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11期-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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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和他的相识，几乎贯穿了彼此前半生变化最大的年代。这些年代，对任何一个过来人，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和他从陕北同路走来，在每一个路口，都能看到他的突出成就，虽然我并不了解这行程中的细节，但总会感觉到他匆匆的脚步。
当我还在陕北当知青的时候，偶然间得到了一本小小的诗集，延川县编的，名叫《延安山花》。里面的诗要以现在的眼光看，激情而幼稚，饱含着时代的印迹，但它让我牢牢地记住了一个名字——路遥。
后来我考上西安美术学院，认识了同学邢仪，她是从延川县来的北京知青。聊天时，我提到了那本诗集，提到了路遥。不料她说，路遥，我很熟。
寒假回京，到邢仪家去串门，一进屋，见桌边坐着一个土里土气的小伙子，脸庞黑瘦，穿一身黑布的棉袄棉裤，我以为是她们家从农村来的亲戚，便没在意。邢仪从厨房端茶出来，见我们僵着，便说，你不是想认识路遥吗，他就是。
于是热烈握手，我说了些向往已久的话。路遥很客气，但表情一直没有多大变化，既没有因为我先前的失礼而见外，也没有因为我后来的恭维而高兴。当时好像谈了一会儿诗，或者还有别的，反正是认识了。
第二次相见，是在延河边上，我跑到延安去写生，意外遇上的。我知道了他已经考上延安大学，由于双方都有事，匆匆寒暄了几句，便分了手。可我注意到了他的变化，面色依旧，但胖了许多，好像还高了一些。身上穿了一件灰色的长风衣，没系扣，风吹着飘起来，有了一些潇洒的感觉。
后来，延川的知青丁爱笛结婚，对象海娥是村上的女子。我跑去凑热闹，又见到了路遥，还有他的夫人——北京知青林达。那一次因为是办喜事，还可能是到了他的地面上，要尽地主之谊，路遥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兴致颇高，谈笑风生，麻利地指派别人干这干那，自告奋勇的写对联，虽然我对他的毛笔字不敢恭维，但也知趣地不扫他的兴。这是我见到路遥最高兴的一次。
路遥毕业后调到了西安，专职写作，我陆续见到他发表的小说，直至他写出著名的《人生》。路遥声名鹊起，一时成为陕西最具代表性的作家。
记得有一次坐火车回北京，广播里播放小说《人生》，喧闹的车厢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乎所有的人都在专注地听。一段完了，旅客们还不尽兴，有看过小说的，向别人介绍情节的发展，更多的，是对高加林这个人物进行讨论。我坐在边上，看到路遥的作品有这么大的反响，心里很为他高兴。
没有看过他的《平凡的世界》，所以在我心中，《人生》始终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我知道，不应该把作品中主人公的命运和作者等同起来，但可能是认识作者的缘故，在我的脑海中，路遥和高家林的形象，却始终是重叠着的。
