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11期-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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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时认为，人们的经验和思想不相吻合时，形成改变意识形态的动力：“如果主导的意识形态试图让人民将公正想象成与现存规章同样久远，进而从一种道德意义上服从这些规章，那么一种成功的、对立的意识形态的目标则让人民相信，不仅明显的不公正是现存制度固有的一部分，而且一种公正的制度只有通过个人积极参加变革制度才能产生。”（《经济史上的结构和变迁》，第55页）这几乎成为一种历史演进中的社会关系的悖论，即要约束个人行为的最大化就不得不优先考虑社会行为的最大化。　
　　问题在于，如果意识形态与现实经济变革不相容，则会阻碍经济发展。这是因为，首先，意识形态的滞后会增加社会交易费用。其次，在形成利益集团的社会现实中，意识形态摩擦会增加社会动荡和社会运行费用。而从更宽泛的角度来考察，意识形态的滞后所引发的信息阻塞会损耗社会资本和社会信用，大量消耗经济资源而没有带来相应的社会效益，尤其是强化垄断性分利集团的地位，扩大信息不对称，从而制约经济发展。提高社会运行的信息成本实质上就是提高社会运行的交易成本。难怪诺思告诉我们：“经济组织和利益群体是一定制度框架所提供的机会集的结果。由此而导致的外部性反映了规则、补充的非正规制约和作为制度框架结果的组织成员利益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道格拉斯·C．诺思：《制度、意识形态和经济绩效》，参见《发展经济学的革命》＇美＇詹姆斯·A．道等编著，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21页）如何认识和把握在中国广播体制嬗变的过程中，各种规则、潜规则和利益结构的社会关系；如何根据社会主体的发展现状修正制度安排，把资源稀缺性、技术机会与社会成员的认知爱好和信息偏好相结合，进行重新配置经济机会和重新分配经济优势的制度交易；如何在体制变迁的过程中不仅仅着眼于扁平单一的商业机制，而是在重新界定产权关系的过程中建构政治权力的合法性等等，上述这些问题脉络是这本著作的主要内容，这不仅引发我们继续深入探讨的浓厚兴趣，并有希望成为传播学研究上的一个具有坐标性质的学术积累。　
　　　
　　（《动力与困窘：中国广播体制改革研究》，邓炘炘著，中国经济出版社2006年9月版，48。00元）　
从梁祝传说的结尾看民间故事的生长机制
施爱东　
　　梁祝故事经由故事、戏曲，以及各种说唱文学，传遍大江南北，甚至韩国、越南等地也广为流传。前三两年，浙江宁波、杭州、上虞、江苏宜兴、山东济宁、河南汝南等地曾经为了谁是“梁祝之乡”打得硝烟弥漫。2005年尾，梁祝故事被列入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更是声名大噪。　
　　民间的口头叙事从来没有定本，它在每一个地方、每一个环节都有滋生新奇情节的可能，总体上表现为无限的丰富多样和生命树般的枝繁叶乱。要是你有兴趣和我一起来分析一下梁祝故事的演化和生长，你就会相信，民间文学本来就是多元发生、无序生长的，它与所谓“历史”、“故乡”之类的概念八杆子打不到一块。　
　　　
