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11期-第11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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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神乐观建于永乐迁都之际，清乾隆八年改称神乐所，二十年又改称神乐署，直至清末，性质功能未变。有人以为神乐观是明清两朝国家的惟一音乐学院，不妥。事实上，神乐观教习的乐舞生只是专为吉礼祀典预备的，而不涉及其他。中国人神俗两途的观念由来已久，为不亵渎神灵，不可能将神、俗之乐混用。相比之下，人世间更离不开音乐，俗乐比神乐使用得更多更频繁，朝廷庆典诸如大婚、宴飨、朝仪等嘉礼仪式，虽然同样需要乐工助兴，却不由神乐观训练提供，而由教坊司预备，“凡祭祀用太常寺乐舞，凡朝会宴飨等礼用教坊司奉銮。”终明之世一直如此。清袭明制。雍正七年改教坊司为和乐署。乾隆七年设立乐部，下设神乐署管理神乐；和声署管理俗乐，提供朝廷诸如朝会、宴飨等喜庆典礼音乐。而宫廷之乐则由内务府掌仪司中和乐处管理，亦曾名为南府，后又更名为升平署；皇帝仪仗乐队由銮仪卫、旗手卫校尉管理。两部门亦同时听命于乐部，直至清亡，各类音乐的服务对象未见混淆。因此，决不可未详察其历史沿革就下结论，向人们传递错误的信息。
祭天的政治文化意义与雍正皇帝的继位问题
上述简单介绍了祭天程序，在此引出一个没完没了的话题，就是所谓的雍正皇帝继位是否合法的问题。其实，发生在康熙末年皇四子胤禵代皇父祭天之事，远比任命皇十四子胤禵为抚远大将军更为重要。以皇子身份代表生命垂危的皇帝祭天的政治文化价值和皇位传承伦理价值，决非委任大将军之职所能比拟的，从中也可以体会到四子胤禵比十四子胤禵更受皇帝的器重。古代皇朝一直尊崇君权神授与代天行政，因此，能够在国家最隆重的祭天仪式上，代皇父向天行礼祈福，实在是众人瞩目的朝廷大事。不能不说康熙皇帝这一决定多少透露了他想传位给哪一位皇子的信息。
雍正继位是否合法的问题探讨以及广为流传的民间演义，与其说是对雍正皇帝的特殊关注，倒不如说是康熙末世储君未定，促发了人们想探个究竟的热情。即使雍正皇帝是清白的，也注定不能享受像其他历史有为之君那样的美誉。人们怀疑圣祖遗诏的真实性，是因为他具备销毁、制造、更改先帝文件的能力。历代宫廷政变都离不开这样的手段。无论雍正皇帝怎样表白，都会被判定成“欲盖弥彰”。在两难两可之间，摒弃游移心态，走向挑战现实与传统道路的自证其说，常常是今天学术创意的立论方式和人们看待历史的心态。
然而，胤禵代父祭天这件事很难否认。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七日，皇帝病重，从南苑行围之处回畅春园，十日，命皇四子胤禵恭代祭天。胤禵随即住进南郊斋所斋戒，因为他不是皇帝，所以不能住在天坛斋宫，只能在天坛找一别院作为斋戒之所。十三日，康熙皇帝病情加剧，急召皇四子胤禵回畅春园，紧接着又召在京的其他成年皇子，安排后事，随即逝世。虽然人们可以假设雍正皇帝拥有制造更改毁坏先帝文件的机会与权力，可是，代父祭天是一件在朝廷上公开的人尽皆知的大事，无论如何也无法凭空捏造。
流行的雍正非法取得皇位之说，大都认为皇位本应属于皇十四子（初行次为二十三，皇四子胤禵的初行次为十一）胤禵。康熙皇帝一生共有55位女人，生育了35子、20女。起初子女按生日先后排序，由于前期子女夭折者多，所以后来以存活下来的重新排序。变成24子10女。
