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大(中国古代史)-第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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赀，户地侔封君之土，……下户崎岖，无所峙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政论》，载中华版《全后汉文》726页）这里典型地反映豪族对依附者的经济剥削和人身控制。
其三，豪族大多有可资依托的“坞堡”。它除了具有设防自保的军事意义之外，也兼具经济意义。豪族在指令依附者从事生产创造财富的同时，还把他们编组为私人武装。当着社会发生动荡乃至于战乱之时，豪族以“聚众自保”的形式，把依附者团拢在自己周围，结成保护生命财产安全的利益共同体，其内部的奴役关系就被淡化了。坞堡内部是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农业和家庭手工业、养殖业、种植业紧密结合，形成了“闭门成市”的格局，除了盐铁之外，不需倚赖外部市场供应即可自给自足。这与东汉时期商品经济萎缩的局面是完全一致的。至于这种以豪族为中心的组织形态，是否可以与西欧中世纪的庄园经济相类比，学术界迄今并未取得一致意见，但“坞堡”式豪族田庄的存在，是没有异议的。
崔寔的《四民月令》记载了汉代的农事和时令风俗活动，是了解豪族田庄的宝贵资料。各地考古所见东汉的陶阁楼、坞堡、园地山林等明器，以及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等直观材料，为人们了解东汉豪族经济的各个侧面，提供了缩影式的物证。
东汉豪族势力的发展，具有多种社会意义：从经济关系来看，豪族庇荫人口，构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人身依附关系。依附者只为主人所役使，户口不上国家户籍，不为国家承担赋役。这种人身依附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继续得到发展。从政治格局来看，它体现了地方势力的抬头，隐隐与中央集权制的皇权相对立，构成了东汉末年由统一趋向分裂的社会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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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经试图用内敛、谦恭之类的言辞，来表述中国文化的特征或称之为中国人的精神风貌，显然是不准确的。我们可以说，汉唐时期的中国，就进取精神、开放意识而言，决不亚于任何国家和民族。这也是造就汉唐盛世的动力之一。汉唐的都城，是世界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沿着著名的“丝绸之路”，来自各国的使臣、探险家、商人，往返奔波，使之成为连结东西方文明的纽带，给世界历史的进程，打上了明显的烙印。
汉代士人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发扬光大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传统理念。秦汉之间的四位名人，对这种精神做了集中揭示：首举反秦义旗的陈胜，在为人佣耕之时，就自负鸿鹄之志；目睹秦始皇出游的盛大仪仗，流亡之中的项羽，口出心声：“彼可取而代也”；身为亭长小吏的刘邦，也敢于道出仰慕之情：“大丈夫当如此”；后来成为汉家大将的韩信，在困顿之中寄食漂母、受辱胯下，既不自惭形秽，也不恣睢妄行，是因为他坚信可以建成伟业，故不肯逞一时意气而自毁前程。西汉的许多名臣都有不断进取的佳话传世：儒学大师董仲舒，为了学业有成，可以“三年不窥园”；探险家张骞奉命出使异域，十余年出生入死，终于不辱使命；青年统帅霍去病自称“匈奴不灭，何以家为”；名将李广用兵不循常规，每每以少胜多，匈奴对他敬畏有加，号称为“汉家飞将军”；政论家主父偃慷慨明志：“丈夫生不五鼎食，死则五鼎烹耳！”至于快意恩仇的游侠、专断敢行的酷吏、“自炫鬻”的名士、立功异域的能臣，更以群体的方式，把进取精神发挥到极致。东汉开国功臣马援一生进取，“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的慷慨激越，“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的豪气万丈，激励了多少后人！以经营西域而名垂青史的班超，由一介书生而投笔从戎，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终成定远之业。东汉末年的国家栋梁陈藩，在少年时期即胸怀大志，有人因见其居室庭宇芜秽而质疑：“孺子何不洒扫以待宾客？”陈藩应声作答：“大丈夫处世，当扫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以上引文，俱见《汉书》、《后汉书》本传）正是具备了这种锐意进取的精神，他们才能在历史舞台上，施展抱负，建功立业；他们所处的时代才能充溢着雄壮激昂的气氛而令后世仰慕。