　　一、故事起源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梁祝故事起于东晋。但此说是从钱南扬《祝英台故事集》一书中搬出来的。钱氏本人反倒并不肯定此说，只是姑且做个假设。学界拿着鸡毛当令箭，你说我说大家说，慢慢地似乎成了定论。　
　　“东晋说”的主要依据是，清代翟灏在《通俗编》中引了一则唐人张读《宣室志》的记载，说梁祝死后，东晋丞相谢安曾为祝英台请封。翟灏显然是在造假，因为他不了解《宣室志》只记唐人的“现当代”故事，根本不可能记载“东晋丞相”的故事，所以卖了偌大个破绽。这条材料显然是靠不住的。　
　　据说另一个有力证据是明末徐树丕的《识小录》，该书说《金楼子》和《会稽异闻》都载录了梁祝故事。《金楼子》是梁元帝所作，成书较早，可以支持“东晋说”，但此书在明代初年就已湮没，而徐树丕卒于清代康熙年间，徐氏怎么可能看得到《金楼子》？而从《永乐大典》等各种现存的《金楼子》存目来看，并没有关于梁祝故事的记载。至于《会稽异闻》，连书名都不见信录，更不用说书本身了。　
　　南宋张津《四明图经·鄞县》说唐代的《十道四蕃志》中记载了梁祝故事，但《十道四蕃志》早已不存，更不可考。也许有人还可以找出别的证据来，但是，目前所有指认为宋代以前的证据，无一足信。我们确切知道的，最早记载梁祝故事的，就是张津本人。　
　　同是宋代的《舆地纪胜》《四明志》等相关著述也有片言记载，但所提供的信息没有超出张津的《四明图经》。可见有宋一代，梁祝故事尚在十分简陋的阶段。到了元代，袁桶延祐《四明志》还是持张津的说法，在后面加了一句“然此事恍惚，以旧志有姑存。”可见到了元代，此事仍然“恍惚”，说明故事在元代还并不很盛行。　
　　　
　　二、梁祝合葬　
　　　
　　早期的梁祝传说非常简单，在南宋张津的《四明图经·鄞县》中只是说，“义妇冢”是梁山伯祝英台同葬之地，两人小时曾经同学三年，而梁山伯不知祝英台是女子，可见这是两个非常朴质的年轻人。　
　　这说明在南宋的时候，故事的结尾还仅止于记载祝英台有“义妇”之名，以及梁祝二人“同冢”——这是梁祝传说最原始的结尾，没有多少传奇色彩。当然，也有学者认为梁祝传说早在东晋就已经成熟了，但这些学者所依据的材料都有问题，本文不予讨论。　
　　那么，祝英台为什么会得到义妇的封号？她与梁山伯是什么关系？他们为何同冢？张津以及其他早期的载录者均未作具体说明。也许当时民间已有相关传说，也许成熟的情节尚未产生，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张津简单的记载留下了许多尚待回答的问题。　
　　在民间故事的流传过程中，只要故事中存在问题，就一定会有人试图用相应的情节来回答这些问题。　
　　到了明清以后，见于文字记载的梁祝传说骤然增多，故事情节也丰富起来。这里我们只讨论故事结尾处的一个问题，即这一对青年男女为什么会同葬在一起？　
　　我们发现，不同地区的故事讲述人在解释梁祝“同冢”的原因时，会有不同的说法。根据现有资料，主要的说法有三种。　
　　合葬说：山东济宁的说法是，梁山伯葬后，祝英台哭死在梁山伯墓前，“世人感念祝英台的情义，经多方商议，决定把她和山伯合葬。”浙江宁波的说法是，“人们为了纪念梁祝保境安民的功德，就把他俩的墓迁拢，合葬在一起。”而河南汝南一带则称祝英台即将殉情时，“嘱家人葬于梁山伯墓东边……隔路相望。”　
　　阴配说：浙江鄞县、慈溪等地的说法是，梁山伯为官清廉、一心为民，最后死于任上，当地百姓苦其生前尚未婚配，就为他觅得一才貌相当的早逝女子祝英台，将他们阴配同冢。另有一种说法是，后人在为梁山伯掘地造墓的时候，从墓地挖出署名祝英台的墓碑，于是顺水推舟将他们阴配为夫妻。　
　　投墓说：此说流传最广，一般是说祝英台哭坟的时候，梁山伯的坟墓突然裂开，祝英台跳入墓中，所以他们同葬在一起。　
　　现在，我们抛开合葬说与阴配说，就从祝英台投墓开始讨论。投墓之后，可能产生两类问题。　
