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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章

插队的故事-第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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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是这个问题。“秀芳可不漂亮”,她说,望着街上往来的人流
  我竟然松了口气,天!就因为她长得丑?“夏天死的,运不回来,只好埋在了村后的山坡上。”我想着那个风雪之夜,那个小车站,靳秀芳给我们送烧饼来,放下就赶紧跑了,还红了脸。她已经死了,埋在了黄土高原上。她只不过长得不太好看,其实根本算不上丑
  
  三十五
  
  四元儿也长大了。去年回去,省作协的汽车把我们一直送到县里
  在县上的饭馆里吃饭时,正碰上四元儿带着婆姨也来吃饭
  我一眼认出他来,有小时候的嘎像儿,长得像疤子又比疤子魁伟,俨然一条陕北大汉;穿的也像样,腕子上闪闪的,只是皮肤晒得黑
  他身边坐一个女子,抓一把花阳伞在手上。女子边吃边窃窃地说着什么,四元儿便摆出不以为然的样子说几句干脆话,女子就笑
  “四元儿!”我喊
  他张望一阵,愣愣地离了坐位,向我走近
  “你不是清平湾的?
  “欧嘛。”他再楞一会,忽然一把抓住我的胳膊:“咳呀!随随说你要来哩,真格倒来了。多会儿到?
  “才到。
  他却再寻不出别的话来,光是抓住我的胳膊定睛看我
  “还认得出我吗?
  “咳呀,不是随随说你要来,就不敢认。腿一满不得动?
  “随随收到我的信了?
  “欧嘛。都说你是虚说哩,腿不得动咋能来成?倒真格来了
  走!庄里回!““吃完饭吧。那是谁?
  他笑了:“我婆姨。我来县上开会,这人就要跟得来。
  四元儿现在是村里的会计。五元儿去了青海,前几年招工招走的,开汽车。二元儿、三元儿都成了家,分出去单过。六元儿还在上中学
  “还能记得我?
  “噫——!那程儿你不是喂牛着?
  和我一起喂牛的白老汉前年死了。他那小孙女出嫁了。当年每天晚上坐在饲养场上,她总问我北京的事,问我电视机是什么,望着天上的星星,想半天想不出个头绪
  “这程儿咱庄里也有了电视机了,黑白的。公社里就有五彩的。
  四元儿说
  “通了电了?
  “通了多时了。你写的小说我看过,看得人笑哩。亮亮妈不识字,识字喽要揍你咧。
  “咋?
  “把人家那号事写在书上给众人看,咳呀——
  “小说嘛……
  “我晓得。你就把咱山里人看得啥也解不开?
  “我写的白老汉也是综合了白金玉和田秀山,写小说得用点虚构。
  “这我解开。
  现在谁喂牛?现在单干了,牛都分开,各家喂各家的。疤子还在炭窑上?还在,当了窑头,不用下窑掏炭了,只在井上动动口。炭窑上有了柴油机、电动机。栓儿呢?栓儿也老了,有一年捞河柴时摔断了腿,老了,再不敢捞河柴。瞎老汉投了吧?在哩!平八十岁了,每日在衬里走走串串,深喜自己的命好,偶尔还到那高高的土崖上去张望。那土崖上的鸽子愈多了,唯瞎老汉知道有多少只。随随箍了三眼新石窑,有了两个儿、两个女子。碧莲养了七十只鸡,成了养鸡专业户,可是运输不便,销路不算好。陕北什么时候能修铁路呢?我又记起当年和白老汉一起拦牛时,站在山坡上唱着信天游,互相说着心里的愿望:这山茆上、沟壑里要都长得是杨树、柏树,够咋美气!那位“太行山人士”说,这儿为什么现在还不造林呢?同行的几个人都说,这真是件怪事,国家每年花很多钱治理黄河,为什么不下大力气在黄土高原上造林呢?林牧业搞起来,于黄河的治理大有益处,这儿也才有修铁路的价值,人才不光能吃饱,还能有钱
  我们的汽车出了点毛病,司机正修得满头冒汗。四元儿说他先回村去,报个信让随随预备一下。他骑了一辆崭新的自行车,婆姨坐在车后,渐行渐远,忽地那婆姨支开了红花阳伞,远远的十分鲜艳。这又让我想起明娃,想起碧莲第一回来清平湾相亲时的样子,那稚嫩而羞涩的声音仍在我耳边:“看把人家的鞋踩掉了没嘛……
  
