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中国古代史)-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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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无事。”是礼制的建设跟不上经济的发展，“乃有惰业之人，不顾家产，朋游无度，酣宴是耽。”所以才要通过行乡饮酒礼，来达到改善社会风气的目的（ 《唐会要》卷26《乡饮酒》）。吴兢在《贞观政要·政体》中为我们描绘了这种繁荣局面，“商旅野次，无复盗贼，囹圄常空，马牛布野，外户不闭。……米斗三四钱，行旅自京师之育岭表，自山东至于沧海，皆不赉粮，取给于路。入山东村落，行客经过者，必厚加供待，或时有赠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所作的如下描述，概括了贞观之治的主要内容：“天下大稔，流散者咸归乡里，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于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取给于道路焉”。是经济形势的好转，政治上的清明，带来了社会风气的安定。但经济形势的好转，并不等于经济发展的水平有多高。
在这种形势下，唐太宗对于治理好国家也有了充分的自信，能够虚心求谏，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并且敢于解放思想，突破一些条条框框。并且在整个贞观前期，还能保持头脑清醒，保持着“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
贞观君臣在政治思想上也趣于成熟，提出了“为君之道”和“安人之道”等具有规律性的结论。到贞观六年，太宗在又一次与侍臣讨论历代兴衰存亡的问题时，引用《尚书》中“可爱非君，可畏非民”的典故，进一步提出“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卷1《政体》）。这是一种具有真实感受的畏民心理，是贞观君臣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戒惕思想的根本前提。也正是在唐太宗的这种思想启发下，魏征搬出了“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古语，而且，在后来的议论中反复引用，成为贞观君臣谈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在这个时期，君臣之间维持着一种同心协力、励精求治的良好关系。这一时期的政权结构中，有一个各取所长、各尽所能、团结合作的宰相班子，为推动贞观之治局面的出现和维护这种良好的政治局面，提供了保证。而且，这种人员结构本身，就是贞观政局中的一个闪光点。
不过，贞观之治的政治局面，在唐太宗晚年的保守、猜疑心态下，被复杂的权力斗争所取代。但是，唐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在社会关系和统治政策的调整下，继续保持着良好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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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注定是唐代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从她在太宗时期做才人开始，就不断卷入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直到她死后，因为她的统治而形成的政治风浪还远未停息。但是，武则天作为帝王，创造了非凡的业绩，她一肩挑着两个盛世，“政启开元，治宏贞观”，在她执掌政权的半个世纪里，国家富强统一，社会繁荣安定，人民安居乐业，生产持续发展。那是唐代历史上一个社会经济大发展的时期。诚如胡戟先生所说，“武则天去世前后八年里，发生了七次宫廷政变，一度严重动荡的政局也未能阻止开元盛世的到来，更可见她打下的基础是坚实的”（《武则天本传》，第129页，三秦出版社1986年）。
在武则天走向皇后宝座的过程中，长孙无忌被告谋反，并使一大批元老大臣被清除。武则天的皇后地位就这样得以巩固下来。在武则天临朝称制的日子里，李氏子孙遭受到灭顶之灾，政治风浪再起。接着是徐敬业以皇唐功臣、公侯冢胤的身份，纠集了一批失意分子，在扬州起兵叛乱。宰相裴炎、将军程务挺等也因此被送上了断头台。为了登上皇帝宝座，武则天直接受理人民来信，发动告密运动，酷吏与恐怖政治因之兴起。李唐宗室仓促起兵，但这样不得人心的动乱，很快被平定，李唐宗室被斩尽杀绝，酷吏政治愈演愈烈。武则天的晚年，在继承人问题上陷入了困境，武、李之争风波迭起，朝政时局又变得扑朔迷离。结果给武则天带来了一个不公平的结局，使她在一场意料之外的政变中结束了帝王生涯。
从武则天到玄宗初期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以宫廷斗争为主的高层权力斗争并没有冲击到整个政府机构的正常运转，各级统治机构保持着较高的办事效能。武则天临朝称制到称帝期间，尽管存在着滥用酷吏，搞恐怖政治，以至发展到失控的滥刑，但是酷吏政治也是由她自己亲自结束的。尤其是采取了一系列打破常规、破格用人的措施，满足了社会上正处于上升地位的一般地主和广大官吏谋取政治地位和经济特权的要求。对于武则天用人的评价，唐中期陆贽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即“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陆宣公集》卷17《请许台省长官举荐属吏状》）。统治机构的正常运转以及整个官僚队伍包括官僚的候补层的稳定，是这一时期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重要前提。
