨的老婆子了。她埋怨当家的害了一种爱栽树的“病”，当贷郎时走村串户，看到哪里宜于栽树，央告人家让栽几株。人家说树会“吸地”，不愿意，他就给人家几尺布作为赔偿；共栽了四百多苗，把几匹布全撒霍光了。三年困难时期，他去公社林场当合同工，林场为照顾职工过春节，每人供应四斤肉；可他却送给别人换回一些树栽子。林场精简时，把他的差事裁了，他宁可不要工钱，愿义务在林场栽树护林……。

“这回可好，把自家的八十块白花花的银洋全换成树苗，‘义务’填到公家的沟壑里去了。这样的当家人，还能跟他过下去吗？”

在庄户人看来，老俩口还闹分居，丢丑哩！人们默默地倾听、摇头、叹息……。随后不久，中国大乱，连穷山沟里也时兴起抄家、烧书、夺印、武斗来啦！老汉出走这块石头落进水里引起的几圈波纹，很快就被席卷各地的惊涛骇浪淹没了。

穴居的“野人”

老汉离家后，上哪安身呢？他看到葫芦头的崖上有个天然石窟，刚钻头进去，一群山鸽子扑扑飞了出来。石洞不大，晒不进阳光也淋不到雨，凑合能住；老汉从家背来一些粮食，带了些锅碗瓢盆。

张候拉似乎已远离纷争、喧嚣的“尘世”。可每年冬天，他又出山来到处奔波，张罗采集、收购树种，有时，人们会在县城和村庄里碰到这个身材颀长、腰板挺直的老汉，紫酱色脸膛皱纹纵横，衣衫褴褛而装束古怪：外穿一件千补百衲的黑布烂皮袄，那还是解放前从估衣铺里买来的；衣服没有扣子，裤子不系腰带，上下衣一齐朝右边一掖，拦腰捆条麻绳，就都拴牢靠了；衣服前襟用白布缝了个装树种的口袋，后摆让火烧了窟窿就补块黑布，绷着歪歪扭扭的白线……。

一到夏天，老汉躲进山沟里埋头种树，远离人们的视线，那形象就更象一个“野人”了。有一年，一辆平车路过山梁，拉车的骡子突然抿起耳朵，全身打颤，任凭赶车人怎么鞭打都不抬步。赶车的朝前一，只见不远的山梁上一个赤身露体红弯弯的“怪物”挡在那里，吓得牲口不敢动弹。赶车的连忙下车，近前一认，原来是“野人”候拉子正呼呼大睡，一条腿还随着鼾声左右摆动呢！

一个老汉独自在黄土沟壑地带造林，什么困难和危险都是很难预料的。葫芦头有条七八丈深的大堑叫臭塔壕，老汉一连数月铲土筑坝，淤泥栽树。没想到一场大雨把坝冲开个窟窿，他用榆条、青剑草搓一条长绳，中间结一串“圪把把”拴上木棍，象脚踩“软梯”一样下去堵水口；刚下到壕里一不小心就“沉”进去了，稀泥直淹到耳朵，灌了几口泥水没法透气，喊救又没人听见。好在旁边有棵小树托着他，老汉死命抓住绳子不放，好半天才挣扎出来。

老汉在葫芦头住了五年，栽起一片新林。可石窟里阴森寒冷，住久了膝盖背面长起一个“毒疮”，没奈何，他回新畦躺了半年。这时，他又相中了离家十里远的九塔，想变那条“Ｖ”字形的红沟为绿沟。可九塔是国营林场的地，干部不许。1972年，老汉三次进城上访，最后找到了县委书记刘忠文，刘忠文听罢拍着桌子喊道：“义务绿化荒山有甚不好？栽出乱子来我负责！老汉，你栽！成了林我引你上北京开回会。”

老汉回来逢人就说：“刘书记是个大好人，批准我在九塔义务为国家栽树。”他央人帮着在九塔的崖下掏个土窑，有四五平米呢，还安了扇门，这个“家”比石窟象样多了。

九塔是石塘河的支沟：方圆十五六里，见不到几棵树，沟里一滩烂泥。老汉刚给栽上树秧子，大雨一浇，连泥带水捎上苗，都给冲跑了。老汉为这事很着急，他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