  三十六
  
  在县里耽误了一天。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副县长。我们这帮写小说的家伙,观察力都极佳,一进县委大院先都注意到了这个漂亮的女干部,几个人窃窃耳语,惊讶此地竞有这么一位文雅又美貌的女干部
  她正在和几个粗壮的农民谈话,愈显出身材的柔美,说话时的动作也——怎么说呢——很帅;衣着剪裁得合身且讲究,让我们几个北京人惭愧
  一问才知道,她原是上海知识青年,文革前就去了新疆农垦兵团,七二年随爱人来到陕北,她爱人的老家在这儿。来了之后先当了几年农民,又当了几年工人,再当了两年干部,去年被选为副县长
  “孩子呢?几个?
  “两个。一个跟我在这里,一个在上海跟着外婆。
  “不想吗?
  她笑,笑得很潇洒:“我想他,他不想我,从小跟着外婆,不愿意到陕北来。在这儿的这一个又不愿意到上海去。
  “哪年到的新疆?
  “六三年。
  “石河子?
  “对,石河子。
  “总理当年不是去过?
  “对,当时我就在。
  “自愿去的?
  “对,自愿。”她稍犹豫一下,又说:“也不完全是。我的出身不好,考大学时虽然分数名列前茅,但我的出身不行,没上成。我当时觉得这也没啥了不起,干什么不是一样?让党看我的真心好了。现在有些遗憾,就是没有上过大学。我现在正在上业余大学。
  “您的上海口音并不重。
  “南腔北调。陕北话我也能说,上海话也能说,维族话也能说几句。
  “三十几?
  “噢——!四十几了!
  “不像。
  “不像吗?”这回笑得却不像个县长,像个女人。从那笑中能感到她多么希望自己还年轻,多么高兴自己还只像三十几岁。“不,老啦——”她又说。当然,她想起自己十八、九,二十几岁时来,难免会有万千感慨
  “不想调回上海吗?
  “现在不想了。这儿有我的事业,也很好。
  女县长走后,我们几个人说:“嘿,这就是一篇小说。
  “太行山人士”说:“你们他妈的就知道小说,听来一点事,加上些美哉壮哉的文学词汇去制造一篇小说。抽疯。
  “废话。你说怎么写?
  “我说咱们都别写了,不如改行当小偷儿。你能写出她心里的一切来吗?外表的和藏在心底的,眼前的和那四十几年的,加在一起才是她这个人。你能吗?你只能偷人家点儿东西,于你制造一篇小说有用的,先定下个原则,要写成一个什么样的,强者文学吧,阳刚之美吧,乐观坚强忠诚深刻高昂……要不你吃什么!
  同行的几个人都说这小子酒喝多了。而后大家都躺下,抽着烟,默默地望那窑顶。
  三十七
  
  弄不清是不是在梦里。
  
  清平河还是那么轻缓地流着,在村前“哗哗啦啦”地诉说着日月光阴。
  
  我们当年住过的那眼石窑静静地坐在阳光里。窑前的小枣树长大了些,枝叶摇曳,在窑门和门前的空地上投下碎影,窑洞就更显得沉寂。窑门上了锁。木门上隐约辨出当年的墨迹:“是七尺男儿生能舍己,作千秋雄鬼死不还家。”金涛写的。还记得我给他端着墨汁瓶,称赞他的字写得漂亮,墨汁溅了我一脸。仲伟正脚踏着拍子吹口琴,吹的《霍拉舞曲》,吹得浑身乱颤。那是七o年国庆,村里不放侣,我们自己给自己放了假。小彬蹲在窑前逗狗。
  
  那只狗叫“玩主”,会两腿站,会打滚,会玩很多花样;其父是“黑黑”,其母是“花脑”,父母原都老实巴交的。李卓从河边洗衣服回来,把衣服晾在小枣树上,每——枝头挂一件,飘飘扬扬如同五彩旗。秋阳温暖、不燥。欢快热烈的“霍拉”飘过河去……
  
  现在这窑前可真冷清。窑已作了仓库。那群吵吵嚷嚷的少年都到哪儿去了?好像根本不曾来过。好像他们还在窑里,睡着懒觉。好像他们都去赶集了,买几筒罐头,吃罢就回来。好像他们都上山受苦去了,剩我—人在家做饭,一会儿就都会喊着饿回来的……所能清楚的只一件事:他们都远离了清平湾,但他们无论在这星球的什么地方,都终生忘不了这窑洞、这山川、这天空、这土地和人……
  
  疤子家的磨房已经废弃了,石磨愣在那里驮满尘土。现在都用电磨了。“嗡嗡”的推磨声在我心头震起。李卓说:“一人一百圈儿,我先来。”金涛喊:“才他妈九十八!还差两圈儿。”仲伟和小彬搭伴,两个人推二百圈。金涛又说:“仲伟真机灵,找了条‘大驴’搭伴儿。”那时队里的驴不够用,时常就要人推磨。这一天就全体歇工,推一天,天黑时磨房里挂一盏马灯,大家都累的不说不笑了,驴一样地默转那一百圈,盯着面粉不慌地落,窑顶上是鬼似的人影在转……
  