其次，农村形势的安定，是武则天统治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基础。武则天执政的几十年间，全国没有发生过一场成规模的农民起义，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安定时期。她制定了严格的对地方官吏的监督标准，保证恢复发展生产的政策能够得到贯彻实施。在她全面执掌政权的初期，已经把劝农提到了建国之本的高度，并且在制度上采取了相应的措施，这是农村形势稳定的保证。
如何解决由于土地兼并和人口增长带来的土地占有状况与人口分布不均的问题，以及解决与此相关的财政问题和因为人口流动而带来的基层社会秩序问题，是武则天统治时期面临的一个重要任务。解决的办法是，一些地方采取有计划的移民，缓解“土狭人稠”的压力。在新得到开发的地区，不断设置州县来加强管理，放宽人口流动的控制。另外，武则天时期对逃户采取了审慎的政策。对那些脱离国家的户籍，流入地主富豪之家的隐藏的佃户，或逃到山林等地广人稀地区进行垦荒的农民，最初提出的解决办法，也主要是基于把它看成一个由于吏治败坏而导致的社会问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具有深层原因的社会经济问题。因此，中央想要通过对地方官的督察来改变这种情况，而地方从自己的实际利益出发，对检括逃户并不积极。二者的这种矛盾，迫使按察使的派遣经常化，但逃户问题并没有解决。 经过多年的酝酿，到武则天末年，派出了打破原来御史台系统和地方制度的专门的括逃使，对于那些还在从事农业生产的逃户，采取加强管理，因势利导的审慎政策。不仅赦免逃亡农民脱户的罪责，准许他们就地落籍，甚至通过免除赋税和贷给种子的办法来对他们加以安辑。这就使得逃户成为当时经济发展的一个推动力。并且随着人口的自然流通和增长，增加了许多新的居民点。国家控制的著籍户口因此有所增加。
武则天统治的前后，作为国家征税依据的户口统计数字，有了很大的上升。据户部的统计，永徽三年（652）全国380万户，到神龙元年（705），增为615万户（《唐会要》卷84《户口数》）。著籍户口以平均每年百分之零点九一的速度增长，在古代历史上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一方面说明了武则天统治政策起到了良好的效果，同时也反映出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状况（参《汪海逄剖仿鄹濉の湓蛱臁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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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唐气象是文学史研究中提出的概念。一种观点认为，盛唐是一个繁荣强大的盛世，是一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时代，而这个时代的诗人们也是一个个充满朝气和活力的。另一观点则认为，从文学上讲，盛唐气象是一种雄浑悲壮的气象，文学上的盛唐气象不是文化上的“盛世”景象，也不是直接反映的盛唐时代。
从历史时代上讲，唐玄宗统治的开元（713—741）、天宝（742—756）年间，是唐代历史上的一个鼎盛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的时期，可以称之为“开天盛世”。但是，历史时代意义上的盛唐，并不仅仅限于开天时期，实际上，从武则天到唐玄宗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唐代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都呈现出一种盛世特征。
从经济实力和军事力量看，这一时期国家的整体实力是非常强大的。开天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人口高峰期，根据《通典·食货典》的记载，唐代国家控制的户口由神龙元年（705）的615万户，到开元十四年（726）增加到706万户，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前，达于极盛，计有891万余户，5291万余口。这是登记在国家控制的户籍上的户口数。实际上即使在天宝时期国家控制的户口达于极盛时，仍是“浮浪日众，版图不收”，未登记的隐户占有全部户数的三分之一。最高的估计认为天宝末唐代极盛时期的户数在2000万户，人口达到1。4亿。仅仅从官方统计的著籍户口看，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率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最高的。开天时期的人口数量、耕地面积和单位面积产量达到一个比较好的比例，人均粮食占有量达700市斤。这是构成了国力强盛的坚实基础。国家积累的财富在这一时期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整个国家财政收入有常，变量补充，入大于出，经济实力不断上升。
盛唐时期的经济发展，不仅表现在国家积累了大量财富，还表现在土地集中的基础上，地主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私家粮食和财富的积累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手工业和商业有了巨大的发展，城市生活日渐繁荣。这是一个“家给户足，人无苦窳”（《通典》卷15《选举三·历代志下》）、“四方丰稔，百姓乐业”（《唐语林》卷3）的时代。杜甫在《忆昔》诗中对开元盛世的描写，道出了当时经济发展社会安定的状况。诗中写道，“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狼，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织不相失”。
在以上背景下，文化上的盛唐气象表现出如下特征：