为了证明康熙皇帝已有意选择胤禵为储君的猜想，人们常常援引康熙五十七年十月授胤禵抚远大将军之职出征西北，平叛策妄阿喇布坦事件加以说明。不错，抚远大将军出征仪式的恢宏庄严和在军中拥有的权力，确能证实皇上对皇十四子的眷顾与重视，但这并不等于就是立储的仪式。同样或相似的职务在康熙二十九年七月，还授给过康熙皇帝的二哥裕亲王福全和五弟恭亲王常宁。当时，噶尔丹叛乱深入乌朱穆泰，以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长子允禔（时年十九岁）为副手，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率军出征。出师送行仪式在太和门举行，皇帝亲自出席赐印，并送出东直门。可见胤禵大将军之职在康熙朝也不是绝无仅有的。
其实，任命皇子与宗室王公作为军事统帅率军出征是清朝的传统。回首满洲兴起之初，从太祖以家族军事集团统一了满洲各部起，到清军人关底定中原，军事上大都选用太祖子孙作为大将军四处征讨，诸如人们所熟悉的清初八大世袭罔替王爷，功勋就是来自征战，不然也不可能挣下铁帽子王的待遇。康熙即位以后发生战争仍旧沿用这一方式，直至雍正朝才起了变化。其后历朝诸帝在遇到战争需要时，基本上不再任命皇子王公担任统帅。因此，康熙五十七年授胤禵抚远大将军之职，在当时并不是一件能够引起朝野震动的大事，更难与储位人选问题扯在一起。大将军一职是临时的，战争结束，自动解职，印信交还，藏于内阁。
大军出征，任将送行仪式的声威从来与战争的等级有关，越是关系到皇朝一统大局的安危，任将出师的仪式越可能搞得庄严铺张。这样做是为了威慑叛乱或入侵之敌，同时向世界表明皇朝维护民族疆域一统的决心。胤禵受命出征之际，朝廷为他专门举行了送行仪式，皇上亲临太和殿授予印信，让他使用正黄旗纛，同时赐予弹劾、用人等特权，如此令人称羡的隆遇，归根到底都是策妄阿喇布坦叛乱震动朝野，危及皇朝一统和战争发生在西北边陲，道途险阻需要便宜行事所决定的。从中当然也可以得出胤禵代皇父出征的结论，但若进一步推证成胤禵就是未来的皇位继承人，其间的政治文化价值观方面的矛盾，令人难以自圆其说。
不必另辟蹊径，使用同样的史料，也不难推出胤禵不是储位的候选人。
胤禵受命抚远大将军驻节西宁，对于他的荣誉与功业来说是幸运的，而对于他与皇位之缘，则无异于流放。康熙五十七年，皇上已是65岁的老人，在预期寿命较低的年代，很难想象这样的老人能够把一位随时要付托大位的人放在那样遥远的地方。一旦发生变故，如何保证继承人及时赶到顺利地登上皇位？皇位空置期，一向是政治危险的紧要时刻，参与宫廷中枢政治的皇子们和心存不轨的权臣，有谁会有耐心等待万里之外的继承人的到来？路途遥远与交通信息通讯条件落后的状况，无异于人为地为继承人设置难以迅速逾越的障碍。胤禵无法做到及时掌握宫中消息，京城与西宁之间的信息传递，也面临着发生梗阻的困难，这种梗阻的发生可能出自无意，也可能就是有意的。即使在皇上刚刚过世的那一刻，立即飞马传书，但信息在路上的时候，有意夺取皇位的皇子，早已完成了宫廷政变。难道这就是一位父皇对自己中意的继承人做出的特殊关爱吗？胤禵是否继承人，决非仅仅突显大将军一职的光环就能确定的。因此，放到历史宫廷政治的情景与情理中观察，胤禵被授大将军一职与皇位继承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因果联系。如果五十七年授职一事还不能完全证明这一点，那么三年之后，六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召大将军回京面授机宜，不久又让他返回西北驻地，就更能说明问题了。
