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中国古代史)-第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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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着它的完全结束。《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的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10月），把工程的主要研究成果与数据公布于世。
断代工程的任务，是为夏商周三代确立一份可信的历史年表。中国文明历史悠久，而且绵延至今未曾中断，这是举世公认的。但中国文明早期的夏商周三代却没有完整可信的年代学标尺。古代文献记载中最早的可信年代是公元前841年，即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记载的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自此以下有逐年记事之文；自此而上的《三代世表》有世而无年。古史渺茫无从稽考的困惑，因年代不明而更加显著。这是我国上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为夏商周确立年代学标尺，具备多方面的意义。
多年来先秦史研究的成果，特别是重要考古遗址遗物的发现，为进行断代工程奠定了基础；同时，碳14测年技术、古代天文学、历法学、古文字学、青铜器研究等相关学科取得的巨大进步，也为这项年代学研究，提供了技术保证。启动这项世纪工程的条件已经具备。因此，国务院批准成立了由七部委领导组成的工程领导小组，聘任李学勤、仇士华、李伯谦、席泽宗为首席科学家，成立了由著名学者21人组成的专家组，1996年工程得以启动。工程设计了九个大课题39个专题，几年间直接参加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达200余人，涉及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科学等众多领域。它是多学科相结合、集中了全国学术精华的世纪工程。
年代学的研究，时间越早难度越大。根据各历史阶段研究条件的差异，工程提出了不同的具体目标：（一）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二）商代后期（商王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三）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四）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经过四年的多学科合作、联合攻关，以上设定的目标都已达到。在《成果报告》中开列了三代年表的主要数据：夏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2070——1600年；商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前1600——1046年，其中作为划分前后期界标的“盘庚迁殷”被定为前1300年，盘庚以下各王在位年代一一列出；商周之交的“牧野之战”的年代确定为前1046年，武王以下各王在位年代全部列出。其中许多年代坐标的确立，是各学科用不同手段研究同一年代时能得到的一致或十分接近的结论，从而确保了所建立的三代年代框架的科学性与可信度。当然，其中有的问题还有意见分歧，“阶段性报告”这个提法自身就表明，它只是为今后研究的推进提供了基础，而并非终极结论。它是我国上古年代学研究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大成果。
除了上述具体成果之外，夏商周断代工程更可以提供方法论上的意义和启示：对重大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由国家统一组织、调配全国的人力、物力，做集体攻关式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与结合，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特别说明：
（一）本讲所述内容，综合参考了李学勤《多学科相结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及其新进展》（《中国史研究》1998年4期）、《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夏商周断代工程笔谈》（《中原文物》2001年2期）写成。
（二）夏商周断代工程意义重大，影响所及已经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但招致的质疑与批评也同样令人注目。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结项前后，有国外学者对工程的性质以及结论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认为参与工程的学者明显接受了政治驱动，对考古材料缺乏系统的发现和分析，特别是中国学者把二里头遗址当作夏文化的做法被认为是难以接受的，甚至指责是误导行为。参见《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6日所载刘星的文章《缺席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学术讨论记实》。国外学者对“夏商周断代工程”更为关键的批评，在于指责工程的方法论有问题，采用的碳十四测年数据不可信。2002年5月24日的《中国文物报》，发表了张立东的文章《面对面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美国之旅》，报道了“断代工程”4月份在美国的首次正式亮相。以“工程”专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李学勤先生为首的四位专家组成员，在华盛顿和芝加哥举行的三场讨论中，面对对方的质疑与批评无法答对，李学勤还有“因故先行回国”之举，实属尴尬。对方学者指出，“工程”报告（简本）使用的所有碳十四“拟合”数据仅有68％ 的可信度；“工程”在非文字证据的研究中，无论考古分期还是碳十四“拟合”，都存在由于冒进而形成的穿凿；迄今为止，“工程”公布的所有“拟合”数据尚无一可以通过用同样程序进行的演算。国外学者担心“工程”做出的错误年代会对那些关注年代学但又无法亲自检验的人产生误导，并使错误的年代成为正式出版物的标准。这次以“交流与争论”为题的讨论，确实暴露出“夏商周断代工程”从方法到具体结论都存在严重问题。张立东的这篇不事“护短”的报道，能够在《中国文物报》上公开发表，实属不易。如果因为这次争论和报道而导致国内重新评估“工程”相关结论的价值，无疑是值得庆幸的。