艳丽明快的色彩。这种色彩既体现在唐三彩、铜镜、丝绸织物、金银器、敦煌壁画等物质性文化上，也体现在盛唐诗歌中。如贺知章《咏柳》中的“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刘方平《夜月》中的“今夜偏知春风暖，虫声新透绿窗纱”。杜甫的《绝句》：“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黄鹂，翠柳，白鹭，青天，还有绿窗、红门、皑皑白雪和点点白帆。可以想见，这是多么亮丽明快的一幅风景画！
生动自然的情调。如敦煌壁画中的许多单身菩萨，完全是典型的唐代盛装妇女形象。唐代的高僧道宣就说当时的菩萨造像“笔工皆端严柔弱似妓女之流，故今人夸宫娃如菩萨也”。唐人自信，思想解放。一些供养人壁画中，世俗人物高大不凡，大有压倒诸天菩萨的不凡气概。唐人率性，较少做作。该唱时唱，该舞时舞。杜甫《饮中八仙歌》写道：知章骑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
博大恢宏的气势。如大明宫含元殿遗址，便体现了唐文化中的这种气势。明代的西安城只是唐长安的六分之一。
雍容华贵的风度。武则天做皇后时，捐脂粉钱修造了洛阳龙门石窟奉先寺大卢舍那佛，是盛唐文化典雅秀美、雍容华贵的集中体现。她与敦煌的北大像一起，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极盛时代来临的美好预兆。此外，观赏牡丹成为当时最时髦的娱乐活动，也是唐人风度的一个象征。牡丹是芍药的一种，大概到唐代才把木芍药专门称为牡丹。唐人喜好牡丹成风，每到暮春季节，长安和洛阳游赏牡丹的车马如流。刘禹锡《赏牡丹》诗云：“惟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昂扬坚定的进取精神，兼容并蓄的开放性格。女性社会地位和社会交往的程度，是一个社会开放程度的标尺。唐代的妇女享有较多自由的时代。有人作过统计，在《古今图书集成》所列烈女节妇中，唐代只有51人，宋代有267人，明代达到36000人。所以朱熹要骂唐人为“龟唐”，说他们“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洪迈感叹“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讥也”。人们在社会生活中有多元化的选择和较大的个人空间。
盛唐气象的出现，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繁荣，造就了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国势昌盛、文化灿烂的盛唐时代出现的物质基础。充裕的物质条件，人间与天堂的距离被拉近。艺术上的表现力也被极大地发挥出来。在盛唐时期的敦煌壁画中，以净土变为核心的各种经变故事，主题就是将人间天国融为一体，人间的荣华富贵被搬到了天上，天国的富丽堂皇又搬回了人间。
而文化交流的发展，包括南北之间的交流、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以及中外文化交流，造就了唐代的开放性格。兼收并蓄的开明政策，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使得盛唐时代的知识分子享有较多的言论自由、创作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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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王朝的统治经历了将近一个半世纪，并且达到其鼎盛阶段之后，爆发了一场由边镇节度使发动的叛乱。安史之乱的爆发，导致了唐王朝的由盛转衰，其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各地的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不仅安史叛军进行了破坏，就是平叛的官军也有时大势抄掠。还给唐王朝的财政经济造成了严重困难。被叛军割据的河北地区，以及驻有重兵的河南、山东、荆襄和剑南等广大地区，赋税都无法上解中央。因此，巨大的战争费用全部压到江南和淮南百姓的身上。在安史之乱尚未平息的时候，江淮一带就爆发了大范围的农民起义。到安史之乱平定后，才被镇压下去。代宗即位之初的宝应元年（762），绛州还发生了因为将士粮赐不充引起的朔方军将的骚乱。这些都说明了，与农民起义和兵变相联系的财政困难，是当时一个严重的问题。
当农民起义被压下去，江淮形势刚刚有所缓和，唐王朝还没有来得及去进一步解决安史残余势力的时候，由于吐蕃乘虚而入，西北边疆形势又紧张起来。吐蕃不仅占领了河西陇右之地，并在代宗广德元年（763）十月，进入长安，代宗逃往陕州（今河南陕县）。
安史之乱就是在这样内外交困的情况下结束的。朝廷无力彻底消灭河北的叛军，希望尽快结束战争。所以在叛军将领表示愿意投降的时候，朝廷很快对他们予以承认，先后任命叛军降将为所在地区的节度使。他们都得以赐铁券，许以不死。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就这样得以保存下来，他们以表面上的投降换取了朝廷对他们的承认，而朝廷则以授给他们节度使的称号，赢得了暂时的安宁。其直接的结果就是藩镇割据局面的出现。藩镇割据主要指河北地区的几个藩镇，主要特征在于节度使父死子袭或军中推戴，自己任命官吏，不向中央上报土地户籍，不输贡赋，并经常与朝廷处于对立状态。
战后，唐代的地方行政制度发生了变化，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的州县之上，都设置了节度、观察、防御、团练、经略等使。在由这些使职统辖的区域内，大致可以分成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与中央对立，长期割据的河北藩镇以及在某些时期内效法河北藩镇的其他少数北方藩镇。第二种情况是其它设立节度使的地区，又可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