胤禵自五十七年十二月出师到六十年十一月返京陛见共三年。三年的时间，胤禵已经创下了足够的功业，拥有了其他皇子望尘莫及的政治资本，如果康熙皇帝果真想把皇位传给他，论理似乎不应该在召之返京以后五个月再让他离京远去，而应留在身边，寸步不离。不要忘记，这时候皇上已经68岁了。清朝皇帝的寿命与明朝相比，清朝十二位皇帝过五十岁的比较多，而明朝皇帝大部分在四十岁上下就过世了。不过两朝享年七十以上的皇帝，只有明太祖与清高宗两位。康熙皇帝在晚年身体状况下降，年龄渐增的状态中，怎么可能非要一再让他选定的继承人到万里之外的地方等待不可？他会有意为顺利传递皇位，故意设置如此难以迅速克服的障碍吗？
六十年的当政经验和辉煌的文治武功，以这样的睿智与才华，断不会不明白内外、远近、亲授与遗命之间的差距对于一位承嗣人的重要性。无论如何，康熙皇帝没有理由为自己选择的继承人设置障碍。除非他本无扶植胤禵继位之心，召京再遣之回西北驻地才顺理成章。相同的史料竟然演绎出大相径庭的结论，彼此势同水火的观点冲突，永远也找不到它的尽头。学术研究的意义，并不在于两种结论冲突的偏好选择，而在于认清康熙末世储君未定所导致后果。古往今来，只要是秘密的东西，永远激起人们猜测探究的巨大热情。
现存康熙皇帝的满汉两种文字的传位遗诏，当然也会有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即使是满文的，也不例外。然而，在当时公开的东西总比秘密的东西，更让人相信。胤禵代父祭天是造不了假的。一位皇帝有能力将秘密严密包裹，却很难把祭天这样的大事，强加到历史头上。如果胤禵没有得到过父皇的代行祭天之命，他费尽心机制造假象，那样做得不偿失，将面对多少只眼睛与多少秉笔直书的文人史家，会付出沉痛代价。
实际上，在中国古代皇位传递上，向来尊崇嫡长子继承制。康熙皇帝当初所立的太子就是他唯一的嫡子，废掉以后，传位自然倾向于长子。康熙末年，在皇长子获罪，皇二子原太子被废拘禁，皇三子行为不检的情况下，命运自然眷属到皇四子头上。因此，康熙皇帝在临终时选择雍正，顺理成章。关于祭天的政治文化意义，皇四子的代父祭天的例证很能说明问题。康熙皇帝自八岁登基以后，定下郊祀典礼必须亲自出席，无故不派人代行的规矩。如离京生病等原因不能亲临时，则由礼部按常例办理，或遣官代行，决无派皇子代行之例。四十六年冬季天气寒冷，群臣劝皇上派人代行，康熙皇帝还是坚持亲自出席。康熙四十八年，皇帝生病，无法出席，派大学士李光地前去。因此，在他逝世前夕指派皇四子代行祭天，更显出特殊的政治意义。
明清两朝北京其他主要的国家坛庙的历史渊源
地坛 在安定门外路东，嘉靖九年建。明初行天地合祭之制，至此始分开祭祀。地坛又称方泽坛，坛制二层，一层面方六丈，高六尺；二层面方十丈六尺，高六尺，每层面砖用六、八阴数，皆黄琉璃瓦、青白石包砌，四出陛，各八级。周围水渠一道，长四十九丈四尺四寸，深八尺六寸，宽六尺。内壝方墙二十七丈二尺，高六尺，厚二尺。内棂星门四座，北门外西侧为瘗位，东侧为灯台。南门外为皇祇室，藏神板。外棂星门四座，西门外以西为神库、神厨、宰牲亭、祭器库，北门外西北为斋宫。
外建四天门，西门外为銮驾库、遣官房，南为陪祀官房。又外为坛门，又外为泰折街、牌坊。护坛地一千四百七十六亩。
祭地于每年夏至举行。以明代为例，方丘正位为皇地祗神板，配位太祖神板西向。太祖神板在祭日的前一天自太庙请来。第二层，东一坛，中岳、东岳、南岳、西岳、北岳、基运山、翔圣山、神烈山，俱面向西；西一坛，中镇、东镇、南镇、西镇、北镇、天寿山、纯德山，俱面向东；东二坛四海，俱面向西。西二坛四渎，俱面向东。祭礼亦由清晨开始，与祭天的九大程序相同，惟将望燎改为望瘗。祭地时撤下的供品不再放入燎炉内焚烧，而是埋入瘗坎之内，但献给配位的祝帛则仍要焚烧。
