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11期-第1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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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的需求规范中学数量，停止低水平的初级师范，以提高程度为前提合并高素质大学、关闭不合格大学等具有前瞻性的构想，有了切肤之感；对他真诚信奉“人生的快慰不是享受幸福，而是创造幸福，不在创造个人的幸福，供给个人欣赏，而在创造公众幸福，与公众一同享受”的理念和言行一致的自我垂范，更添崇敬之情。
卢作孚在教育实践方面诸多领先于时代的建树，《评传》也没有吝惜笔墨。无论是卢作孚早年担任中小学教师时，指导学生“用自学的办法学数学”，“自主命题写作文”等别具一格改革旧教材、旧教法的奇招，还是担任合川瑞山小学董事长期间，“亲自带领学生们到温泉公园、重庆市区、火柴厂和桃花园等处参观、学习、游览”，并让他们动手操作，参与游戏，指导他们在“有兴趣的现实生活中，去寻求知识，去建设秩序，达到寓教于乐”的创意；无论是卢作孚在担任泸州教育科长期间，邀请恽代英、王德熙等爱国志士，共同发起、推动“新川南、新教育、新风尚”的民众运动，还是受到华西大学创办人、美籍教士约瑟夫·毕启博士赞誉，并“使整个成都社会均为之轰动，为之迷恋”的成都通俗教育馆的民众教育实验；无论是以“民生精神”为核心的职工教育和企业文化建设，还是“将嘉陵江三峡布置成为一个生产的区域，文化的区域，游览的区域”（卢作孚：《建设中国的困难及其必循的道路》）的大规模区域教育实验和经济文化建设的实践范例，都给人带来“以史为镜”的反思和启迪。
卢作孚是继孙中山提出“现代化”的概念之后，明确提出实现“国家现代化”的目标、内容和途径的第一人。以现代人文精神为特色的爱国主义和国家现代化的理想，是激励他一生的精神力量和奋斗目标，这也成为贯穿《评传》全书的主题思想和显著特色。纵观《评传》全书，字里行间随处可见两代教育工作者对于教育事业的真诚热爱，对于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提高国民素质、实现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执着追求和强烈共鸣，让我们读来感触良多，激动的心情难以平复。《评传》在介绍“民生公司学校化”的章节中有一份长长的演讲目录，记录了抗战时期卢作孚邀请社会知名人士到公司作报告的情况，如请著名经济学家马寅初讲《日本必败》及《战后中国经济之前途》，杜重远讲《由小问题到大问题》，冯玉祥讲《怎样将倭寇赶出中国去》，《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讲《时事》，出席旧金山联合国会议代表李幼椿讲《从美国看世界和平与中国和平》，陈独秀讲《人类进化程序及国人应有之努力》，沈雁冰讲《如何读小说》，郭沫若讲《中国文艺发展史略》，戏剧家陈锃教授讲《中国戏剧与中国舞台》等等。上述事例，我们过去也知道一些，但像这样比较完整的记录，还是第一次读到。从这份演讲目录，亦可见卢作孚高瞻远瞩施行职工教育和企业文化建设之一斑。对于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理念的民生人在抗战中做出的巨大牺牲和卓越贡献，《评传》也予以了热情赞颂和充分肯定。