（三）上述与国内媒体评价大相径庭的观点，理应引起重视和反思。复旦大学陈淳教授的文章《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复旦学报》2002年1期），就是一篇具有理性精神的好文章。其实，在国内学术界也对“工程”的思路和结论存在着不同看法。据本人的见闻所及，历史文献学家刘起釪以及宿白、余伟超、张忠培等著名考古学家，都在不同场合表达过不同的意见。不幸的是他们的意见在主流媒体的一片颂扬声中被淹没了。这说明，在重大学术问题的讨论中，自由地、平等地发表不同意见的氛围是不可或缺的。
6
在商王朝之前是否有夏王朝的存在？这在中国古代历史学家心目中是不成其问题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就立了一篇《夏本纪》，记载了夏王朝的世系和盛衰兴亡。但是，进入近现代以来，有一部分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对夏王朝的信史地位产生了怀疑。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王朝的记载，都出于后人追记，就使得怀疑论有了依据。于是他们把夏王朝归入了“传说时代”。王国维先生利用了安阳殷墟所出甲骨文的材料，讨论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建国之前的“先公先王”的可信性，并进而分析商的“先公先王”是生活在夏王朝时期的，那么同出于司马迁之手的《夏本纪》就应该有写作的依据，不可能出于虚构。这就为重新恢复夏王朝的信史地位，提供了与考古学相联系的思路。1959年，著名学者徐旭生先生根据上古文献所记夏人活动中心在晋南豫西的线索，亲赴该地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夏墟调查”。当年秋天，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这两件事标志着拉开了依靠考古学探索夏文化的历史序幕。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县（今为市）二里头村周围，包括五个自然村，面积约375万平方米。1981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里设立了二里头工作队，组织了数十次考古发掘，取得了一批又一批震惊学术界的成果。《偃师二里头》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为人们了解和利用这些成果提供了便利。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大体介于河南龙山文化——郑州早商文化之间。依据其文化堆积的阶段性变化，尤其是陶器的演变轨迹推测，二里头文化的延续时间约为400年以上。二里头工作队队长赵芝荃先生对它的文化层做了四期划分，已为考古学界普遍承认。在二期遗存中出土了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铸铜基址、墓葬。在三期遗存中发现的两座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铸铜遗址，更是吸引了学界的目光。其中的一号宫殿基址，坐北朝南，总面积超过一万平方米以上。而且布局严谨，主次分明，从平面结构而言，它开创了我国宫殿建筑的先河。此外，还先后出土了许多制作精美的玉器、青铜器。由于二里头文化所处地域、延续时间均与文献记载中的夏王朝相符，出土遗址遗物又代表了当时的最高水平，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赞同它是夏王朝的都城所在地。这个结论，是随着新的考古发现的披露以及研究的逐步深入而取得的。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二里头文化的材料是作为夏王朝的遗物而被使用的。二里头文化与夏文化的关系，现在学术界存在的主要争议是，有人认为它包括了夏王朝的全部历史，多数学者相信它只是夏王朝晚期的都城，早期夏文化应该到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参见赵芝荃：《简论夏朝的断代问题》，《中原文物》1999年1期）。
夏文化的考古学探讨，除了以二里头文化为主体展开之外，在其它地区也有重大收获。1974年，在山西夏县东下冯村发掘了一个遗址。它的文化面貌与二里头有诸多相似，但也有不同之处。学界认为它是夏代——商早期的遗址。1977年11月，国家文物局召开了“河南登封告城遗址发掘现场会”。在告城遗址的第二期遗存中，发现了两座相连的夯土城堡遗址，经测定为距今四千年左右，相当于夏代早期。在东周文化层中出土了带有“阳城”字样的陶片，有的学者据此推测，此地就是文献所载“禹都阳城”所在地。如果此说成立，就是找到了大禹的都城，意义非同凡响。1978年对位于山西襄汾东北的陶寺文化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该遗址面积达三百多万平方米，规模之大在龙山文化遗址中首屈一指。考古发掘持续到1984年，共清理出墓葬一千余座，获得大批陶器、石器、玉器等珍贵文物。陶寺遗址的年代，上限约当公元前25世纪，下限约当公元前20世纪，前后持续五百余年。相当于传说中的尧舜禹到夏初时期。有的学者主张它应该是尧的都城所在地。从出土的大型礼器和龙盘可以推测，陶寺大墓的主人，身份与地位相当显赫，决非一般氏族首领人物，应该属于酋邦时代的国王。陶寺遗址很有可能是夏王朝之前的一个区域性政治中心。它的发现，为研究“五帝时代”提供了难得的契机。1983年在河南省偃师市发现了一座商代早期城址——尸乡沟商城。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后，认定其中的内城修建于夏商之交，由此确定了它的特殊价值——它标明了夏文化的终止年代。