《人生》不是爱情小说，选择巧珍还是黄亚萍，也早已超出了爱情的范畴。但爱情依旧有它独立存在的价值。我听说，路遥凭着自己的才干，曾赢得了一位女知青的芳心。但她的家长，不同意这家庭地位悬殊的恋爱，使她动摇了。要好的一群同学，也不愿意她嫁给一个农村出身的青年。她们说，如果你不好拒绝，那就由我们来办吧。于是，路遥就接到了一封措词尖刻的信，叫他不要想吃“天鹅肉”，生生地拆散了他们。如果说，城市与农村存在着诸多的不平等，在户口、上学、工作等方面，已经让高加林们体味到了人生的残酷，那么在爱情上，则会遭遇到更加的心痛。这次经历，极大地伤害了路遥的自尊，他发誓一定要娶个北京知青做婆姨，而且，他也真的做到了。
路遥的发誓，不管还有多少爱情的成分，都是可以理解的。为此，他也承受了巨大的困惑和矛盾。我不知道生活中是否真的有巧珍存在，但在路遥心中，“巧珍”可能一直在折磨着他。
我曾把路遥请到美院，让他给学生们讲《人生》的创作经历。当时的讲课费很少，我只记得给他买了一盒两块钱的好烟。
他讲起了对巧珍们的感情：那是十几岁孩子之间的，朦胧的，说不清道不明可又实实在在的情感。当山上的杏子还是青青的，你就会把它摘下来，放在裤兜里，握得满是汗渍，满山遍野地寻找那个女孩子，把那个青杏在裤子上蹭干净了，双手捧给她，看着她一小口一小口地啃着。女孩子不说话，眼神里透着欣喜……
他忘情地描述着，我可以体会得到，什么才是埋藏在作家心底最珍贵的东西，那是在他远远走来的地方，一个不为人知的精神家园。这里有温暖他的第一缕阳光，有吹透到他血脉里的山风，还有一个啃着青杏的女孩。而悲剧在于，这最珍贵的东西，却与高加林们极力摆脱的环境，纠缠在一起，挣脱的同时也意味着失去，永远也找不回来。
他讲到写巧珍出嫁时，心里异常难受，以至泪水打湿了稿纸，几乎不能继续。送走了巧珍，他将笔扔出窗外，扑到床上，大哭了一场。哭完了，又去窗外寻回了笔，接着往下写。
他强调在写作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是柳青，于是有人提问，《创业史》中的改霞和《人生》中的巧珍，在形象塑造上，有什么可比较之处。路遥说，改霞是改霞，巧珍是巧珍，她们之间没有关系。说罢，面有愠色。
我于是有点恐慌，生怕闹出些不愉快，好在众多崇拜者的热情，迅速淹没了这一小小的插曲。
我后来调回北京，在工人出版社做编辑，出版社的老总南云瑞、文学编辑部主任雷抒雁都是陕西人，再加上我这半个“老陕”，使出版社笼罩了一层浓浓的“陕西情结”。这个阶段，与陕西作家们接触颇多，我曾数次陪南总去西安组稿，和作家们一起吃羊肉泡馍，当然，路遥也在座。这时的相交，多了些场面上的客套，少了些私人的色彩。
我注意到陕西的有些作家，虽然作品已经有了广泛的影响，可他们本人，却过着苦行僧般的日子。也许是在农村养成的节俭习惯，也许是写作在当时还不足以让他们衣食无忧，反正他们两根黄瓜一个馍，再夹上点辣子就算一顿饭的事，是常有的。他们的写作，像农民种地一样的诚实，一样的辛苦。他们的许多作品，厚实得有如乾陵上的石碑，然其代价，是熬干了心血，交换了生命。你看他们的样子，不是疾病缠身，就是骨瘦如柴，
最后一次见到路遥，还是在延安。那是1990年的春节，我在北京呆得憋闷，就跑到延安去散心。正值放假，偌大的延安宾馆里空空荡荡。突然听说路遥也住在这里，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喜悦，忙跑去见他。
路遥一个人住在间大房子里，虽然天还没黑，可窗户上挂着的厚紫绒的帘布，把屋里变得昏暗暗的，床头灯黄黄地照着，被子乱堆在床上。他邋遢地穿着一身睡衣，动作迟缓。我觉得他苍老了许多，神情疲惫，甚至带有一丝沮丧。意外的相逢，使两个人都很高兴，他向我了解北京的事，谈到了完成不久的《平凡的世界》，我则更多地询问他的健康情况。