为了实现现代化的目标，卢作孚一向主张大教育观，重视环境和教育的关系，认为：“教育应造成环境，无论是学习环境或社会环境。”北碚正是他改善学校环境和社会环境，以实施全民教育理念的一个成功实验。他为北碚的乡村现代化建设，从经济发展到市容市貌，从科研文化到区域教育，从规划设计到付诸实施，可以说是殚精竭虑，鞠躬尽瘁。卢作孚亲自带兵剿匪，并“化匪为民”，建立良好社会秩序；身先士卒挖刨疏浚臭水沟，带领民众打扫卫生；在平民俱乐部为民众放映“学知识、讲文明”的幻灯片，并亲临现场担任解说的身影……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从《评传》的记述，我们第一次得知，是卢作孚创办的中国西部科学院的科考队，首先发现了熊猫这种珍稀动物品种和攀枝花地区丰富的地下资源“共生矿”；也是第一次知道，上世纪后半期囚禁政治犯的西山坪农场，当年曾是试验和推广农作物新品种的所在地。卢作孚为了解决兼善中学的教学经费，还把这个赚钱的农场划归了该校附属事业总管理处。而卢作孚亲自拟写的《修建嘉陵江温泉公园募捐启》，竟是他在1927年上任嘉陵江地区四县特组峡防局局长时发布的第一个文稿。我们以前听说，为了顺利进行乡村建设实验，卢作孚主持创办了北碚文化基金会。卢氏昆仲为此还捐出了自己的家产。但这笔基金后来的情况怎样？发挥了哪些作用？我们作为卢作孚的后人，曾多方打听仍不得其果，没想到却在《评传》中找到了答案，得知它不仅促进了北碚地区的科教文化发展，“为北碚地方创造了大量的财富”，而且还资助了一些著名文化人士。如科普作家高士其从延安途径北碚转香港治病和郭沫若赴苏考察，都得到了文化基金的赞助。《评传》的调查结果使我们甚感欣慰。
从《评传》可知，卢作孚致力于建成一个“文化的北碚”的理想很快便得到实现。1945年北碚的儿童入学率已达80％，“这么高的普及率在当时全国范围内也是很高了。”由峡防局民众教育办事处主持的各种类型的民众教育也比比皆是，“……每晚都有许多男女青年朋友在读书，北碚市中学校园道上，体育场问，一到晚上八点以后，随处碰到手里拿着书本的人，不是民众学校夜学出来的学生们，就是在图书馆研究东北问题的峡局职员。从来峡局文化事业莫有见过如此的兴盛现象，尤其是晚间。”（《北碚晚上踊跃着读书的人们》，《嘉陵江日报》1931年11月22日）1933年8月，中国科学社年会接受卢作孚邀请，在北温泉召开。近代学术团体在四川召开年会尚属首次。1934年中，到北碚考察的经济学家张肖梅赞叹：“与教育有极深切关系的三峡地方，实为川中之洞天福地，不啻世外桃源……道路之清洁，布置之齐整，为全国各地所无；上古盛治之世，道不拾遗，夜不闭户者，仿佛似之。”（《张肖梅谈考察观感》（续），《商务日报》1934年6月21日）《评传》还引述了原北碚区区长陈秉超先生为《北碚老照片》一书所作的序，他盛赞卢作孚所主持的具有浓厚科学文化特色的乡村建设，并认为：“北碚开早期西部开发的先河，决不夸张。”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曾说过：“北碚的建设……可谓将来如何建设新中国的缩影。”（陶行知：《在北碚实验区署纪念周大会上的讲演》）这正是卢作孚进行嘉陵江三峡乡村建设的初衷。1947年12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派代表到北碚考察，并于1948年2月将北碚定为“基本教育实验区”，或许是对以上看法的一个诠释。《评传》多次提到，卢作孚不是坐而论道者，而是一个善于实现自己理想的实干家。“他以国家为高度，以乡村教育建设为起点，进行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实验。希图通过以教育开路，以经济为后盾的途径，刷新政治，实现区域性乡村建设都市化和区域性乡村的现代化，进而实现振兴祖国的理想。”从而“走出了一条穷国办大教育的可行之路”。因此，《评传》认为：“卢作孚的实践及理论的价值不应限于此，而应有普遍性的意义，他不仅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
