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11期-第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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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从物质刺激的角度看，其激励效率只有自留地的1／80，还不如我们生产队。
总之，如果把自留地比作社员的亲儿子，集体大田就是50竿子甚至80竿子打不着的远亲，其疏远程度如同陌路。
大寨模式在激励机制方面存在如此巨大的缺口，农村基层干部如何弥补呢？常用的办法有三种。
第一种，以身作则，道德感召。
普通社员刨57镐，我刨87镐，107镐。我让你们占我便宜，你们好意思吗？有不好意思的，自然会多刨几镐。大寨的陈永贵，大寨大队的几个党支委，尤其是贾进财，都是这么干活的。这种感召是有效的，只是效果不那么可靠——它不仅依赖干部行为的感召力，还要依赖众人良心的敏感程度。
我和附近公社的一位先进知青聊过这种作用最佳状态。他讲了一个故事。他们公社有一个村，队长干活拼命，为了集体不顾家，结果和老婆打架，老婆喝农药自杀了，丢下四个孩子。他们队里的社员特别感动，不用招呼就出工，干活全不惜力，谁偷懒大家就骂他没良心。收工后大伙还轮着去队长家带孩子，替他种自留地，帮他家打的柴禾堆了一房高。我们两人唏嘘之下，笑叹自己没有老婆，想感动大家不知还要等多久。
第二种，思想教育
思想教育也有两个层次。所谓提高阶级觉悟，无非是让众人认清自身利益与集体利益和国家利益的一致之处。这种以物质利益为基础的教育，说到底，避不开1镐与57镐的关系问题。算得越透彻，偷懒越有理。假如人家偷懒而我不偷懒，一位社员反问我：那不是让人家剥削了吗？这是第一个层次。在这个层次上我们算不赢偷懒的社员。
第二个层次，倡导“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创造共产主义新人。毛泽东试图培育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新人，“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
在蜜蜂和蚂蚁的社会中，这种个体确实存在，但一个社会性昆虫群体其实只是一个繁殖单位，近似于人类的一个家庭，而不是血缘关系亲疏远近不同的一个生产队或一个村庄。工蜂工蚁与本群体姐妹的基因重合率达到75％，而人类的父母与儿女之间、兄弟姐妹之间的基因重合率不过50％。蚂蚁蜜蜂的献身精神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正如人类对家庭和亲人的关爱也是有生物学基础的。拥有这种利他精神的物种可以在进化中获得竞争优势，从而保住甚至扩大自己的基因分布区域。极左派鼓吹以社会阶级为基础的献身精神，而社会阶级并不是遗传繁殖的基本单位。极左派的这种企图，简直就是要创造一个连“造物主”也不知如何设计的新物种。
当然，毛主席说了，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人类确实有一种精神力量，问题在于，在激励机制的缺口中，这种精神力量顶得了多少镐？顶三五镐还是57镐甚至80镐？在我们生产队，平均而论，这种不在乎回报的纯精神力量，似乎连三五镐——缺口的7％——也顶不上。极左派坚决反对一切利用人类利己之心的政策，说那是调动私心，因此狠批物质刺激，禁止各种承包制度，迫使基层干部集中力量创造共产主义新人。如此极端的政策，固然符合两种激励机制的竞争逐步升级、走向破釜沉舟的逻辑，但也意味着关闭93％的能量，依靠7％的能量推动农业生产。结果，产品严重匮乏不说，在我的感觉里，那7％的精神力量也被折腾得筋疲力尽，历尽摧残之后，剩下的还不足3％。
第三种，政治压力。
所谓政治压力，对我来说，主要体现在大庭广众之下训人。大家干活的时候，如果有人站着聊天，半天不动弹，我就吆喝一嗓子：“动弹啦动弹啦，要聊回家聊去！”再严重点，就在出工前不点名地警告一番。“有人思想成问题啊。我数了，一上午铡草不到二百下！一分钟还铡不了一刀！给谁干呢？给你自己干呢！你偷懒，不是剥削大伙嘛！再不自觉，咱们就拉出来说说！”如果有谁反抗，顶嘴带脏字，我就狠狠扣他的工分。我对社员如此凶悍，以至我们队的小孩哭，当母亲的会拿我来吓唬孩子：“哭，哭，再哭吴思来啦！”
当然，作为平衡，也要经常表扬劳动态度好的社员。
保持政治压力，我认为是填补缺口的主要手段。以我们生产队而论，那56镐的缺口，假如以身作则和道德感召的力量可以补上6镐，思想教育可以补上4镐，政治压力就可以补上16镐甚至20镐。于是26镐至30镐有了着落，剩下的26镐到30镐则难以弥补，体现为怠工造成的净损失。
这种估计，用来解释大寨，肯定低估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干部带头作用的力量。大寨的社员很少怠工。但用这个比例解释我们生产队，解释全国的情况，未免过分乐观。大包干之后，农村劳动力大量外出，留在家里的人，劳动质量明显提高，劳动时间却大大缩短，由此可见，公社体制下怠工的净损失不止一半。