朝日坛 在朝阳门外以南，周筑垣墙，嘉靖九年建，西向，为制一层。坛方广五丈，高五尺九寸。坛面用红琉璃，阶九级，俱白石。内棂星门四座，西门外为燎炉、瘗池，西南为具服殿，东北为神库、神厨、宰牲亭、灯库、钟楼，北为遣官房。外为天门二座，北天门外为礼神坊，西天门外以南为陪祀斋、宿房五十四间。护坛地一百亩。
坛专为祭大明即太阳之神，祭日时间在每年春分节气的早晨六点，称为寅时，清改为卯时（八点）。皇帝隔年逢甲、丙、戊、庚、壬年亲临，十年当中出席五次，穿的服装是红色的。余年派遣高级文官摄祭。祭时，大明（太阳）神牌西向，礼三献，乐七奏，舞八佾。仪制视天地坛减等。
夕月坛 在阜城门外以南，与朝日坛越城相对，也是都城建筑中轴线的两翼对称结构的建筑系列的范例。周筑垣墙，嘉靖九年建，东向，为制一层。坛方广四丈，高四尺六寸，面白琉璃，阶六级，俱白石，内棂星门四座，东门外为瘗池，东北为具服殿，南门外为神库，西南为宰牲亭、神厨、祭品库，北门外为钟楼、遣官房。外天门二座，东天门外，北为礼神坊。护坛地三十六亩。
坛专为祭夜明即月亮之神，祭月时间在每年秋分节气的晚上十点，称为亥时，清改为酉时（晚六点）。祭月隔二年皇帝亲临一次，逢丑、辰、未、戌的年份亲临，十二年当中出席四次，穿的服装是白色的。余年派遣高级武官摄祭。祭时，坛面夜明（月亮）神牌东向，礼三献，舞八佾，乐六奏。从祀之神有二十八星宿，木、火、土、金、水五星及周天星辰。仪制视朝日坛稍差。
社稷坛 在宫城西南，即承天门至午门一线的西侧，与东侧的太庙相对称。永乐朝建，上层广五丈，下层广五丈三尺，高五尺，四面石阶各三级，上层用五色
土，随方筑之。坛西砌瘗位。外为祭殿，再北为拜殿，西门外西南建神库，库南为神厨，外天门四座，西门外南为宰牲亭。
社稷坛专为祭祀太社、太稷之神，每年二、八月上戊日举行祭祀仪式，届时，太社神牌居东，太稷神牌居西，俱北向。后土勾尤氏神牌居东，西向，后稷神牌居西，东向。洪武十年以前社稷分祭，社主用石，形状如锺，高五尺，宽二尺，上微尖，立于坛中，半埋土下。稷不用主。以后将石埋于坛的正中央，只露其尖，祭祀时以朱漆社稷两木主置于坛上，祭毕收藏。皇帝亲临，由午门外西阙门进坛北门东降舆，在导引官的引导下由右门入，至具服殿，更换祭服，然后由拜殿右门出，典仪唱：乐舞生就位。执事官各司其事，皇帝至拜位，礼三献乐七奏。礼毕，皇上返具服殿易服后还宫。
嘉靖十年，在西苑豳风亭之西，建帝社稷坛，坛高六尺，方广二丈五尺，小砖垒砌，实以净土，周筑土垣。北为棂星门，高六尺八寸。神位木制，各高一尺八寸，宽三寸，上题帝社之神、帝稷之神，俱朱漆质金书。坛南设置石龛用来藏神牌，高六尺，宽二尺。坛西为祭品库、乐器库。坛北树二坊，称帝社街。每年仲春、仲秋（二、八月）次戊日，即祭社稷坛的十日后，皇帝在此行祈报礼，如次戊日恰逢望日（十五日），则改在上巳日。届时，命文武大臣十二人陪拜。嘉靖皇帝这一复古的行动，并没有被他的继承人坚持下去，随着他离世，便被嗣皇隆庆帝废止。
在兴建帝社稷坛的同期，西苑还添置了先蚕坛。坛石包砖砌，方广二丈六尺，高二尺，四陛出。嘉靖九年正月，举耕蚕礼。皇帝亲耕于南郊先农坛，皇后亲蚕于北郊，这是农业社会中，皇朝顶级的核心家庭夫妇倡导生产，为众多的男耕女织农户做出的表率。用意再明显不过了。
山川坛 永乐十八年建，地处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