　　一是逻辑问题。如果现有的故事情节还存在不能自圆其说的环节，需要进一步解释和说明，我们就认为这个故事有逻辑问题。比如在祝英台投墓之后，还会有许多疑问：祝英台的投墓行为是否合乎伦理规范？为什么一个私定终身的女子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还能被旌表为义妇？　
　　二是情感问题。如果故事不能在感情上满足民众的心理需求，我们就说这个故事有情感问题。“投墓”是一出爱情悲剧，美的事物遭到毁灭，老百姓自然不甘心，于是就有了情感问题。　
　　无论逻辑或情感的问题，都会形成与受众心理期待之间的落差，需要增补新的情节来消解这种落差。而不同的故事讲述人会选择增补不同的情节。　
　　于是，形形色色的人，各有各的口味，就会增补形形色色的新情节。如果我们把一个故事看做一棵生命树，把每一个新情节当做一根新生长的树枝，就会发现，生命树的每一个关节点上，都会生出新的树枝，而树枝的生长方向，也是杂乱无章的，几乎朝向了所有可能的方向。　
　　　
　　三、祝英台投墓　
　　　
　　祝英台投墓之后，还会产生许多问题，这里我们只选择一个问题来讨论：作为祝英台未婚夫的马某，在未婚妻跳进别人的墓地之后，会有什么反应？　
　　我们统计了一百零二个梁祝传说，发现马某可以有这样六种反应：　
　　1。不作为；　
　　2。挖开梁山伯的坟墓（掘墓）；　
　　3。追入阴曹地府，继续展开夺妻斗争；　
　　4。变成了苍蝇之类的小昆虫；　
　　5。吓成了红脸；　
　　6。殉情自杀。　
　　以上六种情节基本上穷尽了可以想象的马某的所有可能的反应。每一种反应，都要增补相应的情节。我们选择第二种反应，即“掘墓”来讨论。　
　　我们知道，掘墓之后，又会产生新的问题。比如：掘开坟墓发现了什么？或者，掘墓的后果是什么？在我们所讨论的故事中，掘墓之后，又增补了这样一些情节：　
　　1。蛇护墓穴，吓退掘墓者。比如，掘墓发现“两条大蛇”或“数不清的大蟒蛇”，马某被吓退或者吓死。　
　　2。马某找到尸骨，进行报复。“他掘开坟墓，找到许多尸骨，便四下抛散，不料那些尸骨重新聚拢在一起。”　
　　3。梁祝发生尸解。如“只见两块青石板，其他一无所有”、“不见尸体，只见两个白色的鹅卵石”、“墓掘开了，里面只有两块粘在一起的石头”。　
　　4。梁祝化为双飞物，在另一世界得到永生。比如说梁祝化成一条白蛇和一条青蛇，“双双腾空驾雾飞去”，或者说，“两只鸳鸯鸟从里面飞出”、“只见得一双白蝴蝶飞出”等。　
　　限于篇幅，我们只选择关于“尸解”的故事来讨论。采用这种讲法的故事有4则：　
　　其中一则故事认为，主人公的灵魂已经飞升了，石头只是坟墓中的遗留物。故事把尸解与化蝶的情节拧在一起，并且说明“这时才知道那一双白蝴蝶，就是它俩的化身。”梁祝化成蝴蝶跑了，两块青石板就变成了没有任何意义的东西，无须进一步交待，故事就此结束。　
　　另有三个故事认为石头本身就是梁祝的化身，那么，对于作为梁祝化身的石头的命运，故事就必须有所交待。　
　　首先，马某一定会想办法分开这两块石头。而石头（代表梁祝）被“分开”又产生了新的事件，一定要增补一个有关“结合”的情节才能消解。因此，有两则故事说，那两块石头最后变成了两棵树（或竹子），根连根，桠对桠（或缠在一起）。流传于福建漳平的一则故事则说：两块石头分别变成了杉和竹，人们把杉做成木板、把竹做成篾，用篾来箍板制桶，这样，它们又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了。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故事是可以不断生长的，只要有问题，就一定会催生新的情节来解决这些问题，不同的故事讲述人所选择的解决方案则千差万别。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故事的无序生长，我们还可以通过列表来说明。　