八亿农民怠工，中国受不了，全世界都受不了。极左派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没有能力弥补激励机制的缺口，就守不住集体经济的阵地，更别提继续前进了。
五、干部激励机制的缺口
算到这会儿，一个新缺口出现了：那些以身作则、进行思想教育、维持政治压力的干部，他们的动力来自何方？普通社员激励机制的缺口靠他们勉强补上了一半，但在这一半的背后，补缺者自身的激励机制，也是千疮百孔，随时有瓦解的危险。
我当生产队指导员的第一年，平均每两个月，生产队长向我辞职一次。其他五位队干部也穿插其间。撂挑子的原因很多，为了省事，仍旧以水渠为例。
有一天，大队书记的堂兄忽然将通过他房后的水渠拆毁，几十亩麦田的封冻水没法浇了。他说水渠渗水，把他家的房基洇了，要求队里挖地三尺，用水泥浇筑这段水渠。我们去他家看了，一丝水痕也没有，为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担心，就要断水半个月，大量耗费贵如面粉的水泥？生产队长认定大队书记支持他堂兄刁难自己，立刻找到我，宣布辞职。
这位生产队长年近五十，是个心高气傲的人，农活很好，自留地和庭院收拾得妥帖至极。他看前任队长一而再，再而三地撂挑子，什么事也扛不住，多次耽误队里的农活，心里有气。所以，我请他出山，一探口风就觉得有戏，按常规三顾茅庐之后，他就接手上任了。没想到刚上任就遇到了这种挑战。
拆水渠的汉子大约三十六七岁，精灵鬼怪，好讲三国，是我们生产队的人尖子。新队长也是人尖子，便有了几分竞争关系。新队长不肯受他的气，所以一遇挑战便派人去硬修断渠，那汉子干脆往断渠上一躺：要动家伙就往我身上招呼。派去修渠的石匠自然不肯为了队里的事打架，就找了队长，队长又气哼哼地找到我，说这是受大队书记的指使，没法干了，宣布辞职。其实他夸大了挑战的来头。大队书记私下跟我说过不少新队长的好话，请他出山当队长也是大队书记的建议。
我上门问那闹事的汉子，为什么早不闹晚不闹，队长刚上任就闹，是不是对人家有意见。汉子说，早就想闹，看前任队长溜肩膀，怕吓着他，就忍到现在。新队长不是本事大吗，怎么也这副德行。现在想来，这话其实也是斗气。庄稼急用水的时候他不敢断，怕激起众怒。庄稼不用水的时候，我们又不怕他断。浇可有可无的越冬水之时，最是打劫的好机会。结果，僵持数日，经过四五次往返谈判，闹事的汉子放弃挖地三尺的要求，只要用细水泥把他屋后这段水渠抹上一层，就容许过水了。
此事解决了，队长的心却凉了，死活不肯再干。于是，我又拿出对付前任队长的老办法，吃过晚饭就到他家做“思想工作”。其实也没什么可说的，翻来覆去就那么几句话：“大伙的事，都不干谁干呢？你也不于我也不干，秋后大伙喝西北风？”然后就端过他家的烟笸箩卷大炮，喝他家的茶，有一搭没一搭地闲扯几句，每天熬他到半夜，按照常规，熬到第五六天，再坚决的人也会答应继续干。遇到特别顽固的情况，我还会拉上其他队委会成员，甚至拉上大队书记，一起做他的思想工作，一起去熬他，轮流去熬他。
按照左派的革命逻辑，干部干部就是先干一步，除了责任义务和指挥别人的荣耀，当干部几乎没有物质方面的好处，全凭革命精神的支撑。在那57镐里，他们只有1镐，但他们却要晚上开会，处理琐事，白天操心安排农活，带头多干，督着别人多干，不时还要干点堵人财路的事，得罪几个路子多的能人。这就意味着，他们付出了两到三镐，所得只有1镐。他们让普通社员搭了便车。
当然，干部偶然也能在招工招生等好处出现时优先一把，但那不是主要因素。如果特权多、待遇好，就像大公司高薪雇佣管理人员一样，也可以构成强大的激励体系，但这条路与“文革”的理想背道而驰。当时正在抓“党内资产阶级”、“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主要罪状就是利用特权搞腐败。众目睽睽之下，那时的特权收益比现在少得多，在干部比普通社员多付出的10镐中，平均起来，特权未必能抵偿两三镐，缺口依然存在。
地主和资本家都有足够的动力监督雇工的劳动，正如雇工也想方设法逃避监督一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双方对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构成均衡，维持着经济的运行。但是，地主资本家监督管理的动力来自剩余索取权，监督带来的收益完全归他们自己，亏损也要由自己承担。这种物质利益的奖惩机制是有效的，但被视为资本主义道路。在大寨模式中，干部监督管理的收益全归大众，他本人的收益主要来自精神和社会地位方面的荣耀。那么，干部的社会地位、当干部的精神愉悦和指挥别人的荣耀能不能补偿那些额外付出呢？这就因人而异了。
前任队长，开头觉得还能补偿，干得时间长了，荣耀和地位带来的愉悦淡化了，就觉得难以补偿了。干得越久，与怠工和占小便宜的社员的冲突就越多，对人性和自己的服务对象就越失望。最后，原来还有几分的同情心和责任感消磨殆尽，轻蔑和愤懑越来越重。队干部找我撂挑子的时候，往往会撂下一句狠话：“这帮东西，饿死他们也不屈！”