我们相信，《评传》作为开发卢作孚这座“共生矿”的丰硕成果，同样不仅属于中国，也将属于世界。
（《教育开发西南——卢作孚评传》即将由重庆出版社出版）
本真 自然 朴巧
薛宝琨
“马派相声”既是相声传统风格的象征也是“津门相声”一脉的代表。经历了祖父马德禄发轫、父亲马三立俗化和他个人规整、继承和发展三个阶段。大体敷衍了近现代相声艺术的历史以及“马派”演进“正一反一合”的过程。“马派相声”醒眼夺目，只个“俗”字便可概括。易雅而归俗、就低绝不攀高，既无观念的捆绑又无使命的重负，貌似古旧却只是为了一个“好笑”。“好玩”——总是在不绝如缕中存旧立新、涤垢见新。于是，我们不仅看到了相声曾经的“原生态”也同时感到了世俗、真俗、大俗的魅力。马德禄由“文哏传人”而转为会活最多的“相声公司”；马三立虽“唯一”具有中学文化却因“撂地”日久而把自己“性格化”为“小市民”典型；而马志明从来低调甚至改“马派”为“马氏”尽力“矮化”自我，这一切均可在其标榜“个性”背后体会所谓时也势也，非人力所能及之历史因由。在命运多舛的相声百年中，“俗”确是相声存真求活的必然。既是市民文化的“性基因”，也是其婉而多讽嘻笑怒骂的“保护色”。唯此，“马派相声”才为我们保留了其他任何艺术样式所不能提供的那个历史时期的市井写生、人物画廊、社会心理、民风民俗。至今我们似乎也难以掂量在百年以来相声“求真”和“求善”、“归俗”和“入雅”的争衡中究竟哪一方更切合民众的需求和相声的机理？
马志明的“求真”是一种既原始又深层的“本真”。真理性是由审美客体的真实性和主体不断开掘的探索精神体现的。面对前辈遗留下来的诸多技艺游离、主客相悖虽具文化情采但少内在逻辑的传统节目，志明必须为其建立种种“情境”以便接结古今参合虚实建立艺术的逻辑链条。诸如反映着婚丧大礼的近世民俗因“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转型而被激化或强化几至登峰造极的程度，因之，“马派”的《白事会》和《红事会》（《大娶亲》）便以“取境”方法将其祖辈亲历的权贵人家的历史描绘移植在捧逗之间虚拟的情感纠葛上，从而在历史的记实性中散发着夸张的喜剧性光华。《卖五器》和《大保镖》也并非传统节目之上乘，但隐含着人们的历史记忆。于是乃用“造境”方法，前者在强化“八国联军”施展淫威搜刮民宅的同时，用“显微”的手段说是如何抢掠“我”家祖上传留的“铜铁瓷锡木”——“国宝”级的“五器”，而究其实则不过是茶壶梁子、锡拉纸、半拉马掌之类。这种以强化自己之穷以对比强盗之狠的夸张，凸显的未必是历史事实，但却是难以磨灭的那个时期民众情感和心理的真实印记。技艺性的“贯口”也由此翻腐为新产生了形象性生命。《大保镖》折射着当时的社会不宁以及镖局的虚妄无能，是底层艺人谙熟江湖生活的记录。传统节目通过造境以显真、论艺更撰史的方法使节目点石成金既有独具审美亮点又有平实的性格塑造。至于《报菜名》《太平歌词》等“纯技艺”节目，也都在追求本真的探索中融技于艺、以艺润技、借境，在捧逗的纠葛过程显示性格的魅力和讽刺的光芒。而这正是先贤多年创意为后辈昭示的相声的生活滋味、文学和文化意识。传统相声之所谓讽刺乃是不留痕迹地化讥刺为灰烬纯然本真的玩笑，绝无生硬的理念掺杂。在人们开怀大笑的同时，一切“无价值”的东西便已经被扬弃和评判过了。