我有一点不解，陕北人很重视春节，这是全家人团聚的重要时刻，人们哪怕远在天南地北，都要往家里赶。早早地备好年货，贴春联，挂红灯，钻到自家窑里，舒舒服服地享受天伦之乐。你若这几天到陕北，单位关门，商店闭户，想吃口现成饭都找不到。路遥却在此时，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宾馆里，品尝着寂寞和孤独。从他的脸上，也看不到完成一部巨著后的轻松和喜悦。我知道作家们在创作时，通常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避免干扰，可现在是春节呀。
心里虽然有这样的疑惑，我却没有多问，又怕影响他休息，聊了一会儿，便起身告辞。在餐厅吃饭时，我也没看见他的身影，想必有人把饭送到他的房间去了。
以后听到路遥的消息，几乎都是关于他健康的传闻。我虽然有些担心，却始终不肯相信会发展到什么恶劣的程度。然而，不幸的消息还是传来了。这离我最后一次见他，还不到两年。我替出版社拟了唁电，发往陕西。从邮局出来，我一个人默默地在街上走。初冬的北京，天气骤冷，使刚从秋日阳光下过来的人，感觉很不适应。我很想找个人说说话，哪怕说说天气也好。
一个人就这样从你的生活里消失了，变成了某种文化符号被人评论或纪念着。路遥的作品获得了不朽，但这并不能成为他早逝的理由。我真诚地希望我的朋友们都能健康地活着，而不管他们是不是作家。
“珍视每一滴文人的心血”
龚明德
这篇文章的正题引用六十年前的《文章》创刊号封三上端《编后》最后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段为：“此外，还须一提的是本刊园地绝对公开，我们是文人，我们也曾体味到文人的一切苦难和压迫，我们将珍视每一滴文人的心血。”
《文章》创刊号编者所说的“珍视”，在卷尾由51则小讯息组成的《文人与文章》中。这51则小讯息，在现在弄中国现代文化尤其是弄中国现代文学的人看来，几乎全是第一手珍贵史料。抄录一些如下。
▲巴金已乘机回重庆多日，夫人即将分娩。闻本人现有小病。
▲曹禺的精心巨著《桥》写了两三年，到现在还没有完工，曾经一再易
稿，据说因为抗战胜利，将对原有计划有所调整。
▲陈白尘最近被窃，损失很大，所以他对沪上友人写信，叫他们为他置
办冬日用的东西。他的新作《升官图》已寄沪。又《岁寒图》一剧将由重庆“中
术剧团”演出，陈鲤庭导演。
▲洗星海逝世，文人深为哀悼。
▲平心近日写作甚少，闻患脑病。
更能体现《文章》创刊号编者所说的“珍视”的，是列在《文化服务》栏目内，占了第106页大半篇幅的一篇文字：《慰问张天翼先生》。不妨全录。
不论谁，只要他曾读过国人的创作小说，都不会不知道张天翼先生，这么一个优秀的作家，他的作品是当时最有活力最为青年爱读的东西，他的文笔，那么爽利，熟练，创造了一种独特的风格。抗战初期他曾以《华威先生》为大众所推崇。
自从他到内地之后，也曾产生了不少作品，可是因为生活的动荡，工作的繁重，不幸他患了肺病，如今他已经到了不能写信的地步！这是多可惊骇的消息！
他现在正住在成都一家小医院里度着他寂寞的、困苦的病中生活！
为了救治我们优秀的作家，除了他的友人举行募捐外，本刊特发起慰问的举动，凡是敬仰、尊重或是爱护张天翼先生的读者，都请写点信去慰问他。我们相信，他看到这许多人的信一定会增加了他生命的力量，战胜病菌。如果有谁要寄款，也请直接寄到他那儿。张先生的通讯处是：成都平安桥圣修医院第三号病室张一之。
上录文字的来源，是根据陈白尘的两封来信的内容写的。两封来信作为附件紧接着摘要发表。也全录。第一封：
手示拜悉，张天翼书亦已转致，但我不能不先告诉您，他目前不仅不能写小说，连一封书信，也在医生的禁止之列，他的肺病……我们都在尽可能医治他！
他现在住成都平安桥圣修医院第三号病室（张一之），您有信可以寄到那儿，但他自己不能复信，他要我致歉……第二封：