新任队长，支撑了大半年后，荣耀感同样淡化了，对前任队长缺少担当的义愤消失了，儿子又进公社农机修配厂当了工人，继续当干部的利益相对下降，于是，遇到一点小麻烦就辞职了。最后我请出一位有残疾的中年人接替他当了队长。如果我继续熬他，未必不能再使他撑半年，但我失去了熬他的兴趣。
和那些辞职的干部一样，我对人们的一般看法越来越坏，温情越来越少。开始，我希望自己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生活得彼此分不开，想他们之所想，急他们之所急，努力去热爱人民。当干部不过一年，有一天，偶然和其他公社的先进知青聊天，说到社员偷懒的现象，我咬牙切齿地冒出一句：“一群牲口，恨不得拿鞭子抽！”话一出口，心里一惊。我这是怎么了？本想热爱人民，怎么反倒滋生恨意？本想当人民的勤务员，怎么心里成了奴隶主？我隐约感到有什么地方出了毛病。
六、反向改造世界观
这又扯出了我心里的一个漏洞。队委会激励机制上的缺口，由我这个一把手负责填补。我凑凑合合地补到60分及格的水平，但我心里的缺口谁来补呢？
按照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的要求，“对工作极端地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极端地热忱”，这个漏洞似乎可以自我填补。就好像饿了要吃，渴了要喝一样，热爱人民就去为他们服务，从而得到自我满足。但在我的感觉中，这种纯情感的东西，在与工农大众的冲突中会逐渐冷却，缺口越来越大。靠爱和情感补不上。
我们村流传着一首顺口溜：“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缝个大兜兜。”描述了众人踊跃占集体便宜的场面。如此描述有些过分。我的印象是，在正常年景，五分之一偷，五分之三搂，五分之一不偷也不搂。每到偷窃收益最高的季节，队委会就推出我当一个月的护秋员。我是外来的愣头青，敢得罪人。几个月护秋员干下来，每天想贼防贼，练出了一双贼眼。我每隔三五天抓一个贼，创造了我们村看秋历史的最佳战绩。所谓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就在这种检验和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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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之中，我的世界观悄然转变。多年之后，我接触到西方经济学对人的基本假定：人们理性自利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这个说法让我眼前一亮，好像揭去了看秋练出的贼眼的最后一片蒙子。
现在回首往事，我才意识到自己的世界观确实得到了改造，只不过和毛主席指引的方向截然相反。在贫下中农的教育下，我的眼睛和眼中的世界彻底改变了，从醉眼陶然的一片粉红，变得越来越像老鼠，善于在黑暗中发现利益和危险——贼眼贼亮。
回顾对农民感情的变化，我还有一个惊奇的发现：当年的愤恨现在又变成了赞赏。过去，教条把工农大众描绘成精神最干净、关心集体、大公无私的圣人集团，抬高了我的期望值，一旦失望就滋生恨意。现在，高调的意识形态转变为人类理性自利的假设，期望值已经降低，对理想社会的憧憬也变成了对利益制衡体制的信仰。此时心态平和，把千方百计追求个人利益的行为视为当然，发现一点自我约束也知道珍惜。再看农民与管他们的人斗智斗勇，包括当年与我斗法，妙手连发，不禁欣赏起他们的反抗策略。由此看来，现实主义培养同情和温情，理想主义反倒助长仇恨。
顺便提一下，我对工人阶级的感觉比对农民更糟糕。1974年，我曾在当时最革命的石油战线当过一个月的翻砂工，发现工人们每天只干三四个小时的活儿。我多干了，就有热心的师傅劝我注意群众影响：你这样干可能提高定额，连累大家，群众会对你有意见。后来我在大港油田干活儿，以中上等速度干两个小时，师傅就过来制止我们，说一天的定额已经完成。我大惑不解：号称最先进的领导阶级为什么也偷懒怠工？多年之后，我看到刘少奇在安源煤矿组织罢工的经历，工人得势之后，每天只干半天活，整得公司承受不了。李立三在路口拦截工人，不许他们早下班，工人就骂他是资本家的走狗，还动手打他，气得他大哭而去。刘少奇为此苦恼很久，还请教了来访的美国共产党领导人，大家都不知如何是好。
跳出教条之后，我才闹明白一个浅显的道理：工人农民和地主资本家一样，每个阶级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种互相冲突的追求构成均势，社会因此正常运行。确实有自觉精神这种东西，但仅靠某个阶级的觉悟和自律是不够的。任何一家独大的格局都会损害全局并最终伤及自身。这种来自生活经验的认识就是我转而信仰利益制衡体制的根据。
随着世界观的悄然转变，我的浪漫情怀越来越淡，理性和算计深入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