“本真”的真实和真理性是相声和一切喜剧艺术的生命。喜剧所谓夸张或变形、荒诞或廓大都旨在显示和强调对象和主体的本真性质。马志明深知先辈越夸张越可乐、越可乐越真实的妙谛，总是追索真实的神形兼备、生动性和概括性。《自食其果》中那个自作聪明说交通事故的死者是自己亲戚以便穿越围观人群亲临现场的“看客”，在其猎奇心理的背后寄寓着“这一群”的冷漠和麻木！而“死者”不是他的亲戚竟是一头驴的结底则是作者对其劣性不着鞭痕的挞伐！《核桃酥》的奇迹——一块桃酥滚地居然被轧进沥青马路而不碎，最后撬出它的甚至不是木棒儿和树枝儿，是一根儿与其配套的江米条！这里与其说是夸张不如说只是强化了人们对已经淡忘了的“困难时期”供应状况的苦涩回忆。《纠纷》是马志明的成名和代表作，显示了他比前辈更具理性的深刻思辨和更富意味的生活洞察。而采取的则仍是不留形迹“马派”娓娓道来的白描和冷隽客观评叙。因为行人走路踩脚而掀起的轩然大波，记录着被“阶级斗争”淬火后的某些“天津卫式”的人际关系。而自然的“熄火”也并非借助强力和诉讼只是“蹲蹲性子”的刹那间“自省”。可见“和”的力量其实早就被人民感知，“知其不可而为之”甚至曾经是我们民族的历史悲剧！
本真和自然紧密相连，真理性需要逻辑性求证，过程必须水到渠成，自然而然、自自然然。马志明的一切规整和创新——无论是文本还是表演，都旨在显示本然中的自由和灵动。它不是滑腻无碍的顺势倾注，而是一波三折的起伏跌宕。唯其如此才能深蓄简出举重若轻体现相声“以说为主”的滋味。《纠纷》中的派出所小屋虽是并无惩罚意味的现场，却是王德成和丁文元情绪格斗和心灵自省的“战场”，从两张条凳的对峙到移坐一张的并肩，是过程也是象征，而最后在警察前自称“盟兄弟”的称谓，既是点题生辉的诗眼也是性格升腾的自嘲，更是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世俗劣性的再次写照。而这一切并无硝烟的冲突，只是逻辑链条环套和自动的结果，作者只是信手拈来而已。
志明对文本的归置和创意都无非为舞台表演的得心应手。他的舞台风范既是传统与当代的结合，又是半真半假的“角色化”与真知灼见的评叙者的结合，有“马氏”之影痕但更是他“自己”——既具其父的“浓后之淡”和“大巧之朴”，又有他个人独具的深刻和简练、洒脱和劲健。而他的喜剧情趣则始终传承马氏追求稚拙厌弃纤巧，追求自然从来不施小技小惠的门风。诸如《纠纷》的戏剧性逆转以及“包袱底”：“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均是平和安然实话实说，并不咬住不放拖泥带水，堪称这多年天津相声和马派风格的经典。
我与马志明先生认识三十年，“相交”并不“过从甚密”，“相知”全凭“心息相通”。古有：“山有木兮树有知，心悦君兮君不知”诗句，正可喻我心情，小文补志聊以为序。
（《马志明表演相声集》即将由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
我心中的鲁迅先生
潘正伯
我有幸从少年时期就接触上鲁迅著作，是受了表哥刘光（刘光甫）的影响。他是我大舅的三儿子，比我大5岁。1946年我和弟弟去成都考初中，他在上高中。在我和弟弟报考学校期间和周末和假期回家前后，三弟兄在一起无话不谈。
三哥是进步分子，亲友们都猜测他是中共地下党员，至少也是中共外围组织的成员。三哥很有才气，从小酷爱读书、写作。他写的新诗、杂文，不时在成都的报刊上发表，很受亲友们夸奖。他爱读鲁迅的书，记忆力又好，他曾给我讲解《悼柔石》（惯于长夜过春时）这首诗，最后一句“月光如水照缁衣”，他说“缁衣”是古代犯人穿的黑色囚服。意思是说：自己以一个反动政府的通缉犯的身份，写下这首给柔石的悼诗，是不会有地方发表的。后来看见周振甫、孔繁荣对鲁迅诗歌的注和诠释（周振甫：《鲁迅诗歌注》（修订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孔繁荣：《鲁迅诗歌诠释》，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都没有说出这层意思。我服膺三哥的解释。
1949年，内战阴影笼罩四川。下半年，学校已处于瘫痪状态，学生大多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