　　我们选择一个样本较少的类别：祝英台投墓之后，有一类故事说，马某跟着跳进了坟墓，或通过自杀追至阴曹地府，向阎罗王告状，跟梁山伯“打阴司”。这类样本只有6篇，但已经表现出了明显不同的情节走向：　
　　　
　　表中我们可以看到，在每一则故事的最后，梁祝总是“白头偕老”、“荣华富贵”、“回归天界”，得以“大团圆”；而马某或者是“化身另物（多为丑陋事物）”、或者是“还魂另娶”（多强调娶丑女）。最终有情人终成眷属，反面人物得到恶报，所有问题得到解决。　
　　　
　　四、情节的“最优化”与“模式化”　
　　　
　　那么，在各种各样的说法中，是否存在一些占主导地位的说法呢？　
　　我们知道，每一个讲述者的每一次讲述，都是一次创造性的发挥，都生产了一个独立的文本（异文）。但是，并不是每一种异文都具有传播的价值。与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一样，在故事的传播过程中，适合于大众传播的情节被选择性地保留了，不适合大众传播的情节则被淘汰或被改造了。自然选择的理念不仅适用于生物学与自然科学，同样适用于许多社会、文化领域，包括故事学。　
　　一方面，我们强调情节的生长是随机的、无序的，另一方面，在对梁祝传说的考察中，我们发现几乎所有异文的结局都出现了“大团圆”倾向。通过对样本的统计分析就可以看出，无论最终梁祝是化生、还魂、尸解、转世，还是魂归天国，总是以“团圆”这一理念作为旨归。　
　　假定我们讨论的起点是“英台投墓”，而终点必须指向“团圆”，那么，问题就突然变得有趣起来。我们可以把问题抽象为：由一个共同的起点，经由不同的路径，要到达一个共同的终点，在这些路径中，谁会是最优选择？　
　　这显然是一个“最优化问题”。根据最优化原理，我们可以把多阶段决策问题的求解当作一次连续的逆推过程。在我们的讨论中，即由“团圆”这一终点，一步步向前逆推到“英台投墓”这一起点。　
　　第一步，以梁祝的存在状态而论，他们“团圆”的途径只可能有三种。　
　　1。灵魂团圆　
　　2。肉身团圆　
　　3。化身团圆　
　　我们找不出第四种状态。我们的目的，就是要穷尽所有的可能性对其进行讨论。　
　　第二步，在上述三种状态中，还可以各自配套出最优的情节。　
　　1。灵魂团圆在民众的想象世界中，只能存在于两种空间：或者在天国，或者在阴间。　
　　阴间常与地狱产生联想，就民众的感情意愿来说，让梁祝留在阴间显然是难以接受的，不能成为最优选择。所以，几乎所有讲灵魂团圆的故事，都把团圆地点选在天界。　
　　2。肉身团圆从逻辑上说只有两种可能：或者死后还魂于肉身，或者本来就是“假死”。　
　　关于假死，只有浙江宁波的一则故事，讲述祝英台的三阿哥为梁祝二人策划假装投墓，继而掩护他们私奔。策划假死需要众人进行许多前期准备工作，还需要打雷闪电等天气状况相配合，而且从逻辑上说，既然决定私奔，早就可以走人，无须把事情弄得这么复杂，所以，假死说不会成为最优选择。从文本统计来看，肉身团圆明显以还魂说为主。　
　　3．在化身团圆中，关于梁祝化为什么，各地讲法非常多，计有蝴蝶、彩虹、鸳鸯、并蒂莲、蝙蝠、两条蛇、两块石头、两棵树、竹子和树、映山红、蚕、蛾等等。从形象上来说，化身为蝴蝶、彩虹、鸳鸯、并蒂莲显然比化身为其他东西等更具有美好的象征意义，因而出现的概率理应大些。但是，鸳鸯和并蒂莲并不是各地的常见物，许多人从来就没见过这些东西，不够直观形象，因而在传播过程中，很容易被置换为人们更熟悉的事物。从统计数据来看，蝴蝶说与彩虹说的出现频率是