国家版图的扩展、对外交流规模的扩大、世界性文化中心地位的确立，都与汉代的进取、探险精神以及开放的意识直接相关。汉武帝为了解除来自匈奴的军事威胁，做了多方努力。他的思路未被局限于北部国境线，指令张骞出使西域，以及经略朝鲜半岛，是为了“断匈奴右臂”、“断匈奴左臂”，这是兼顾全局的战略部署。其中，以张骞出使“凿空西域”的影响和意义更为重大。我国同中亚、西亚地区的文化交流，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民国时期的学者顾实特别推崇《穆天子传》的价值，认为它记载了三千年前周穆王往还亚欧两洲的行程，“实为世界最古而空前绝后之大游行日记”（顾实：《穆天子传西征讲疏·例言》）。另外一部先秦奇书《山海经》也可以印证上古时代与域外交流的存在。但是，此类典籍的神秘性过浓，影响到它的信史地位；此外，不论当时的交往达到了何种规模，都没有给后世留下可以延续的成果。以下事例足以说明问题：张骞在西域发现了来自蜀地的特产，汉家朝廷曾依据张骞的推测而努力寻求这一可能存在的蜀——西域交流的通道，却一无所获。因此，张骞是以大一统王朝使臣的身份开辟域外交通路线的第一人，他的探险直接产生了“丝绸之路”而造福当时，泽及后人。“凿空西域”的史家赞叹，准确地道出了他奉使出行的历史贡献。
张骞首次出使肩负的政治使命是，联络与匈奴有宿怨的大月氏回师东进，与汉家夹击匈奴。大月氏因为迁居之地物产丰富，无意为复仇而与匈奴开战，决定了张骞之行无法如愿。但他十余年的出使，耳闻目睹了西域各国的情况，当他向汉武帝报告之后，立即引起了高度重视。面对此前中原王朝所知甚少的域外风情，坚定了汉武帝继续经营西域的决心。“开西南夷”是开发云贵川高原的果敢之举，实际是为了寻求通西域的民间通道。张骞的第二次出使，以联络乌孙国为主要目的。使团的规模和携带的物品更为可观，成果更为巨大。乌孙、大宛、康居等西域诸国，先后与汉王朝通使、通商，使节往来和民间贸易持续不断，实现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大范围交流，铸造了丝绸之路的辉煌。汉王朝的声威，远扬异域；汉文化的传播，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丝绸之路的开通，对促进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的意义极为重大。此前的中国历史不论如何变化万端，其舞台不超出亚洲东部的地理分野；而此后的历史发展却打破了天然屏障，使中国成为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祖先，以其卓越的聪明才智，为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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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何种渠道选官用人，总与各个时期的政局密切相关。汉代选官以“乡举里选”为依据，体现的是尊重乡里舆论对某位士人德才评判的权威性。但是，舆论评价一旦与仕途沉浮相联系，就容易被某些有权势、有影响的人物或社会集团所控制、所利用。汉代“选举失实”、“名实相背”的问题，就由此而产生。汉末政论家王符，对“名实不相符，求贡不相称”（《潜夫论·论荣》）的选举积弊进行了抨击，发出了以才干高低、政绩优劣来选拔、进退官员的呼吁。这种循名责实的主张盛行于汉末，自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曹操审时度势，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原则，既是出于乱世求贤的需要，也是对汉代“选举失实”的刻意纠正。在汉末军阀混战的冲击之下，乡里组织遭到破坏，士庶大量流动，由乡里对士人的德才加以评估的传统做法已经难以延续，然而在人们的心目中，用人“核之乡闾”仍是具备合理性的。
以上所述的历史背景，正是“九品中正”制应时而生的原因。公元200年，继位魏王不久的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和推行“九品中正法”。中正，官名。由各郡从现任朝官的本籍人中推举有知人之明且威望素著者出任。其职责是，对本郡的士人，依据品行才干，逐一划定等级，包括上上、上中……下中、下下共计九品，并将评定结果上报吏部。吏部在任命官员时，原则上应该与中正官核定的“品级”相一致。中正官具备了影响仕途升降的实权，因此又称“九品官人法”。到司马懿执掌魏国大权时，在各州增设大中正。探求“九品中正”的立制初衷，“盖以论人材优劣，非为世族高卑”（《宋书·恩幸传》）；而且从中正官必须是现任朝官、只负责对本籍贯士人评定等级的规定来看，实在是大有深意的，这是致力于解决朝廷选官和乡里清议的统一问题，是对汉代选官传统的延续，也是对曹操用人政策的继承。但到魏晋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个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垄断，他们在评定品级时，往往徇情枉法，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划分，已经背离了“不计门第”的原则，演变为以“家世”、“阀阅”定高下。此后，整个两晋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护士族世袭政治特权的官僚选拔制度。
门阀士族垄断仕途，严重地阻碍了社会中下层的优秀人才的选拔和任用，从而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九品中正制的这一积弊，在西晋建国之后，就有一批政治家、政论家给以揭露和批判。其中，尤以直谏之臣刘毅所论最为透彻，他所说的“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几乎是批判九品中正制的经典名言。他上书晋武帝司马炎，力主废除中正之制：“盖中正之设，于损政之道有八。……职名中正，实为奸府；事名九品，而有八损。古今之失，莫大于此！”（《晋书·刘毅传》）此外，还有段灼的抨击之论：“据上品者非公侯之子孙，即当涂之昆弟也。”（《晋书·段灼传》）重臣卫瓘、司马亮，也曾主张废止九品中正制。但司马炎深知它对于士族利益关涉极重，为了争取官僚士大夫集团的拥戴，他不能贸然行事。