十一月二十九日手示拜悉。天翼病颇有起色，堪慰，目前其生活及医药均系成都分会、总会及友人等所筹集，沪上如能有资助，自极欢迎，两年前此间某报发起捐助运动，彼曾表示不可，但今日情势不同，当不致拒绝，唯目前似以友辈中为限，不必太公开也，兄意以为如何……
忘了在哪儿读过的，大概就是张天翼这回病情好转出院后住在乡下时，萧军和另外一个作家，凑钱从农民家里买了一头母山羊，每天派人挤了羊奶给张天翼补身体。
联系到现实，真让人惭愧：我们今天的生活比六十年前好了不知多少倍，但是这类感人的事，在文人圈中似乎不多见。
韩流生态报告 为什么一定要血肉相连
刘 宏
《叶子（花粒）》故事梗概：金民奎有一份枯燥的工作，修理路灯。因为总要撕掉贴在电线杆上的寻人启事，他认识了粘贴启事寻找弟弟的郑多慧。两个孤独的人慢慢熟悉了解。郑多慧的眼疾发展得很快，她想用身体和某个男人交换金钱去动手术，但没有如愿。金民奎带着她去看海，为了手术费用去抢钱，还击伤自己把角膜贡献给她。这种血肉相连的关系将使他们注定要在一起。如果金民奎给他自己的那一枪打得更准一点，他就死定了。
问题在于金民奎要是死了，对郑多慧来说将意味着什么呢？郑多慧在感觉没有希望，眼看就要失明的时刻对金民奎说过，她没有什么可以给他的。如果他死了，她又会怎么样？也对他说那些她在想象中对失散多年的弟弟所说的那些话？说起她的那些恐惧，说她或许不得不独自过着一个女瞎子的生活……？
那些他们分别过得相当类似的单调日子，因金民奎撕掉郑多慧的寻人启事而联系起来，使得两个很久以来擦肩而过的人相互认识，随后很快有了不可分离的关系。当然，这远远不是爱情或者两心相悦那么简单和表浅。这是两个相似的人，同样贫穷也同样举目无亲。郑多慧不停地张贴那些从未有过回应而且也许永远也不会有回应的启事，金民奎不断地给局长写匿名信要求在这一带加装路灯。金民奎的信终于有了反馈，街区被批准了两个路灯。有一天，他们还在装好了路灯的高高的电线杆上眺望远处的城市，金民奎说起夜景，而郑多慧喜欢的是凉爽的拂面而过的风。他们的梦想也略有不同，金民奎梦想住在最高的地方，而郑多慧说，她梦想住在宽阔的地方，最好的是海边，可以奔跑，可以看得很远，看见那些海鸟——她几乎就要看不见了。
金民奎偷来一辆车，带郑多惠去了海边。他知道她快要失明了，他们付不起昂贵的手术费。为了筹钱治疗眼睛，郑多惠决定最后一次与男人应酬。发现了事情的真相后，金民奎很快用与偷车类似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用抢来的钱付了郑多慧的手术费。可是郑多慧视网膜感染比医生预计的远为严重，手术已经晚了。金民奎要医生施行移植手术，当他得知移植必须要用死人的器官，而自己正被警方追捕的时候，为了给郑多惠光明，他向自己开了枪。
这不是故事的最后结局，它还需要补充一点温情脉脉的暗示，所以金民奎不能死去。现在是他瞎了眼睛，被送进了感化院。而恢复视力的郑多慧到感化院找到他，跟他说她爱他，她会等待他，因为她看见他的第一眼就爱上他，她的心里容不下别的人了。
也许金民奎早就知道这一点，因为他听过郑多慧那些以她失散的弟弟为倾诉对象的录音。也许他就此发现了她和他都是如此地孤独。他怜悯郑多慧没有亲人也没有朋友，说起今后谁来照顾她的时候，心里一定充满同样的感伤。当他意识到这一点，就采取行动来承担这一切了。
美丽的郑多慧曾有别的途径解决自己的问题，比如以身体和有钱的男人做交易。有钱就足可以令一个粗俗的男人非常自以为是地对待郑多慧，那种趁人之危要消费自己的态度终于令郑多慧忍无可忍，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