二里头文化以及其它相关考古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不仅使夏王朝的政治中心所在地明确起来，还确立了它的起始和终止年代。至此，可以说，夏王朝的信史地位已经不可动摇。
以上所述，是按照中国目前的学术趋向——致力于考古材料与历史传说、文献资料的结合而完成的。但对这种趋向自身，实际是存在不同评价的。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中国的考古学“没有再在完善和改进自身理论方法上下工夫，发扬善疑和善思的探索精神，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为己任，却在史学的学科定位上裹足不前，将印证史籍看作是具有最大成就感的工作”（陈淳：《中国文明与国家探源的思考》，《复旦学报》2002年1期）。于是，将二里头遗址与夏文化直接联系的做法，虽有时间、空间相吻合的有力支持，但从考古学自身学理而言，也有重新检讨的必要。在上一讲的“特别说明”中介绍的国外学者对把二里头说成夏文化的异议，中国学界似乎也不应该完全置之不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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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骨文的发现，是19世纪20世纪之交中国考古学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不仅提供了研究商史的第一手资料，还打开了安阳殷墟这座商代晚期都城的大门，使商史研究进入全新的阶段。并且，经由王国维先生的研究，间接印证了《史记·夏本纪》的信史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来，它为重新科学地认识三代的历史与文化，奠定了基础，开辟了坦途。称之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里程碑，当之无愧。
清朝末年，带字甲骨出土于小屯村。小屯村位于安阳城西北约3公里处，洹河环流在它的东、北。村民把在田间耕作时发现的古老的龟甲兽骨当作中药材“龙骨”，卖给中药收购商。这批暂时不为人知的无价之宝，通过药材商之手，流入金石学家麇集的京津地区。1898年，天津的两位秀才孟定生、王襄见到了少量带字甲骨。他们识别出这是古人遗物，并把其上的刻文称之为“古简”。限于财力，他们无法大量购置研究。1899年，时任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在北京发现了带字甲骨，即以高价收购。王懿荣，山东省福山县人，博览经史，尤以精通金石学而著称。他以金文相印证，判定这是殷代的遗物和文字。王懿荣成为最早发现甲骨文的学者。1899年也成为甲骨学史的开端。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后，王懿荣被迫自杀。所藏甲骨主要流入金石学家刘鹗之手。刘鹗，字铁云，是王懿荣的好友，曾参与了甲骨判识的工作。1903年，刘鹗选拓1058片龟板，印成《铁云藏龟》一书出版。这是甲骨文的第一部著录之作。此后，甲骨学逐渐成了新兴起的国际性显学。
甲骨文被发现已逾一个世纪，累计出土数量约15万片。出现的单字不足5000个，已被释读的约1700多个，其中被多数学者所认可的释读文字仅1000字上下。甲骨文的出土是一个联绵不断的过程，其中，有三次集中出土：（一）1936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小屯东北地发掘出带字甲骨17096片；（二）197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安阳工作队在小屯南地发掘出带字甲骨5335片；（三）1991年安阳工作队在花园庄发现一个甲骨坑，共有甲骨1583片，其中带字甲骨579片。它的数量虽较前两次为少，但意义重大——珍贵的大版卜甲集中出现，完整的刻辞卜甲达到300多版，为此前所未见；依据地层关系和卜辞内容，推测其年代当为商王武丁早期；卜辞的主人是“子”，属于“非王卜辞”，对于研究相关问题是难得的新出材料。
甲骨卜辞，是商代的占卜记录。商代“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占卜之风极为盛行，达到了“事无不卜”的程度。也正因为如此，卜辞所反映的内容极为广泛，涉及政治、军事、经济、祭祀、原始宗教、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张光直先生在《商代文明》一书中，把甲骨规定为“通向商代文明的五道门径”之一（其余为：传统历史文献、青铜器、考古学、理论模式），足以说明对研究商代历史而言，其价值是无可替代的。关于甲骨文的著录之作，可谓不胜枚举。好在有《甲骨文合集》、《甲骨文合集续编》两部集大成之作，为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至于对甲骨学的综合性研究之作，以王宇信先生的《甲骨学通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最负声名。
甲骨文对商史研究的推动作用，表现在许多方面。小屯村一带作为商代后期都城的确认，就是其中之一。1928——1937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对殷墟进行了15次发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在这里进行了20多次发掘。先后发现了宫殿宗庙建筑基址、西北岗王陵区、祭祀区、妇好墓、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