  我又到了饲养场。饲养棚都拆了,光剩一片空地,堆满柴草、石料。我寻着残留的地基,找到我当年的领地,跟同行的几个人说:老黑牛就在这儿,红犍牛就在那儿,老生牛在这儿,花牛在最边上……。我记得它们的样子,盼着我给它们拌料,高兴得前蹄上石槽,亮亮的眸子望着我。白老汉哑着嗓子又唱;你看下我来,我也看下个你那年我住在医院里,有人给我介绍了个偏方:穿肠骨,焙干研碎了吃。穿肠骨就是狼粪中没有消化的碎骨头。我写信到陕北去。白老汉拦牛时漫山遍野地找,找到一小把,托仲伟给我捎了来。这地方的狼不多,他一定费了大力气……
  
  那位“太行山人士”忽然说:“我决定了”决定了什么?”
  
  “回北京时我在山西下车,去我们太行山看看。”
  
  三十八
  
  有人会说我:“既然对那儿如此情深,又何必委屈到北京来呢?用你的北京户口换个陕西户口还不容易吗?”更难听的话我就不重复了。拍拍良心,也真是无言以对,没话可说。说我的腿瘫了,要不然我就回去,或者要不然我当初就不会离开?鬼都不信。
  
  那儿需不需要知识青年?说老实说:需要。那儿最缺的是知识,缺老师,缺大夫、缺学农的、学林的、学机械的、学配种的、学计划生育的……除了不缺学原子弹的。
  
  于是心里惶惶的,似乎连这思念也理不直,气不壮,虚伪。
  
  有个也是当年插过队的人跟我说:“甭管那个,反正咱们他妈的没理。当年当了红卫兵,肯定是没理;后来去插队也没理,要不为什么插队不算工龄呢;然后转回来还是没理,有理就不用偷偷摸摸给人家送礼了;那些猫争狗斗上了大学的以为这下子还不得有理?结果工农兵大学生现在不算数;后来真正考上大学的也没多少理,三十好几了,老婆喊孩子哭,屁股大的一间房,只好蹲到路灯底下去背书,因为工龄不够,一上大学还把工资免了;还有些人为了转回来,为了上学,不结婚,忽然想起得结婚了,又没理了,成了大龄男女青年。你干脆放心得了,反正咱们不想有理了。”
  
  话虽这么说,心里依旧惶惶的。
  
  陕北的变化确是不小。没有要饭的了。没有人吃麸、吃糠了。
  
  没有人穿得补钉摞补钉了。饭馆里卖的饭菜也不光是两面馍和粉汤了。插队那时,偶尔到县城来,我们几个就先奔饭馆,筹了十几块钱想大吃一顿,可无论如何花不了那许多钱,无非两道菜:素粉汤和肉粉汤。素粉汤就是漏粉、豆芽、豆腐合在一起熬,加上几片肉便为肉粉汤。现在呢,七、八种炒菜写在黑板上,过油肉、宫保肉丁、木须肉、大拼盘,啤酒也有。我对那个大师博说:“咱们这儿也会这么炒菜了。”他说:“不是你们北京知识青年传来的?”
  
  噢,这可是对我们的充分肯定。吃饭也确是一种文化。我还不曾想到过上山下乡运动的这一作用。历史常常有趣,先定的目的没达到,却有了意外的收获。
  
  前不久在报纸上见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经济发达地区商品、人才、技术涌向大西北》,说“西北过去经济落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商品经济不发展……现在情况开始发生变化,经济政策放宽以后,经济发达地区的大批小商小贩、推销员、建筑队,以及有各种各样技术的人,带着时装、日用品,带着手艺、技术,潮水般地涌向大西北……”这才是真正的开发。历史上真正的开发,似乎都是这样自发的。也许上山下乡运动之所以失败,正是因为那是一场人为的运动吧?我这样想。
  
  三十九
  
  从县里开车去清平湾的那天,濛濛地下着小雨。满山的麦子正要抽穗,最上头的一片片叶子高高挑起,正如民歌中所唱:四月里麦子挑旗旗。麦子都密植了,不像过去那样,隔一大步种一撮。
  
  山川都变了模样,认不出了,因为还是水土流失严重。女县长陪我们一起去清平湾,她说,这地方如果连着几年遭灾,老乡们的日子还是不好过。
  
  汽车沿着山道颠簸,山转路回,心便一阵阵紧,忽然眼前一亮:那面高高的黄土崖出现在眼前,崖畔上站满了眺望的人群……
  
   
   一九八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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