九品中正制的完全废止，迟至隋文帝时期。不久，一种全新的制度——科举制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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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历史上以民族冲突激烈引人注目，不同文化互相冲突、交流并趋向融合构成了它的时代特色。
民族矛盾的潜在危机，在西晋初年已经显现出来。郭钦、江统先后发出了警示之论，特别是江统在《徙戎论》中对问题的由来做过认真的分析：自汉代以来，不断有游牧于西、北边远地区的胡族内迁，在许多地区形成了胡汉杂居的局面，甚至原为汉族文化中心的关中地区，也已是“戎狄居半”。由于地方官吏对“内迁”、“内附”的部族盘剥过重、役使过甚，激起了其首领人物和部众的反抗情绪，“怨恨之气，毒于骨髓”，一旦有“风尘不虞之虑”，后果不堪设想。江统进一步提出将内附各族“各附本种，反其旧土”（《晋书·江统传》）。江统徙戎出塞的主张，并不是解决问题的高明政见，但他预见到了这一形势所潜伏的严重危机，而西晋统治集团上层并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在大伤国家元气的“八王之乱”中，又有统治集团的上层人物企图利用胡族军事力量打内战，给少数民族贵族首领兴兵立国创造了条件。以匈奴首领刘渊的起兵为开端，民族矛盾以大规模战争的形式爆发在历史舞台上。这股史书上称之为“五胡乱华”的战乱，不仅使西晋王朝惨遭灭顶之祸，还把全国拖入长期的刀兵劫难之中。
在以骠悍著称的游牧民族挥兵南进，力图征服中原的时候，民族矛盾曾经发展到民族仇杀的程度。仅举一例就可以反映出它的残酷性。羯人所建立的后赵政权，在暴君石虎统治时期，对汉族人民的奴役和凌辱到了无法忍受的程度。石虎的养孙汉人冉闵，借机发动军事政变，控制了都城，下令汉人“杀胡”，汉人在复仇情绪和重赏刺激的双重激励之下，群起响应，“一日之中，斩首数万，……无贵贱、男女、少长皆斩之，死者二十余万。”甚至于部分汉人只因长相接近于羯人也被一体杀戮，“于时高鼻多须至有滥死者半”（《晋书·石季龙载记下》）。这种杀戮无辜妇幼的做法，当然应该批判；但它出现的原因，却主要是因为胡族军事集团的的统治过于残暴，而引发过当的的复仇。在十六国混战以及南北朝对峙时期，胡族军事集团滥杀无辜的汉族百姓，或辱骂汉人为“汉狗”，倡言“只需杀却”之类的事件时常发生。特别是北魏拓拔氏政权前期，民族压迫更为惨烈。他们在攻打南朝之时，胁迫汉人为步兵充任前驱，而以鲜卑骑兵督战于后，汉人稍有迟缓，即遭杀戮。魏太武帝征战以杀人为乐事，曾制造过赤地千里的惨剧。他甚至对其它被奴役的少数民族也充满仇视。他致书南朝守将，告知对方放手杀人就是帮自己消除内患，理由是：“我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三秦氐、羌。……卿若杀丁零、胡，无不利。”（《宋书·臧质传》）这种变态心理，足以说明民族冲突的严重性。
当着少数民族在中原建立起政权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不得不思考如何笼络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民。于是，推行“汉化”政策，就成了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野蛮的征服者往往被文明水平更高的被征服者所征服，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主动”汉化的过程，就是明显的例证。对于少数民族而言，汉化意味着背离他们原有的文化传统，因此有一部分守旧的势力会以种种方式加以反对，主张汉化的代表人物甚至不得不用铁腕手段予以镇压。前秦皇帝苻坚，是十六国之中最有作为的统治者，为了推行汉化政策，他委政于汉族政治家王猛，贬斥甚至杀戮居功自傲抵制汉化的氐族豪酋。以推行汉化最为彻底而著名青史的北魏孝文帝，为了达到迁都洛阳的目的，只好借用“南征”的名义，胁迫反对汉化的鲜卑贵族就范。以上两例，可以说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是一个复杂而艰辛的过程。
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构成了民族融合的主流方向。它的主要表现方式是：
其一，尊崇以儒学经典为核心的汉族文化传统。儒家经典所体现的文明程度，往往使少数民族的首领人物大为折服，他们之中不乏汉学修养精深的人物。如，匈奴汉国的创建者刘渊，“习《毛诗》、《京氏易》、《马氏尚书》，尤好《春秋左氏传》、《孙吴兵法》，略皆诵之。《史》《汉》、诸子无不综览。”（《晋书·刘元海载记》）鲜卑慕容氏前燕、后燕政权的几代国主、皇帝都博通经史、敦崇儒学。出身氐族豪酋的前秦皇帝苻坚，年仅八岁自请就学，其祖父大喜过望：“汝戎狄异类，世知饮酒，今乃求学邪？”几年之后，就有“博学多才艺”之称（《晋书·苻坚载记》）。他的弟弟苻融、苻朗皆以精通经学和玄学而为南北名士所推崇。少数民族的上层人物仰慕汉族文化，使得推行儒学教育，成为胡汉文化最容易出现的结合点。尚武如石勒，也在战乱未平之时，重开太学，令文武官僚子弟入学其中。苻坚统治下的前秦，甚至出现过儒学大盛的局面。此类举动，得到留居中原的汉族士人的拥护，减轻了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